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们去哪儿？
2010-12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 让-路易·傅尼叶
174
李欣
无
爸爸，我们去哪儿 文/叶兆言 这是法国作家傅尼叶的一本新书，刚开始，我只准备说一两句好话。在别人著作的封底写几句推荐词，来一段广告语，如今很时髦，正变得更庸俗。有时候是被迫这么做，我们常碍于情面，完全出于无奈。然而为了眼前的这本书，我不仅想说几句，还打算写篇文章。 每当我看到这些广告词，内心深处总会有疑问： 荣获二〇〇八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大奖！ 法国读者推荐最佳礼物书、年度最感人的文学作品！ 法国文学畅销榜第一名！ 在法国出版未满一年，已感动超过五十万名读者！ 出版不到两个月，便在法国创下单日销售两千本的佳绩！ 翻译版权售出美、日、韩、德等二十四个国家，仍在热烈增加中！ 在一个逢“奖”必大的年代，我不太明白“费米娜”奖有多大，法国文学奖太多，只知道这奖曾给过一个中国人，他写过一本叫《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的书，还知道它的评委全是女人，全是女作家。“最佳礼物书”，“畅销榜”，“单日销售两千本”，“翻译版权售出”，所有这些，中国人都不陌生。 陌生的还是这本书，一本不可能太厚的书，字数并不多，究竟会是什么样的货色。出版不满一年，为什么能够感动五十万名读者。因为对感动这个字眼的怀疑，或者说怀疑具体数字，我情不自禁将书翻了一遍，结果却是，真被深深地感动了。 三言两语，说不出感动的原因。为了阳光一般的父爱，为了不离不弃，为了面对困境激发出的勇气，书中太多情节，让人动容，让人莞尔。更重要的，它以非常健康的气息，通过全新视角，让正在日趋麻木的我们，重新审视世俗生活。 这本书充满了智慧，在生命的伤痛与困境面前，微笑像鲜花一样盛开，幽默成了对付痛苦的最好利器。这是一封很长的信，收信人是作者两位残障儿子，一个连话都不会说，另一个只会说“爸爸，我们去哪”。他们甚至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如果说家庭有个残障儿，就是遇到了一次世界末日，那么这位倒霉的父亲，一生中竟然接连遭遇两次。 为人父母天下至善，父亲就是父亲，父亲必须得像个父亲。作者并不想让读者过于悲伤，但是在阅读的时候，还是会潸然泪下。不知不觉，你已经被打动了。那一天，我太太从外面打电话回来，听着老公的异样语调，连连追问为什么。我无话可说，坦承正在读这本《爸爸，我们去哪儿》。太太非常意外，她想不太明白，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才能让一个整天在家胡编故事的男人感动。 【书评二】 无法投递的信，无路可走的人生 文 书写残障儿童的生活很容易陷入陈词烂调。渲染苦难，博取同情，赞颂生命之顽强，是此类题材的典型料理法。然而好的文学，始终需要避免太过显而易见，需要以一种独辟蹊径的视角，来观照那些一眼看上去似乎不得不如此看待的平常事。获得2008年法国文学费米娜奖的自传性作品《爸爸，我们去哪儿》（Ouonva，papa·）便是成功的范例，让－路易·傅尼叶把一出催泪电影拍成了喜剧片：他用充满戏谑口吻、夹杂着愤世嫉俗的幽默感、真诚而直接面对现实的坦白态度和妙趣横生的生活细节讲述了接连生下两个残障儿、如同“经历两次世界末日”般的小概率事件，令读者在本该流泪时大笑，本该同情时怨恨，直接简单的感情因此变得丰富而多层面。 《爸爸，我们去哪儿》采用父亲写给两位残障儿公开信的形式，由诸多相对独立、讲述生活轶事的短章构成。