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饥饿
1999-01
人民出版社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
223
无
撰写这部“内参报道”的四位记者是：胡国华、傅上伦、冯东书、戴国强。他们当时的年龄分别为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六、四十八岁。 一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稿呢？ 作为曾经并肩战斗在一条战线，又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成书全过程的我，完全有理由说，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全景式的历史。它如明镜一般，使人们对农村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乃至复杂的历史大背景一目了然。它告诉当今时代，也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了追求理想中的幸福，中国人民曾经走过怎样曲折的艰难道路，曾经承受过多么巨大的民族磨难。 人们知道，我国几亿农民蕴藏着的创造活力无比巨大。依靠他们，方得以推翻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制度。然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由于照搬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模式，由于追求“一大二公”，急于改变生产关系以求推动社会前进的空想成分增加，由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屡纠屡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过大的工农业剪刀差难以得到纠正，由于政社不分高度集权制度不断强化，整个农村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无不把农民的手脚捆绑得死死的，使农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集体经济，完全处于屈从的地位。一个集体经济单位办糟了，农民没有退社的自由；某种责任制的创新显出了经济效益，集体也没有选择的自由。干部中独断专行、强迫命令、办事不公，甚至腐化堕落，农民没有监督的权利。经济上缺乏核算，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普遍化，这就使得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衰变成粗鲁的平均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继续突出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压力，以及“四人帮”不断强化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论，都以最革命的名义，把我国农村经济推向了灾难的境地。 十多年以前，我曾经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是农民讲给农业领导人听的故事。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过了三年，农民们普遍敢说话了。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着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难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已经搞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也不过七十四元六角七分。在全国，人均分配超过三百元的“明星队”仅占千分之二左右，寥若晨星。这一比例，在北方，在四位记者调查过的西北黄土高原，更少。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倒欠集体的钱，集体倒欠国家的钱，已成为恶性循环，如同走进又黑又长的隧道而苦无出路。本来，自留地、家庭副业，尚不失为集体经济的一项必要补充，农民从这里还可以寻找到购买油、盐、醋、火柴，以及孩子们上学的最简单的费用，不料却都被当做资本主义限制了，没收了。更有甚者，全国许多地方，农民们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叫他们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的空间！？这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训；这便是十年“文革”我国农业濒临破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几年，农副产品依然短缺，城乡人民生活中，粮、棉、油、糖、肉、禽、蛋等农副产品都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的艰难之所在。 读罢本书，掩卷沉思，人们可以想想：如此窒息了经济活力，如此带来贫穷的公社制度，怎么能够引导广大农民走向梦幻的天堂！？在如此脆弱的农业基础上，人民共和国怎么能够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是农村改革的成功，挽救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 仅仅因此，这部书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席之地。 