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哲学第5卷
2009-6
人民出版社
（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
322
金熙德,唐永亮
无
近年来，“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这一用语在我国学术界开始逐渐被人们所熟悉，这一方面来自于我国学术界对于国外前沿学术思潮的敏感反应，另一方面则与日本公共哲学研究者在我国的推介多少有关。其实，在半个多世纪前，“公共哲学”这一用语就在美国出现了，1955年著名新闻评论家、政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出版了一部名为《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的著作，倡导并呼吁通过树立人们的公共精神来重建自由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他把这样的理论探索命名为“公共的哲学”。但是，此后，对公共哲学的探索在美国乃至西欧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尽管也有少数学者如阿伦特、哈贝马斯等相继对“公共性”问题做过一些理论探讨。
本书内容源于“将来世代国际财团·将来世代综合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23次公共哲学共同研究会“人在与国家关系中的地位和公共性”。
佐佐木毅（Sasaki Takeshi），1942年生，东京大学前校长，现为学习院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主要著作：《马基亚维利的政治思想》（岩波书店，1970年）；《柏拉图与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政治学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前言论题一 国民·皇民·公民 1.“国民”意识的层次 2.战后日本的“国家”定位 3.国家被相对化了吗 4.“日本人”和“日本国民” 围绕论题一的讨论论题二 人民 1.从辞典中看到的问题所在 2.“人民=the people”的激进自由派的脉络 3.日本马克思主义史中的“阶级”、“大众”、“人民”、“国民” 4.从阶级性“人民”的重新定义到“普通民众” 围绕论题二的讨论论题三 市民 1.责任主体的确立 2.关于宪法修改论 3.国家主义和共和主义 4.今后的政治 围绕论题三的讨论论题四 性 1.英美思想史中“个人”观念的成立 2.现代宪法学中的个人概念 3.公共性和性别 围绕论题四的讨论论题五 市民社会·市民·公共性 1.新市民社会论 2.现代日本的市民形象 3.关于市民的公共性 围绕论题五的讨论论题六 国家·国民·公共性 1.所谓“战后日本”的问题 2.围绕“近代市民社会”的问题 3.如何理解国家 围绕论题六的讨论论题七 在日外国人 1.市场·公共性·共同体 2.全球主义和国家的重组 3.主权·领土·市民权和移民·外国人 4.在日本全球主义是如何被谈论的 围绕论题七的讨论论题八 世界主义者——全球一地域性的市民 1.人的自我认同的履历及其复合性 2.国民的自我认同的重新建构 3.国家的应有状态：从城邦到世界城市 4.“公”与“私”和公共性 5.城邦式的爱国心和世界城市式的爱国心 围绕论题八的讨论拓展一拓展二后记译者后记
插图：论题一国民•皇民•公民当初，金泰昌先生提议，在与“国家”的关系上主要围绕“国民”进行论述。但看到这里确定的论题演讲题目是“国民•皇民•公民”，因此，我拟先就“皇民”、“公民”谈一下自己略微作了研究的结果，然后就“国民”这一观念或词语在战后日本的话语空间、思想空间里被置于何种状况下这一问题做一下阐释。在辞典上查一下“皇民”，就会觉得它不是一个那么常用的词语。战前的国语辞典里往往没有这一词语。偶尔有该词语的，也往往是出自于《释日本记》等古代史书中。但实际上，在日中战争以后，作为对朝鲜人民皇民化政策中的“皇国臣民”的略称而使用了“皇民”这一词语。有一点，就是昭和六年(1931年)左右成为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十分喜欢天皇的“皇”字，使用了“皇军”、“皇道”等词语，似乎是因为他才流行起了在“皇”字上加上“民”的叫法。这一点其实无从考证。“公民”被一般使用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市町村体制下，这一词语在以下形式上被使用。