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传
2003-01
人民出版社
焦润明
399
无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一生著述丰厚，对新文化建设、历史学新领域的开拓、新教育思想的提倡等均有卓越的贡献……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傅斯年。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他是一个坚定反共的学者，他的许多错误且反动的言论也是在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因此，不以政治歧见来评判像傅斯年这样的历史人物，把应该属于傅斯年的还给傅斯年，客观，公正地评定其在历史中的地位，这理应是治史者的原则和本分。
焦润明，男，1958年10月出生，辽宁本溪人，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发表《论历史学精神》、《梁启超的日本观》、《从孙中山到邓小平：三代伟人赶超略思想比较研究》、《中国近代民俗变迁及其符号的象征意义》等60余篇论文。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化史》（1999）、《清末维新潮》（1997）、《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001）等著作多部。
承担国家边结束我地工程项目《国际法与中朝边界争议问题》、省“十五”重点规划项目《19世纪末20世纪初辽宁民俗变迁研究》、省教委课题《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社会观念的理解与接受过程研究》等。
导论 傅斯年与中国现代文化第一章 家世与经历 一、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鲁西望族 二、破落的土族家庭与磨难的少年时代 三、人生阅历与个性品格第二章 就读于北京大学 一、国学小专家 二、胡适的高足 三、创办《新潮》杂志 四、参加五四运动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一、提倡文学革命 二、改良旧剧，创造新剧 三、倡导汉语拼音化 四、提倡科学批判传统学术 五、主张改造传统国民性 六、揭橥“新潮”自由主义第四章 留学英德普被西方学术 一、学习西方、立志文化赶超 二、留学英德遍尝西学精蕴 三、西欧学术的影响第五章 任教中山大学出任史语所长 一、归国受聘中山大学 二、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 三、收集整理典籍，组织殷墟发掘 四、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成就第六章 重构历史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 一、主张史学新思维 二、实证与比较的史学方法 三、人物评价标准的设定 四、编印历史教科书的原则第七章 书生报国：拳拳的赤子之心 一、身处北平怀忧国 二、坚决抗日保中华 三、书生参战：思想力与舆论力运用 四、对世界时局与中外关系的认识第八章 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一、办理北大迁校事宜 二、致力于恢复北大爱国传统 三、平息学潮营造平和的读书环境第九章 书生参政：置身于政治漩涡之中 一、主张建立廉洁有力政府 二、力主建教北京开创全新国运 三、反共与维护国际党政权的“正统”第十章 建构新式教育理论 一、提出五大教育理想 ……第十一章 出任台湾大学校长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书摘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界出现群星灿烂的繁荣景象，崛起一批真正具有学贯中西、精通文理各科的学者，可能要归因于这个时代所赋予的条件。其一，中国落后、西方先进所形成的中西文化巨大落差的刺激，使一代有志青年发愤图强，立志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报效祖国；其二，清末遍设新式学堂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大批青年走出国门，奔赴欧美及日本各国留学，直接吸收近代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其三，传统大一统的思想控制力的削弱，相对地造成了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空间，从而使这一时代的学人普遍形成了独立判断和个性自由的品格。总之，由于上述原因，不仅客观地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学术大师，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石，而且还塑造了一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被称为“士”的知识分子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作为一个阶层出现了，不过它基本上是作为依附于贵族统治阶级的食客或谋士身份而存在的。自隋唐以后，随着大一统国家机器的逐渐完善，统治阶级通过科举制度广泛吸纳天下士子参与国家政权，从而使土与官结为一体，传统知识分子的主体即“士大夫”也就自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研读《四书》、《五经》，虽具有领会先贤微言大义的意义，但主要作用却是敲门砖，科举虽具有表现才华的功能，但主要却是作为进身官僚的阶梯。当学者把所学作为敲门砖，把所用作为改变自己身份的手段的时候，是不可能真正培养出这个阶层的独立意识的。在封建时代，体现一个知识分子价值的是他能不能金榜题名，能不能为官，这是仕途正业，除此之外，则一切都是俗流末业。这种价值观导致了“四书、五经”之外无学问，“科举为官”之外无坦途的社会现实趋向，并直接地影响着其他学问的研究和开发，妨碍着其他探讨自然与社会奥秘相关的事业的发展，这也自然成了中国古代“有技术无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构成中，虽然忧君、忧国、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成为士人基本的精神品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士人忠诚的人格理想，但是对自然和社会奥秘探究的忘我态度，怀疑和求异精神，批判和创新意识，人格独立的自由主义精神等等精神品质，在传统士大夫的价值构成中却并不完备。据此有理由说，以西方近代社会价值观作为判断标准的“知识分子”是在中国清末民初才出现的。 学界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颇为复杂，概念繁多，但大都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具有如下一些特征：(1）受过相当程度教育的人；(2)受过教育并从事脑力工作的人；(3)受过教育并从事创造、传播和使用文化的人；(4)受过教育后气质发生变化，从而在思想与行为上带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人；(5)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不是以其为手段的人；(6)能够综合各种思想，以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并且以了解整个社会、解决社会上的问题为职责的人；(7)超越世俗的顾虑，在象征世界中为各种重大问题寻求解答的人；(8)以理念世界来批判现实世界的人。从上面归纳的一些特征出发还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如下一些本质的内容：其一，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他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其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存在社会的批评者，现有落后或非人道价值观念的反对者；其三，知识分子能够超越于个人利益得失，关怀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并且能用知识和理性，为人们指明迷途，开辟人类美好未来。