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2009-5
人民出版社
任淑坤
203
无
全面梳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再现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整体状况。考察社会思潮对文学翻译的规约，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时间差。 揭示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三重追求，即思想启蒙、政治救亡和审美情趣。文学翻译在承担社会功用的同时，其文学性不再受到忽略，审美情趣也纳入了译者的视野。 以鲁迅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为中心，将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解构主义翻译流派的主张进行比较。溯源鲁迅与韦努蒂翻译理论产生的不同背景，并指出在直译与异化、对待原文本的态度等方面的异同。 本书以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再现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整体状况，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状况与文学翻译趋向转变的关系，文学翻译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同时，聚焦五四时期三场关于翻译的论争，分析造成翻译趋向转变、引发可译性论争的原因；缕析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解构主义翻译流派的主张、溯源其各自的代表人物鲁迅与韦努蒂翻译理论产生的不同背景，指出在直译与异化，对待原文本的态度等方面的异同。
任淑坤，女，1973年生，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四川外院学报》、《上海翻译》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参编著作3部，主持、参与各类课题多项。目前主要从事中国翻译史、西方译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绪论 第一节 选题定位 一、“五四时期”的时间范畴 二、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特色 三、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意义 第二节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解放前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 三、改革开放以来（1979年至今） 四、文献回顾总结 第三节 研究方法第一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概观 第一节 文学翻译的起源语境 第二节 翻译状况 一、新青年社 二、文学研究会 三、创造社 四、未名社 第三节 外国文学翻译的特点第二章 五四时期关于翻译的论争 第一节 稳操胜券的论争——双簧信与文学翻译趋向的转变 一、双簧信与文学翻译批评对象的选定 二、胡适对批评对象的确认 三、罗家伦、傅斯年的应和 四、林纾何以成为批评对象 五、林纾的反驳 第二节 没有结局的论争——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一、论争过程 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论争的渊源 第三节 势均力敌的论争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对话语权的争夺 一、翻译的作用与地位：媒婆、奶娘？ 二、翻译的动机与目的：主观、客观？ 三、翻译批评：“打架”、商榷？ 四、创造社的精英意识与中心化趋向第三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两个世界 第一节 翻译的世界 一、晚清的翻译状况 二、传承与背叛——从晚清到五四 第二节 文学的世界 ——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新诗运动 二、戏剧改革 三、题材的借鉴第四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三重追求 第一节 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 一、近代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传统 二、启蒙与救亡思潮决定了翻译趋向的改变 三、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与启蒙救亡思潮 第二节 审美情趣 一、以“真”为美 二、“悲剧”审美意识的生成 三、审美主体普遍化 四、审美功利主义第五章 五四外国文学翻译与当代译论 ——以鲁迅的翻译实践及翻译理论为中心 第一节 鲁迅的翻译活动（1909—1927） 一、《域外小说集》 二、鲁迅与未名社_ 三、鲁迅与日本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苦闷的象征》 第二节 鲁迅的翻译思想 一、翻译作为启迪民智、改造社会的途径 二、翻译作为文学和语言引进的途径 三、直译与“失本” 第三节 鲁迅与当代译论 一、鲁迅与翻译的政治 二、鲁迅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章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概观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转折时期，也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他们或在国内接触了新式教育，或留洋海外，受到西学熏染。在这当中，不乏文学家、翻译家。他们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从事文学翻译活动，译介与创作相辅相成。他们积极倡导文学变革，推进白话文运动；与此同时，他们担负起介绍西方文学的任务，通过他们的译笔，将欧、美、日本等国的文学作品有选择地翻译进来，由此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出现这一盛况并非偶然，这与五四时期的国内外背景、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第一节 文学翻译的起源语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以其“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华帝国紧闭的大门。战争的失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此后，列强又加紧侵略的脚步，不断扩大其在华权益。以林则徐、魏源为首的早期开明士人，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论断，迈出了“自强御侮”、学习西方的第一步。之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大体经历了由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过程。我国的文学翻译活动也大体遵循这一轨迹，具体表现为：洋务运动时期，以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科技翻译活动，主要是服务于晚清军事、外交的需要，译作内容主要围绕军事技术、国际法等方面；戊戌时期，以严复为首的维新派翻译了大量的政治学、社会学著作，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内容更为丰富、主题更为深刻，涉及了对各种社会思潮的介绍、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对新文学的建构，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策动武装起义，各地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廷被迫推行“新政”。“新政”的推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渐进变革。与此同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在海外，以张謇、汤寿潜为骨干的立宪派在国内，积极鼓吹君主立宪思想。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謇政。五大臣“遍观诸国，激刺在心”，回国后奏请清廷变革政体。1906年，清廷颁布“仿行宪政”上谕，次年下谕设立资政院，“以立议会之基础”②。革命派的压力以及国内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范围的请愿运动，迫使清廷将九年的预备立宪期缩短为五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维持了二百多年封建统治的清王朝被推翻。 民国初年，社会动荡不安，军阀长期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民主共和徒具形式；尊孔复古思想回流。