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吧长谈
2011-4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秘]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566
589000
孙家孟
无
五光十色的国家 （代序）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我出生的城市——阿列基帕，位于秘鲁南部安第斯山的一个山谷里。这个城市以其教权主义和造反精神、律师和火山、一望无云的蓝天、美味的大虾、地方主义，还有“下雪”而名扬全国。所谓“下雪”，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暂时性的症状。某一天，—个最为温顺的阿列基帕人突然会对人家的问候不予理睬；连续几个小时地把脸拉得长长的；能干出最古怪的事、能说出最古怪的话；意见稍微不一致，他就可能在最好的朋友的脖后砍上一刀。对此，没有人感到奇怪，也没有人生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人正在“下雪”，而他明天又会像往常那样成为温和而无害的人。虽说我出生的第二年，我的家人就带我离开了阿列基帕，而且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阿列基帕居住过，但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阿列基帕人，我也认为那些在秘鲁流传的针对我们的玩笑，譬如说我们骄傲自大，令人反感，甚至发疯，是出于嫉妒心。我们讲的西班牙语非常纯正；我们的建筑奇迹圣卡达莉娜修道院曾吸引了五百名妇女前往居住；我们的城市曾是秘鲁历史上太规模地震和多次革命的舞台，难道不是这样吗？ 从一岁到十岁，我住在玻利维亚的柯恰潘巴市，在这个城市，我既天真又幸福。我还记得我所干的事和我认识的人，但最难忘的是我阅读的书籍：山道坎的故事，诺斯特拉达缪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卡略斯特罗的作品，《汤姆·索耶历险记》，《辛巴达航海旅行记》，海盗、冒险家和匪徒的故事，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有我母亲藏在床头柜中的那些诗歌（其实我并不懂，只是由于禁果的诱惑）。阅读这些书籍是我最美好的时刻。我喜欢的书全看完了，这太令人难熬了，有时我就自己想出某些新的篇章，或是改变某一作品的结局。这种对他人作品进行的“续作”或“补充”，就是我最初的写作，也是我写故事才能的最初表现。 像所有移居他乡的家庭一样，侨居异国增强了我们的爱国心，直到十岁，我一直坚信生为秘鲁人是我最大的幸运，我头脑中的秘鲁与其说是同现实的秘鲁相联系着的，不如说是同印加帝王和征服者的那个国家相联系着的。只是到了一九四六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的秘鲁，那一年，我们家从柯恰潘巴迁到了皮乌拉，因为我的祖父被任命为该市的地方长官了。我们走的是陆路，在阿列基帕作了短暂的停留。我还记得，在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我是那么地激动；我也还记得，我的伯父对我是那么地宠爱。伯父叫埃德华多，是个单身汉，是个对宗教极为虔诚的律师。他有个女仆，叫伊诺森西娅。他的生活犹如西班牙内地的绅士，穿着整齐，有条不紊。在那旧式家具、古老的挂像和古旧的杂物中间，他也渐渐地衰老了。我也记得，在卡玛纳奇耶，当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的那股兴奋劲儿。我的祖父母被我磨得没办法，不得不把汽车停下来，让我在那荒凉的海滩上扎了个猛子。但那次海浴洗礼并不成功，因为一只螃蟹夹了我一下。尽管如此，对秘鲁海岸这一见钟情式的情谊，却延续了下来。这三千公里的沿海沙漠，几乎没有被从安第斯山流下的河水渗浸过，而只是被太平洋的海水冲刷着，但却受到了一些人的恶意中伤。那些誓死捍卫印第安传统的人，那些仇恨一切西班牙事物的人，都指责我国的沿海地区轻浮、媚外。他们认为秘鲁的政治经济中心由山区转移到沿海（即由库斯科②转移到利马）是一种不幸，因为这一转移产生了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权主义，使得秘鲁变成了一个大蜘蛛：这个国家的头部（即首都）硕大无朋，而四肢却细小赢弱。一个历史学家把利马和沿海称做“反秘鲁”。而我，作为—个阿列基帕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山区佬”，在这场争论中本应该站在安第斯山一边，来反对沿海沙漠地区的，然而，如果让我在沿海地区、安第斯山区和亚马逊森林地区（按经度划分的秘鲁三个地区）三者之中进行选择的话，很可能我是站在沙漠和海浪一边的。 沿海是印加帝国的外围地区，其文明也是从库斯科辐射过来的。虽说印加文明不是在西班牙征服之前唯一的秘鲁文化，但可以说，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文化，它从秘鲁一直延伸到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及智利、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一部分，它只短短地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在这期间，印加帝王们征服了几十个城镇，修建了道路和灌溉工程，修筑了城堡和要塞，并且建立了一个行政系统，使得生产足以养活所有的秘鲁人。这一点，以后的任何政权都未能做到。尽愈加相信，他的作品是个“小说写作技巧大全”，足以同伟大的古典作品相媲美。在五十年代，我们拉美人喜欢阅读欧美人的作品，几乎不去问津自己人的作品。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拉丁美洲的读者发现了自己的作家，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的读者也发现了拉美的作家。 在那几年中有一件事，对我来说相当重要，那就是我认识了独裁政权中负责保安工作的头头，除了奥德利亚本人外，他是个最遭人恨的人物了。我当时是圣马可大学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当时许多圣马可的学生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了解到，这些学生就睡在牢房的地上，既无垫子也无毯子，于是我们进行了募捐，买了毯子；但是当我们想送进去的时候，监狱（当时的监狱就是现在舍拉顿饭店的所在地，据说原来牢房里受到刑讯的冤魂仍在游荡）里的人对我们说，只有内政部办公厅主任堂阿历杭德罗。埃斯帕萨·萨尼亚图才有权同意交给犯人。于是联合会作了个决议，派五名代表去会见此人，我就是五人中的一个。 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在位于意大利广场的内政部里近距离看到的这个可怕的人物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是个矮小的人，五十多岁，面似羊皮，令人生厌。他仿佛在水中看着我们，我们的话他根本没听，任凭我们讲。当我们颤抖着讲完之后，他仍然死盯着我们看，一言不发，好像在嘲笑我们那副困惑的样子。随后，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几期《卡魏德》小报，那是我们秘密印刷的油印小报，当然，在报纸上我们对他进行了攻击。他说：“哪篇文章是你们中的哪个人写的，你们在何处集会油印小报，你们支部进行何种密谋，我都了如指掌。”