クビライの挑戦
1995
东京：朝日新闻社
杉山正明
无
第17回（1995年） サントリー学芸賞・思想・歴史部門受賞
无
客观地看历史，也许正是作为一个半旁观者的日本学者的优势。在史学研究中，传统的中华本位的思路固然在教化、归向上更胜一筹，从本民族的角度上也更容易接受，但很明显在很多问题上便容易失之偏颇。当然，我觉得这种思潮在中国主流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亦有其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毕竟中国长久以来便习惯于一个相对与世隔绝而又自成体系的世界。历史上，在大中华文明圈里，中国从来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充当着文化、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主导者和支配人。而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的中国人，自然容易视中国为正统，视蛮夷为无物。殊不知但凡持有同一共同文化与血统的族群，同样持有相同的优势与劣势。而这些优劣很大程度上便决定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血统、文化教育和社会状态。既如此，周边各民族便同样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央在大力提倡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恢复各民族语言教学的意义所在。正所谓各领风骚数百年，不同民族的优势往往要放在不同的时代、地理、政治背景下方可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正如属于英国的辉煌便只有近代十八九世纪而已，而日本亦到了近代方才逐步让世界看到其优势与强盛。纵使中国较为稳定的民族演变史，实际上亦暗含了不同地方势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一个朝代的建立，亦往往住依托于其背后的地方派系，纵使在华夏大地上，亦不仅仅是简单的铁板一块，更不是一以贯之的。同样，作为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蒙古人，更是首次完全吞并了中华文明的异族人，蒙古人必定有相当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地方，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野蛮就可以代替的了的。今天在西方据主导地位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等，在几千年的不也只是一群蛮族而已吗？反观当年的文明人，到了现代反成了“欧猪四国”，成为了懒散、愚蠢的代名词。一个民族的特性，决不是一个野蛮便可以一概而过的。既有人居一地，便有文化政治共同体之形成与演进，便有其民族性之发展与进化，从而便有我们学习与敬佩的价值。
这本书在看蒙古史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既不像明代史书中将其作为一个正统的汉化王朝而划入中国历史，亦非近现代一些学者将其作为一纯粹的外族蛮人而加以鄙斥。在这一点上，讲求“温情与敬意”的钱穆先生似乎亦略有偏颇，在他的史学观念中，蒙古人的这个政权似乎仍然是近乎半野蛮的、未开化的落后政权。我想，正是因为中国这样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造就了如此思维的国民，进而诞生了与本国国民、国情相契合的史学家与主流思想。在过去中华正统的时代，这样的思潮赋予每一个中华子民以荣誉感和使命感，培养了无数万里开边、远扬国威的远征战士、无数高风亮节、鞠躬尽瘁的清官廉吏、更有无数受命危难之际，不屈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方才造就了今天统一而强盛的民族国家。但到了近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国民仍然以这样的心态看世界便再不能跟得上时代，更煌论引领时代的发展。在世界和平，共同发展的今天，我们仍然有相当的民众自视甚高，目诸小国为无物，更难心平气和地与之平等相待，纵使比我们强大的美欧诸国，心中亦难掩忿忿之意，总欲与之决一高下服之而后可。之前亦于某处见一语，云中国自古便无外交史，故当今外交手段与智慧仍极匮乏，我想与之亦不无干系。
基本来说，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其中的一些观点在缺乏史料检索的情况下，只能让人半信半疑。不知道是翻译的缘故还是著作本身的问题，我觉得作者所下的某些判定和结论并不能从其所给出的简单的材料中获得，虽然对于元和蒙古时代的东西了解的不多，但是这本书中很多方面的结论还是同曾经所获取的了解完全不同，可以看出作者试图扭转一贯以来被普遍接受的“野蛮的鞑靼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破坏，而这种破坏今日正以某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方式持续影响人类文明进程”这一观点。
其实从我个人国际关系的学术背景角度出发，作者所提出的“蒙古体系”这一看法还是很有新意的，而且也还是很吸引人的。以军事力量为核心崛起，却以贸易和经济力量为帝国发展和运作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其在时间上的超前性以及军事和经济之间关系的互动性本身就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按照作者的论述，以自由贸易和无障碍流通为基础的忽必烈政权在贸易方式、贸易范围、国家间关系、海路建构、货币模式、文化交流、城市塑造等诸多方面都成为了后世模仿的对象，甚至很多的发展达至于西方资本主义鼎盛之前的极致，这无论是在中国史、世界史还是国际关系方面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对西方学者，尤其是作者特别提到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在时间性和解释性方面都是一种挑战。
还是期望看到更严肃的历史著作，因为作者的结论在很多方面论证都欠缺充实和严谨，再就是翻译做的的确不是太好，有几处存在明显的语病错误和不通顺之处。既然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主打书系，就应该以更为专业的水准来打造。
从窠臼里跳出来往往能看到权威和主流无法洞见的历史真实。由于对蒙古人或少数族群的偏见，由于进入蒙古学殿堂的门槛太高，由于有个性卓识的学者向来稀少，蒙元史的研究一直遭遇很多无奈的局面。
作者就是想扭转很多人对蒙元史和世界史的误解，这需要勇气，更需要领悟。为什么其他王朝做不到的壮举蒙古人做到了？很少有人去思考——再说了，又不是汉族王朝，管他的。在信息沟通如此便利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我身边仍有不少人觉得少数民族野蛮落后，这类观念的背后其实就三个字：没见识。好书读得太少，好地方几乎没到过，好念头很少闪现，如此想对异文化有好感是很难的，自身的视野自然愈益狭隘。
这本书颠覆我们固有知识之处甚多，精彩论述让你不忍释卷，需要个人抛开杂念细读才能感受历史的诸多妙谛，蒙元各族大臣的外语功夫和襄阳一战的绝妙策略就是最好的诠释。
美中不足的是翻译总体是看得懂的，但绍介之类的硬译较多，然亦可见作者史识之独特，如果翻译再好一些，足以成为传世经典。
首先,我浅显地认为作者并没有完整了解过中国史与蒙古史.
