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释与文化创新
2009-12
人民出版社
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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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经”居于四库全书之首，地位重要，作用巨大。经学在古代学术研究中可谓“如日中天”的“显学”，历来高度重视。经学发展曾有“六变”的历史。①冯友兰把整个古代哲学分为“子学”与“经学”两部分，认为：“自孔子至淮南子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瓶内”。①可见，“经学”是自汉以来中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不可回避的学问。在“后经学时代”，曾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况：经学传统受到质疑，经学思维受到批判，经学研究受到轻视，经学典籍受到冷漠。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研究又不断进入现代学者的研究视野。经学成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不可回避的重要领地，自然也引起了学者的特别关注。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经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反思经学思维的合理内核，发掘经学元典的精神智慧，促进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并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创造。
公羊学的研究，尽管相对于“十三经”范畴中的《易经》、《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著作的成果而言，要薄弱很多，但这些年毕竟在传统文化热的推动下，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召唤下，在学术研究的拓展性研究渴求下，有了可喜的进步。
《春秋公羊传》的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代序)自序第一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主题论域 一、作为问题的“以义解经” 二、“以事解经”和“以义解经” 三、“以义解经”的基本论域第二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知识背景 一、经、经学与经学思维 二、《春秋》文本与春秋学 三、公羊学精神与《公羊传》第三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方法特点 一、意图自觉与“以义解经”的动机和目的 二、义理呈现与“以义解经”的方法原则 三、《公羊传》“以义解经”的解读特点第四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基本义例 一、尊尊与为尊者讳 二、亲亲与为亲者讳 三、贤贤与为贤者讳 四、一统与远近内外第五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发展演变 一、董仲舒与“以义解经”的系统深化 二、《春秋纬》与“以义解经”的乖离变异 三、何休与“以义解经”的条例细化第六章 公羊义与两汉的政治生活法律实践 一、公羊义与两汉政治生活 二、公羊义与两汉法律实践第七章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文化意蕴 一、“以义解经”与传统经学思维方式 二、“以义解经”与创造性的诠释路径 三、公羊大义与汉代政治文化结构参考文献附录《公羊传》相关问题研究述评后记
从辞的功用讲，《公羊传》特别关注辞的表意功能，在载事和表义之间，载事属于直陈描述，尽管“义”在很大的程度上也需要“事”来显示和负载，但《公羊传》以为“用辞表义”不仅是文本的最终目的，而且也是辞本身的独特功能，所以辞同义同、辞同义异、义同辞异构成《春秋》笔法的主体，成为索解《春秋》大义的关键之一。《春秋》大义存乎“一字褒贬”之间，辞的褒贬功能自然成为《公羊传》的意识焦点，或于直陈背后赋予褒贬蕴涵，或变中性辞为褒贬辞，或因情境褒辞贬用、贬辞褒用，或据事情因果褒贬、讥讽、隐讳、刺绝。一言以蔽之，旨在定等序、正名分、断是非、决嫌疑，确定理想的或和现实的道德、政治、社会正义标准，以便进行事实和价值判断，达到礼教、政教、德教的目的。《公羊传》也意识到《春秋》“属辞”的核心就在于辞的具体使用，亦即辞的语用功能，“辞义”随着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至于辞的原始含义有时并非第一位，相反辞在具体时空里、具体事件上、具体情境中所体现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因而《公羊传》以为《春秋》“辞义”或由历史时间而变（三世异辞），或因地理空间而异（内外异辞），或据具体情境而生（事辞互异），或依特殊事件而移（事义互异）。董仲舒所谓“《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①以及“《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②就是精准的概括。此外，辞的修饰功能也受到了《公羊传》的重视。“不修春秋”日“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日：“星雷如雨。”（庄公七年）一个“如”字的修辞运用，就生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星雷”飞泻的情景。《春秋》僖公十六年春，雷石于宋五。六鹚退飞，过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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