实际上也确是如此，他似乎无所不在。然而，与此同时，他却又给人一种可怜虫、碌碌无为的庸人的印象。在那次会见中见到他，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写《酒吧长谈》这部小说的想法，十五年后，这部小说才写成。我是想在小说中描写带有奥德利亚八年统治特点的独裁政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学习、工作、爱情、梦想和志向所留下的影响。我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了一条贯穿众多人物和情节的总线，这就是一个在独裁政权中当过保镖和密探的人，同一个依靠独裁政权发了迹的人的儿子、后来又当了记者的人的偶然相遇，以及两人之间进行的贯穿整个小说的谈话。小说出版后，那位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又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前内政部办公厅主任评论说：“如果巴尔加斯·略萨早点来找我，我还可以提供给他一些更为有趣的素材。” 正如莱昂修·普腊多军事学校使我认识了我的国家一样，新闻工作帮助我打开了我的国家许多方面的大门。这一职业促使我深入探索各个领域、各个社会阶层、各种地方和各种活动。早在十五岁的时候我就从事新闻工作了，那是在中学四年级的假期里，我作为地方版，后来又作为侦破版的编辑，在《纪事》报社里工作。夜间跑警察局，打听发生了什么样的犯罪、偷盗、抢劫和交通事故，调查类似“夜蝴蝶”案子那样引人注目的案件，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着迷的。譬如，在波尔维尼尔区，一个妓女被刺身亡，这案子就促使我来往于利马各个妓院、下等舞厅和龟奴、同性恋者常去的酒吧之间。在那时，报人同流氓（起码也是名声最糟的流浪汉）之间的界限很难划清。一天工作下来，就照例跟同事们钻进某个咖啡馆（这种咖啡馆很赚钱，一般说来都由华人招待，地上铺满锯末以掩盖醉汉们的呕吐物）里，然后再到妓院去。妓院为了遮掩丑闻，都对侦破版的记者实行优惠待遇。 在大学的最后几年里，我在一家电台（即泛美电台）里工作过，负责写新闻稿的工作。在电台里，我有机会了解了广播剧的制作，那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多愁善感加恐怖疹人；巧妙的偶合加无限的装模作样，简直就是十九世纪报屁股文学的现代翻版，但却拥有众多的听众。据说，—个行人走在利马任何一条大街上，都能听到费利克斯·B．凯赫特的《生的权利》的章节，因为收听这个广播剧的不止—个人家。这个令人眼花缭乱而又奇特的小小世界，为我的另一部小说提供了题材，那就是《胡莉娅姨妈与作家》。从表面上看，那是一部描写广播剧的制作和情节剧的写作的小说，但实质上是对我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什么是写作这些疑问的描述，这些问题一直缠绕着我，我也为此奉献了自己的大半生，但却从来未弄明白。从小时起，我就想把我经历的种种事情写成故事，我一直摆脱不掉这一诱惑，甚至有时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一生的所作所为，或是别人对我的所作所为，都只不过是一种为了编造故事而找的借口。这种不断地把现实移植为故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是企图把某种偏爱的经历从飞逝的时间之口中拯救出来吗？是想通过改头换面的手法使痛苦而可怕的事实变得轻松些吗？也许仅仅是一种游戏，是文字与幻想的杂乱堆砌？我越写，这个问题就越难以回答。 一九五七年，我大学毕业了，第二年交了论文，并获得去马德里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到欧洲去，想办法再到巴黎去，是我阅读大仲马、凡尔纳和雨果的作品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我幸福地整装待发，正在此时，一个偶然的事件给我提供了去亚马逊地区旅行的机会。一个叫作胡安·柯玛斯的墨西哥人类学家想周游上玛腊尼昂河，因为阿瓜鲁纳人和汪毕萨人的部落就在那里。考察队中还有一个空位置，于是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就去了。 在上玛腊尼昂河流域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参观了部落、屯子和村镇。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因为那次旅行向我展示了我的国家的另外一个天地（正如所见到的那样，秘鲁是个五光十色的国家）。从利马到奇凯斯和乌腊库萨这两个屯子，就等于从二十世纪跳回到石器时代，就等于同赤身裸体、生活在最原始状态之中并受着非常残酷剥削的同胞们进行接触。而剥削者们也都是些可怜的赤脚的半文盲商人，他们用以低得可笑的价钱从部落里购得的橡胶和皮毛做生意，印第安人如果有任何摆脱他们的企图，他们便野蛮地加以惩罚。我们到达乌腊库萨的时候，酋长出来迎接了我们，酋长是阿瓜鲁纳人，叫做胡姆。见到他，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那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此人不久前由于企图建立_个合作社而痛遭毒打。在上玛腊尼昂河地区遥远的村落里，我看到并亲身体验到了我国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残酷现实。然而，亚马逊地区并不仅仅意味着苦难、暴行和不同思想、不同历史时期的秘鲁人困苦的共居生活，它也是一个繁茂的世界，—个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世界。从城市里来的人，在那里可以发现尚未被驯服、尚未被洗劫的大自然：壮观的湍急的河流、原始林莽、仿佛从神话中走出来的动物，以及过着冒险生活但却自由自在的男男女女。他们过着就像我在孩提时代欣喜地阅读过的探险小说中的主人公们所过的那种生活。我想我还从来没有做过收获如此丰富的旅行。我在一九五八年的那次旅行中的所闻、所见、所做，许多事情后来都被我酿成了故事。 在那次旅行中，我第一次直觉到了，被以赛亚·贝林称之为“矛盾着的真理”的东西。在圣马丽亚·德·聂瓦那小小的镇子里，四十年代建立了一个传教所，修女们为部落的女孩们开办了一所学校，但是由于女孩们不愿意上学，她们就求助手警察，强迫女孩们上学。而有些女孩在传教所待上一段时间后，就同家人失去了联系，就不能返家重过以前的生活了，那么这些女孩们怎么办呢？于是她们就被托付给代表“文明”的人们，即路经圣马丽亚·德·聂瓦镇的工程师、军人和商人等等，这些人却把女孩们带走当了用人。富于戏剧性的是，修女们不仅没有发觉这一善举的恶果，反而还要把这一善举坚持到底，以此来证明她们那真正的英雄主义。实际上，修女们的生活条件也相当困难，在河流涨水的几个月中，她们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困苦状态。用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作出无限的牺牲，却给人们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这就是我要永远记取的教训。这一教训使我明白了善与恶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滑动的；这一教训也向我指明，在判断人们的行为时，在对社会问题决定加以解决时，你要想使你所采取的手段不会导致比疾病还要有害的恶果，那你就必须慎重行事。 我到了欧洲，直到一九七四年才返国定居。