“在地方居住两年以上者叫公民，拥有选举权”，“公民可以在地方公职上就业”等等。但是，日语中的“公民”，本来指“律令制国家之民”。在地方自治里使用“公民”一词很有意思。本来，作为“ci-toyen”的译语，应当可以在“国民”的意义上使用“公民”一词。但在明治宪法中，比如其第二章 里有“臣民权利义务”，一般国民被规定为“臣民”，“公民”一词就被适用于地方自治体方面了。实施普选数年后的昭和六年(1931年)，中学设了“公民科目”，讲授的是宪政自治的基础素养。可能从那时起，以往的地方居民开始从地方自治体的“公民”被冠以带有“国民”含义的“公民”一词。于是，又会使人联想到本来带有“国民”或“公民”意味的“市民”这一概念。“市民”一词，在受德语圈影响下的大正中期以后，作为“btirgerlicheGesellschaft”的译语而译为“市民社会”，一直沿用到现在。至于“citoyen”，明治时代中江兆民把它译为“士”或“国人”。武士的“士”的译语，传达其本来的意思是很好的，但大正以后作为德语圈的“burger”的译语却变成了“城市的民”。德语的“btirger”一词既是“城市的民”，又带有“citoyen”的意味。因此，“市民社会”作为译语进入日本时，与“国民的民”的关系不甚清楚，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到了战后，与“市民社会论”的关系上开始流行起“市民”一词，但它未必是“国民”的含义。这一状况难道不是一直存在的吗？关于日语的语汇论就谈到此。1.“国民”意识的层次下面谈“国民”问题。“国民”一词，一直被置于战后特有状况之下。为何要在这里特意指出这一点呢？这是因为，仅仅说出“国民立场”或“提高国民意识”，就马上会无端地令人感到有些芥蒂或心理隔阂。只因“国民”与“国家”有关，才使人们产生了那种条件反射性的联想。但另一方面，“国民”一词也有与“国家”相区别而使用的时候。几年前，自民党某派阀的领袖曾说：“我们这一代人，不是从国家角度，而是想从国民的立场来谈问题。”就是说，他要把“国民”一词与“国家”相割裂开来加以使用。在这里“国民”可能是“生活者”的意思。其意是“倾听一下我们国民的意见”。然而，这样一来讨论就难以进行下去了。如果不从“国民”就是“属于国家的民”这一点出发，讨论就难以深入下去。因此，我在这里不是在“生活者”的意义上，而是在与“国家”不可分的、国家成员的意义上使用“国民”一词。“国家”是什么？如果就“国家”的定义进行讨论则会没有尽头。暂且把国家大体理解为，以马克斯•韦伯的“正统暴力的垄断团体”这一定义为核心以及其他各种从事着相同事业的组织。“国民”又是什么？其可以理解为，个人在与上述组织发生某种关联的状况(situation)后就成为“国民”。这种理解是否正确呢？对此，有人曾说，你这是站在“国民的立场，还是个人的立场啊”？但是，“个人的种种属性会在相应状况下显现出来，所谓国民也是其中的一种属性”，如果从这样的理解出发则可能更好一些。例如，在这样的场所参加研究会，我未必是作为“国民”而行动。具体而言，这里是一个旨在搞清学术问题的公认的“共同体”，我是作为其中一员而进行议论。还有作为“家族”的一员以及其他各种情形。“国民”这一自我认同，也是作为各种情形中的一种而存在。这是作为事实而存在的。我认为，它在谈论应否存在之前就是绝对存在的。因为，我们时常在事后回顾时发现，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站在“国民的立场”上。这是一种常有的经验。有一天我与美国的一位老妇人闲聊。那位妇人说，她的父亲是在日军突袭珍珠港时死去的。当时，我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我不知是应当像她父亲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死去那样说一声“真遗憾”而了事呢，还是不应就此了事呢？当时，我们两人心里意识到了同为美国人的她的父亲在与我同样的日本人的攻击中死去这一件事。我刚想说些什么，对方也察觉到了这一点，为了照顾我而设法没有让这一话题继续下去。于是说，“不，不，这里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不是在谈论国民的事。我们是个人对个人的关系。”如此这般，当时没有成为复杂的话题。但是，换一种场景，偶尔有日本学生和美国学生在一起，正好在当时美国发行了蘑菇云邮票。日本学生说：“这让人很不愉快。”对方问道：“为何如此不愉快？”“提起蘑菇云，许多日本人被投下的原子弹炸死了呀。但是美国人却满不在乎地贴上这种邮票，投进邮箱里，这让人很不愉快。”如此这般地发生了议论。这个日本学生与广岛和长崎并没有个人关系，也没有亲戚在那里。作为“个人”是与那件事毫无关系的。