简单而言，作者把元朝的历史评价与打压当时知识分子的事例挂钩，认为知识分子的打压程度与历史评价成反比，从而推断历史真相被隐藏.然而,中国历史上打压过文人的朝代不只一个，例如明,清,我朝, 然而背这般滚滚骂名的，唯独元朝.
简单的指出作者的几处错误，
第一，当作者为蒙古的屠杀行为辩解时候，只是说明了被屠杀人口数有夸张嫌疑，然而屠杀了和没有以及屠杀了多少是三个概念。罪犯说自己没有砍死人不代表他没有砍人。对于屠杀实情可见“元史”中带屠之字句达十多处“木华黎攻密州，屠之。”“木华黎克岢岚、吉、隰等州，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 何况当时战后中国人口数量户籍数锐减也是可见。
第二，作者认为忽必烈征阀宋朝时没有过多的抵抗，甚至接城之后井然有序. 我认为这个是很可笑的。当然在作者的史书谎言论的基调上我无法反驳，作者可以否定史书，可是他用什么来解释钓鱼城这类历史见证的存在？难道那些遗迹也都是后入伪造？第三，作者说那时候没有带歧视的等级问题，作者是否知道朱元璋本名朱八八父亲名叫朱五四. 一个人用数字代号做名的社会。第四，作者书中提到，元朝之所以被人丑化是因为它弃用了科举，弃用了文人精英来管理国家，事实上国家没有这么糟糕。这是一种怎么样神奇的逻辑，从汉朝举孝廉到九品中正再到后来的科举，这些都是为国家选拔所做，甚至这些制度到后期都出现了无法为国家选取合适人才的问题。作者认为这些制度不重要，废弃无所谓，对元朝的负面影响只是招致了文人对元朝的嫉恨。我却认为作者太小看中国文人的胸襟。政府乃国之重器，一个无能的政府断送一国之事比比皆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乃是根本。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为何元朝是个如此短命的王朝。作者不排除是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大元帅体制的忠实拥护者.
最后一点，全篇无任何的资料文献支持，作者作为学者，写书不应该这样不严谨。且, 不论作者书中论点是否得当，就连文中论点论据是否抄袭，读者也无法知晓.
林弥生/文
在《白银资本》和《大分流》这样极具颠覆性的著作产生之后，无论读到何种强调东方世界作用的文字都不应该觉得惊奇。这类作品告诉我们，我们曾拥有比欧洲世界更多的财富，也曾拥有足以和西欧相抗衡的经济实力，只是在1800年之后才逐渐和他们拉开差距。为此，我们曾将近代的磨难归咎于乾隆的短视，也曾埋怨“西方的强盗行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事实远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简单而富有悲剧意味。因此，黄仁宇会将近代问题归因于中国传统中“数目字管理”的缺乏，黄宗智则将关注点放在农民的生计上。他们也许都未曾想过，假如现代历史不是以我们所知的那样出现，一切又将怎样？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那里，一个由大航海时代开启闸门的、以西欧为中心的生产与流通体系的建立，是现代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成为一体的基础。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则针对此观点，认为忽必烈建立的元帝国已经率先建立了一个世界体系，将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广大地域组织成了一个经贸的整体。他在《忽必烈的挑战》中就元帝国的产生及其对世界性通商的影响展开了论述。作为该书的核心论题，他从都城营建、征服南宋、海上称雄、商路建设、商业管理、货币改革等方面试图论证以元朝为中心的世界商贸体系的存在。当我们还在争论元朝究竟是北族政权还是中原政权的时候，他的眼界已经超越了“华夷之辨”这个层次，开始关注世界史领域中的蒙古历史，这正是《忽必烈的挑战》最大的价值所在。
这个蒙古世界体系为何能够产生？杉山氏认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忽必烈巩固汗位的需要。在他的解释里，忽必烈在汗位之争中完全是篡权者的形象，为了获得各汗国的认可，他需要像以前的蒙古大汗一样，不断地为他们提供财富。最终，他建立了一个以“首都圈”为核心，横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大帝国，将蒙古的军事力量、中原的农业经济和穆斯林的商业文明结合起来，让蒙古在世界历史上从征服者转型为统治者与经营者。可以说，杉山所说的具体史实，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但我们运用这些事实去搭建的解释系统则与他截然不同。仅就军事、经济与商业的结合而言，有时被归纳为元朝迅速走向腐化的原因，有时被概括为“内北国而外中国”，而忽必烈开创的“两京制”，也被解读为“草原本位”或“草原中心”。杉山则将这些事实与汗位争夺战联系起来，为我们描绘出一个世界体系的雏形。
以往我们说到元明时代中国对“世界”的作用时，常挂在嘴边的是马可·波罗的游记和郑和的航海旅程，但对二者的意义则很难做太多的阐发，因为看上去它们和后来的世界并无太多关系。杉山氏则告诉我们，这两个案例都只是忽必烈所搭建的世界体系中的产物，是这个体系下的细节。这样一来，我们的世界形象一下子伟岸起来——尽管杉山同时也提到，元帝国并不是一个“中华王朝”。
有关元朝是否具有中国属性这一问题，历来就存在争论。而在明初编纂的《元史》中，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完全是中原皇帝的做派，而且忽必烈本人对汉地文化与制度的兴趣也是读史者所习知的。以往由于文化本位观的影响，常有将元朝摒弃于中国历史之外的观点出现，但元帝国所具有的浓厚的中原气息总是不可否认的。站在汉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我们可以说元朝存在“汉化迟滞”的现象，而若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的角度去观察，我们也可以说，日渐增强的中原色彩，让元朝原本鲜明的征服王朝特征逐渐褪去。