我二十五岁出国，三十八岁回国，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而我自己在回国时也在很多方面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在我与自己国家的关系上，我想我还是保持着我童年时的那种看法。这种关系不能用概念，而只能用比喻加以说明。我认为秘鲁本身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我同它的关系是紧张的、冷酷的，但充满着以粗暴为特点的激情。小说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有一次曾说，作为作家，我与他的区别是，我与文学关系是夫妇关系，而他与文学的关系是通奸关系。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与狂热。我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反对是自觉的，我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最大的缺点之一，是为最糟的走私行为打掩护的。然而事实是，我国的事物有的使我恼火，也有的使我兴奋，在我国正在发生的或发生过的事，都不可避免地与我密切相关，如果能作一番衡量，其结果很可能是，在我写作的时刻，摆在我眼前最近的则是秘鲁的缺点。也许我对困扰着秘鲁的各种问题批评得过于严厉，从而有失公允了。不过，我认为在这种批评的后面，有着深深的休戚相关之情。虽然我恨秘鲁，但是这种恨，正如塞萨尔·巴耶霍的诗句所说，总是浸渗着柔情。 一九八九年四月管如此，我从未对印加帝王们有过好感。虽说他们留下的纪念性建筑物，譬如马丘比丘9和萨克萨哇曼②使我惊服，但我一直在想，秘鲁的愁苦（即我们性格的突出特点）也正是来源于印加帝国。那是一个军团化的官僚主义社会，人像蚂蚁一样被组织起来，一个无所不能的压缩机粉碎了人们的一切个陛。 印加帝王们为了控制其统治下的人民，施展了最狡猾的诡计，他们自命为神，分封诸侯，移民他乡，把村镇的居民迁离故土，“嫁接”在遥远的异乡。流传至今的用克楚亚语写成的最古老的诗歌，就是表现这些人们在异乡感到惆怅而怀念自己失去的故土的悲歌。远在苏联大百科全书和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出版之前五个世纪，印加帝国就实行了在政治上的古为今用。每个印加帝王登上宝座时，都伴有一批“阿矛塔”（即学者），他们负责修改历史，以表明印加的历史是在现今帝王的统治下才达到高峰的，其先帝们的一切丰功伟绩就都归功于他了。结果是，要想重新恢复被神秘地歪曲了的历史，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印加帝王们有着一种相当精密的计数法，即结绳计数法，但他们没有文字。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帝王们根本不想有文字，因为文字对他们那样的社会将构成一种危险。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是有道理的。印加帝王们的艺术是严峻的、冰冷的，既缺乏想象力，也没有印加帝国之前各种文化（如纳斯卡文化和帕腊卡斯文化）所表现出的技艺。精致异常的羽毛毯，图案神秘的纺织品，就是上述两个文化的产物，至今仍然保持着它们那鲜艳的色彩和魅力。 继印加帝国之后，压榨秘鲁人民的另一台压缩机就是西班牙的统治。征服者把今日大多数秘鲁人所讲的语言和信奉的宗教带到了秘鲁。对殖民统治不加区别地备加颂扬，与对印加帝国加以理想化同样都是荒谬的。殖民统治把秘鲁变成了—个包括目前若干共和国在内的总督府所在地，把利马变成了一个拥有豪华宫廷、重要学术活动和典礼活动的首都，但它却意味着宗教愚昧主义，即宗教裁判和检查制度，这一制度甚至禁止阅读某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即小说，并且对不信神者和异教徒进行迫害，而所谓不信神者和异教徒，在许多情况下不过是那些敢于思考的人罢了。殖民统治同时也意味着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剥削，以及一个在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的建立。这个阶层至今仍然存在，并把秘鲁变成了—个贫富极端悬殊的国家。独立，仅仅是个政治上的现象，而对这个少数人享有现代化生活的特权、多数人愚昧贫困的社会，丝毫无所改变。印加帝国、殖民统治和共和国这三个时期的历史使我认识到，我们生活在其统治下的历届政权，根本无力把秘鲁人之间的两极分化缩小到可以容忍的程度，这一创伤是不可能用什么纪念性的建筑物、显赫的战功和辉煌的宫廷加以补偿的。 当然，在我刚从玻利维亚返国时，上述的一切我根本没有想过。我家的习惯是按《圣经》办事，每次搬家，都是全体一道搬，叔伯、姑婶、堂兄弟姐妹，跟在家庭的主干，即祖父母的后面一道搬。就这样，我们到了皮乌拉。这是个四郊都是荒漠的城市，这是我在秘鲁的第一次经历。在萨雷斯教派中学里，我的同学们嘲笑我，因为我的口音是山区人口音，发“r”和“s”两音时，口中嘘嘘作响，也因为我相信婴儿是白鹳从巴黎衔来的。他们向我解释说，这种事不是发生在空中的。 我的脑海中，充满了我在皮乌拉生活的那些岁月中的形象。皮乌拉人是外向型的人，很外露，爱开玩笑，也很热情。那时，皮乌拉人喝的是质量很好的玉米酒，跳的是当地的丹德罗舞。“乔洛”和“白人”之间的关系，比起其他地区来也不那么紧张。皮乌拉人主张不拘礼节、喜好热闹的性格，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恋人们在姑娘的阳台下奉献小夜曲，遭到反对的就把姑娘抢走，把她劫持到某个庄园住上一两天，当双方家庭和解之后，就是个幸福的结局，敲敲打打地在教堂里举行宗教婚礼。抢亲是事先宣布的，也是受到庆贺的，就像庆贺河水来临—样，因为皮乌拉的河水一年只来那么几个月，给种棉花的庄园带来了生命。 皮乌拉，这个美好的城市，充满了各种奇闻轶事，足以点燃人们的想象力。曼加切利亚区都是些泥巴茅草盖的房子，玉米酒的质量最好；加依纳塞腊区则位于河流和屠场区之间，两个居民区互相仇恨，甚至有时双方进行“野战”。还有“绿房子”，那是该市的第一家妓院，是在荒漠中建立起来的，每晚，灯火辉煌，人声嘈杂，人影憧憧。萨雷斯教派的神父对“绿房子”的存在大发雷霆，可是我却感到惊异，受到吸引。我连续几个小时地谈论它，偷看它，对里面发生的事进行想象。“绿房子”是—个不结实的木质结构，曼加切利亚区的一个乐队在里面演奏，皮乌拉人前去吃饭，听音乐，谈生意，还有做爱。一对对的男女就在露天里，星光下，沙地上做爱。这是我童年最富有诱惑力的回忆，《绿房子》就是从这个回忆中产生的。在这部小说中，我企图通过妓院的建立在皮乌拉人的生活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乱和一群冒险家在亚马逊河流域的所作所为及其不幸遭遇，以虚构的方式，把秘鲁两个相距遥远、差别很大的地区——沙漠地区和森林地区——联结起来。我的第一部作品《首领们》中的九个故事，也是受到了我对皮乌拉的回忆驱使而写的。这部短篇小说集出版之后，有些评论家认为，书中有点“欺弱凌小”这一拉美特点的影子，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与我同龄的秘鲁人，是在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中成长的，我只是企图把这一点在我最初的几个故事中再现出来。 我是在刚刚结束童年的时候到达利马的，从一开始我就厌恶这个城市，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我是相当不幸的。我的父母早就分开了，十年之后又重归于好。同父亲住在—起，就得同祖父母和叔伯们分开，就得服从—个我并不熟悉而又极为严厉的人强加给我的规矩。