五四前夕，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对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在这种形势下，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救国的理想和愿望出发，积极探索救国之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创办《青年杂志》，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传统的思想道德、社会习俗、旧文学展开攻势，从而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大声疾呼：“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③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思想武器。在新形势的推动下，马列主义的传播，文学革命口号的提出，等等，都标志着新文化运动 的进一步发展。 五四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流派通过各类知识分子传人中国，其中包括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实验主义，以及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从地域上看，或来自欧洲，如法国、俄国、挪威、波兰，或来自美洲、亚洲，如美国、日本、印度等。在文学领域，以艺术倾向而论，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就中国作家接受和借鉴的程度而言，世界文学潮流中的大多数流派都能在当时中国找到代表作家或文学流派。④正如郑伯奇所言，在“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①各种思潮流派的交错杂陈，一方面反映了民初西学东渐的全面、纵深趋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广大知识分子寻觅“救国良方”的急切心态。 新文化运动首先在文学领域展开，许多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到文学翻译活动中。王哲甫曾说：“中国的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镜，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成了毒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②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不仅扩大了国人的阅读范围和知识领域，而且直接推进了中国的文学改良和新文学的建设。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丰富了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时，“五四”特殊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敦促广大知识分子投身于民族救亡和国家建设，文学翻译在“救亡启蒙”的氛围中得以发展、繁荣。 第二节 翻译状况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历史发端于五四时期。随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与拓展，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呈现出繁荣景象。据阿英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1917-1927年间出版译作共225种，其中理论25种，作品总集13种，其余分国别译作共187种，其中俄罗斯文学作品65种，法国31种，德国24种，英国21种，印度14种，日本12种。③这个数字并不完全，刊行在报刊杂志上未能搜集成单行本的还有很多。据王建开先生统计，1919-1949年的30年间，我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达4499部，其中在1919-1927年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已达437部④： 与晚清时期译者的工作形式不同，五四时期的译者们组建或参与了不少社团，如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并创建了各种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周报》、《创造季刊》等。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形成了翻译队伍和不同翻译流派。这些社团在致力于文学创作的同时，开展了大量的文学翻译活动。 一、新青年社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青年》的文学翻译活动，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15—1917年是第一阶段，侧重欧洲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的翻译；1918—1921年是第二阶段，也是《新青年》翻译文学的发展阶段，出版了“易卜生号”，注重介绍俄国、日本和弱小民族的文学。①《新青年》的译者，大多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翻评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是藉此引入新思想、新文学，改变旧文学。茅盾也曾提到：“那时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它学的议论。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他们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作物——旧文艺”。①因而，《新青年》的翻译明显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制约。比如，重视与中国国情相近似的俄国、印度等国家作品的翻译，尤其是把俄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放在突出的地位。在9卷《新青年》中共刊载11个国家的33部作品的译文，其中俄国文学作品8部、法国6部、英国5部、日本4部、美国2部、波兰2部、挪威2部、西班牙1部、爱尔兰1部、丹麦1部、印度1部。可以看出，译者青睐的或者是那些弱大国及弱小国作品，或者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发达国的作品，这与他们文学家的身份、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种倾向，在俄国作家之外，法国的莫泊桑、龚古尔兄弟等批判现实主义或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对五四译者显示了它们魅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等民族主义作家更不例外。此外，安徒生、王尔德等的童话受到欢迎。《新青年》刊载的翻译作品大致如下： 二、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该会发起者有茅盾、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郭绍虞、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孙伏园、瞿世英、周作人等12人。该会成立后，以《小说月报》①作为机关刊物，后出版《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并编印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五卅”以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逐渐减少，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小说月报》停刊，文学研究会无形中解散。 文学研究会一经成立就提倡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绍介。接手《小说月报》以后，文学研究会对它做了全面改革。《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开宗明义指出：“小说月报行世以来，已十一年矣，今当第十二年之始，谋更新而扩充之，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译西洋名家著作，不限于一国，不限于一派；说部，剧本，诗，三者并包”。宣言还强调“研究文学哲理介绍文学流派虽为刻不容缓之事，而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②茅盾在《小说月报》改版一周年之际发表了《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一文，再次重申：“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③文学研究会对文学翻译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小说月报》除了设有发表译作的栏目“译丛”外，还设有“海外文坛消息”、“文艺丛谭”，另外还有不固定的栏目介绍外国文学流派、思潮、现状等。据统计，从1921年1月出版的第12卷第1期至1926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17卷第12期，《小说月报》发表的译作中，俄国文学33种，法国文学27种，日本文学13种，英国文学8种，印度文学6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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