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技”之间
2009-6
人民出版社
王前
331
无
科技、哲学、管理，这是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的三个关键词。这三个不同的概念通过标识这套丛书的“科技哲学”和“科技管理”两个截然不同的知识领域而联接在一起。纵观人类文明史，我们看到科技、哲学、管理三者各自相对独立，又彼此渗透交叉，构成绚烂的历史画卷与交响的知识乐章。科技，是贯穿人类文明史特别是近现代文明史的强大动力。从哥白尼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四个多世纪，是科学和技术超过以往五千年人类文明史的大时代。人类不独通过一次接一次的自然科学革命，认识了我们的太阳系、宇宙的历史与起源，揭示了物质组成的原子、基本粒子的结构与起源，而且唤起一场又一场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从地下的黑色煤炭、石油和原子核内部获取巨大的能量，让灿烂的光明照亮整个世界；人类社会仿佛从科学技术获得一种无穷的力量而走上翻天覆地的道路，欧洲摆脱黑暗的中世纪而大踏步前进，而曾登上封建时代科学技术顶峰的中国迅速衰落，新兴资产阶级借助科学技术造就强大的生产力，炸毁了封建骑士制度，把资本主义扩张到全球范围；正是在19世纪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伟大变革中，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掀起一场社会科学的理论革命，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并且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又从理论变为现实，震撼全世界，而资本帝国主义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从强盛走向衰败。20世纪中叶分子生物学革命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整个世界进入现代科学技术更加迅猛发展的新时代。
本书从“道”“技”关系出发，初步构建了一个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的框架体系，并以独特视角触及当代技术哲学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在这一体系中，既有对古代历史文献中技术哲学思想萌芽和基本观念演变过程的回顾，也有对当代学者关于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研究成果的概括和评价，还有作者本人对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的独立思考。
王前，1950年生于沈阳。1979年考取东北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1991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评为教授。1997年起师承技术哲学家陈昌曙教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在东北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科技伦理。有《中国技术思想史论》、《技术现代化的文化制约》、《悟性的智慧》、《数学哲学引论》、《理科教育中的德育》等著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
丛书总序导论第一章 “道”的技术哲学意蕴 一、“道”——“技”的理想境界 二、由“技”至“道”的体悟 三、“道”对“技”的引导第二章 “顺应自然”——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与自然 一、顺应自然的技术 二、对反自然技术的批判 三、“人工自然”的发展途径第三章 “经世致用”——中国文化传统的技术与社会 一、经世导向的技术选择 二、实用目标的技术设计 三、技术引进的文化重塑第四章 “以道驭术”——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伦理 一、“以道驭术”的历史与现实 二、技术伦理的制度因素 三、技术伦理与实践智慧第五章 “由技悟道”——中国文化特色的技术认识论 一、技术知识的领悟和传授 二、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契合 三、技术发明的文化底蕴第六章 “圆融中和”——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操作 一、技能与工具的自然耦合 二、人力与自然力的匹配 三、技术目的与手段的互动第七章 “大道无形”——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管理 一、技术体系的有机特征 二、“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 三、有机管理的实践方式第八章 “道”与“逻各斯”的较量 一、中西技术理念的本原差异 二、中西技术体系的观念冲突 三、中西技术哲学的贯通之处 四、中西技术思想的互补结语 中国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章 “道”的技术哲学意蕴“道”是中国哲学中一个内涵极丰富的基本范畴，“道”与“技”的关系是“道”的理论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这个方面与“道”的其他方面内涵有着本质上的内在联系。从技术哲学角度对“道”加以诠释，不仅有助于对“道”“技”关系的理解，还可以使古代典籍中关于“道”的不少看似神秘费解的论述得到新的合理解释。“道”的技术哲学意蕴具有三个层面含义：从本体论层面看，“道”是“技”的理想境界；从认识论层面看，由“技”至“道”的发展要靠直观体悟；从方法论层面看，“道”对“技”的引导体现为贯彻一系列具有辩证思维特征的准则。这三个层面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础。