我对利马最初的回忆，总是同不愉快的经历联系着的。我们当时住在玛格达雷娜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居民区。每当我考了好分数，我就到住在观花埠的叔伯们的家里去度周末，这是对我的奖赏。观花埠位于海边，也更为繁华，在那里，我结识了一群与我同龄的男孩和女孩，我同他们一起做少年时代的游戏，这就是所谓“有了自己的天地”。我等于另外有了一个家庭，它就位于街角处。我们一起踢足球，偷着吸烟，学跳曼波舞，还向女孩求爱。同我们下几代的人相比，我们可以说是老实得像天使。今天的利马青年，第一次领圣餐后就立即做爱，还在变声期间就吸了第一口大麻，而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毒品的存在。我们干的调皮事，只不过是偷偷地去看被禁止的影片（即被教会检查制度列为“不适于女士”的影片），或是在星期六家庭聚会之前，在街角的店铺里喝上一杯“上尉”（即开胃酒与皮斯科酒的混合液，这被认为是有毒的），因为在聚会上从来不供应烈性酒。我还记得，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男孩，曾经进行过一次很严肃的讨论，讨论在星期天下午场电影院里如何正正经经地吻自己的恋人。被吉亚柯莫·卡萨诺瓦大言不惭地称之为“意大利式”的接吻方式（即用舌头接吻），作为不赦之罪被一致排除了。 当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利马，还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安全、静谧，但却注重表面。人们住在互不往来的居民区里：富人、有钱人家住在奥兰迪亚区和圣依西德罗区；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住在观花埠；收入较低的中产阶级住在玛格达雷娜区、圣米格尔区和巴兰科区；穷人则住在维多利亚区、林塞区、桥下区和波尔维尼尔区。我们这些特权阶级的孩子，从来见不到穷苦的孩子们，甚至连他们的存在都未发觉过。穷孩子们住在别处，住在自己的区里，住在远郊那些犯罪层出不穷的危险地方。我们圈子里的孩子如果不离开利马，一生都可能认为，自己是住在一个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里，一个只有白人和印欧混血人的国家里，根本不知道还有几百万（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印第安人讲克楚亚语，过着完全两样的生活。 我很幸运能在某些方面打破这个界限，我现在认为，这是一种幸运，但是在当时（即一九五。年）简直是一场悲剧。我父亲早就发现了我在写诗，因而很为我的前途担心，因为他认为一个诗人注定要饿死，同时也为我有无“男子气”而担心，因为某些圈子认为所有的诗人都搞点同性恋，这一说法流传颇广。为了防止我陷人此种险境，他认为最理想的抗毒素就是莱昂修·普腊多军事学校，于是我在这个军校住校学了两年。莱昂修·普腊多是秘鲁社会的一个缩影，进此学校的有上层阶级的孩子（因而他们的父母等于把他们送进了教养所），有中等阶级的孩子（他们想学得一个军事专业），也有贫困阶级的孩子（因为军校有助学金制度，这为最贫穷人家的孩子打开了大门）。这是秘鲁为数不多的富人、穷人、不富不穷的人兼收，白人、乔洛、印第安人、黑人、华人、利马人、外省人并蓄的学校之一。与外界隔离、军事纪律，还有那粗野、凶暴、以强凌弱的气氛，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然而我觉得，我在这两年中学会了如何认识真正的秘鲁社会，包括上述的两极分化、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紧张的关系、偏见、胡作非为和不满情绪。这样，一个观花埠的孩子就不会『不疑上述事物的存在了。我感谢莱昂修·普腊多军事学校，还由于另外—个原因，这就是它给我提供的经历，成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尽管其中有许多虚构的成分，但《城市与狗》再现了秘鲁这个微型世界的生活。这部小说受到了引人注目的虐待，有一千册在军校的庭院中被当众焚烧。还有一些将军对小说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其中一位说，这部小说只有一个有着堕落头脑的人才能写得出；还有一位，他的想象力则更为丰富，他说这部小说受到了厄瓜多尔的资助，以此来诋毁秘鲁陆军的名声。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却怀疑起这到底是由于它的优点，还是由于这次丑闻了。 最近二十年来，几百万山区人流人利马，在贫民区（为了好听，人们称之为“新建区”）定居下来，这些贫民区包围了原来的市区。与我们那时不同，现在的利马，中产阶级的子弟们一打开自家的窗子，就能发现秘鲁的现实。到处是穷人，他们有的沿街叫卖，也有的流浪街头；有的坐地乞讨，也有的当众抢劫。利马拥有五百万人口（也许是六百万），问题成堆。垃圾堆积、交通不便、住房缺乏、犯罪不断，这使它失去不少往日的魅力，譬如殖民时代的住宅区、带有百叶窗的阳台、怡人的宁静和互相泼水喧闹的狂欢节，而现在全秘鲁的人口、全国的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利马了，它确实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国之都了。 有人说，恨与爱常相混淆，这大概有道理。我一生都在谈论利马的弊病，但这个城市也有许多使我动情的东西，譬如利马的细雾。这种薄纱般的雾从五月到十一月一直蒙在利马城上，麦尔维尔路过此地时，这薄纱般的细雾甚至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白鲸》中称利马为“想象中最为愁苦、怪异的城市”，因为“蒙上一层白色的轻纱，它那可怕的愁苦就反而有增无减了”。我喜欢利马那濛濛的细雨，这细雨肉眼看不见，但却使人感到像蜘蛛脚在脸上搔弄，使得一切都是潮渍渍的，使得我们这些市民在冬日觉得自己是个两栖动物。我喜欢利马那海水冰冷、白浪滔滔的海边，那是冲浪运动的理想之地。我喜欢它那古老的体育场，我常去观看足球赛，为“大学体育队”鼓掌叫好。然而，我知道这些，只是个人的喜好，因为我的祖国最美好的事物并不在利马，而是在内地，在沙漠中，在安第斯山，在森林地带。 秘鲁的一位超现实主义作家塞萨尔·莫罗，在他的一首诗的下面，狠狠地写上了“写于可怕的利马”的字样。几年之后，另一位作家，塞巴斯甸·萨拉萨尔．蓬迪就以此侮辱性的字眼为题，写了一篇散文，专门用以打破利马神话，粉碎故事、传说和当地白人音乐中对该市的理想化，并显示这个城市虚假的一面与现实的一面之间的鲜明对比。前者富于摩尔和安达露西亚情调，精细的百叶窗后．神秘而邪恶的美女半遮半露，正在勾引在假发上撒香粉的绅士；而后者则是困难重重、肮脏不堪、充满仇恨。整个秘鲁文学可分为两大倾向，一是吹捧利马；一是诅咒利马。而真正的利马很可能既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么美好，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可怕。 总的说来，利马是个没有个性的城市，但它却有着某些吸引人的地方，如广场、修道院和教堂，作为斗牛场地的阿乔广场更是其中的一块瑰宝。从殖民时代以来，利马一直保持着对斗牛的爱好，一个喜好观看斗牛的利马人，同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同样内行。我就是个斗牛迷，在举行十月集市期间，总是力图不漏掉任何一次斗牛，我的这个爱好是我舅舅胡安培养出来的，他是我母方众多亲戚中的一员，他的父亲是著名斗牛士胡安·贝尔蒙特的朋友，这位斗牛士曾把自己在利马斗牛时穿的服装赠送给了他父亲，这套服装一直像件文物似的保存在我舅舅胡安的家里，只有在重大节日时才拿出来给我们这些孩子们看。 