当然，两位残障儿既不能阅读也无法理解父亲的话。因此《爸爸，我们去哪儿》更像是对普罗大众的告白，“人们说起残障儿的时候，脸上总是露出相应的表情，就好像在谈论灾难一样。这一次，我想面带微笑地谈论你们。你们曾让我开心，而且有时是故意逗我开心。”1938年出生的让－路易·傅尼叶是一位作家兼电视导演，曾执导多部情景喜剧，这一次，他的主角变成了自己的两个残障儿子，镜头则变成了文字。他用充满黑色幽默的口吻谈论拥有残障儿的好处，“不用操心学习，不用规划职业发展方向”，“不用向他们撒谎，（……）用不着假装”；他不顾所谓的“政治正确”，用极其坦白而自然的口气揭示闪过内心的恶念，“这时我会闪现出可怕的想法——把他从窗户扔出去。可是我们住在一楼，扔出去也无济于事，还是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时而换上恶童的眼光，毫无顾忌地嘲笑残障儿，并嘲笑自己“不走运，买了‘基因’的彩票，可惜有没中奖”，在他看来，“不应该剥夺残障儿逗我们开心的权利”。 让－路易·傅尼叶的行文简洁而不加修饰，笑料中杂糅着悲惨的处境，却既不煽情也不甜腻。梦境和想象适当介入，如镜面般为故事增添了维度。如他想象出一个名叫“不飞”的、患有恐高症的小鸟，“每当别人要求它飞的时候，它总是拒绝，还能找到有趣的借口”——这“不飞”之鸟与“不成长”的托马和马蒂约形成了巧妙呼应，也因此，《爸爸，我们去哪儿》并不像该类型的小说常见的那样，人物有发展和成长，有挑战和突破——而其实是本“不成长小说”，除了时间流逝，一切都没有变得更好，父亲依旧无法教他们动词“放屁”的变位形式、无法教他们打篮球排球或给他们解释内燃机的工作原理。一如托马和马蒂约无数次问父亲的那个问题“爸爸，我们去哪儿？”，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是段无路可走的人生。 唯一可以改变的，或许只有我们如何看待这段无路可走的人生。这需要智慧和幽默感、耐心和理性，需要抛开成见，需要不同的视角。让－路易·傅尼叶说，“‘正常’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应该是的样子，必须是的样子，也就是普通的样子，中庸的样子。我不太喜欢中庸的事物。我喜欢不平凡的、超过平均值的，也许还包括不到平均值的，反正就是与众不同的。”而这与众不同的人生，恰恰需要这与众不同的视角，才可赋予这无路可走的人生一条由文字、由独特的叙事声音构建的出路吧。 【书评三】 一个黑色的爸爸 文/走走 有两个残障儿的父亲，会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呢？ 让－路易·傅尼叶在《爸爸，我们去哪儿》中，让读者看到了人类的无助感、身为人父的痛苦幻灭感，他描述了漫长几十年的苦海，父子三人除了无助漂泊，放弃痛苦挣扎，还能做什么呢？ “也许我有一些歉意吧，因为我并不是个好父亲。我时常觉得你们难以忍受，因为你们太不讨人喜欢了。和你们相处，要有天使般的耐心，可我并不是天使。 “我应该让你们知道，和你们在一起生活，大家彼此都没感觉到幸福，这让我心里很难受；也许我应该请求你们原谅，因为我把你们塑造得如此失败。” 作者很明白，社会现实是，残障儿等同无能，在巨大社会运作中难逃被动等死的命运。巧合的是，最近类似题材的还有一本《有我，你别怕》，两书作者一男一女，对命运各自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我，你别怕》的作者身为一个成年女性，面对一个残障女儿，态度是一逃了之，内心的抵制使她把女儿寄放在了专业机构，不愿为此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并且从一开始，她就只把自己放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作为读者，阅读的感受颇为怪异，难免会像那位女作者一样，很不情愿在场。 