王朝属性问题，对世界体系的有无并不存在支持或否定作用，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如果真的在忽必烈个人的政治需求下建立了一个以蒙古为主导、以元帝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那么为什么忽必烈采用如此复杂的方式，而不是更为简便的其他手段来供给各汗国财富，比如掠夺战争或高额征税？杉山笔下的忽必烈，更像是现代经济学家笔下的理性经济个体，一个指挥全局的总设计师，而非一个马背上的皇帝。他和他身边的“策士”们居然能够动用各种手段，比如杉山所强调的蒙古铁骑、汉地物产与穆斯林商团，并大费周章地利用运河、开辟海航、改革币制，以求在商路所及之处获得财富，并维持元帝国在这个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未免有点不可思议。即便是最精明的阿拉伯商人，也不可能提出这样一整套的政策性与制度性方案，说得极端一些，即便是现代中国，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建立一个如杉山所说的世界体系——哪怕只是第三世界范围内的——也不可能，何况是忽必烈？
另外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忽必烈因为个人原因建立了一个世界体系，那么在以后的元朝皇帝那里，令它能够维持下去的动力又是什么？在前现代的王朝中，决定一种与政权关系密切的事物是否能够存在的，更多时候是政策，以及政策制定者的态度，而非一个并不存在的、能够自己运行的制度。元朝皇帝的更换频率极快，除了忽必烈和末代皇帝元顺帝，其他人在位时间少则一年、多则十几年，且政争不断、政策变动频繁，所谓的世界体系如果真的存在，其持续存在的政策性或曰政治性原因在哪里？杉山将蒙古世界体系的崩坏起始时间定在一三三零年代，认为蒙古帝国联合体从这时开始瓦解，而对元朝内部的皇位更替与政策变化所能产生的影响则未置一词。
在另一个地方，杉山强调了元帝国死刑判决数量极少的情况，似乎将之作为可赞扬的事情，而这种政策性现象，正是学者们将元朝看做“罪犯天堂”的重要论据：伴随着低死刑率的，并不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而是高犯罪率。这种有些天真的误解，不知是否和忽视元朝政治动态有关。
在对蒙古的世界体系进行评估时，杉山有将这一“世界体系”产生的影响放大的做法。他以“大明可汗”为论据，认为这就是世界体系的残留影响。不过，在邦交方面，沿用前朝旧称稍加改作的形式，在新王朝建立之初时往往会出现，而且即便这称号被长期使用，比如唐代的“天可汗”，所体现的也只是中原皇帝在宗藩关系上的主导身份——周边各邦共同拥戴的“可汗”，而非某个跨国体系的主导者。
另外一个将“世界体系”作用放大的例子是对明成祖朱棣的评价。杉山认为明成祖迁都北京、对北元进行征伐之举就是想要“重现大元汗国”。明成祖迁都与北伐的目的，吴晗就曾做过研究，其他学者也有过相关论述，其目的应该不是重现元帝国，而是尽可能地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杉山又以明成祖的身世传说为例，认为人们传说他是元顺帝之子并非没有原因，正是因为他想要建立元朝那样的大帝国才会如此。如果我们注意另一个有趣的传说就会发现，这个观点实难成立。在传说中，元顺帝并非蒙古后裔，而是宋恭帝的私生子，这和秦始皇的身世传说有些类似，目的都在于否定其继位的合法性并贬低其出身。而明成祖的身世问题与此相类似，但一定程度上是与其伪造身世、令后人遐想有关。
既然所谓蒙古的世界体系是否存在非常令人生疑，其阅读意义又在哪里？在我看来，这是东亚学者在欧美学术范式下对其自身历史的审视和对现代起源的解释。
现代世界究竟为何出现，以怎样的形式出现，是很多西方学者探讨的论题。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都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现代世界产生的原因。对这些理论，东亚学者也日渐在反思中进行回应，比如余英时就以《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来回应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同样，杉山氏也以《忽必烈的挑战》来回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余英时通过研究中国宗教与儒家观念在中唐以后的世俗转向，对所谓“商人伦理”进行了剖析，使用韦伯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前现代社会晚期的历史进行考察。杉山在研究取向上和余英时极为相近，使用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基本界定，从东亚世界寻找与这一学说相契合的因素，再以此对沃勒斯坦的观点进行反击，正是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他们的研究都没有方法论的创见，只有将东亚事例与西方理论结合的试验。这种试验本身并不成功，而且都有将案例抽象化和误读的表现，但他们也通过这种试验证明了一个问题：在明显从欧洲经验出发，对现代性进行解释的理论下，试图以东亚历史去迎合这些理论的工作本身也是对欧洲经验的一种默认，且只能使对东亚历史的解释落入欧洲中心的陷阱。现代国家从欧洲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且是一种偶发性现象。偶发性就意味着欧洲出现现代化进程时东亚世界并未出现类似的反应。如果一定要在并未发生的历史中寻求欧洲经验，无异于缘木求鱼。
更重要的是，用东亚历史去做欧洲经验的注脚，会抹杀东亚历史本身存在的特征。就以《忽必烈的挑战》为例，沃勒斯坦所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是以西欧经济发展为前提，以海外开拓为动力，以形成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与现代帝国为结果的，而在杉山的论述中，忽必烈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蒙古的世界体系，则是以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汗国为基础，以元帝国的各项措施为手段建立起来的，一个强大的前现代帝国的出现不是结果而是前提，政策性因素也成为非常重要的支撑，这和沃勒斯坦的理论模型本身就存在差异，而杉山本人对此似乎并未特别注意，而是将笔墨更多放在描述蒙古世界体系的辉煌这一点上。也许，重视元帝国本身的特性，重视元帝国、阿拉伯世界及欧亚其他地区在商贸交往上的复杂关系，会发现一个真正的前现代体系，如果它真的曾经存在过。这样，我们就可以给《白银资本》和《大分流》写一个“前传”，探讨大分流时代到来之前的东亚世界。
当我想买台湾繁体版之时，《忽》的简体版刚上市不久，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后者。所谓图书，历史文化书籍不但要有详实的文字，还应搭上各种配图才算合格，这样阅读起来不至于盲头乌蝇般胡乱猜测地理环境，柏杨先生也对此多次强调。
