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的诗
1998-12
人民文学出版社
顾城
403
无
在原书的基础上做了相应的删节和补充。其中有些诗是第一次发表。突出了一个时期的重点和特点，稍兼顾全面。编排上基本上按照写作年月，但又不拘泥于时间顺序，以利阅读诗感的连贯。
顾城：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1956年生于北京，曾辍学放猪，做过木工。七十年代开始自学写诗，并成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先后于欧、美、新西兰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辞世，留下大量诗作。他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
顾城和诗（代序）星月的来由·烟囱对宇宙大声发问我的幻想·美怀念铭言（二首）割草谣找寻无名的小花幼芽小花的信念我赞美世界生命幻想曲幻想与梦小树地基友谊迎新一代人·巨星梦想梦痕眼睛石壁摄山影眨眼结束雨后别……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也许 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象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 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她没有见过阴云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她永远看着我 永远，看着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 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 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 画下丘陵—— 长满淡淡的茸毛 我让他们挨的很近 让它们相爱 让每一个默许 每一阵静静的春天的激动 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 我还想画下未来 我没见过她，也不可能 但知道她很美 我画下她秋天的风衣 画下那些燃烧的烛火和枫叶 画下许多因为爱她 而熄灭的心 画下婚礼 画下一个个早上醒来的节日—— 上面贴着玻璃糖纸 和北方童话的插图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我想画下风 画下一架比一架更高大的山岭 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 画下大海—— 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 最后，在纸角上 我还想画下自己 画下一只树熊 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从林里 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 发愣 他没有家 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 他只有，许许多多 浆果一样的梦 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我在希望 在想 但不知为什么 我没有领到蜡笔 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 我只有我 我的手指和创痛 只有撕碎那一张张 心爱的白纸 让它们去寻找蝴蝶 让它们从今天消失 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作者访谈 诗话录 苏舜（香港诗人王伟明）：从你的诗作中，我感觉到你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深，如洛尔迦（Lorca）、惠特曼（Whitman）等。你喜欢这些外国诗人吗？是通过翻译来念他们的作品吗？ 顾城：我外文不行，所以只能通过翻译来读外国诗。我爱人懂点英文，我俩有时也学着译点儿诗，这对我理解外国诗人的作品很有帮助。 确如你所说的，我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深。我喜欢但丁、惠特曼、泰戈尔、埃利蒂斯、帕斯。其中最喜欢的还是洛尔迦和惠特曼。有一段我天天读他们的诗，把他们的诗带到梦里去，有些诗是一生读不尽的。 