总之，知识分子是以一种对现状不满的方式去找寻、探究未来世界的美好，并成为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的行为主体。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那么只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型知识分子最为符合。应该说，这代知识分子是最具有追求知识、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和独立人格的一群——他们具有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其中，傅斯年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一员。 傅斯年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具有如下一些经历和特质： 第一，学贯中西的经历。傅斯年从小就在祖父的指导下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其后又进入北京大学专攻国学。在西学方面，自1909年他考入天津府立第一中学堂时就已开始学习，在北大期间更是耳濡目染。1919--1926年他又先后留学英、德，治数学、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逻辑学、地质学等学科，此外他对西方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学科亦无所不学，无所不涉。这使他对西方科学有很深的理解，再加上深厚的国学功底，遂成为名副其实的学贯中西学者。他的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曾评价傅斯年“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底，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史都有彻底的认识。”正由于这个原因，傅斯年提出的建立科学东方学的计划，他对西方近代学术的理解，无一不与其中西贯通的渊博学识相关。 第二，对世界的理性认识。由于他对中外社会的了解，承认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很大差距，主张实实在在的赶超。强调要吸取欧美社会发展中曾出现的失误和教训，不学它失败的地方，只学它成功的地方。在国际上，他主张营造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和平环境，行“万邦协和”外交，不树私敌，万不得已只树“公敌”。断言，中国只要有三五十年和平建设的环境，国力就可以大大培植起来。当然对于企图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人变成奴隶的帝国主义则要坚决反抗，他的坚决抗日思想，即缘之于此。 第三，敢于批判现存社会制度，揭露社会黑暗，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愚民政策。傅斯年多次著文或在公开场合批判国民党政权只会“家争”，缺乏现代化的行政效率，甚至在思想观念上仍然是中世纪的，在政治上奉行的是人治，在体制上采用的是中世纪的分封制。他不仅反对在学校里尊孔读经，更反对在意识形态中卖弄“国粹”。他批判感情主义、官僚主义、面子主义和文牍主义，更批判一元主义和寺院主义。他告诫国民党当权者不能用宗法主义作为建设国家和组织国家的原则，认为这是愚民政策，而主张用法律陶冶民德，建设近代法制国家，敦促国民党进行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他还公开批判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阶级，公开向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贪污腐败行为挑战，素有“中国蟋蟀”和“傅大炮”之称。这种关心国事、敢于向现存政权和当政者挑战的勇敢精神，是一般文人特别是御用文人不可能具备的。 第四，追求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在傅斯年身上，思想自由具体地表现为一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及个人独立的主体意识，去观察社会，评论社会，探讨学术。在学术上敢于突破传统成见，认为商纣王是“大英雄”，至于世传美谈的比干、微子不是“迂者”就是“鲜廉寡耻”者，这一观点是最能标志其一反常规的自由思考的。当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陈独秀1932年在上海被租界工部局逮捕，移交国民党政府准备法办时，傅斯年挺身而出，一秉事实，不惜违背国民党上峰的政治意志，不以党派或团体的成见，给陈独秀以公正的评价。这是瞻前顾后考虑自己政治生命和前途命运的人所不敢为之事。追求人格独立，则表现在他专心向学，以学术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回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并以自由学者终其一生的品质。 第五，富有民族气节，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和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者。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性”，也是其最基本的精神特质，而这些在傅斯年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言论、著述和行为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民族意识，因而被时人称为“狂热的爱国者”。他崇尚气节，推崇民族大义，视国家分裂为民族的耻辱，统一为民族大义，并把维护和巩固国家的统一作为“书生报国”的神圣职责。“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并大造“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的谬论，以使其占领的地区合法化。为了驳斥侵略者的谬论，傅斯年联合几位学者，以书生报国的殷情，奋笔疾书，写成《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从民族学、语言学角度，用大量历史资料，证明东北原本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的文化种族，与这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1932年，傅斯年又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周刊，以其作为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旗帜鲜明的文章，揭露、声讨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制造抗日的舆论。1935年，当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时候，在北平主政的萧振瀛召集教育界人士谈话，要求他们对日寇的入侵保持沉默，不要发表对日不利的言论，并以人身的安全为要挟。在座的傅斯年不顾个人安危，当即起立陈辞，痛斥萧振瀛，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抗日，使萧振瀛狼狈不堪。傅斯年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对日妥协投降的言行，遭到了日本人和亲日派分子的嫉恨，但他不畏强暴，依旧我行我素，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忠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怀。