而《爸爸，我们去哪儿》，则冷嘲热讽一番遗传法则、达尔文的丛林生活现实以及非正常孩子带来的困扰，以此消解作者企图向世人传达的痛苦，他所体现的，不是一场仍在进行的斗争，而是一场无可奈何的对话，一个父亲与两个残障儿之间的对话。因此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读者很清楚，作者不想要求世人的同情。 “从那刻起，他开始不停重复：‘爸爸，我们去哪儿？’ “起初，我会回答：‘我们回家。’ “一分钟以后，他依然天真地问我同样的问题…… “爸爸，我们去哪儿？ “我们上高速公路，逆行。 “我们去阿拉斯加逗熊玩，然后被熊吞掉。 “我们去采蘑菇，专采毒鹅膏菇，回来摊个香喷喷的鸡蛋饼。 “我们去游泳池，从高台上往没有水的池子里跳。 “我们去海边，我们去圣米歇尔山。我们在流沙上散步，然后陷进去，一直陷到地狱里。” 作者有一种奇异的幽默感，夹杂着毁灭的快感，似乎是想以此方式动摇“神圣”的基因秩序和残障本身，从而给自己的孩子们找出存在的理由。假设作者的世界里曾经有过上帝的存在，那么这种黑色幽默也可以看做是对上帝发起的挑战，是基于这种挑战产生的自嘲的冷笑。在生出第二个残障儿之前，“当时，我认为这种事情不可能重复发生。我明白爱至深、责至切的道理，但上帝并没有这么爱我；反过来说，既使我确实很自私，也不至于受到这样的惩罚。”命该如此，命该如此和两个残障儿度过一生。 这本书通篇洋溢着一种愤然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终于看到，在某种创造性冲动的驱使下，作者和妻子再次克服想象的恐惧，“女儿长大了，她是全家人的骄傲。她很漂亮，也很聪明。直到那时，我们才算对命运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回击……”上帝和人开的玩笑终于结束。 2008年这本书获得费米娜奖后，法国争议纷起，作者的前妻声称事实并非如此，两个残障儿基本由她照顾等等。也许她可以去问问作者，为什么他有着不可抑制的欲望要虚构、要在一些事实上撒谎呢？也许只是因为事实已然太沉重，太不幸福。
有人说，生出一个残障儿，就是遇到一次世界末日，而他，遇到了两次！ 他是让-路易·傅尼叶，在法国文坛和电视圈拥有很高的知名度，然而在一身的光环背后，隐藏的却是他多年来避而不谈的两个残障儿。迟至四十年后的今日，他决定送给他的孩子这本书，用来表达他的歉意，以及永远没有说出口的爱。 然而，傅尼叶却以异于其他残障儿父母的幽默口吻，诉说自己的经历，甚至轻松地开起儿子的玩笑。他说不想让读者哭泣，只想带来欢笑，但如此轻盈的叙述，却字字精准地刻划出了他身为一个父亲的痛苦挣扎。 相较于众多描写生命伤悲的题材，《爸爸，我们去哪儿？》打破了我们对悲伤的看法。傅尼叶选择直率地嘲弄自己的遭遇，正如他所说的："幽默，是对付痛苦最好的武器！"我们可以不流泪，以另一种方式越过生命的伤痛与困境！
让·路易·傅尼叶（Jean-Louis Fournier） 大学时修习古典文学，本应成为严肃学者的他，后来却成了法国知名作家及电视剧编导。他曾获得多项国际艺术电影大奖，从一九九二年起，傅尼叶开始文字创作，作品逾二十部，包含散文、小说、剧本，他幽默诙谐的笔法，令众多法国读者为之着迷。 虽然经常受邀上媒体谈论作品，但关于自己的两个孩子，一直是傅尼叶避言谈起的话题。直到他七十岁，也就是二〇〇八年，他才出版《爸爸，我们去哪儿？》，首度写出身为两个残障儿父亲的心声。他说：“过去不提，不是因为怕丢脸、怕被人用异样眼光看待，而是无法面对说了之后难以承受的痛楚。” 《爸爸，我们去哪儿？》一出版，立即在法国引起热烈的回响，在销售量和排行榜上都创下耀眼的佳绩。傅尼叶的句句文字抚慰了许多读者，不仅仅只是同为残障儿的父母，更告诉大家即使有再痛苦的遭遇，还是能够有勇气地笑着活下去。有评论家说：或许上帝不曾善待傅尼叶的孩子，但这部作品之于傅尼叶，甚至所有的读者，都是我们面对生命困境时最好的礼物。