二 鉴于十年动乱之后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形势，1980年春夏，新华总社先后给了四位记者一个共同的任务：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治贫致富的良策。第一个出发的记者是冯东书，国内部领导已给了他以指点。当戴国强、傅上伦、胡国华第二批记者出发前，总社领导穆青还特地把他们找去，穆青说，他看了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的《延安调查》“内参”，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还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希望他们以《中国的西北角》、《西行漫记》两部中外名著为榜样，能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他希望这次调查要拓宽视野，要深入下去，到村到户。他说：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应该实地去看一看。连中央拨给的扶贫款是怎样花的，群众是否得益？他都要求记者加以注意。 领导的肺腑之言，化作这次调查的力量。他们四人，从春到夏，从夏到秋，马不停蹄地跨越晋北、陕北、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平凉和定西等四省区的广袤土地。地域跨度之大，时间之久，考察问题之深，为过去少有。 他们是带着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工作的。没有人给他们什么红包馈赠，没有人给他们什么特殊的招待，他们也不指望荣获什么新闻特等奖、一等稿的殊誉。对于他们来说，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全凭着一腔共产党人的良知与情操，找农民，找干部，找专家；一社社，一队队，一户户，去了解至今人们讳莫如深的问题，了解农民们在解冻之初强烈的愿望和迈出改革第一步的艰难历程。 思想一旦冲破牢笼，禁区之门也就打开。调查的成果——“内参报道”，接二连三发回北京新华总社，总社又及时送进中南海——中国最高决策层那里。这一系列“内参报道”，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立体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多少年来为之奋斗的农民兄弟依然一贫如洗的凄苦状况，反映出他们为求生存、求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尖锐冲突。形势之严峻，不仅是党的报刊电台从未报道过，就是省以上党政领导也极难从下级的内部报告中了解到。毫不夸大地说，这些“内参报道”，对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 几个月后，大家在兰州集合，我奉命前往，主持会议，交流情况，交换看法，整理思绪，回京后正式向穆青做系统的汇报。当汇报到那种令人忧虑心焦的贫穷与饥饿景况时，穆青几次拍案而起，无法遏制自己悲愤的感情。 起草这部书稿并不困难，也不需要什么生花妙笔。书稿完成后，内部打印出有限的份数，除交中央有关部门外，四位记者和有关几位编辑各得一份。书稿中还有几个章节未打印，其中有写甘肃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的——《贫困的死亡线上》；有写基层干部群众心态的——《挽救失去的忠诚》。单是题目，已足见其惊心动魄、催人深思的分量。 开始，大家对书稿面世充满信心。但是，等到把如此尖锐而丰富的材料整理成书稿而拟议公开出版的时候，大家都犹豫了。原因是：若把目击的贫困真相全部泄露出去，会不会给广大干群心理上带来什么负面影响？更何况，农民们要求松绑和放宽政策的呼声，已经远远超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规定的政策界限，超越了长期受到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熏陶的干部所能承受的程度。失望与惋惜之余，却又有一种不甘心失败的自信。因为事实毕竟是事实，历史事实，特别是历史转折关头的事实，拥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绝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是也很有一些流传于民间、藏之于名山而被保存下来的著作，至今仍熠熠发光的么？说是这么说，记者工作年年月月都是忙碌的，特别此后的农村报道日益繁重，谁也没有余暇顾及其他。天长地久，六千多个日子过去，大家渐渐将书稿出版之事置于脑后完全淡忘了，以至于今天重找一份完整的书稿，反而成了极大的难事。 1997年初夏，我们夫妇在杭州见到了已担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的傅上伦。畅谈之中，不由得叉谈起西北黄土高原的那次农村调查。傅上伦说，那是他记者生涯中直面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讲真理，最难忘的一次采访。可惜他留存的那部书稿，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傅上伦寄希望于我。他说他记得清楚，我那时在总社担任国内部农村组副组长，有一份内参，是他打长途电话到总社，由我记录成文而送上去的。我立即回忆起那年八月初挥汗如雨的季节。傅上伦来电话说，他们三人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小麦正黄熟待割，不意却有一个公社农民集体罢工拒绝开镰收麦。农民说，今天哪怕干部请吃羊肉泡馍也不顶用，除非答应他们包产到户。此事公社报告县委，县委再向上报，地委和自治区党委都坚决不准，干部和农民间形成僵局。