尽管如此，看到蘑菇云他却不由得感到不愉快。另一方的美国人，则拿出了美国一贯的立场：“当时那(投下原子弹)也是不得已的。”他不是埃诺拉•盖伊号飞机乘务员的亲属，而且更不是他本人投下了原子弹。因此，就“个人”对“个人”聊天这一点而言，50年前投下的原子弹，与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事情。尽管如此，为何日本学生觉得与被原子弹轰炸的一方有着某种关系、美国学生则觉得与投下的一方有着某种关系因此而发生议论呢？这当然是因为，他们自然地想到同为日本人、或同为美国人，因而进行了议论。如后面要说的那样，这一场合的日本人是否就是“日本国民”另当别论，但事实上有着构成“国民”自我认同核心的那种东西。不管好与坏，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反过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是，把这种东西一概加以排除是否就正确呢？与其说这是“是否正确”的问题，不如说“是否正常”的问题吧。我认为，排除国民意识是“不正常”的。任何国家的人们都有着这种心理层面，并从这种层面作出应有的反应。即使是与自己并不直接相关的过去的事情，就因为是与本国国民相关的事情而容易引发议论。如果提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话题，不是说与个人没有关系，而是从过去一直延续下来的与个人紧密关联的问题，至今依然是以国民为单位的议论。在这样的世界里，无视“国民”意识层面来进行议论是不可能的吧。“国民”意识一直存在着。我认为，在当今世界里，必须从这一前提出发来进行议论。至于就“国民”进行议论的方法，如果引用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开头处的话语，就是有必要“确定议论的本意”。所谓议论，弄不好就容易被不着边际地无限扩展。如果就“国民”进行谈论，许多场合下经常会出现“必须把国民立场加以相对化，世界是一个嘛”这样的议论。这一议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重要的是，不应从“二选一”的立场出发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不是是“国家”还是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在不同状况下应以何种自我认同来处理问题这样一件事情。还有一种方法即从某事到某事的说法。例如有一种说法是“从国民到地球人”。但是，我觉得，不采取这种思考方式更好一些。有人认为历史向一个方向不断进步，由此现存的东西变质而成为全然不同的东西，历史从A走向B。我认为不采取这种直线性的思考为好。
本书是对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编《国家•人•公共性》(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一书的全译。应当说，我参与本书翻译的契机，与其说是基于对“公共哲学”的预备知识，不如说是出于对本丛书中文翻译的组织者卞崇道教授及其团队的“公共意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在延边大学潜心攻读近代日本哲学史专业硕士学位时，就在学术会议上结识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卞教授。时隔10年，当我从日本留学数载归来时，卞教授在我重新适应国内研究生活环境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两年前，当卞教授向我打招呼参加本丛书翻译团队时，我二话没说，当即应允。参与这个团队的十余个学界同仁笑称：“卞教授一声号令，我们不能不参加呀！”如上提及，我在硕士期间攻读的是近代日本哲学史，也出版过一本《近代日本哲学史纲》(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1989年初留学东京大学，我转而潜心研究起国际政治和战后日本外交。从近代哲学史到战后外交，专业上是有了一个转换和跳跃，但我仍然是在研究日本。更重要的是，我依然在进行学术研究。我越来越感到，当初对近代日本哲学思想演进脉络的梳理，对我今日研究日本外交实在是太有裨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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