在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始终运用他的知名学者的思想力和影响力参与抗日的动员和士气的鼓动工作，以其特有的方式，去实践书生报国的志向。抗战胜利后，在接收北京大学的过程中，又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摈弃汉奸文人学者，不录用伪北大教职。他还反对美、英、苏等大国牺牲中国利益以换取他们之间利益的霸权行径。这些都体现了傅斯年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 从前述可以得出结论，傅斯年具备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基本品质，并以其独特鲜活的个性而成为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然，傅斯年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他坚定的反共思想，他的正统观念、忠君观念以及由此表现出的依附人格，这使他还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我们只要仔细地分析，就会发现傅斯年的人格构筑中表现出十分明显的二重价值观结构：一方面他非常强调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但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文化正统观的影响，又表现出异常突出的依附人格。在政治立场上，他虽然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但却始终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视为正统而加以拥护，把蒋介石这个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视为国家的代表。为此他坚定地反对共产党。他把共产党污蔑为“流寇”，基本上是这一反共思想的反映。在他看来，国民党政府虽有弊病，但它却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政权，因此任何无政府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即使法国式的(内阁危机)也是要不得的”。他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连篇声讨，都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他站在正统观和反共立场上谩骂共产党更表明他反共价值观的明确性和指向性。他在1947年2月写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观念，无一同者……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这一段文字最典型地暴露出他的反共本质。正是因为他始终把国民党政权视为“正统”，所以现实生活中他只有反对贪官污吏的勇气，而绝无“犯上作乱”的决心。这就决定了他一生难以割舍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而甘愿为之殉节。当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因对国民党的不可救药而悲观失望自杀时，傅斯年精神上也受到了强烈刺激，遂产生自杀之念。由于其反共立场，傅斯年最终只能随他目为合法政权的国民党一起迁往了台湾。这自然也是他的价值观使然，更是其悲剧所在。 毫无疑问，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经历奇特、复杂的历史人物。因而对他的评价也自然会众说纷纭。 ……
后记给思想家作传，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通过研究思想家留下来的大量文献资料和遗著，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思想理论的感染力和人格品质的感召力，可以使自己的认识水平得以深化和提高。而且，给思想家作传，传播他们的思想，准确地给定他们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让更多的人了解、感受到他们思想的预见力和洞察力的深刻和伟大，这也是—个学者应尽的本分。在现代思想家群落中，我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傅斯年，我不仅为他的渊博的学识、锐利的思想所吸引，更为他独立品格和传奇式的人生所吸引。1998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汉国教授邀请我参加由王桧林先生主编的国家课题《中国现代思想家列传丛书》其中的一本《傅斯年思想评传》的写作任务，感到非常荣幸，因为终于可以圆我多年来想给傅斯年这样的学人立传的心愿了。 在研究傅斯年生平、梳理其思想的过程中，使我对他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傅斯年正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郡有着杰出的贡献，例如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及后来提出的新文化建设理论，在学科建设中提出的科学的历史理论及其实践，他的独特的教育思想，他关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成因的分析并由此提出的跨越理论，他主张中国在外交上持“万邦协和”战略，保持国内和平以利于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他敦促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权的现代化建设的闪光思想等等，都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着不可磨灭的地位。总之，在我看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就不能不研究傅斯年，因为，他是一个必须跨越的标尺，当然，我们也可以忽略他的存在，甚至遗忘他，但是，不包含傅斯年文化贡献和思想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化史，绝对是不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化史。 在20世纪中国，各种政治思潮纷纷登场，构成了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卷。在这些思潮中，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强大而迅猛，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刷着中华古老大地，汇集成为中国革命的洪流。另一方面站在自由主义、正统主义或专制主义立场上反对革命、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观点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纠葛在一起，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共思潮。因此，有关反共思潮的形成原因、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也应当是现代思想史应当研究的问题。傅斯年作为现代反共思潮的代表人物，也值得我们进行研究。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最难的一件事，特别是对像傅斯年这样一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物更是如此。傅斯年虽然谢世较早，但他的一生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最动荡、社会巨变最猛烈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会在他身上强烈地反映出来。因此，对其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进行客观评价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书中，笔者已尽可能地对传主的生平思想进行如实评述，也可能还会有许多不当之处。