我立即感觉到此事的严重程度和超重的分量。因为我自己知道，包产到户，1978年安徽省小岗农民还只是瞒上不瞒下，集体发誓，秘密实行的。现在事隔一年，宁夏固原的农民竟采用罢工的形式公开“要挟”领导，可见地下的流火已上升到了地面，如火山爆发。可见包产到户，不管是动用行政权力还是政策说教，都已是万万地压不下去了。 正因为如此，内参送到中南海，邓小平和胡耀邦等都极为重视，三天后胡耀邦便带了有关此事的“内参”风尘仆仆亲临宁夏六盘山区核查。他要迎着风浪，力排众议，解开这多少年来解不开的死疙瘩。 农村记者相逢，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但这部书稿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刻了，我自信我留存的那部书稿一定还在。我曾经认为，这部书稿绝无仅有，十分珍贵。回北京之后，我便开始留意书稿的踪迹。半年后，终于在一摞早该清理却尚未动手的材料堆中找见了它。翻出来看，那原先洁白的打印稿纸，落满尘埃，已经变得又黄又脆了。 像明珠失而复得，我欣喜若狂。从头至尾通读一遍，当年农村生活的艰辛情况，历历如在眼前。第三天上午，我即将它推荐给一向关心中国农村改革进程的老朋友张广友和赵华胄。我向他们二人讲述了这部尘封多年的书稿的故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当天，张广友将书稿拿了回去，连夜看了一遍，便将它推荐给人民出版社的李春林。 我和李春林素不相识。过了两天，我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就是李春林，已读完书稿，还希望能读到那几个尚未变成铅字的章节。从电话中，我证实了张广友的介绍，李春林是一位忠诚人民出版事业的编辑。 当我三天两头催促作者们翻箱倒柜寻找那散失的章节时，我自己却意外地找到了一份有关黄土高原贫穷饥饿调查报告的“报告”。那是当年秋天，兰州调查交流汇报会形成的材料。为了把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考察，同时还请了陕甘宁三个分社的采编主任参加。大家一起，交流和分析了西北黄土高原农民贫穷饥饿状况，分析了产生这些令人不安的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讨论了治穷致富的良策，以及新华社今后农村报道对策性的意见。我是这篇报告的“报告”起草者之一。因为意见来自基层实际，到现在，重读这几千字的意见稿，我仍然认为对当时的情况概括准确，分析不失中肯，意见直到现在也还切实可行。于是，顺理成章，建议将它续为书稿的最后一章。有了它，便使这次调查有始有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 另外，还有一点要在这里说明。时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的陈大斌同志，也是这次调查的积极支持者和组织者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稿子，都是经他审定、排印、装订成册的。 三 当书稿理出点头绪的时候，李春林建议我写一篇序言，对书稿作些必要的说明。我认为，本书的价值，不必由我来讲，每位读者都有权利作出评价。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个新华社的农村记者。我所愿做的，是将书稿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一个概括的回顾。再有，便是借此机会向读者说些心里话。 我常常认为，在战争年代，军事记者是我们行业中最辛苦的一群；在和平岁月，我们农村记者是最辛苦的一群，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这还不是说，和城市采访相比，我国农村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人口分散。就像当年四位记者走过的黄土高原，很多地方是“十里一村，隔山为邻”。崎岖的山路，连汽车也不能通过。为了采访的需要，农村记者什么样的路都得走，什么样的苦都得吃。也还不是说，和城市采访已经有了过细的行业的分工相比，农村报道涵盖面广。一位农村记者背个包下乡采访，经济、政治、文教、民俗，无所不包，各种知识都得齐备。还更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农村大于城市。我们的农村工作固然开初几年也有顺利的时候，但自从高级社以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文革”动乱，挫折、徘徊、煎熬，乃至饥荒，总之什么样的境遇都发生过。农民的欢乐常常是农村记者的欢乐，农民的焦虑也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焦虑，农民的痛苦更常常是农村记者的痛苦。而最大的痛苦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国家虽然任何时候都提倡讲真话，反对讲假话，但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农村记者因为替农民讲了真话，无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开除党籍、撤职。 有一本书叫《当代“老新闻”》，其中有一篇回忆文章，题目叫做《说真话真难还是应该说真话》，写的就是做一名讲真话的记者的苦处，以及不管讲真话有多大的风险，都应当敢于讲真话，以及讲真话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的好处。作者杜导正，一生多采访农民，自诩为农村记者。文章写道，1958年他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首席记者时，头脑发热，曾跟随潮流写了一些浮夸的报道。一年后广东征不上粮食，大反农民瞒产私分的时候，而他却发现农村很多地方实际已在闹粮荒，浮肿和逃荒的事都发生了。