读罢该作，书名的“挑战”二字似乎是为历来所谓的“正统”而发出的。自古以来，华夷之防尤烈于洪水猛兽，亿万华夏子民绳其祖武，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向来自视甚高，对胡夷文化嗤之以鼻，视作野蛮落后，却又在世界文明一体化的进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异域文化消化吸收，化为己用。
元朝是第一个异族一统天下的大帝国，不管怎样，对自命为前朝遗裔来说，那是一道在心底深处不断渗血的伤口。正如作者所提及到，蒙元在忽必烈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史前未有的大帝国，如北魏、辽、金等异族朝廷都未能成就的大业，缺乏前车之鉴，要实行各种新政尤为艰难。
黎东方先生也曾说过，要研究蒙元史着实不易，相信很多学者都认同这点。也许是心理创口太深之故，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似乎我们对蒙元史的考察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研究蒙元史光通一种语言是行不通的，史料文献的语言驳杂不一，汗牛充栋，要厘清个中千头万绪，非超魄力的学者治史而无功。
国外研究之所以值得重视，无外乎方法、观点较为新颖，最重要的是用旁观者的角度可能更为客观、明晰。姑且勿论作者籍本书能否消除过去人们对蒙古铁蹄种种负面观感，最起码书中所提到很多论点都引人深思，特别是第三部分，推荐一读。
作为业余历史爱好者，只是零散读过一些宋元史方面的文章，这里不敢从史实论据的角度妄加评论，毕竟作者多少也敢自称美国大学里的文献资料根本不够他用的（大意），所以，这里只打算从普通阅读的角度表达一下感想，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日本人的历史观虽然总体上来说有点奇怪，但也可说正是他们自成一派的研究的价值所在。他们能够脱离简单的东方、西方的本位立场，而且，他们相比我们，倾向于讨论技术性问题而非价值问题，这算是一种优点。本书中关于“蒙古对世界性的自由经济体系建立的贡献”的观点的确因为新颖而充满吸引力，对我们这些处在狭隘历史观的主流环境中的普通人来说尤其如此。
但是，书中的论述性感觉有些欠缺，论据单薄，推导的过程也显粗陋。也许诚如作者坦言的，这本书是其在美国留学期间脱离充足的参考文献的情况下凭记忆写成的，因而在史料引据方面不够充分。不过，既然作者的雄心是推翻先前长期形成的对蒙古帝国历史的偏见意识，自然就不能仅以灌输另一种意识来达到目的，否则就成了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了。
比如说，本书第一章对于蒙古西征期间是否毁灭了欧亚文明这个问题，作者的争辩并不十分雄厚，仅仅从中亚工艺品的延续和坎儿井的维持及破坏情况，就能断定蒙古对中亚的破坏极为有限吗？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推断可以成立，那么比较一下1937年前和1945年后的南京人口，是否也可以论证“南京大屠杀并非那么严重”？当然，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可是逻辑的硬伤是存在的。况且，蒙古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本身性格就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作者为证明忽必烈的建设性，就质疑西征战争的破坏性，实在有些“用力过猛”。既然历来评论罗马帝国的“建设性”时从不避讳毁灭柯林斯和迦太基城这两件事，作者在提及旭烈兀与马穆鲁克王朝发展贸易之前，为什么只字不提他毁灭巴格达的事呢？
第二，突出说明元王朝以自由贸易立国的特点，确实是对我们历史常识的宝贵补充。其中，忽必烈以赏赐形式分配白银予王族，而王族又将其投入穆斯林“斡托鲁克”、并参与分红这种模式，非常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味道啊。可是，这个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经济体系，如何与中原长久以来形成的农业社会相容呢？书中似乎没有解释，仅提到地方的农业税以白银而非实物征收，意在鼓励民间交易。一般来说，近代之前的中国，对外贸易好像很少影响内地的农业经济的自然运转。反之，如果这个现象在元朝依然成立，又如何说穆斯林商人团体深入到了中国的经济体系内呢？
第三，对于元朝发行的纸币（小额的“交子”和大额的“盐引”）这一方面，虽然作者声称过去认为是纸币增发导致通货膨胀并致使元朝灭亡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却没有给出可以让我读懂的解释。含混之处在我看来，可谓到处都有。还有，书中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尚书省”这个经济主管部门的，这里我只能无力地求助大家下面这个问题了：这是真的吗？
最后，在书的末尾，论及蒙元帝国何以快速瓦解、在全球化通商帝国的大业中未尽事功的原因，作者单以14世纪长达70年的大灾难来解释，实在非常可笑。讲到蒙元这个恢弘构想太过领先于时代（说白了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时候，又只用了正反两面纸的篇幅。
上班时间，就抽空写这么些吧，不成体系，希望见谅。也可能因为缺乏常识或是理解力不够，造成疏漏误解，欢迎探讨指点。反正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心中确实有上述的不吐不快，证明读书往往真的是越读越多啊。
首先，多谢赠书啦，由于最近夜读废了，所以读了很慢，真的很颠覆，与其说是忽必烈倒不如说是，按原文，忽必烈及其策士的挑战。全书着重介绍从成吉思汗以来获得的疆土，到忽必烈时，是如何通过经济贸易来发展及控制欧亚大陆，并对元朝，不对，书中应该说的是蒙古帝国的高度评价，对其促进商品长途贸易，将东方的珍品出口到国外，并用了极度先进的思想（就当时而言）融合了东西方。与中国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不同，认为中国自古就是自大的国家，不愿与别人交流。
对元朝时代文人的打压并没有太多书写。倒是大书特书忽必烈帐内伊斯兰群体对国家做出的贡献，为了增大其对忽必烈王朝的赞誉，甚至说明代朱棣实为忽必烈后人，郑和七下西洋也被拉上了忽必烈时代伊斯兰人的后裔之名，说得明朝不过是照搬了元朝的东西而没有任何重大发展，反而修筑长城，不与外交流。连清朝的开元大将也是忽必烈的后人，说得明清也是另一种血脉的延续。
更是把被忽必烈侵入的南宋其实腐朽不堪，元朝的中国只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并无出色地方。