我喜欢外国诗有一个过程，很小的时候我就读普希金的童话诗《小飞马》。那时我不关心什么是诗，只想多知道些故事，另外再多翻到几页彩色插图。我发现惠特曼时笑了半天，我想他可真会胡言乱语。洛尔迎的诗，我们家也有，放在书柜的最下层，我把它抽出来时，看见封面上画着个死硬的大拳头，我想也没想就把它塞回去，那个大拳头实在太没趣了。 认真开始读外国诗是在十多年后，我先读了些浪漫派的诗，感触不深，我觉得他们有些姿态是作出来的。真正使我震惊的是西班牙和它的那个语系的文学——洛尔迦、阿尔贝蒂、阿莱桑德雷、聂鲁达。他们的声音里有一种白金和乌木的气概，一种混血的热情，一种绝对精神，这声音震动了我。 我是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在给我做过心理测验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朋友说我有种堂·吉河德式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明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我想他是有道理的。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一直在裁判自己。在我生命里总有锋利的剑，有变幻的长披风，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我生怕学会宽恕自己。 我喜欢西班牙文学，喜欢洛尔迦，喜欢他诗中的安达露西亚，转着风旗的村庄，月亮和沙土。他的谣曲写得非常动人，他写哑孩子在露水中寻找他的声音，写得纯美之极。我喜欢洛尔迹，因为他的纯粹。 惠特曼和洛尔迦很不相同，他是开放型的，是广大博爱的诗人，他无所不在，所以不会在狭窄的道路上与人决斗。他怪样地看着人类，轻微地诅咒而更加巨大地爱着人类。他的诅咒和热爱如同阳光。对于他——惠特曼来说，对于他干草一样蓬松的胡须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解的，没有年龄，没有什么千万年的存在之谜。那些谜轻巧地像纸团，像移动杯子一样简单——灵魂和肉体是同一的，战绩和琐事、田野和人、步枪子弹和上帝是同一的，生和死是同一的，都是从本体上生长出来的草叶。 他像造物者一样驱动着它们，在其外又在其中，只要他愿意，随时能从繁杂的物象中走出来，从法规中走出来，向物化的生命显示彼岸。他说：那里是安全的。他说：宇宙自身就是一条大路，为旅行的灵魂安排的许多大路。他说：你一出生就在这条路上。他说：为了让灵魂前进，一切都让开路……一切具体的东西，艺术、宗教、政府。 惠特曼是个超验的人，他直接到达了本体，到达了那种“哲学不愿超过、也不能超过的境界”。他留给人类的不是一本诗，而是一个燃烧着无尽核能的爱的太阳。 我读惠特曼的诗很早，感应却很晚。我是个密封的人。一直到八三年的一个早上，痛苦的电流才熔化了那些铅皮，我才感到了那个更为巨大的本体——惠特曼。他的声音垂直从空中落下，敲击着我，敲击着我的每时每刻。一百年是不存在的，太平洋是不存在的，只有他——那个可望不可及的我，只有他——那个临近的清晰的永恒。我被震倒了，几乎想丢开自己，丢开那个在意象玻璃上磨花的工作。我被震动着，躺着，像琴箱上的木板。整整一天，我听着雨水滴落的声音。 那天我没有吃饭，我想；在诗的世界里，有许多不同的种族，许多伟大的行星和恒星，有不同的波，有不同的火焰。因为宿命，我们不能接近他们。我们困在一个狭小的身体里，困在时间中间。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没有，那个你，那个人类的你都在运行，都在和那些伟大的星宿一起烧灼着宇宙的暗夜。 苏舜：除了外国诗人的作品，你喜欢哪些中国诗人的作品，你喜欢中国古诗吗？请你谈谈对传统的看法。 顾城：我喜欢古诗、刻满花纹的古建筑，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 我就活在这样的空气里，我不仅喜欢读古诗，而且喜欢摹一些画送给朋友；我不仅喜欢古诗，而且喜欢在落叶中走，去默想它们那种魂天归一的境界；我常闭起眼睛，好像面对着十个太阳，让他们晒热我的血液。那风始终吹着——在萧萧落木中，在我的呼吸里，那横贯先秦、西汉、魏晋、唐宋的万里诗风；那风始终吹着，我常常变换位置来感知他们。 学习古诗，历来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悟其神；一种是摹其形。我以为前者是大道。穿越物象才能到达本体，忘其形才能得其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可惜许多死于章句的人都不这样想。他们喜欢研究服装上的纽扣，把外衣当贵宾，他们迷信古律古声，似乎唐诗是靠平仄对仗作出来的，他们的这种偏见造就了明清以来的大批诗匠，直到现在还有遗风。殊不知至人无法、大象无形，李白屈原又有多大程度上仰仗了格律呢？