深入实际，使他头脑冷静下来，他秉笔直书人之未敢言的真话：广东发生了饥荒，向北京报警。不想，讲假话无人追究，讲了真话反而大祸临头。为此，他受到过七斗八斗的折磨，千夫所指，无地自容。最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新华社，蒙冤达两年半之久。直到我们的民族从一场大饥饿的苦难中转过身来，才承认他讲的是有益于人民的真话，获得平反。 “说真话真难还是应该说真话”，这不仅是杜导正一个人的经历，实际上也是农村记者经常遇到的艰难处境和严峻考验的写照，特别是我们国家农村政策一次次向“左”的错误滑坡，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乃至涉及国家安危的历史关头，大凡有良知的农村记者，谁能不经受这种审问自己灵魂的考验：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还是什么话也不敢讲？ 这也是我自己一生，特别是后半生力求做一个合格的农村记者所走过的极其艰难的心路历程。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民，对于农民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对国家的危难充满了忧伤。只因困难时期亲眼看见过成千上万的饥民潮水般涌向边疆逃生的场面，听到过饥荒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惨情，私下议论过“三面红旗”的是非，便被上纲上线，牵强附会地整理成骇人听闻的“反党叛国”疑案，背地立案审查。我参加过长安农村“四清”运动，只因不忍看到对农村干部残酷斗争的过“左”政策造成了五百多名干部自杀的冤案，遂鼓起勇气，向上面写了“内参”反映，也被抓住不放，当做关键时期反党的铁证。还因为我听到过农民因人民公社的失误对毛泽东主席的怨言，更是罪上加罪，罪大恶极。总之，“文革”前，“文革”中，我经受过的一切批判、斗争、凌辱、抄家，无一不是与我从事的农村报道和讲真话有关。 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为了历史不再徘徊，各级党委，平反了千千万万的冤假错案，方方面面都经过拨乱反正。于是从这个划时代开始，中国的农村记者、新华社的农村记者，也包括我自己，都责无旁贷地踊跃地站在了农村改革的前列。只要是对人民的事业有益，对国家兴旺有益，不顾生死荣辱，敢于站出来说真话，便是这一个时期农村记者所表现出的特色。 孤立地看，这部书稿虽然是四位记者对十八年前中国农村的真实记录，但它却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广大有良知的记者的高尚品格。因为，历史看得清楚，中国记者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 今天，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起步阶段，已经是翻过了历史的一页。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写进了国家宪法。改革，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继续在向前发展。在这样的时候，打开这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重温当年农村贫穷饥饿的情景，目睹坚冰打破后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此起彼伏的改革大潮，人们已不再是对过去的悲叹，而是涌动起思想更加解放的激流，朝着新世纪的阳光大道迅跑。 历史是公正的裁判。过去，现在，直到未来，任何时候，只有那些忠实于事实、敢讲真话、追求真理的记者，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记者。 1998年5月于黄亭子 (杨克现：原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新华社高级记者)
尘封十八年的书稿，是四位新华社记者根据采访笔记整理而成，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不少内容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作过批示，成为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对改变中国前途命运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傅上伦，是浙江省奉化市人，1966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华社宁夏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国内版副主编，新华社浙江分社采编部主任、党组成员、副社长，省广电厅党组成员、省电台台长、副厅长，浙江日报社编委委员等职。
序言 真话的历程第一章 愿饥饿的岁月从此结束一 太原街头的吉兆二 收容所何时关门三 王家湾的今昔四 在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家乡五 访《东方红》歌手李有源老家六 “难兄难弟”都有了希望七 在贫困的死亡线上八 挽救失去的忠诚第二章 徘徊在黄土高原的阴影一 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二 黄土的来历与性格三 大自然的报复四 干旱的“珠穆朗玛峰”五 咚咚炮声话冰雹六 三十年的建设与破坏七 多灾多难的子午岭第三章 要使农业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事业一 没有主人的事业二 戈色令的遭遇引起的联想三 中国的农民就吃这一套吗四 一个做了大好事的人为什么要自杀第四章 这里需要更多的有志者一 从一位给人们带来信心的县委书记说起二 “群众生活好了才算好干部”三 “不断革命”的后果四 要支持有识之士施展雄才第五章 