同斗牛—样，军事独裁也是利马所特有的。我这一代的秘鲁人，在暴力政权下度过的时光，要长于在民主政权下度过的时光。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个独裁政权就是玛努埃尔·阿波里纳廖·奥德利亚将军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六年的独裁，在这期间，正是我们这种年龄的秘鲁人从孩提到成年的时期。奥德利亚将军推翻了—个阿列基帕籍的律师，这就是何塞·路易斯·布斯达曼特，他是我祖父的_—个表兄弟，我们还在柯恰潘巴居住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他那时曾来我祖父母家住过一段时间。我还记得他讲话很吸引人，我们都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听他讲话。我也还记得，他在离去时，还往我手里塞了零花钱。布斯达曼特在一九四五年的大选时是民主阵线的候选人。民主阵线是个联合阵线，其中拉乌尔。阿亚’德拉托雷的阿普腊党占大多数。作为左派中心的阿普腊党人，曾被历届独裁政权镇压过，布斯达曼特是无党派人士，阿普腊提他为候选人，是因为他们提不出自己的人选。布斯达曼特获多数票当选之后，阿普腊就立即开始了活动，想把他当作自己的傀儡。与此同时，野蛮反动的秘鲁右派也对布斯达曼特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他们认为布斯达曼特是黑色畜生（指阿普腊）的工具。布斯达曼特维护了自己的独立性，顶住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压力，他在任期间，尊重言论自由和工会活动，也尊重各个政党，然而由于街头骚乱、政治犯罪和各种暴动，他只在任三个年头就被奥德利亚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我小的时候，很钦佩这位打着蝴蝶领结、走路犹似卓别林的布斯达曼特先生，现在仍然钦佩，因为人们说他有着我国历届总统所不曾有过的怪事：他离任时比上任时更穷；为了不给人以口实说他偏心，他对待对手宽容，而对自己人却很严厉；他极端尊重法律，以致造成了在政治上的自杀。 随着奥德利亚将军的上台，在秘鲁，野蛮统治又恢复了，虽然奥德利亚也屠杀、监禁和流放了为数不少的秘鲁人，但其血腥的程度还比不上同时代的南美其他独裁政权。然而，作为一种补偿，他却更为腐化。这不仅由于政府头头们中饱私囊，而且还由于其他一些更为严重的因素：造谣生事、卖官鬻爵、敲诈勒索、出卖告密、胡作非为，成了普遍的社会现象，污染了国内生活。 我正是在那个时期（一九五三年）考上圣马可大学的，我学的是法律和文学。我的家庭本来希望我考天主教大学。那是一所当时所谓“体面人家”子弟上的大学。但是我在十四五岁时就失去了信仰，不愿意当个“阔少爷”。早在军校的最后一年，我就发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当时是以—个小孩子的浪漫方式发现了社会上的偏见和不平等的，我愿意同穷人一样，希望搞一次革命，给秘鲁人带来正义。圣马可是所不信神的国立大学，有着不妥协的传统，这一点与它的学术成就同样吸引着我。 那时，独裁政权已经捣毁了圣马可大学，许多教授流亡国外；在我入学的前一年（一九五二年），一次大搜捕就把几十名学生投进了监狱或流放异国；一种互相猜疑的气氛笼罩了教室，因为独裁政权派了许多警察，假扮学生注册学习；各政党被宣布为非法，阿普腊和共产党（当时双方还很对立）只能在地下活动。 考进圣马可不久后，我就开始参加了“卡魏德”的活动，用这个名字是为了恢复被独裁政权破坏得相当厉害的共产党组织。我们这些人参加它的活动，对独裁政权并不构成一种威胁。我们分成小小的支部，进行秘密集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印刷反政府的传单，同阿普腊进行斗争，商量如何让圣马可支持工人的斗争。我们的一大功绩就是促成了圣马可举行声援电车工人的罢课。当时是斯大林专制时期，在文学领域中，党的官方美学理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想这就是首先使我对“卡魏德”失望的东西。尽管我有所保留地（这也是由于我所相信的萨特对我的“反影响”）不得已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却永远不能接受那种扼杀了幻想、把文学创作变成了一系列宣传手法的理论。我们的争论没完没了，在一次争论中，我把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成是一部乏味的小说，而对腐朽的安德烈·纪德的《人间食物》加以辩护。我的一个同志说：“你是个头脑不发达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确实是个“头脑不发达”的人，我当时贪婪地、以不断增强着的敬佩之情阅读着一系列被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西方文化的掘墓人”的作家们的作品，其中有亨利·米勒，乔伊斯、海明威、普鲁斯特、玛尔劳、塞利纳、博尔赫斯，特别是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在大学期间，我记得最牢的也许并不是在课堂上学的，而是从小说中学到的，从讲述约克纳帕塔法郡的故事中学到的。我还记得我那时手执纸笔阅读《八月之光》、《野蛮的棕榈》、《在我弥留之际》、《喧嚣与骚动》时那种心醉神迷的样子。在阅读中，我学到了一个故事中可能具有无数复杂的风格和音韵上的差别，以及结构和概念上的丰富多彩。我了解到，要很好地描述一个故事，就要求作者有着魔术师般的技巧。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榜样，如萨特，渐渐地退了色，我现在不可能再去重读他的作品了，但是福克纳对我来说，仍然是第一流的作家。每当我重读他的作品之时，我都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作《酒吧长谈》隆重登场！
《酒吧长谈》讲述：他是一个在独裁政权中当过保镖和密探的人，谁给他钱，他就为谁做事。他可以为上司到妓院去收“月钱”，镇压妇女游行，甚至为了帮上司搞社交而甘心充当喜好同性的大资产家费尔民·萨瓦拉的泄欲工具。他是司机、打手；是受害人，也是凶手。他目睹上层社会种种丑行，了解各种政治阴谋和腐化生活，最后在狗场以捕狗打狗为生。
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失意记者，也大资产家费尔民·萨瓦拉的宝贝儿子，却和一个“本应做他仆人的女人”结婚。他一生一事无成：闹革命时没有信仰，谈恋爱时失败，写社论时净写狂犬病问题，调查凶杀案时凶手和父亲有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生倒霉。
这样的两个人偶然相遇了，一起去酒吧饮酒忆旧，两人的谈话贯穿了整部小说，独特的“对话波”结构牵动层层故事和情感，史诗般宏阔波谲、戏剧般生动诡异的巨幅长卷就此展开：黑暗时代的独裁统治下，被席卷的日常生活、爱情和梦想……一一浮现。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著名作家，世界小说大师，被誉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和拉美“文学大爆炸”主将之一。
1936年3月28日生于秘鲁第二大城市阿列基帕。早在出生前父母即已离异，出生后一年随母去玻利维亚的柯恰潘帕，与外祖父住在一起。1945年其父母重归于好，他随母返回秘鲁，在皮乌拉定居。1946年全家迁居利马。1957年他毕业于利马圣马可大学文学系，1959年到法国深造。