形式本身只应当是道路，而不应当是墙。伟大灵魂的前进本身就创造了最好的诗的形式。 我以为创新本身就是最好的继承，创新是传统精髓，就是传统生命力最好的证明。传统在我们身上生长、挣扎、变得弯曲，最后将层层叠叠开放出来，如同花朵。 我有些相信艾略特的说法。传统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一个对象，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能动的结构，不仅古人使今人存在，而且今人也使古人存在，他们相互吸引、排斥、印证，如同化学中的可逆式反应或天宇旋转双星。 苏舜：你认为大诗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顾城：我认为大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个注视着酒杯、万物的反光和自身的灵魂，一个在河岸上注视着血液、思想、情感的灵魂，一片为爱驱动、光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影中前进。 他无所知又全知，他无所求又尽求，他全知所以微笑，他尽求所以痛苦。 人类的电流都聚集在他身上，使他永远临近那个聚变、那个可能的工作，用一个词把生命从有限中释放出来，趋向无限。使生命永远自由地生活在它主宰的万物之中。他具有造物的力量。 除了这个最重要的条件外，无疑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使灵魂生长和显示。需要土壤、音乐、历史、道路、浓烈而纯美的民族之酒，需要语言，没有一种在大峡谷中发出许多回声的语言，成功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想还有些纯客观的条件不仅对于大诗人，而且对于小诗人也适用，就是要有食物、要有安静的空间和时间来进行他们的工作。 苏舜：你曾随父亲下放到农村去，深为大自然所影响，故你早期的诗，主题多取材于大自然。现在你回到城市，你写的诗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顾城；是的，是有很大变化。我习惯了农村，习惯了那个粘土作成的小村子，周围是大地，像轮盘一样转动。我习惯了，我是在那里塑造成型的。我习惯了一个人向东方走、向东南方走、向西方走，我习惯了一个人随意走向任何方向。候鸟在我的头顶鸣叫、大雁在河岸上睡去，我可以想象道路，可以直接面对着太阳、风，面对着海湾一样干净的颜色。 在城里就不能这样。城里的路是规定好的，城里的一切都是规定好的。城里有许多好东西，有食物，博物馆、书，有信息，可就是没有那种感觉，没有大平原棕色的注视，没有气流变幻的《生命幻想曲》。城里人很注意别人的看法，常用时装把自己包裹起来。 我不习惯城市，可是我在其中生活着，并且写作。有时一面面墙不可避免地挤进我的诗里，使我变得沉重起来。我不能回避那些含光的小盒子和溶化古老人类的坩埚，我只有负载着他们前进，希望尽快能走出去。我很累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河岸的幻影、我少年时代放猪的河岸。我老在想港口不远了，我会把一切放在船上。 我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 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 许纪霖 1993年中国诗坛的最大事件莫过于顾城之死。每一个朦胧诗的爱好者都感到分到的震惊，谁也难以将一个写下了大量优美诗篇的童话诗人与一个残忍地用利斧劈死爱妻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不幸就是如此，令人们困惑不已。在众多的评论中间，我注意到评论者们的尴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所面对的只是顾城的某一个侧面，或者将诗人之死诗意般地美化，小心翼翼地对他的罪恶表示惋惜；或者义愤填膺地要"除他诗与人之名"，对舆论诗化顾城之死看作是社会良知的随落。 然而，这一事件的意义也许不在于褒贬顾城本身。盖棺论定，关于诗人的是是非非，我相信每一个有起码正义感和道德心的人都会达成基本的共识。对于我们来说，如何将顾城那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形象加以整合，找出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并从中窥见人性的隐密，这才应该是人文关怀的真正所在。 抽象的诗人世界 关于顾城，王安忆有那么一段在我看来是极为精当的评论，她说：“顾城的世界是抽筋剥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维。