一、“道”——“技”的理想境界“道”是不能直接从逻辑角度下定义的，“道”与“技”的关系有着远远超出逻辑关系的丰富意蕴。从技术活动角度看，“道”是“技”的理想境界。这不是下定义，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诠释或说明。“道”“技”关系是对人类技术活动本质特征的深刻反映，这一点也需要通过逐步深入的诠释才能理解清楚。1.“道”的原型和本意“道”的最初含意就是人们熟悉的“道路”。许慎的《说文解字》对“道”的解释是“从行从首，一达谓之道”。据考证，“道”的象形字上为一个“首”（象征一个人），朝着道路上的某处走（即上为“首”下为“走”）。这意味着“道”与“路”其实有所区别。“路”是实物形态的东西，如泥土路、石板路或柏油路，即使在无人走时也是实际存在的。而“道”更多表示的是道路的功能，即能够使人们在头脑支配下由此处走向彼处，这与走路者的需求和动作直接相关。人在“道”上要一步一步走，这里蕴含着行走的目的、方向、步骤。人们的其他各种实践活动其实都具有类似的特点，即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再做什么。正因为有这种往往并非自觉的人生体验，人们谈到各种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方法时，也常借用“道”的最初含义，使用“通过”、“途径”、“步骤”、“走向”等词汇。与此类似，英语中的“Way”既有“道路”的含义，也有“途径、方法”的含义，同样体现了这一特征。然而，作为中国哲学范畴的“道”，并非指实在的道路或道路上实际的行走过程，也不限于各种实践活动中具体的途径和方法。在我国古代，各种具体的途径或方法被称为“技”或“术”，而不是“道”。老子强调“道”本身无具体形象，不可言说，这意味着不仅把人们对实在道路的体验抽象掉了，而且把各种具体途径和方法的特性也抽象掉了，留下的只是对于应“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再做什么”这种步骤性活动自身的本质特征的体验。就人类的技术实践而言，这种本质特征指的是：任何技术活动都由一系列前后衔接、首尾相连的步骤或环节组成。各种具体的途径和方法，都是对一系列步骤或环节上操作者、工具、对象等技术要素相互关系的具体规定（这里所谓“途径”，涉及各步骤或环节之间的关系；而“方法”则涉及每一步骤或环节上操作者、工具、对象等技术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些途径和方法对操作者而言当然是人为的，而且不同的操作者可能采用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其成效也不尽相同。但根据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等技术要素的自然本性，应该存在一种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这实际上就是“技”之上的“道”。“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由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等相关技术要素的自然本性共同决定的。它超越了各种具体的“技”，是“技”的理想境界。庖丁解牛注重牛的筋骨皮肉的生理特征，下刀都在游刃有余之处，不仅省力省时、干净利落，而且不磨损刀具，这就是既合乎操作者自然本性，又合乎工具自然本性，还合乎技术对象自然本性的途径和方法，这就达到了“道”的境界。追求“技”之上的“道”，目的在于使人为设定的途径和方法逐步转化为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途径和方法，以至于达到能运用自如、天人合一的程度，因而老子才强调“道法自然”。需要特别指出，这里关于“道”的所谓“合理的、最优的”要求，有其特定含义。“合理”的要求是从技术活动相关要素的关系着眼，注重由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的自然本性共同决定的客观特性，这种客观特性具体表现为技术活动相关要素之间的和谐。“最优”的要求，是从技术活动的社会价值和效益着眼，注重技术活动主体的需求和感受，具体表现为省力、优质、高效，有一种成就感。“庖丁解牛”的寓言中体现出来的“道”，显然既是合理的，又是最优的。合理的途径和方法决定了最优的效果，而对最优目标的追求引导了对合理途径和方法的不断揭示。关于技术活动的合理、最优、和谐的要求，无论在古代技术中还是近现代技术中，都是普遍适用的，这里体现了“道”的普适价值。还应注意，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是有形的，而“道”是无形的。“道”并不是具体的操作者、工具和对象，也不是操作者的实际动作，而是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本身。它实际上是一种师法自然的特定“程序”。这里使用“程序”一词，应该说是一种隐喻，用以说明“道”是由前后相继的步骤或环节组成的特定路径，其价值在于特定的路径选择和步骤或环节的特定组成方式，在这一点上同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概念有共同之处。因为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概念也强调特定的路径的选择和步骤或环节的特定组成方式（即所谓“路径依赖性”），以这种无形的方式体现其价值，即所谓“软件”的价值。不过，“道”的程序性活动特征与现代的“程序”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程序，是计算机上人工编制的程序，还有程控机床上按指令操作的程序，以及会议程序、操练程序、仪式程序等等，概言之，都是人工设定的程序。这些程序的编制和设定本身属于“技”的层面。尽管其中也有是否合乎事物自然本性，是否合理、最优的要求，但这些人工设定的程序本身已经在实用层面上独立发挥作用，成为现代软件产业的基础。严格的“程序”概念来自控制理论和计算机科学，这是将近现代技术活动的程序特性单独抽象出来加以研究、设计和广泛应用的结果，是对人工设定程序的专业化对象性研究。我国古代先哲当然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意识。他们对“道”的理解，只能是把握类似于今天“程序”概念的某些特性，即本身无具体形象，与途径和方法相关，前后相继，首尾衔接等等。