如此颠覆的说法，的确让我阅读的很挑战的感觉，总觉得是否太过异想天开脱离现实了，但也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元朝，或许之后会多看百家对元代的研究，似乎这样才能够全面认识吧~
PS，图书装订不错，很喜欢~~哈哈
敢于出版这种不一样的声音，出版社的确需要赞一个
罗新 发表于2013-08-11 08:16 《东方早报》
最近听到的有关蒙古的消息，是乌兰巴托市中心的苏赫巴托尔广场即将改名成吉思汗广场。过去该市以成吉思汗命名的重要地标主要是一家高档饭店和郊区的国际机场，现在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心广场也要改名了。革命领袖和现代蒙古国缔造人的名字，正从蒙古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象征符号中淡出，而遥远过去的蒙古英雄已然孤峰独峙，显示后社会主义时代蒙古的国家认同建构是多么依赖对历史资源的发掘。如果把视野扩大到中国的内蒙古，你轻易就会发现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城市中心广场竟远远多于蒙古国——呼和浩特、呼伦贝尔、鄂尔多斯、锡林浩特、乌兰浩特、乌海……
最伟大的蒙古英雄没有第二人。不仅蒙古人这样看，在世界范围内，成吉思汗不仅足以当作蒙古的代名词，而且，他甚至比蒙古更有名。
这是八百年来种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内亚史地研究的先驱之一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说过，如果不是因为恰好生在一个适当的时候，以及刚好活动在一个的适当的地理区域，仅仅以成吉思汗的天生禀赋，他本来成不了这么大的气候。这当然比那些一味沉迷在伟人的克里斯玛中寻求神秘历史解释的研究者高明，但其实拉铁摩尔自己也浸润在成吉思汗孤独的伟大传统中：成吉思汗如此伟大，以致于他在蒙古人的历史中成为一个孤独的英雄，一座突兀的高山。
成吉思汗的这种孤独地位，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特别在元朝不是如此。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忽必烈才是蒙古英雄的天字第一号：“大可汗（忽必烈），是一个最智慧，在各方面看起来，都是一个有天才的人。他是各民族和全国最好的君主。他是一个最贤明的人，鞑靼民族从来所未有的。”虽然马可•波罗没有赶上成吉思汗的时代，但他对忽必烈的赞颂，至少反映了那时元朝宫廷和官僚舆论中，存在着把忽必烈描述为蒙古历史第一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或史学实践，在忽必烈后裔失去汗位以后，势必发生重大逆转。成吉思汗历史地位的变迁过程，无疑也是蒙古史的一个有趣的课题，那种把今日成吉思汗独特地位视作理所当然的观念，当然是非历史的。
专业的蒙元史研究者当然不会花心思去给历史人物排座次，但许多学者还是明确表示忽必烈与成吉思汗同等重要。著有《忽必烈传》的李治安教授说：“与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堪称蒙元一代的伟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则以文治著称于天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继承者中最杰出的政治家。”蔡美彪先生说，撰写《忽必烈传》实际上相当于写半部元史。李治安教授的《忽必烈传》的确可以当作半部元史来读。不过，以挑剔的眼光来看，元史是传统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部传记所写的，也还是中国历史脉络中的忽必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样高度评价忽必烈历史地位的杉山正明教授，在其名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史的大转向》中，描摹出一个世界史视野中的忽必烈，迥然有异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元世祖。杉山这部书当然没有写成半部元史，但可以当作十三世纪后半叶世界史的半部概论来读。
学界说起杉山正明，一般都会首先提起他的语文能力，他自己也喜欢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特别是波斯文，用杉山的话说，对研究蒙元史而言，波斯语文献与汉语文献同样重要。他如此高看非汉文特别是波斯文史料，当然与过去研究者偏多信赖汉文文献有关。Morris Rossabi在1989年出版的《忽必烈汗》中，就已经批评研究者对于汉文以外的史料利用不足。杉山把这一批评推向了极致，而且他自己也似乎努力学习了尽可能多的语言。他说：“有关蒙古时代应该使用的史料经典就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且重要的是，东西方专门研究者的工作，都想要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图像。”他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由于“两个文献群各自背负着的巨大文化传统完全不同”，比克服“史料之墙与语言之墙”更困难的，就是跨越“说不定远较前两者为大的意识之墙”。据说杉山的办公室就是蒙元史研究的最佳图书馆，参观者通常会惊骇于如此丰富、如此稀见的多语文史料竟会汇聚在此，也难怪杉山会在书中对哈佛的图书馆颇有微词。
多语文史料的掌握，当然是杉山蒙元史研究的一大特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功就在于他使用了不为他人所知的材料。他的著作里的确有很多出自波斯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非汉文的材料，但这些材料本身并不是由他发掘出来第一次使用的。他的确在不少地方巧妙地利用了多语文史料驳斥旧说或建立新论，但这些材料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并不是那么陌生。在我看来，杉山是在武装了炫人耳目的多语文工具的同时，和许多成功的历史学家一样，也具备极为开阔的知识视野和求新求变的理论勇气，事实上正是后者使他写出了一系列有着独特视角的历史论著。