……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里，是要绝望的。假如我们都很抽象地看世界，都会绝望。我们不会去死，因为我们对许多事情感兴趣，我们是俗人。” （1）大凡诗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这是他梦中的伊甸园，是他超越世俗，用诗的语言拼砌成的彼岸圣地。然而诗人不免要生活在此岸之中，他同时又是一个凡夫俗子，人所具有的他皆具有。就在两个世界之间，诗人保持着灵与肉，价值与功利，审美与理性的微妙平衡。唯独顾城 ，在他的人格之中只有一重世界，那就是目孩提起他大脑袋里面所装的自我迷恋的形而上世界。顾城称自己是“被幻想妈妈宠坏的任性孩子”。他早熟，当别的孩子还是拖着鼻涕、懵然无知的年龄，他已经 开始了用诗构筑自己的童话王国。但他又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用舒婷的话说“是一个不肯长大的孩子”，只相信自己编织的童话。孩童的意识里自我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是同一个空间，世界应当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单纯美丽，或者说，我就是整个世界。顾城也相信自己的心灵与天地万物的同一："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日日、月月、年年，不管你看到没有，那个你，那个人类的你都在运行，都在和那些伟大的星宿一起烧灼着宇宙的暗夜。"他甚至坚信，诗人应该像上帝一样，“具有造物的力量”。 拒绝长大的诗人所愿意面对的是那个诗境中天地万物与我同一的世界，他只有自我放逐，将自己与世俗世界隔离，不仅遁世，连自己的身体都感到讨厌，最好不食人间烟火，全身心地逃避于抽象的彼岸世界。可以这样说，顾城的肉体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或不愿存在，他只为他的精神而活着，为那些整日折磨着他的奇奇怪怪的念头活着。 在朦胧诗人里面，北岛是愤世嫉俗的；舒婷充满了生命的情趣；而顾城却是反社会的，他怀疑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必要和可能，他怀疑语言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甚至拒绝对这个地无奈生存其间的世俗社会承担一切义务和责任。像所有的乌托邦理想主义者一样，他对现代化的大都市充满了厌恶之情，认定一切按部就班的城市缺乏生命的活力。他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最后顾城果然远离城市，远离人群，在偏僻的小岛上开垦自己的伊甸园，伴着晨露，伴着鸟语，也伴着乌托邦的幻想。 顾城那著名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个中的“黑夜”大约指的还是世俗的昏暗，诗人欲以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去拥抱一个"光明"的彼岸世界。如果仅仅到这里为止，诗人的确意义非凡，在我们这个物欲过于泛滥，凡夫俗子主宰人类，世人普遍丧失超验精神的地球上，顾城以自己童话般的梦想震憾了每一颗不甘沉沦于俗世的心灵，他那陶渊明式的现代田园生活也令每一个留恋大自然的都市中人羡慕不已。 乌托邦王国的逻辑 不过，诗人的童话世界实在是太纯洁了，纯洁到令人怀疑的程度，它除了在人类的精神追求中存在之外，难道真的还可以付诸实践？倘若如此，又是怎样一种景观，又如何维持其生活的秩序？顾城既已决 然将自己放逐于人类社会之外，他只有到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才能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独立王国。南太平洋的激流岛成了诗人的真正家园，他的实现梦幻的新大陆。就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顾城与他的“两个妻子”开始了一种创世纪的隐居生活。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诗人是全能的主宰，他就是造物主，他就是法律，他就是道德；或者说，诗人已经超越了人类社会现有的法则，他不再受世俗的种种道德的和律命的束缚。他可以超越常规拥有两个妻子，可以蔑视人间社会的一切权威--如果有权威的话，他也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加以反抗，就像当警方认定他养鸡未曾登记，属于非法，他会在一夜之间将那上百只下蛋母鸡统统杀光一样。 