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论集
2006-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389
《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论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编成的。其中，少部分选入的是漳州师范学院的老师们过去在报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而大部分则是从这次研讨会的论文中选入的。 本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较高层次的教学与科研的人才队伍。近向年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十几项……《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论集》虽然展示了只是本学科在研究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方面的部分成果，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到本学科的风貌。 文学传达的是人的感受和体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相近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中也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人们的感受和体验假若都相同，就不需要传达、不需要文学了。所以，在文学中简单区分先进的文学和保守的文学、现代的文学与非现代的文学、革命的文学与反革命的文学，并以这种区分作为评论和研究文学的标准，是毫无意义的。
序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论集》代序林语堂“对外讲中”思想方法初论林语堂诗学话语论析论林语堂《苏东坡传》的文献取向林语堂的美学思维方式从《萨天师语录》的创作看林语堂的文化取向及其表达林语堂与语言学论林语堂的红学研究试论“论语派”散文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林语堂小品文的文化意蕴从修辞艺术看林语堂散文的民族语言文化色彩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对现代人类学发展的启示道家哲学与林语堂的人生观林语堂与明清小品林语堂与老舍“国民性”探讨比较论林语堂与克罗齐悠闲文化观：解读林语堂的一个新视角文化传播与融汇构建－－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论析林语堂的东西文化观与“后殖民主义”话语对女性的尊崇与对男性立场的维护－－试论林语堂的妇女观论林语堂幽默理论本土化的成功与缺失顺乎自由本性 追觅理想爱情－－《红牡丹》展示的多种爱情类型及意蕴林语堂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近十年来林语堂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许地山与老舍：真正的“良师益友”《野草》与《空山灵雨》之比较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剖析试论五四时期许地山对老舍的“提携辅导”“有情”世间的烦恼和缺失－－关于许地山《空山灵雨》的精神探求许地山与牛津大学情韵自奇两风流－－废名与许地山之比较许地山小说意象论论许地山小说的宗教意识与情爱模式论杨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创作感情性·形象性·讽刺性－－杨骚在雅加达《生活报》发表的政论评述“漳州籍现代著名作家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编后记
这个学术研讨会是集中讨论三位漳州籍现代文学名家林语堂、许地山和杨骚的，由于我过去没有写过专门研究他们的论文，所以今天只能从一个大家或许会感兴趣的话题谈起。连累而及，可以生发出若干应有之义来。这个最初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研究地方籍作家? 要厘清“地方籍”这个词，就不能不引入与此相关的“地域性”、“民族性”、“中国性”、“世界性”这样一类概念。“地方籍”是指一个作家的籍贯。在古代，人们迁居较少，一个文人是异常看重自己的故乡的。写《牡丹亭》的戏曲家汤显祖，号海若，江西临川人，生前刊行的《玉茗堂文集》就写着“临川汤海若”。《人间词话》署“海宁王氏校印”，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氏。籍贯重要到可以入名，成为识别一个文人的符号，如韩愈称“韩昌黎”，昌黎是他的郡望；曾国藩称“曾湘乡”，康有为称“康南海”、“南海先生”…… 到了“五四”一代，仍然看重“籍”，但真正的原籍已经很难追寻。梁实秋的祖先本在河北，但祖父在杭州居住期间父亲为科考而落籍为浙江钱塘，他自己则生在北京。到报考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时，因为招生名额是按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比例分配的，他要在直隶考试，就必须到京兆大兴县署办理入籍手续。当时的北京，东城属大兴，西城属宛平，他家位于东城根老君堂，是大兴人，即北京人。从此，梁实秋就把自己的出生地和籍贯合并在一起了。而鲁迅呢，由于“女师大事件”与人交恶，被指责为属于在北京教育界的“某籍某系”，这是一种暗示，像是明地里打不过就挖人家的阴私似的。于是，鲁迅愤而写了篇文章，题目是《我的“籍”和“系”》，挑明自己浙江绍兴的“籍”别和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的“系”别。“籍”之重要性，我们只需要看看鲁迅、梁实秋的创作与绍兴、北京的关系，就一目了然了。“籍”是他们度过幼年、少年时光的地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意味着他的儿时记忆库存，他的灵感所在，他全部写作的最初发源地，他了解人类文化的一根连接母亲的脐带。到了今天，随着社会的现代进程，人类的迁徙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频繁，文人的童年往往与“籍”无关了。而“出生地”维系着一个人的文化命脉，“出生地”渐渐有了代替“原籍”、“祖籍”之势。 “地域性”是指作家人品、文品中所显示的地方色彩。闻一多较早地注意到文学的这种文化品性，他在1923年论述郭沫若时写过《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不过细读他的文章，主旨是批评《女神》中“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的，实际上闻一多的“地方色彩”一词在此处是充当“中国色彩”、“东方色彩”来使用的，与现在一般地用在“中国”以下的“地域”层次又有差别。 重要的是，“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比如，同是漳州籍的作家，许地山小说散文的地域性要比林语堂小说散文的地域性强得多。许地山的小说集《缀网劳珠》、《危巢坠简》，散文集《空山灵雨》等，其中的作品被公认为深具异域情调与神秘色彩。这种情调色彩是东南亚一带（缅甸、印度）的佛教文化、闽粤交界处（包括台南）的风土人情习俗的交相融和，这不仅仅是漳州，但却处处包含着漳州的风味。而林语堂虽然自述说“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如梦／为学养性全在兹”，将家乡的根与个人的性情、学问、写作均联系在一起，这些闽南情结，可能作为精神滋养都深层地熔化进他的中西文化知识结构和苍蝇之微宇宙之大的文章里去，但在他的小说《京华烟云》、《红牡丹》中，在他早期成名的杂文、散文写作中，并无鲜明的表现。 再用一向以地域色彩著称的四川作家为例，写《死水微澜》、《大波》的李劫人和写《淘金记》、《在其香居茶馆里》的沙汀，地域性就非常强烈。李劫人对成都及成都附近乡镇异常熟悉，他的笔记里有对成都上百年哪个哪个年代青菜、萝卜、猪肉多少钱一斤的详细记载。沙汀通过他的舅父了解川北的袍哥帮会、茶馆市镇，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躲避抓捕甚至全家在故乡安县的大山里隐藏多年。可同样是成都附近（新繁）出生的艾芜，他小说的地域性色彩就大不如前两位。其代表作《南行记》里的漂泊生活是从四川到云南再到缅甸一路的西南边陲风光，长篇《百炼成钢》是写东北鞍山工业基地的。但艾芜的地域性即便稍稍弱化，还是比巴金要鲜明。艾芜的某些短篇，尤其是抗战期问写的长篇小说《故乡》纯粹是四川风格，而巴金有名的小说《灭亡》和《雾》、《雨》、《电》（《爱情的三部曲》）、《春天里的秋天》、《团圆》（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还有大部分散文，都不是写四川的事情。《家》和《寒夜》虽置于四川封闭的环境下，但作者却无心突出地域色彩，所以研究这两部名著的成果虽可车载斗量，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们的地方文化性。对于巴金来说，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显然比一地的自然风俗环境更能惹动他的注目及描写的兴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