要努力提高文化科技水平一 黄土高原需要千万个薛振声二 人才为什么流失三 看这里的学校穷到何等地步四 “智力开发”刻不容缓第六章 绿色在于顽强的生命一 为什么不让多种“摇钱树”二 “自留山，可美着哩”三 困难面前出英雄四 访种树三兄弟第七章 今后向何处去一 大讨论带来的新方针二 必须打破自然经济的束缚三 农田基建不能再这样“大搞”了四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五 “退耕”不能光喊在嘴上六 不能只要铁牛丢掉黄牛七 要使流通渠道畅通起来第八章“独木桥”联着“阳关道”一 “王魁包山”的启示二 改革的冲突三 孟家坪的创举四 西北农民的呼声五 王一宁的“政见”六 张易公社并未翻船七 大得民心的措施第九章 一份关于报告的报告后记 十八年后的回忆冯东书：敢问路在何方戴国强：匆匆已过十八年傅上伦：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胡国华：往事当回首
第一章 愿饥饿的岁月从此结束 一 太原街头的吉兆 1980年3月中，正是北国大地春意萌发、冰雪消融的季节，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山西省太原市，开始了为期近半年的黄土高原农村调查。 我们来到太原街头，首先去看那一家家饭店。 性急的朋友也许要问：太原的饭店同黄土高原有什么相干？说穿了未免令人沮丧：我们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想看看眼下要饭的人还多不多！ 前些年，在外地人的印象中，山西是个“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这个印象因何而起，是否符合实际，我们未去深究。但在“学大寨运动”搞得最热闹的那些年，太原街头要饭的人成群结队，却是我们曾经耳闻目睹的事实。那几年，我们每次到太原，随便到街上转转，都碰见不少沿街乞讨的农民，有的要钱，有的要粮票，饭店更是他们频频光顾之所。只要你买的饭菜一上桌，光屁股的孩子，衣衫褴褛的妇女，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棍的残废人，就会把一只只掉了瓷的饭碗、茶杯或是废罐头盒伸到你的面前，用各种不同的凄惨的音调哀求，“可怜可怜吧”，“给半块馍吧”，“给一勺面条吧”。有的则默默地把一只又黑又脏的手搁在你的碗边，不给他一点决不缩手。面对这种情景，有几个人能坚持把饭吃完呢！而当你一离桌，乞食者立刻就会扑上去争夺剩菜残饭，吃了不算，还要用舌头把那盛菜的盘子舔过来舔过去，直舔到上面不剩一点油渍为止，叫人见了真是痛心。 这些要饭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大多是从太原西边的吕梁山上来的。如果你一一细问他们是山里哪个县的，多数又会回答你：临县。 吕梁山，山西人称它为“西山”，古称“骨脊山”。因为它峰巅相连，形似脊骨，后人以两骨相连处颇像两口相对，如一个“吕”字，故易名为吕梁山，并成为晋西群山的总称。在战争年代，吕梁山是座英雄的山，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贺龙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二。师沿北同蒲路挺进晋西北，开创了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这吕梁山区就是晋绥边区的一部分。在八年抗战中，英雄的吕梁儿女在此抗击了日伪的上万次进攻，歼灭了十余万敌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可是，就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反而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吕梁地区总共十三个县，山上九个县，一百四十七万人，山下四个县，一百零三万人。在“四人帮”祸国殃民达到顶峰的1976年，粮食总产不到十二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只有四百多斤，口粮仅二百来斤，人均分配收入四十三元。最穷的临县，从1958年到1979年的二十二年中，每个农民平均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达到和超过四十元的，仅有三年，其余十九年都在四十元以下，最低的1976年仅有二十一元八角，平均一天才六分钱。就算达到了四十元吧，一天也不过一角一分钱。一角一分钱，在北京还买不了两个一两粮票的芝麻酱烧饼，怎能维持住一天的生计呢？于是姑娘们一批批远嫁他乡，年轻媳妇离家出走另找婆家，大量人口外流乞讨谋生，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临县县委书记刘乃柱过去曾告诉过我们：这个县有的年头，有统计的外流人口达一万三四千人，没有统计的，就说不清了。他们往哪里去？自然是就近奔太原这个大城市了，人多的地方好要饭嘛。久而久之，太原街头要饭人数的多寡，就像温度计那样，成了人们观察山西地区农村形势好坏的一只“表”了。我们所以要从太原街头开始作调查，原由也就在这里。 3月25日11点钟，饭馆中午营业高峰快到了，我们从新华社山西分社出发，一直往北走，先看了并州路东、西商场附近的饭店，再转到五一广场旁的大饭店——晋阳饭店，然后又转入太原最繁华的街道——柳巷、桥头街，那里有有名的上海饭店，以及许多小饭店。到午后1点为止，我们一共串了十四家饭店。发现了多少讨饭的呢？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共只有九个。经过一一询问，这九人中，有三个是外省人，一个是为打官司来的，两个是想来找活干没有找着。另外六个人中，一个是太原城里的孤老头，在上海饭店要吃的两个十四五岁的娃娃是西山柳林县的，还有三个虽说也是从西山来的，却并非专来要饭，目的是来上访打官司的。他们见我们打听这打听那，还以为我们是“官方”的私访人员，马上就想同我们谈他们的案情。看来，只要上访有结果，他们不会再久留太原。