当自己的伊甸园成为一片屠宰场时，我们不知道诗人的心里有何感想。也许这血淋淋的报复正是乌托邦王国的铁的逻辑。为了捍卫理想的纯洁性和坚定性，哪怕牺牲再多的生灵也在所不惜，生命算得了什么东西，比较起诗意的终极性价值，简直微不足道。在顾城的理念中，他已经等同于整个世界，他的意志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的一切必须为他而存在，为他所创造、所追求的理想而存在。 不过，要维持想象中的世界的纯洁性，除了用暴力之外，还能指望什么更可靠的工具呢？有人认为顾城有“斧子情结”，的确，木匠出身的诗人最大的癖好是将家里的利斧磨得光光的，最乐此不疲的是替朋友们磨快钝刀。最令人惊奇的是顾城送给谢烨的定婚礼物是一把匕首，这既暗示了两人关系的某种性质和谢的宿命式悲剧，也颇能说明诗人的理想王国除了教主本身的魅力之外，还要靠什么得以维系。 事实上，任何马托邦只有当其以纯精神的形态存在时，才是美好又宜于诗意的。一旦它的发明者突然异想天开地要将之付诸实践，多半要伴之以血腥的暴力。道理很简单，在那个乌托邦王国里．只能有一种意志，这就是教主的意志，其余所有的生命只有为其奉献时才能显示出存在的价值。而教主的逻辑用韦伯的说法是只有信念伦理，而决无责任伦理；他只对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负责，至于别的什么不过是奔向那个宏伟目标途中可以随便践踏的小草而已。 要维持这样的乌托邦王国，自我封闭，离群索居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前提。顾城出走异国他乡如今看来并非偶然，他只有摆脱一直纠缠他的熟悉母语，远离像他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才得以确立自我的中心。在那个语言不通的海岛上，拒绝说英语的诗人以他神秘的微 笑与世俗隔开了一道不透明的铁幕。凭借这道铁幕，给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们以一种诗意般的想象空间。 不仅教主有必要保持与世隔绝，而且他的臣民们也应如此这般行事。我们看到，顾城与谢烨的最初裂痕就是由此发端。对此小说《英儿》有清楚的交代：“顾城的理想是要摒弃一切社会生活，甚至更进一步，要把桃花源化为太虚幻境。而他的妻子则在现实的绝壁面前，感到应当还是过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她不顾丈夫的反对，开始与人交往……顾城却感到他正在滑向社会的途中，他把理想寄托在一直与他通信的英儿身上。” (2)英儿来了。诗人王国的危机因为出现了浪漫的妻妾和睦局面而暂告缓和。但是顾城所惧怕的依然是英儿与外界的交往。尤其是那个充满了世俗情欲的洋“老头”，更令诗人感到一种棋逢对手般的威胁。最后，英儿果然背叛了顾城，随"老头"私奔而去 。 书中的顾城决定自绝。这的确是对诗人的毁灭性一击。这不是简单的情场失意，而是乌托邦王国在世俗社会面前耻辱的"滑铁卢"。诗人的魅力竟然抵不上一个俗不可耐的洋“老头”，这一“信念危机”摧毁了顾城的所有自信，他的全部赖以生存的根基。既然精神已经遭受重创，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至于现实中的顾城还能活下去，肯定与谢烨的支撑有关。谢成了他存在理由的唯一依据。诗人需要隐居般的生活，但他不可以没有信徒，如果谢也背叛了他，那么就像当初诗人杀鸡一样，必须玉石俱焚，用鲜血和生命来缝合乌托邦王国的破裂，奠祭诗人的"纯洁信念"。 于是，悲剧按照它自身的逻辑走向了终幕。为生活所迫，谢烨与顾城准备假离婚。恰在这时，谢的追求者"大鱼"来到了海岛。在神经错乱的顾城脑海中，出现了最后一个叛徒的影像，摇摇欲坠的诗人王国轰然倒塌。为捍卫马托邦理想的纯洁和尊严，为维系"太虚仙境"的绝对秩序，诗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利斧。 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在这幕悲剧中，最令人洒一掬同情之泪的不是顾城，而是那个善良温柔的谢烨。然而，她在里面究竟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仅仅是受害者么？ 从留下的遗作来看，谢烨也是一个童心未泯的才女，她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她与顾城一样，心里充溢着各种各样美丽的幻想。她是诗人的崇拜者，她没法摆脱诗意世界charisma魅力的诱惑。 在生前，顾谢被世人视为一对诗坛的金童玉女。但她与他之间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情人或伴侣的关系，显然，两人在精神和权力上是极其不平等的，他是她的相神主宰和教主，而她不过是他的追随者和仰慕者。 