看到新生婴儿，人们脸上会露出赞叹的表情。小宝宝真漂亮啊！我们观察他的小手，数他的手指头。 我们发现他每只手都有五个指头，脚也一样。我们惊呆了，不是四个，也不是六个，而是不多不少正好五个。每只手，每只脚，都是奇迹。要是说到婴儿身体内部的结构，那就更复杂了。 每次生育就是一次冒险……并非每次冒险都能成功，但人们却还是乐此不疲。在地球上，平均一秒钟就有一个婴儿诞生……“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那位正在生孩子的母亲，劝她千万别把孩子生出来。”幽默大师补充道。昨天，我们带马蒂约去了阿贝维勒修道院，想让在卡梅尔做修女的玛德林娜姨妈见见他。 见面地点在修道院的接待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墙上刷着白石灰。里面的墙上开了一扇门，门上挂着厚厚的门帘。门帘不是红色的，而是黑色的，跟木偶剧院里的幕帘一样。我们听到门帘后面传出的声音说：“孩子们，你们好。”这就是玛德林娜姨妈。她正在隐修。不能当面见我们。聊了一会儿以后，她说要看看马蒂约。让我们把婴儿篮放在门口，还嘱咐我们转过身去，朝向对面的墙壁。隐修中的修女可以见小孩，但不能见大人。 接着她开始招呼修女们一起来看她的小外孙。我们听到了修女袍子的簌簌声，伴随着半遮半掩或是高声爽朗的笑声，还有掀门帘声。她们异口同声地赞叹着，挠他这儿一下，摸他那儿一下。“真可爱！院长，你看啊，他在冲我们笑呢，简直就像个小天使，小耶稣……！”如果她们的溢美之词前面没有加上“像”字，就更准确了。 对修女来说，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至善至美的，婴儿是上帝的杰作，所以也是完美无瑕的。她们显然不愿意说出美玉上的瑕疵，更何况他还是院长的外孙呢。当时我真想转过身来，让她们别夸个不停了。 但我没有，幸好我没有。就让可怜的马蒂约享受一次别人的夸奖吧…… ……
这本书充满了智慧，在生命的伤痛与困境面前，微笑像鲜花一样盛开，幽默成了对付痛苦的最好利器。 ——叶兆言 这是本“不成长小说”，除了时间流逝，一切都没有变得更好……一如托马和马蒂约无数次问父亲的问题：“爸爸，我们去哪儿？”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是段无路可走的人生。 ——btr 他是两个残疾孩子的父亲，他不是天使，也不具备可供升华的古典悲剧情怀。当这桩“骇人听闻的司法错案”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选择了记录真实。 ——袁筱一 在众多叙述生命伤悲的题材中，它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打破我们对于悲伤的看法。谁说伤心一定要流泪？真正的悲伤，或许反而是不带泪水的字眼…… ——费米娜 文学奖评审
爸爸，我们去哪儿？ 我们上高速公路，逆行。 我们去阿拉斯加逗熊玩，然后被熊吞掉。 我们去游泳池，从高台上往没有水的池子里跳。 我们去圣米歇尔山。在流沙上散步，然后陷进去，一直陷到地狱里。 即使有更痛苦的遭遇，还是要笑着活下去的“不成长”故事 面对生命困境的最好礼物，费米娜文学奖获奖作品
无
松岛枫啊
爸爸，我们去哪儿？
小32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