令人又喜又惊的是，在这两个小时的“饭店调查”中，来自临县的要饭人一个都没有碰到。 十四家饭店里只有九个要饭的，而且纯粹要饭的西山人只有两个娃娃，这可是近十多年来的最低的纪录。它使我们预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形势已经向好的方向转了，饥饿的岁月也许就此到头了。 二 收容所何时关门 我们从太原西行到吕梁山区，一路经过离石、临县、兴县、保德诸县，再西渡黄河到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都用逛街头、串饭店的办法去看农村形势，结果都证明在太原街头产生的那个预感确是个好兆头。一般县城里都只有一两个、两三个要饭的，而且都是老弱病残。其中延安市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 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延安市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是个五保户，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件旧黄军棉裤。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柑冷，两眼珠泪滚滚。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 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前些年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叫他们看见了岂不丢尽脸面！因此之故，每逢外宾到来之前，公安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收容拢来，集中到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再遣返回去。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即使原来的全部遣返回去了，新的要饭者又会接踵到来。这使市公安局和民政局伤透了脑筋，不遣返吧，实在有碍观瞻，遣返吧，又没完没了。他们说，为了遣返，有的讨饭的还同公安人员顶嘴，说毛主席、共产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问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里头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有的顶奖励粮，大部分当“口粮”，不算粮食指标。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梁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便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 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了。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在宝塔山下的收容所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在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共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多人次。 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翻翻延安、榆林两地的粮食分配账，也真是这样。1973年，延安地区社员的口粮，包括自留地粮食在内，平均原粮三百二十九斤，有的县平均只有二百五十斤，折合细粮不足二百斤。榆林地区比延安地区还要少。而1979年，仅从集体分得的口粮，延安地区人均达到了四百三十六斤半，榆林地区也达到了四百二十斤，比上年增加了三十二斤。在两地的二十六个县、市中，人均口粮超过五百斤的有七个，四百斤至五百斤的有十个，三百六十斤至四百斤的有三个，三百六十斤以下的只有六个了。以核算单位计，两地三万零七十二个单位中，人均口粮在五百斤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二，四百斤至五百斤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四，三百斤至四百斤的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一，三百斤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五。
要说真话。写实情。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为什么至今读来仍然震撼人心？就是因为他们真实地记录了大量的事实。他们当时发的新闻，今天成了信史。你们这次调查，今天看是新闻，明天也就成了历史。 ——穆青（时任新华社社长） 书是一个晚上读完的，读得心潮起伏，后半夜完全失眠。这种情况是我以前从未发生过的。全书没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质朴到了极致，你说是新闻调查也可，是报告文学也好，是长篇散文也好，但你为中国改革初期现状的巨大真实所震撼，为作者的胆识、良知和职业责任心所凝聚的灵魂所感动。 ——贾平凹（著名作家）
没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质朴到了极致，你说是新闻调查也可，是报告文学也好，是长篇散文也好，但你为中国改革初期现状的巨大真实所震撼，为作者的胆识、良知和职业责任心所凝聚的灵魂所感动。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