谢烨留给我的更多的是女圣徒的形象。当她的教主走火入魔时，她也跟着赴汤蹈火。没有她的理解和帮助，很难设想缺乏起码生活能力的诗人能够实践那些匪夷所思的幻想。《英儿》中透出的奇妙的三人世界，按常理而言谢的处境是最尴尬的，但谢却是"太虚幻境"的积极策划者和实行人。为了诗人，她几乎奉献出了一切，先是为妻的尊严，再是作为母亲的权利，最后是一己之自然生命。 不过，谢烨又并非单纯愚昧之辈。比较起不食人间烟火，终日沉浸在形而上意境的顾城，她仍然充满着世俗的理性。诗人完整地生活在彼岸世界里，而谢烨却是分裂的，她的一半追随顾城而去，另一半依然羁留在此岸世界。一个分裂的人格多半是痛苦的，谢烨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将它统一起来，“用正常的方法，过异常的日子”。但正因为她的尘根未尽，引起诗人的不满，构成了两人的尖锐冲突。 以谢烨的聪明未必看不明白诗人乌托邦之梦的虚妄。她在给母亲最后一封家书中说：“恨死了顾城的伟大……假如为了小木耳，任何事业对我都是可笑的。” （３）她还对王安忆讲过：“在现代社会里要过原始生活是很奢侈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王不解地问她：“那么你 是为了爱情？”谢回答：“这是命运。” （４）千万不要把谢烨的思想层面低估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现代祥林嫂。如果说最初的她对顾城还抱有少女般的浪漫寄情的话，那么我相信随着日子的推移她比谁都看透诗人的所有弱点和负面。如果她像英儿一般信奉实用主义的话，也许早就弃顾而去。但她偏偏是一个执拗的理想主义者，她的人生是为美丽的乌托邦而生存的，在她的生命之中，她不能没有理想，否则活着就失去了意义。像她这般年龄的人，从懂事的时候起所受的就是理想主义教育，但恰恰“生于末世运偏消”，没有赶上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但她依然想在一个世俗的时代里重温诗意的旧梦。命运的安排让她遇上了颀城，他成了她梦想的人格承担者。尽管她可以看透承担者的虚妄，甚至也悟出理想原本的虚妄，但她却没法改变自己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人生。正像吴宓当年清楚地知道“道德理想功业，无非幻象”，但仍然要"利用此幻象"维系信仰一样，谢烨也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为理想殉身。这，就是谢烨自称的“命运”。爱情可以破灭，但命运却是永恒的，一旦将痛苦归结为命运，也就一切坦然了。 于是她与顾城一起在小岛上编织了那个理想主义的神话，她是远非自愿的，却是十分自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最后她成为神话的牺牲品，未尝不是自觉选择的结果。 王晓玉在《我为谢烨一哭》中写道：“从她遭到那要命的一斧头，到还剩一口气被人发现，再到一个半小时后不治身亡，她大不幸地苟延残喘了许久。死，已非她所愿；苟延残喘，更使她非但不得不细细领受肉体上的折磨，而且要加倍地品味那因为临死前的大彻大悟而不能不正视的事实所带给她的的心灵上的痛苦。” (5)谢烨已离世人远去，我们已无法猜度死者弥留时的心思。也许如王晓玉所说的梦醒之后晚到的彻悟，也许她依然在梦中，为终于殉了那份理想而自慰。暂且撇开价值评价，从人道角度出发，我宁愿是后者，这样也可以多少减轻死者临终前的痛楚。 这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尽管是以那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演给我们看。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行，精神失落的时代里，它的意味是异常复杂的。我们需要精神的马托邦，以显示人类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恒价值。但我们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种精神的乌托邦直接还原为现实，以诗意的世界去整合世俗的世界。诗意与残忍，仅仅只有一步之遥，类似的马托邦悲剧我们已经看到得太多太多：法国的大革命、中国的“文革”、美国的“人民圣殿教”……这次不过是在一个孤独的小岛上，一个孤独的诗人那里重演了一遍而已。悲剧的语境不一，角色不同，但性质却总那么似曾相识。 诗的魅力是永恒的，但万万离不得这个远不美好的俗世。 顾城的情敌刘湛秋醉说当年情 据《蜀报》陈蕙如报道：都说诗人都是不甘寂寞的，诗人刘湛秋便是如此。