以《忽必烈的挑战》为例，决定了此书一炮打响的，并不是杉山使用了多少条稀见的多语文史料，而是他在书中以习见史料论述了蒙古时代所开创的世界体系这个亚洲史乃至世界史的命题。他所谈的忽必烈，不仅是蒙古的大可汗，也不仅是元朝的创建者，而是塑造了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巨大范围内新型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人物，而这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忽必烈不仅继续并完成了成吉思汗所启动的帝国进程，他还重新设计和编织了这个帝国的网络，使得东西世界之间的联系不再是偶发的、随机的和间隔断续的，摆脱了古典丝绸之路情怀的东西交流，第一次具有了整体的、持续的和息息相关的意义。这就是本书副标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的真意所在。因此，这本书超越了传统蒙元史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史论述。
读者不难发现，作者为了建立这个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论述，不得不专辟章节批判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说，这便是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社会学家所创建的近代世界体系理论。华勒斯坦认为，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经济存在着以西欧为中心，以西欧以外为层级递减的边缘的结构。中心区域有国与国的区别，国家内部有地区与阶层的区别，某地区内有城乡的区别。中心与边缘涉及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地理关系及垄断与自由竞争的关系。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历程，就是主导世界体系，把全世界各边远地区都吸纳进这个世界体系的过程。世界体系的发端可追溯至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从那以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这个世界体系实现和展开的过程。杉山在书中批评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不确切的体系论”，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辩驳，而只是指出华勒斯坦理论对亚洲历史的关照过于薄弱，过于“图式主义”，在史料和具体论证上不具有说服力，“特别是连东亚与中亚，甚至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及俄罗斯方面，都欠缺基本的历史知识与认识”。因此，给出一个充分考察了亚洲历史经验的世界史论述就变得必要。在浮皮潦草地批评了流行的世界体系论之后，杉山就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体系论了。
有趣的是，杉山对华勒斯坦的批评，不但在学理上无多新意，而且也部分地掩盖了他自己的世界体系的来源。在我看来，杉山本人深受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这本《忽必烈的挑战》不仅写作灵感来自华勒斯坦，而且其具体论述也有赖于世界体系论原有的海上通商、中心边缘、金融网络和分工物流等重要概念。当然杉山并没有掩饰华勒斯坦学说给他的冲击，“这真是一套波澜壮阔的历史论述，……对读者而言真的是有不容招架的压倒性魅力”，而他的回应则是以华勒斯坦的概念与方法，本着“以全球的视野来总括亚洲全体”的目的，建立一套新的世界体系论述。这个新的世界体系，就是蒙古时代以忽必烈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其基本杠杆是蒙古人的军事力、中华社会的生产力及中东和中亚穆斯林商团的营商力。
受到华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冲击的杉山，把这一套分析方法和论述模式应用到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就诞生了本书所表述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观。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以欧洲特别是西欧为基点的，是一种欧洲本位的世界体系；杉山的蒙古时代世界体系，以蒙古帝国为核心展开，是一种亚洲本位的世界体系。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开启于十五世纪末的大航海时代，勃发于十六世纪，前波后浪连绵不绝以至于今；杉山的世界体系则提前至十三世纪后半叶，虽然维持的时间不太长，但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至少间接地影响了十四世纪以后东西方历史的进程，特别是近代世界体系重构的进程。
杉山一方面赞赏华勒斯坦的“（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另一方面指出由于“他不了解蒙古”，所以不知道“国家在其和缓的主导下，拥有组织力主动掌控物流，自身也凭藉通商利润而存立的这个模式，在世界史上忽必烈国家恐怕是第一个”。杉山从多角度论证忽必烈的通商帝国“以世界规模而展开”，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历史论述，这一论述足以借助世界体系这样时髦的理论解说，把忽必烈时代蒙元史的意义充分放大，空间上不仅超越中国史，还超越亚洲史，时间上则不仅超越忽必烈个人的统治时期，还超越蒙元时代，与近代的全球史直接连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写作计划。还不得不说，杉山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他的计划。
《忽必烈的挑战》与杉山其他广受好评的著作一样，可读性、知识性与思想性，堪称圆融完满。杉山著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视野开阔和知识丰富，在欧亚大陆的东西南北之间跳跃来去毫无窒碍，细节叙述妙趣横生。姚大力先生说：“就我记忆所及，他前后写过近十种性质类似、话题或聚焦点略有不同的历史读物，每本都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见2013年1月6日《上海书评》）姚先生所说的“独特视角与新鲜见解”，正是杉山最成功的地方。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他的著作都有或明或暗的理论来历，都受到国际学界某种流行议题的影响或启发，而且都是对这些议题某种程度的回应。在蒙元史领域的学者中，不仅日本，即使世界范围内，他这个类型的也相当罕见。对后辈特别是年轻学者来说，注意到杉山正明这样无时不在标榜语文和语言重要性的成功者，其实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着包括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国际学术新说，并且在自己的写作中接受其影响的同时又积极予以回应，也许会是更有启发的。