略萨的第一部小说获得1962年简明丛书奖和1963年西班牙文学批评奖。1965年他的第二部小说《绿房子》问世，并获得西班牙文学批评奖和首届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1972年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成为第二位得主）。又发表了小说《酒吧长谈》、《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胡利亚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公羊的节日》、《天堂在另一个街角》和《坏女孩的恶作剧》等。
略萨1985年获海明威文学奖，1986年获西班牙阿里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1988年获美洲金质奖章，1994年获西班牙文学的最高荣誉——塞万提斯文学奖，1999年获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2000年获第13届梅嫩德斯·佩拉约国际奖，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在1976年第41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略萨被推选为主席。2010年10月，略萨因其“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体人物的反抗、反叛和挫败的犀利描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1990年以来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拉丁美籍作家。
作者致译者的信（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主要人物表
五光十色的国家（代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结构革命的先锋（孙家孟）
卡约·贝尔穆德斯，是钦恰一个高利贷者的儿子。青年时代是个浪荡哥儿，劫持了卖牛奶女人的女儿罗莎并与之结为夫妇，从此与父亲断绝往来。父死后，他在钦恰与当地庄园主做买卖拖拉机的生意。奥德利亚上台后，其中学同学埃斯皮纳因在政变中有功，当上了奥德利亚的内政部长并推荐他做内政部办公厅主任。后来埃斯皮纳因参加了谋反活动被解职，他又爬上了内政部长的职位。这个人的原型就是当时奥德利亚政府中的内政部长、所谓的铁腕人物阿历托德罗。埃斯帕萨·萨尼亚图。整个小说中奥德利亚并没有出场，其统治都是通过见尔穆德斯进行的。在他的统治下，整个秘鲁变成了一座大监狱，他豢养打手，有自己的“团体”，令特务满天飞。是他逮捕、监禁和放逐了许多进步人士，宣布了阿普腊和共产党为非法政党，是他镇压了军官们反对奥德利亚的密谋。这个人物个人生活腐化堕落，他利用职权向娱乐场所收取“月钱”；他抛弃结发妻子，在利马蓄养情妇（缪斯）；还总想染指他人妻女，是个典型的色情狂。最后由于各反对党组成的联合党在阿列基帕举行示威游行，奥德利亚才舍车保帅将他解职，他则携款逃往国外。 作者通过这个人物深刻地暴露和鞭笞了奥德利亚的黑暗统治。奥德利亚统治下的秘鲁是个人吃人、狗咬狗的社会。“你不叫别人倒霉，你就得自己倒霉。”（圣地亚哥语）就是这个社会的写照。用贝尔穆德斯的话说：“他们今天支持你，明天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子。”所以他为了避免这一点，就施展浑身解数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大选中，他建议奥德利亚逮捕了竞选对手；对先支持后又反对奥德利亚的费尔民·萨瓦拉在经济上钳制，在生活上搞臭；他还利用金钱和职权收买、腐蚀手下人为自己卖命。整个社会风气是尔虞我诈、骄奢淫逸，这样的人物正是作者所深恶痛绝的“政权”的化身。
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 ——大江健三郎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高峰的标志”。 《酒吧长谈》发表于1969年，这是一部反映1948—1956年奥德利亚将军独裁时期的秘鲁社会现象的作品。如果说《城市与狗》反映的是一所军事学校的现实，《绿旁子》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现实，那么《酒吧长谈》则是反映了整个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个秘鲁国家的现实。 他的父亲是数一数二的大富豪，他却选择做一个一事无成的倒霉小记者。 他是富豪们共同的玩物，是司机、打手，是他们的泄欲工具，是受害人，也是凶手。 这样的两个人偶然相遇了，一起去酒吧饮酒忆旧，都是些残酷的、见不得人的八卦，两个人都心怀鬼胎，都在向对方编故事，却又渴望向对方索取真相，直到那些漫长的苦难和共同遭遇的欺骗最终使他们迸发出痛彻的眼泪！所有的一切都在谈话中展开，独特的“对话波”牵动一层又一层隐秘的故事和情感，如史诗般宏阔波谲，如戏剧般诡异。
无
1994年，马尔加斯•略萨悄无声息的来到北京，意外获悉这一消息的赵德明和尹承东两位译者暗中拜访了他，并进行了简单的交流，其时，略萨的多部作品已经有了中译本，其中就包括《酒吧长谈》，谁承想相隔16年，这位拉美文学的巨匠才获得了实至名归的荣耀——诺贝尔文学奖，同样，相隔如此之久，他的许多译本才终于再版，进而弥补了很多读者的遗憾，其中就包括我。
《酒吧长谈》是我读过的略萨七本作品里最厚实的一本，但非最厚重的一本，在略萨较为定性的主题诉求之下，结构的延展才是惊喜与不可穷尽之处，不过当有了诸多的对比之后，某些相似必然也就显露了出来。
如同一座房子的骨架，略萨的小说最常用的基本结构就是双线并进，但是本就不处于平行位置的两条线，往往还要在时间与空间里交叠打磨一番，从而甚至隐去了基本的架构，显得花哨很多，但是就略萨早期的一些作品而言，结构的根基始终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而这也正是略萨文本上极力追求的结构主义的体现。
纵观略萨的多部作品，就结构上而言，《酒吧长谈》显然处于中等位置，它不像《绿房子》那样考究到了一种极致，进而产生碎片拼贴般的阅读障碍，也不像近作《坏女孩的恶作剧》那样，故事大开大合后淡化了结构的渲染，比较而言，《酒吧长谈》可能最为接近于《公羊的节日》，两者无论在主题还是结构上，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就独裁统治本身而言，作为身临其境者，略萨写秘鲁，情感的代入，肯定是要比多米尼加来的深刻很多。
略萨对政治的热情，几乎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不过由于故事主体和创作心境的不同，反射出的能量也会略有差异。无疑，《酒吧长谈》可以看作是政治探讨作品里的巅峰之作。
在这部小说里，正是通过各个阶层，诸多交织的人物再现了奥德利亚将军上台后，秘鲁八年军事独裁统治下的风云变幻，虚与实的交替成就了这部文学性的秘鲁史作。