如老子所说“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或如管子学派所述：“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而序其成，谓之道”。可是，他们能够将对程序性活动的体验从对实在的道路体验中分离出来，而且对“道”的理解具有远远超出人工设定程序的广泛而深刻的意义，这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成就。关于“道”的这种技术哲学意蕴的诠释，可能会引起某些疑问或误解，这里需要做一些说明。首先，这里运用现代的学术语言，将“道”解读为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或者说看作是一种师法自然的特定“程序”，是否符合老子、庄子、管子等古代先哲的本意？换言之，这是不是站在今人角度对先人观念的一种曲解？对这种疑问的回答是：的确，老子、庄子、管子等古代先哲都没有这种明确的表述，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一系列论述中做出这样的合理推断。庄子的寓言“庖丁解牛”，在表述这种含义方面应该说是最典型的了。类似的还有庄子对“道”的论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显然，如果“道”与途径、方法无关，当然也就无所谓“传”“受”的问题。然而老子的相关表述比较隐蔽，需要仔细加以分辨。比如老子认为“道”可执（“执大象，天下往”，“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可为规则、程式（“是以圣人执一为天下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这其实正是在强调“道”作为途径和方法的功能。老子的论述有时还直接用到“道路”的比喻，如“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其人好径”等等，这似乎更显示了对“道”的本意的体验。老子对“道法自然”的反复强调，反映出对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要求的高度重视。至于对合理性和最优化的考虑，老子的表述则更为隐蔽。比如老子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其意是说，“道”之所用，就在于利用事物按照自然本性发展的态势，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尽可能多的收益，获得最优的效果，这就是所谓“因势利导”。老子还讲过“上善若水”。他之所以对“水”的隐喻特征极感兴趣，正是由于水流能够因势而下、灵活多变，实际上取一条合理而又最优的路径。老子又提到“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自然的程序当然是费力最小的程序。老子强调“无为”，使事物“自化”，实际上包含了对各种实践活动合理性和最优化效果的深刻思考。
本书是本人主持的200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道”、“技”关系为核心的中国技术哲学研究（批准号06BZX028）的最终成果。在这项成果完成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在这方面的研究历程。我进入技术哲学这个研究领域，是受我的导师陈昌曙教授的影响。1979年上半年，我当时还是一名青年工人，到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和辽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自然辩证法培训班学习。学习期间我给陈老师写过一封信，谈了我对技术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初步想法。由于那时和陈老师还不熟，且觉得在学术层次上和他相差甚远，他又很忙，所以没指望他能回信。事情过去将近一年，我突然收到陈老师的回信，信中说：“整理资料翻到一年前你给我看的关于技术科学方法论的一些想法。当时我在旁边用红笔注了几点意见，准备还你，后来却忘了。压制青年人的创见是犯罪的行为。将功补过，又对所写的想法再想一番，有的想法准备给研究生讲到，因此复写一份自留。……”接着，他用整整四页纸详细写了他对技术科学方法论的意见，并在我的稿子上做了详细批注，鼓励我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陈老师的复信和批注原件我至今珍藏。它带给我的不仅是学术上的指引，而且是学术品行上的洗礼，令我终生难忘。我做了陈老师多年的私淑弟子。直到1997年，才正式到他那里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在此之前，由于对我国传统科学思想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积累，我就设想探讨一下中国传统的技术哲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入学后不久，我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中国传统技术哲学观念刍议”的文章。
《“道”“技”之间: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科技哲学与科技管理丛书》，是一套跨学科研究丛书，具有前沿性、交叉性、哲理性、现实性特点，内容涵盖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管理前沿领域的若干重大课题。这套丛书力图将科技哲学与科技管理两个不同的知识领域联接起来，展示科技、哲学、管理三者各自相对独立，又彼此渗透交叉的绚烂历史画卷与交响的知识乐章，旨在成为科技界、哲学界、管理界之间的桥梁，共同促进我国科技发展、哲学繁荣和管理进步。
无
读了本书，使我对技、术、道、理的涵义得到明晰和升华，谢谢王前先生。
咱们王前老师的书，好书！
“道”、“技”之间就是“皮”、“毛”依存，道不存，技何附耶？现在还有道吗？只有“技”，那就只是“无间道”了。本末倒置就是舍本逐末。交叉就是边缘，不仅是科技哲学，一切都是人心的作用。书还是可以看的，也是有观点的，离经叛逆就发表不了了。
书还没读，不过，相信开卷有益，定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