当然这不是赞赏或提倡理论先行、以论带史，杉山的著作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他处理好了理论与实证的关系，他的某些著作甚至表面上并没有理论追求，或没有受理论影响的明显痕迹，他挑选的细节才是抓住读者的第一因素。但他能成为如此一个风格独特个性鲜明的历史学家，理论关怀与理论勇气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我不是蒙元史专家，本没有资格判断杉山的世界体系论是否在史学上成立。从一个读者的阅读体验说，我觉得有点浪漫，把机会主义的财富追求说成深思熟虑的经济规划，把沟壑纵横彼此对立的蒙古政治说成共享帝国成果的太平世界，多多少少，是证成并拔高了他自己批评过的Pax Mongolic。杉山笔下的忽必烈，对西起地中海东至太平洋的广大世界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能够制作超越时空局限的经济与政治的战略安排，总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惊讶。那样的历史人物是难以理解的。当然，《忽必烈的挑战》所论述的蒙古时代的世界体系，多大程度上是杉山发现的，又在多大程度是他发明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能够挑起这个话题，这本书就已经成功了。
我对忽必烈的兴趣当然与我自己的知识局限直接相关。接着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问题，即忽必烈与成吉思汗的历史地位的比较，我想，先不管当时及后世的评价（那必是各执一词、言人人殊的），我们应该看看忽必烈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历史地位是如何预期的。
忽必烈对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在漠北时已然。徐世隆说：“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由于完全依靠翻译和听讲，他的历史理解能到什么程度，当然不可估计太高，但哪怕有限的知识也大有助于他日后进入中原后的施政与统治。虽然有材料说他尤为钦佩唐太宗，对唐代历史特有兴趣，对《资治通鉴》情有独钟，但研究者都同意，对他施政影响最大的主要是金代历史知识，《大定政要》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而元朝是由草原南下的征服者所建立的这个事实，不可能在忽必烈的历史兴趣中无所反映。那么，他对辽金之前情形类似的北魏的历史有多少了解，或有多少兴趣呢？
许衡建议忽必烈推行汉法时，就是从北族政权统治华夏这个角度说的：“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汉法，可以久长。”中国历史上，这种以草原征服者的身份“奄有中夏”的前代王朝，有哪些是成功的呢？就是拓跋魏、契丹辽和女真金。许衡说：“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使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显然，北魏成功的历史经验早已进入忽必烈的知识视野。郝经对忽必烈说：“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
我在这里讨论忽必烈对北魏历史的了解，或他对北魏历史的兴趣，目的是想解释他具体从北魏历史里学习了什么。他以“元”为国号，或许真的如他自己的解释直接出自《周易》彖辞的“大哉乾元”，其灵感并不来自北魏孝文帝为拓跋皇室改姓为“元”的故事，但另外一个看似巧合的一致，就值得深思了。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初定太庙七室之制”，尊皇祖成吉思汗为太祖。五年后又定太庙为八室，加上皇曾祖也速该•把阿秃儿，尊为烈祖，并给太祖成吉思汗上谥号为圣武帝，给烈祖也速该•把阿秃儿上谥号为神元帝。这种谥号在以前王朝的帝王谥号里并无重复，除了北魏。北魏始祖拓跋力微的谥号是神元帝，力微之父诘汾的谥号是圣武帝，这些都是北魏开国君主太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追赠的谥号。力微与其父被谥为神元帝、圣武帝，成吉思汗与其父被谥为圣武帝、神元帝，看起来似是一种巧合，但一个难以抗拒的联想，就是忽必烈和他的谋士从北魏史获得了灵感。
这个联想最大的史学价值，即忽必烈怎么看成吉思汗。他是否把成吉思汗看成完成建国大业的人呢？元代文士奏疏文字里，说起“国朝奄有天下”的具体年数，多是从灭金算起的，而那时成吉思汗已经不在，实现灭金大业的蒙古大汗是窝阔台。这种算法一定反映了忽必烈本人对蒙元历史的认识。在忽必烈的蒙元历史观里，成吉思汗大致相当于北魏历史上的拓跋力微，创立了草原时代的伟业；窝阔台至蒙哥等，大致上相当于北魏道武帝以下平城诸帝；而他自己，应该就是要以孝文帝的气概，创造远超孝文帝的事业。在这个历史观里，忽必烈本人是把自己看作蒙元历史第一人的。
杉山在《忽必烈的挑战》中一再强调元朝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王朝，可是回到忽必烈本人的历史认识中，我们看看，他在三代至宋金的历史之外寻找任何历史认同了吗？他建立的元朝，不就是要接续宋金的历史吗？他并没有企图否定或遮掩元朝的草原起源，但他显然把草原时代的历史与灭金以后入主中原的历史分成了截然不同的阶段。成吉思汗只是草原创业时代的英雄，而蒙古最伟大的事业还有待元朝的建立与传承，这在以往的历史中已有很多先例可循，其中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就是一个榜样。正因为这样，他才把拓跋力微父子的谥号同样施用于成吉思汗父子，透露出他对成吉思汗及他自己历史地位的认识或期待。