实即为整个大的背景与环境，小说的脉络是实实在在的再现了一段秘鲁历史，这也正是作为结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的略萨作品里现实主义的体现。显然，作家本人是不可能认同独裁统治的，其实关于独裁统治的题材有很多作家涉猎，不过近日读的印象中对此题材最痴迷的当属09年诺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了，她于所有的作品中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但是显然略萨并非如此，你很难在《酒吧长谈》里看到绝对性，虽然他否定军事独裁（其实否定中也有惋惜）对秘鲁人民造成的伤害，但是无论是阿普腊党人，还是共产党，甚至于资本主义，都不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政权形式，换种说法，《酒吧长谈》里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有着鲜明的作者自身的影子，他作为整部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引领着故事的走向，而这也正是作家自我植入的一种手法。正如略萨所言，在小说这一带有虚构性质的题材上，没有任何作家是空中阁楼，他们多多少少都有着作家自身，或者生活本身的影子。
略萨出生于秘鲁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他并没有选择优渥的生活，而是毅然的选择了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说他的第一部长篇自传性质的作品《城市与狗》还只是反映了少年时期对家庭和国家弊端的种种不满，那么《酒吧长谈》里的圣地亚哥从对家庭由挣扎到决裂，对政体由冲动到茫然的过程，也正是作者自身的心路历程的体现。由热血少年到三十而立，略萨始终是一个对国家发展非常敏感的人，而1969年创作《酒吧长谈》时，或许也是他对秘鲁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迷茫的时期，所以在这部小说里更多的是折射，而非肯定或者否定什么，更不是想由此给出一条出路。
应该说我一向对政治型作家不是很感冒，但是显然略萨是个意外，因为他文学的修养已然达到了大师的水准，所以或多或少能够起到平衡的作用。而《酒吧长谈》也正是最为体现结构现实主义文风的著作，其实当你渐渐适应了倒叙，插叙，闪回，交差，互文等隐藏在双线结构下的文学手法，就会发现《酒吧长谈》并不难读，而它带给我们的不但是一段历史，更能从中品读出一位文学大师的文学追求和政治思想的演变。
我改头换面了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作为这个评论的开头，因为我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样说更能恰如其分的表达我的心情了。实际上在此之前我已看过略萨的《城市与狗》，给我的影响不亚于这本书。所以当我捧起这本书的时候，首先心里涌起的就是崇敬。后来我在阅读的时候真的是激动不已。小说一开始就很能吸引人，随着阅读的展开，你总是被作者的巧妙的构思所吸引者，一步一步往下阅读，而且文字也很美，给你带来很多的享受和遐想。尽管是一次长谈，但是其内容的广阔远远要比你想象的丰富。对于这样的好书，我们怎能不新生崇敬呢？
略萨完全把我带进了故事，是长谈也是长叹。这就是他所说的对秘鲁是恨，但这恨都渗着柔情。
全世界优秀人都在玩的酒吧长谈
略萨小说的结构编排能力让我敬畏。
略萨的作品，够长的。总觉得思想深度不及马尔克斯。但不失为一部伟大作品。
略萨的名字就是招牌，说什么都显得多余。
对本人来说最具吸引力的一部诺奖作品。
文学奖的书都值得看一看
拉美文学，
拉美作家的代表作
南美文学的诡异，尽在其中
诺奖作家
诺奖作者力作，一直期待，囤货。
只能说，这是真正的文学
刚开始对结构不太适应，随着深入，则欲罢不能，一气呵成，不愧为大师，传世之作。
书虽然很长，但节奏把握得很好，对于社会政治和个人生活的写作平衡感也很好，翻译亦好
很厚实，两个人谈了啥子我不想说，自己去看
超级有创意的写作手法，不愧巅峰之名
因为耗费了本人较多的心力，他称自己最爱这本哦
还没看，简单的翻过目录，内容引人入胜。
一直在当当买书，感觉很方便
书封面有磨损。
以后慢慢更近。。。
优秀长篇
这绝对是一本好书
文青喜欢的书，呵呵。替朋友订的。
没货了，希望补点货
等了很久 才有货的 好书
书本质量太差了 ，刚到货 ，书本连包装薄膜都没有 。纸张质量也差 。
作者是重量级的，书也是重量级的，很厚实，个人感觉比一般的畅销书值。
正如作者在普腊多军校对独裁政治下的权力关系的耳濡目染成就了《城市与狗》的针针见血、其幼年在秘鲁沙漠地区皮乌拉的生活与成人后对森林地区的探访构成了《绿房子》的逼实还原，《酒吧长谈》作为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出版于1969年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依旧是建筑在作者所亲历的时代背景与详尽的资料阅读与采访之上，较之前两部无疑视野更为开阔、叙事动力亦更加勃然生机，如果前两部作品所关注的乃是上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秘鲁某些区域性的历史气氛，那么《酒吧长谈》无疑将秘鲁作为一个空间整体放置在奥德利亚独裁那几年（1948-1956）的时间段落里，作了一次极其细致同时又超越了琐碎叙述的审视。更可敬佩的是，略萨将这个国家的悲哀，等下化为作为主人公的各个角色上，进而构织以利马、钦恰、普卡尔帕等城市为底色的社会图景，探讨着家国的悲哀，同时也关注着城市与人、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无意识的相互侵蚀与无力包容。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巅峰之作，波谲云诡的拉美文学作品
略萨的作品总能让人领略人性的最深处
刚买准备看，买的原因是一诺贝尔文奖作品，二是南美洲作家，三是对话形式的小说，四是相对便宜。
2011年4月第一次出版，566页，就目前出版的小说来看，这真是个大部头了。
最近开始阅读拉美爆炸的书，还没有看，希望会喜欢
本来想给3星的 明明定价不低 纸质却这么差 字也很小 算了 反正也没有其他版本 就这样吧 相比另外那本 世界上最纯净的地区 质量差太远了 果断还是译林出版社比较靠谱
看到他的传记觉得这个作家很不错 所以想读读他的作品
这本书值得一看哦
不错，就是书折角了，看着别扭
杂志上推荐的书书，拿到手还没来得及看，但随手翻翻感觉还是一本不错的书，顶~
诺奖得主，当非浪得虚名吧。书的装帧不太好，可见人文版的这套书出得仓促，反不如云南出的旧版。云南的没有这本吧？记得有《绿房子》
朋友介绍看的，挺不错的
书是不错，但排版混乱
印刷和纸张质量不好
这本书，必须要安静的看看才能读懂其中的寓意。不适合床边书那样的阅读
此书拿到手后因为出差没有打开细看 回来后才知道文字太小 根本不能看 想退货吧又觉得麻烦 但愿当当书店设置一个书籍的文字大小说明 这样字太小的书就可以避免麻烦了
融于人性纠结的历史叙事
经典的南美文学
酒吧长谈
酒吧畅谈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1499.html
“他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我看到那一个圣地亚哥，是切实走在街上的某个拐角处，没有光着屁股，也没有大喊大叫，他只是漠然，在我的眼睛看到的范围内，他在路口寻找方向，“灰濛濛的中午”，最后却是一只狗和出租车。圣地亚哥没有喝酒，他一定是想起了卡利托斯，想起了那个恐怖的夜晚：“他上床的时候看见满床都是蟑螂和蜘蛛。”其实他只是听说，圣地亚哥不在现场，听说是一个容易出错的词，圣地亚哥却当成了真实的现实一种：
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他的惊呼声震撼了黏渍渍的清晨，惹恼了追赶着的蚂蚁和蝎子。
蟑螂和蜘蛛，蚂蚁和蝎子，总是成对出现，在床上，在心里。那个夜晚只有卡利托斯的影子，那种恐惧感最后钻进了圣地亚哥的脑子里，成了他无法摆脱的虫子，每每出现吞噬着脑子里的想法，甚至幻觉，最后是毒蛇似的蠕虫，扭曲地爬行，最后是尖刀，扎进去了，却看不到血。圣地亚哥在自己的恐怖世界里，看到的却是卡利托斯的影子，隐隐的，虫子进入了别人的身体，光着屁股跑到街上有什么用？还大喊大叫，对于身体的某一部分来说，逃避有时候真的变成一个幻影。