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许多老师和朋友们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多次到北京查阅资料，尤其是广泛利用了辽宁省图书馆的港台书库和辽宁大学馆藏书籍，还参考了不少学者的著作，在书后已将参考书目一一列出，借用的资料及观点在行文中都尽量一一注明。受学术水平或资料所限，对傅斯年的认识很可能会有偏差，对其思想的精微之处也可能挖掘不够，这方面敬请专家同仁批评指教，并希望今后在有关傅斯年研究的其他著述中再加以补充和完善。 作者 1999年10月29日初稿于沈阳 2001年6月22日修改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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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傅斯年转》，一看就是学者之作，虽然故事性不强，但绝对治学严谨，对傅斯年的思想交代的条分缕析，让人读了深深为傅斯年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思想感到佩服。许多当时傅斯年面临的问题就像发生在现在，许多傅斯年的思想对当前来说仍是先进的，可见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没什么进步，学习傅斯年的思想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好书，受益匪浅。
此等人能够办学，民族大幸！教育大幸！可惜天年苦短！
难得的一本佳作。
好书，很佩服、崇拜傅老！！！可惜呀天才！！！
不像一般的自传从小到大的编年史写法，而是以被传人的生平事迹来归纳评说的。
个人认为更适合专业点的读者。
不象一本传记,作者有很多判断在内
看不下去了。。。
大炮，老虎。一个学者，有这样两个外号，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傅斯年，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因主编《新潮》杂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新思想而享有盛誉。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5月4日上午，北京的大学生集会抗议，傅斯年被一致推选为主席。下午，傅主席扛着大旗率领游行队伍直扑赵家楼，一举成为名震南北的学生领袖。如果是你，有了这样的功劳簿可躺，应该一辈子吃喝不愁了吧？可是傅斯年却不，他认为自己这点功绩根本不值得一提，“幼稚！”幼稚不幼稚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但是这种表白却一下子就暴露出了他的本真性情，说穿了，就是一个狂傲。一个学生运动的总头子，平时在校园里走路却两眼朝天，谁跟他打招呼，总是爱理不理的，这不是狂傲是什么？ 他也确有狂傲的资本。胡适从海外归来，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傅斯年的好友顾颉刚去听了一次，回来跟傅斯年说：那个胡博士是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傅斯年就去听了，不仅听，还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胡适后来坦白交代说，他当时就发现了，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国学根底比他还好，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从此，傅斯年与胡适，也就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直至终生。 狂傲之人，难免要放炮和发威。北伐胜利后，傅斯年高兴，一高兴就去找老校长蔡元培喝酒。那天是蔡先生带头喝醉了，傅斯年也跟着醉了，之后大伙...就开始比赛放狂话，狂来狂去，谁也比不上傅斯年放的炮响，他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冰洋(南极洲)，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好家伙，他比秦始皇还狠。这时候，多亏他是在大学里工作，要是在外事部门，这样一番话非引来严重外交纠纷不可。“大炮”的外号不给他，你说是不是都太浪费了？ 大炮在暗室里放狂还没有什么杀伤力，傅斯年炮打孔祥熙才真叫动人心魄。抗战初起，傅斯年就准备弹劾庸劣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他甚至还与中共的参政员吴玉章先生联络，希望共同采取行动。他在参政院上揭露说：“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又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骂完孔祥熙他就骂蒋介石，说蒋在训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时还在说孔祥熙根本不贪污，真是叫人丧气啊。 这只老虎要发威的时候，也是非常有霸气的。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也当上了接收大员，飞到了北京。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干，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但是呢，他又坚决要求去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他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认为，像胡适这种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要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舍不得离开北京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个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路。周作人即是其中一个。有好多人来找傅斯年说情，这个傅老虎一概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这一席话，就把所有的说情者都挡在门外了。 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身体不行了，虎威却一点不减。他当台大校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一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教师们对听课不会见怪的，可是他听完课之后有的人就没了工作，这一点挺吓人的。那会儿的台湾，工作机会极少，失去教职，就得饿肚子了。傅斯年仅用此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他对台大的影响之巨，与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相仿。 放大炮又发虎威，毕竟不是学者的本行，傅斯年同时代的学者曾指出过，他寄身政治，因此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他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经足以让他立足于大师的行列了。后世学者朱宗震先生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回顾四十年来史学创伤……与一些过眼烟云的流派相比，傅先生脚踏实地的史料学派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这评价够高的，傅先生死也暝目了。 阅读更多 ›
写传无文采，岂不成了流水帐！对传主宜抱有感情，貌似客观，自无法打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