据说忽必烈特别推崇唐太宗。唐太宗不是唐朝的开国君主，却最终获得了唐朝历史第一人的地位。这或许是忽必烈喜欢提到他的原因之一。如果他那时已经具有“世界体系”的眼光，给出一个类似《忽必烈的挑战》的宏大叙事，那他实在不必为自己的历史地位怀有任何疑虑了，因为这种疑虑本身，说明他还是置身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那在杉山的欧亚历史观里当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局限，可是，从草原帝国的成功转型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超越。
书是本来打算自己去买的，结果在微博上看到有赠书的活动，就侥幸参加了，没想到真的收到了书。既然是赠书，似乎就有股无形的压力催我赶紧看完，然后来分享一些体会，聊作感谢。
蒙元史之前基本基本没有读过，只看过和南宋相关的一点点，以及和明初相关的一点点。之所以说这本书有趣，恰是在对我这个尚无历史成见的人来说，成吉思汗未必有多么伟大、蒙古人对华夏的统治也未必有多么残暴的前提下，作者呈现给我的，居然是一个开放融合的蒙古大帝国，甚至差点就提前开启了商业全球化。唯一有点遗憾的是，蒙古人未能征服日本列岛，实在是天命使然。
从一开始，作者就否认蒙古史中国文明的破坏者，也没有给中亚、伊朗、俄罗斯等等带来毁灭性的的灾难。不过我觉得，这部分的论证还是显得单薄了，但考虑到本书的重点在于蒙古帝国对于世界史走向的影响，还是可以接受的。随后，作者开始讲述忽必烈政权崛起的过程，并着重描写统治阶层大力发展商业、减少行政干预、淡化意识形态、促进文化自由交流等一系列全新改革，对此作者给予的评价是：“国家与国界、民族与人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无国界的时代。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是不存在的。”正是因为太超前了，所以在改变欧亚大陆的命运走向后成为昙花一现。这个评价是否公允，视角是否过度奇特，还是要把这本书完整的看一遍后再做评价。
其实对于我这种通俗历史爱好者，观点新颖也并不是吸引我的最大地方。作者在第一部分中有几段精彩的常识论述，我觉得才是值得反复琢磨和加深理解的，也更需要在其他历史阅读中进行体会。现摘录如下：
P53：“预先在脑海中准备好带有结论意味的评价，强行推销造语（指鞑靼一词，拉丁语中有地狱的意思）和印象，那是误解之源，只是扩大了混乱而已。
“在历史上，不当的过小评价或曲解，抑或不尽于理的非难与断罪皆不妥。但是虽说如此，太过头的善评与美化，莫名其妙的赞美与颂扬也令人可怕。因为那皆是过度深信，有其目的，有时也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谎言。（说的好像就是某国混乱、伪造的近代史一样）
“将现代的价值观或印象过渡套用在过去，凭借一些当时的方便来解释，也只能让我们离真实存在的历史愈来愈远。”
顺带提一句，本书翻译过来的中文仍旧带有浓烈的日本腔调，可算原汁原味。而日本学者严谨的研究态度和独立的研究精神，真是会让不少国内的专家教授汗颜吧。
《忽必烈的挑战》入选#凤凰好书榜#2013年第29周榜单，http://book.ifeng.com/shidahaoshu/list/detail_2013_07/29/28027123_0.shtml。精彩试读，请点击http://v.book.ifeng.com/book/ts/38889.htm
甲骨文系列图书之《忽必烈的挑战》一书入选新浪历史频道之“新浪历史好书”6月榜，位列第一名。http://history.sina.com.cn/topbook/ 此书出版仅月余，但已在读者中引发热烈讨论，作者杉山正明对忽必烈所建立之蒙古帝国的评价挑战了中国人传统的认知，其论点颇具颠覆性。
第一章急着给蒙古杀戮正名，用力过猛，既强调蒙古的恐怖杀戮仅仅是传言流传于各地，那么蒙古是如何让这种传言深入人心的？第一章看后的感觉，蒙古军简直是武装商队。
有个别翻译让人不解“爆裂火粉”不就是黑火药么，“枪火器”宜翻译成身管火器为好。
自從讀完杉山正明先生的《大漠》後，對於他在遊牧民族方面的研究跟見解就甚為佩服。這個《忽必烈的挑戰》也是出了之後就收藏至今，趁著放假讀完了。書的內容不算艱澀難讀，很多觀念其實超好吸收的，所以很快就看完了。
蒙古人的征服世界之舉在史學界一向是個頗多爭議的話題，但至少可以確認的是，風向轉向於建設多於破壞。杉山氏在本書指出更多的是，忽必烈出於爭奪汗位的原因，必須要運用更多蒙古帝國內的資源來擴充自己的實力跟堅定其正當性，於是乎他提出了“蒙古的武力+伊斯蘭的商業力+中華的經濟力”來建構新的世界體系，帶給人類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架構。而這正是西歐在十五世紀以後逐漸打造出來，現代人汲汲於重新建構的，與“全球化”同等的概念。蒙古人在十三、十四世紀即已提出的。
杉山氏的這種論述無疑是創新且大膽的，基本上確實是令人震撼。
但仔細閱讀後，卻也覺得杉山氏在某些細節或關鍵點上，總是欠缺著一種決定性的證據或說服力，還是讓人感到不少疑惑。
但不論如何，這都不會動搖杉山氏此一見解的創見，這確實是繼《大漠》之後，又一部關於草原遊牧民族史的一部佳作。
PS：如果杉山氏提出之「忽必烈的海陸帝國」的理想性完全屬實，那麼無疑的，
從某些觀念加以修正後，確實是一種“接近完美”的人類政治型態了，至少
就筆者認為是如此。
翻译的真的很烂，不胜枚举
同意翻译很烂
日本人对蒙古和满洲有天然的好感。因为他们也想重演野蛮民族统治中原。
日本人对蒙古和满洲有天然的好感？你去看看江户时代日本对清朝的看法见识看看
对蒙元认同为世界性帝国的，无论是萧启庆还是西方的很多学者，都认同这一点，难道他们都想重演统治中原？
一般学者研究什么朝代，就对什么朝代有理解之同情。从开放性到重商性上，蒙元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因为他们没有中朝那种重农和自闭传统
很多对蒙元的传统认识其实都是瞎扯，比如所谓元朝规制的四等人制，事实上来自于晚清的蒙兀尔史记。而根本没有任何文献来证明的东西
“這確實是繼《大漠》之後，又一部關於草原遊牧民族史的一部佳作”。
如果你按照台湾翻译本出版的顺序来说的，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杉山正明一系列日文原著中，则是《クビライの挑戦》（朝日新闻社1995年刊，副标题《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而后2010年讲谈社学术文库刊出，副标题为《モンゴ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为前，而后才有《遊牧民から見た世界史》（初版1997年，日本経済新聞社；增补版2011年，日本経済新聞社）。而所谓「忽必烈的海陸帝國」的提出则更早，见《陸と海の巨大帝国 大モンゴルの世界》（1992年，角川選書）。
謝謝你的提醒，不過我確實是以台灣的翻譯次序在說這句話。
再怎样也是95年的书了。引进的太晚吧。
好書不嫌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