他屡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人物：他和杀妻自缢的诗人顾城拥有同一个情人--英儿（李英，笔名麦琪）；他开车无意撞残一名大提琴手，被对方索赔49万元，这场官司12月底将见分晓。12月5日午后，记者采访刘湛秋时，饭后的他有点微醉，为数不多的乱发仍然很张扬地显示着主人的个性。当记者试探地提及他和英儿的往事时，刘湛秋一点也不回避，“让人刻骨铭心的感情呵！”他说，在和刘湛秋的谈话中，他的激情、敏锐、坦诚无时无刻不提醒听者，这是一个纯粹男人的真言。 在英儿认识顾城之前，她和刘湛秋就已经难舍难分了。“当时我不知道有顾城这个人，后来我最不提防的人也是他。我告诉英儿，你一个人去新西兰，到顾城那儿我最放心。”“为什么呢？”记者好奇地问。“顾城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不近女色的人，对我丝毫不构成竞争力。”“是你的轻视使你把自己的女人送入他人的怀抱吗？”刘湛秋笑而不答，“任何男人对女人都有渴望，包括最没有渴望的顾城。”“顾城抢走英儿，靠的是什么？”记者“步步紧逼”。“靠一种软弱，他的弱者形象让毫无心计的英儿无法拒绝。” 随着谈话的深入，刘湛秋的回答更加坦白。“这段感情毫无疑问会伤害另一个女人吧？”“我的前妻是个很好的女人。”他欲言又止，“我这一生对不起一个女人，但不知道该对不起谁。”“有没有想过重新组建家庭？”“我对结婚有恐惧感。”刘湛秋摇摇头，或许他在想，相依相伴一生的人已经被自己弄丢了吧。 刘湛秋不只一次地告诉记者：男人的魅力在于勇气。这个六十多岁的可爱老头儿却一次次地像孩子似的迷恋于36岁的英儿的怀抱。“她的善解人意让我感动。”说这话时，刘湛秋不禁望向窗外，眼中带着憧憬。“那你怀念这段感情吗？”“ 不，不，不说怀念，她今年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我，我们一如当初。”这时候，冬日的一抹阳光静静地斜照在刘湛秋酒醉微醺的脸上。“人生就是这样啊，说没有就没有了。”他突然说。(1999年12月22日 华声报) 顾城和诗 / 顾工 “爸爸，爸爸，我又想出来一首诗……”8岁的儿子顾城，每天从西直门小学放学回家，就沿着曲曲折折的楼梯、长长的南道奔跑着，推开房门扑到我的面前。小小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他大喘着气把他的诗背给我听——是塔松和丽珠的故事；是云朵和土地的对话；是瓢虫和蚂蚁的私语…… 我凝视着他深藏梦幻的瞳仁，时惊时喜时忧——8岁的瞳仁中也有忧患吗？是小白兔似的忧愁，还是小松鼠似的忧虑？……他背诵完他的“诗”，也常常凝视，凝视在雨云下忙于搬家的蚂蚁；在护城河里游动的蝌蚪和鱼苗；在屋檐下筑窝的燕子……“文革”初期，有人在我们楼窗下马路对面的墙上，刷了条大标语，不知是贴反了，还是贴措了，马上被众多的路人围拢来，死死地缠住，揪住，按下头，用脚踢……顾城起初是从窗扇的缝隙向外看，后来他恐惧了，脸色惨白，再不向窗外多看一眼，他越来越想躲开纷争，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 有这样的世界吗？当一辆卡车把我们抄家后的家具，连人一同载走的时候，在12岁的小顾城眼里，流露着迷惘也流露着喜悦——我们全家是不是正在迁移，迁移到一个天籁世界？！渤海荒滩上栖落着大群大群水鸟，翅膀时时拍击那像泥捏似的村落…… 我被部队农场分配去养猪。我每天和儿子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那土灶的柴火烧红不透明的早晨，映着我们灰暗的脸。儿子借着灶口闪烁不定的火花，翻看着一本借来的唐诗，他抬起有星云流动的大眼睛说：“爸爸，我和你对诗好吗？你有首诗叫《黄浦江畔》，我想对首《渤海滩头》；你昨天写一首叫《沼泽里的鱼》，我想对首《中枪弹的雁》……”我深深感动：世界上已经没人再读我的诗了，而他却记得。于是，父子俩真的对起诗来。……把每首即兴写的诗，都丢进火里。我俩说：“火焰是我们诗歌唯一的读者”。 喂猪是我们父子流放生涯中最大的乐趣。在没有散尽的寒雾中，把一大桶一大桶热气腾腾的猪食，倒进猪圈，倒进猪槽，看着那些饥饿得要发疯的猪来争食，实在太激奋了。儿子给每头猪取了个名字：“老病号”、“老祖宗”、“八百罗汉”、“饿死鬼”……真的，由于缺粮缺饲料，每头猪都饿得脊骨突露，嘴尖毛长；有的竟相互撕咬，你噬它的耳朵，它啃你的尾巴…… 饲料危机是最大的经济危机，我们只有打开猪圈去放牧。几十头毛色不同、性格各异的猪，在海滩边，在潍河旁，咕咕哝哝、呼哧呼哧地咀嚼着野草和没有挖尽的红薯根、萝卜叶……中午，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温暖，我和儿子就跳进这即将入海的水流里，尽情浸没和扑腾……没有人，只有云和鸟和太阳，还有远远的草地上正在觅食的猪。草有些绿了，更绿了——盛夏来到。赤裸裸、水淋淋的儿子伏在沙滩上晒暖。他的手指伸进砂砾中写诗：“太阳烘着地球，像烤一块面包……” 是的，我们是多么需要一块面包！ 