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教关系研究
2010-5
人民出版社
汪圣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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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初对困难估计不足,本研究课题的完成已经严重误期了,笔者终于意识到,必须使研究告一段落,不然将产生严重后果。 五年以前,笔者决心对宋代政教关系作一全面梳理,为此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找了一些人作助手,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当中,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研究课题被列入国家社科研究项目。但随后遇到原先未能想到的困难。首先是搜集和消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困难,其次还有寻找和消化相关现代理论的困难,最后还有阅读和消化佛经、道藏方面的困难。学识到用时方恨少,我深深地为自己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感到遗憾。 然而,努力总是有结果的。我相信,五年的艰苦努力不会白费。当我阅读自己的稿子时,一种喜悦的心情使我坚定了上述信念。 宋朝统治的时空范围内存在过的宗教不只有佛教、道教,但是这两教以外各教(如摩尼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所发挥的影响都远远不能同这两教相比。再加上笔者对这些较小宗教的研究很不够,所以,本书的讨论拟只限于宋王朝与佛教、道教的关系。 从佛教在汉代传人中国、道教在汉代正式成为宗教,封建政权与佛教、道教势力之间就有如何相处的问题,就存在封建政权想要利用佛教、道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佛教、道教试图利用封建政权减少自身发展障碍的问题,存在着彼此的不和谐、冲突与摩擦。经过几百年的调整,到了宋代,政教关系已趋于成熟和理性。佛教、道教中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与国家、社会对立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使统治者和广大民众都感到佛教、道教是社会生活切实需要的。在他们的带动下,佛教、道教为迎合这种需要也做出了相应调整,用今天人们习惯的表述,那就是佛教、道教明显地世俗化。与此相应,宋朝较有头脑的统治者,较有头脑的士大夫,也已认识到:完全消灭佛教、道教在当时是根本不现实的。宋人张方平讲:“今天下十室之邑必有一伽蓝焉,衡门之下必有一龛像焉,异巷朋处,喜相祝、怒相诅,一话一言,必以浮屠之言为证。少而习闻,长而习见,如之何其不沦胥以入其流也。
本书是对宋王朝与佛教、道教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即系统分析宋王朝各时期在政教关系方面采取的各种举措及其成败;考察国家与佛、道教的互动,包括国家的政策引导、管理措施以及给佛教、道教提供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场合和机会等;探讨佛教、道教为社会服务、充当人神中介的形式及效果。书中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有所突破,提出了许多新见解。
汪圣铎,男,1948年生,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钱币丛书编委。曾在北京经济学院古代经济史研究室任助教、讲师,在中华书局任编辑、历史编辑室副主任、副编审、编审。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前言第一章 宋太祖、太宗时期的宗教政策第二章 宋真宗的以神道设教第三章 渐变与衡定——宋仁宗时期第四章 相对平稳和低调——宋英宗、神宗、哲宗时期第五章 崇道抑佛——宋徽宗的合一三教第六章 新的平衡——宋高宗、孝宗、光宗时期第七章 理学阴影下的政教关系——宋理宗在位时期第八章 引导与认同——三教调和论占主导位置第九章 宋朝的内道场第十章 祈雨晴、保丰收——为国效忠的重要途径之一第十一章 为皇家祝寿——为国效力的又一重要途径第十二章 为皇家祈冥福、为国家禳灾除祸第十三章 出家僧道的管理第十四章 荣誉与地位的引导——关于紫衣师号的颁给的研究第十五章 宋代敕赐处士号考辨第十六章 南宋御前宫观的高士第十七章 网络的完善与被分割——宋朝僧道官制度第十八章 寺院宫观的管理制度第十九章 宋代的年号寺观与圣节寺观第二十章 佛、道为孝道服务的体现——功德寺观第二十一章 掌控重点占据上游——北宋官方直接经营部分寺院第二十二章 居于主导地位的官宫观第二十三章 宋代的天庆观第二十四章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第二十五章 宋王朝与佛教名圣地及名寺院第二十六章 赏赐不广限制不严——僧道寺观田产问题研究第二十七章 与民同负有限减免——关于寺观、僧道的赋役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如果说宋太宗见到相国寺佛牙还只是撰了赞偈,那么他在安置开宝寺舍利一事的种种表现,就有更典型的意义。北宋人田况记:“太宗志奉释老,崇饰宫庙,建开宝灵感塔以藏佛舍利,临瘗为之悲涕。”①即讲埋葬舍利时宋太宗竟流了泪。田况没有记此事发生的时间,宋人高承记:“福圣院,《会要》云:初,吴越王钱俶在杭州建阿育王塔藏佛舍利,归朝,于此建塔云。端拱二年成。加建塔院,咸平二年赐今额。”②又李焘记:“[端拱二年八月]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释迦佛舍利塔置阙下,度开宝寺西北隅地,造浮图十一级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亿万计,前后逾八年。癸亥,工毕,巨丽精巧,近代所无。知制诰田锡尝上疏谏,其言有切直者,则日:‘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上亦不怒。”③关于宋太宗亲自参加安置舍利,上引田况等所记均过简略,杨亿记述稍详:“葬[舍利]日,上肩舁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由塔一角而出。上雨涕,其外都人万众皆洒泣,燃指焚香于臂掌者无数。内侍数十人,愿出家扫洒塔下,悉度为僧。上谓近臣日:‘我曩世尝亲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见之耳。”’④又释文莹记:“开宝塔成,欲撰记,太宗谓近臣日:‘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随国来表,述本国有金刚坐,乃释迦成道时所踞之坐,求立碑坐侧。朕令苏易简撰文赐之,中有鄙佛为夷人之语,朕甚不喜’词臣中独不见朱昂有讥佛之迹。因诏公撰之。文既成,孰崇严重,太宗深加叹奖。”⑤可知宋太宗为建此塔动用了许多钱财,并曾亲自抬舁舍利,准许(或许实为鼓动)许多内侍出家,还讲自己曾亲佛座,另又亲选词臣撰记文。此事把宋太宗尊崇佛教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太宗对佛教表示尊崇的又一举措,是在自己出生地建寺,即启圣院。宋人王明清《挥麈前录》卷一载:“东京启圣院,本晋护圣营,以太宗诞圣之地,太平兴国六年建寺,雍熙二年寺成,赐名。”又《宋太宗皇帝实录》卷三三雍熙二年四月己卯载:“启圣禅院成,诏僧睿齐主之。其地即晋之护圣营也。宣祖时典禁军,天福四年,上诞于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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