几年后，我们被允许回城，回北京——由于林彪在温都尔汗的荒野上爆炸，我们这些被迫害者就有了点儿希望。车轮又把我们全家带回旋转着许多车轮的社会。此时，和猪和海洋、天空一起生活了几年的儿子，已长成真正的英俊少年，他从寂寥、壮阔的生活中，带回几盒在草棵中采集的昆虫标本和两册自写自编的诗集；一册自由体，名《无名的小花》；一册格律体，名《白云梦》。随后，生活就给他上紧了发条。他比时钟更紧张，更匆忙。他去街道服务所里干活，筛石灰、拉大锯、刨树根、刷油漆、爬到楼顶去刮顶棚铁锈、在高温熔炉旁拌糖浆……他狂热地劳动着，好像真正成了枚万能螺丝钉。 一个生日又一个生日，都在恼人的轰响声中过去……他开始看书。正好，我们当年被抄走的书籍，零零散散地发还点，总算有点书了。顾城的狂热于是转了方向，没日没夜地沉浸在越堆越高的书中。他把过去细看过的两大本《辞海》重新扫瞄；他读所有的诗歌、小说、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学……他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像复印机似的，常常一个通宵就能翻完厚厚的一叠。 他还自学绘画…… 他室内的灯光几乎是彻夜不熄的。梦幻，分不清月光和阳光，时时在伴随着他，索绕着他。白昼午睡和黎明欲来没来时，是他写诗的最好时刻。儿子写诗似乎很少伏在桌案上，而是在枕边放个小本、放支圆珠笔，迷迷蒙蒙中幻化出来飞舞出来的形影、景象、演绎、思绪……组合成一个个词汇、一个个语句，他的手便摸着笔，摸着黑（写时常常是不睁眼的）涂记下来。有时，摸到笔摸不到小本本，他就把句子勾划到枕边的墙壁上——他睡的墙头总是涂满了诗，还有许多用漫画笔法画的小人小狗小猪……他那后来传诵一时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睛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就是在这样的迷蒙中，幻化中，受积聚到一定程度的灵感的迸发冲击，涂写到墙上去的——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 顾城开始了他的投稿生涯。在这方面他好像也有点朦胧。他并不研究每个刊物的用稿标准，只是把那些大大小小刊物的名字事先写好信封，一大叠，用的时候，就把诗稿自上而下顺序一装，碰到谁就是谁，从《人民文学》到县办刊物，一律平等。 我们家的门常被敲响了，一些青年带来了他们的崇敬与争论。顾城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同他们讨论他的《远和近》、《弧线》等等；最后实在应接不暇，便写文给报刊集中解说。那个时候，“朦胧”是让人难解又兴奋的事，我们家也常常争论探讨。奇怪的是，我那不朦胧的诗却从来不引起争论，总是在报刊较为舒适的位置上安憩。 关于顾城诗的争论时起时伏，最后渐渐平息下来。顾城在南方过了一年，接着结婚，然后回北京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他睡醒来便去种丝瓜、扁豆，有时去讲课。他越来越能讲，也越来越沉默。我俩常常应邀去各个院校讲课，我讲过去的事，他也讲过去的事。我讲的是战争、烽火、布满尸体的山谷、哭泣的村庄；他讲的却是文化大革命，那些寂寞危险的日子，他所爱的鸟，他所梦想的人和各种昆虫的故事…… 他总是看着远处讲话，说他要在山上筑一座小城，安一门金属的大炮，养一些兔子，“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蓝海洋在四周微笑／欣赏着暴雨的舞蹈……”所有听的人都很安静，被他带进了一个童话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向前走着，好像在继续他儿时未完成的游戏…… 后来他真的走了。1987年去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又去了英国、法国、美国、瑞典……走进一个个诗歌的盛会，推开一所所大学的门扇（我怎么也不明白，他这个小学生是怎么变成一个大学研究员的）。他在那些国家的课堂里、讲台上，依旧穿着浅灰色的中山服，眼睛向远处看着，讲中国古老的文学和哲学，还有最新的诗…… 顾城从诞生、学语、到最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有时是远古的神明，有时是黎明的鸟叫。从他的诗里，我依旧可以听到他从走廊尽头跑过来的脚步声，他推开门，他推开门，推开一重重厚重的门……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 顾城是否带着光明离去，我们不得而知。然面他寻觅光明的眼睛却永远留在了他的诗中，充满梦幻和童真。
无
为了记忆
儿子喜欢书，内容语言好
速度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