只是这个幻影对于卡利托斯来说，从“借酒浇愁”的小资活法，完全变成了一种对身体的惩罚，“木桶般的房子”像是封闭的秘鲁，在这里，或许可以用麻醉的方式让身体遗忘，“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在卡利托斯那里，当“黏渍渍的清晨”开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被沾染在那里了，即使光着屁股，即使大喊大叫，也一样是属于自己的身体，属于秘鲁的身体，“你做得对，卡利托斯，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开秘鲁。”对于圣地亚哥来说，这完全是一次嗜酒的行为艺术，那些虫子会结队而来，没有酒，倒霉也会降临，“你就像秘鲁一样，也是某个时候倒霉的。”
不可逃避的秘鲁，是无法避开的地理和历史，是一种内心的挣扎，圣地亚哥在小虫一些的现实面前，被侵袭，即使喝酒也只是在开启某种幻觉。街的拐角是那个叫“大教堂”的酒吧，诺尔文说：“酒能给人带来灵感”，其实只是借口，是圣地亚哥从街角拐向另一个目的地的托词，他一闪而去，狗和出租车还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在这个“灰濛濛的中午”不喝酒，我也不写关于反狂犬病的社论，我只是很平常地回家，怀里夹着一本厚度达566页的书，《酒吧长谈》。红色的封面里成长着一个酒醉的故事，以及黑色的封底，都来源于那个”黏渍渍的清晨“，之前的黑暗都在那里，仿佛入睡的梦境，横跨历史，横跨南半球和北半球。而他，身体斜转过去的一个角度，眼睛里是不安，甚至恐惧，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是秘鲁“高峰的标志”，结构现实主义著作，散发着拉美文学特有的魅力——就这样被我夹着穿过街区。在南中国的春季，一个文本的悲欢离合，于我来说，完全变成“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的行为艺术。
如果可能，我还将细致地描写有关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比如封面上那句“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大江健三郎语。在酒杯的构图上面，也是黑色，和下面三分之一的红色，一起夹着那些东倒西歪的酒瓶，是葡萄酒，不是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在“大教堂”的酒吧里喝的啤酒，也不是圣地亚哥的爸爸堂费尔民给安布罗修喝的加了药粉令人兴奋的酒，是简易画，没有商标和文字，显得散漫，看上去像是被大江健三郎冠以“暧昧的日本”的那种情愫混合物。把这个日本作家的评价放在最上面，也许是在强调“高峰的标志”，而这个“高峰”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应该是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略萨成为拉丁美洲继马尔克斯之后的又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作为1994年的诺奖得主，对新得主进行褒奖完全符合一次正常的出版计划。而这并不是全部，或许也是某种凑巧，书签被我抽出来，是赫塔·米勒的作品集书签，《心兽》有关，是关于仇恨、践踏、割爱等，作为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罗马尼亚“祖国”和之后的德国国籍给了这位女作家有关政治隐喻的一个身份标签，或者，被驱逐的感觉更是身体背叛的一个标记，这种“政治逃亡背后的语言恐惧”对于大江健三郎和略萨来说，或许是不存在的，大江健三郎的“变异的现实主义”是在强调自己那种“暧昧的日本”的民族情感，而对于略萨来说，秘鲁更是一个“暧昧”：“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和狂热。”疑惧、迷恋和狂热的感情像是封底的那种眼神，既有不安，也有不屑。
大江健三郎、赫塔·米勒和略萨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面前的相遇，完全是偶然，是对于“高峰的标志”的个人解读，也完全成为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瑞典皇家学院2010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略萨，就是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而这种精致描写完全可以用《酒吧长谈》作为标记，这部再现1948-1956年奥德利亚军事独裁时期秘鲁社会现实的反独裁小说，完全是一次非诗意的解构，庞大、深邃和喋喋不休的酒吧“对话波”组成了小说的宏大图景，而夹在我的身体某处，那种厚度会让我感觉解读的劳累，我想如果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哄哄的大街上打开小说，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略萨的圈套中，那种对于圣地亚哥般被小虫、毒蛇和尖刀折磨的感觉，完全以文字的形式吞噬我，589千字的规模真的抵达了我阅读的“高峰”，是的，我必须在这样泛着红色光泽的时候，安全地从观察者的位置退出去，从略萨“暧昧的秘鲁”退出去，从“教权主义和造反精神”的阿列基帕退出去，从“斗牛和军事独裁”的利马退出去。是的，在四个小时“借酒浇愁”的醉态里，圣地亚哥完全成为一个倒霉的无信仰主义者，那些虫子开始折磨没有力量的个人反抗，身体太软弱了，世界太广阔了，酒是戒不掉的迷药。
回到那里，一定是个强大的现实主义，结构只能抛在背后，所谓立体小说、全面体小说也是略萨寄予的那种复杂的“通奸关系”，交媾着肉体的迷恋和放弃的痛苦，如酒喝进嘴里，是幻觉，是逃避，是醉意，也是不可逃避的矛盾，“与我同龄的秘鲁人，是在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中成长的。”这种特殊的祖国情结让略萨在面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个人情感，“寻找秘鲁”成为了这种情感表达的直接方式，圣地亚哥、安布罗修、卡利托斯、费尔民都在秘鲁的这个特殊时期发现了那些存在着的改革或者革命的暧昧，甚至贝尔穆德斯的个人生活转变，也完全是对于政治生活的一次误读。而这种暧昧和误读，其实完全是一种信仰的缺失，从个人信仰到政治信仰，都没有那种归宿感和牢不可破的制度保证，所谓的迷失，也是一种“充满醉态”的温柔暴力。
作为资本家费尔民的儿子，圣地亚哥也曾有过理想，比如当律师，比如写作和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是很单纯”。所谓单纯，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冷漠的积极反应，作为新闻记者，他目睹了一些社会现实，但也只是灵光一现，单纯更多只是某种逃避，在大学期间，圣地亚哥参加反政府运动，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讨论大学体制改革，大学同学
阿伊达、哈柯沃等，也都积极面对动荡的社会局面，他们甚至提出了“要想彻底根治各种弊端，改革是不行的，要进行革命”的想法。但是他们都怀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哈柯沃“是个起来背叛自己的肤色和阶级的人，也是个起来背叛自己和秘鲁的人”；阿伊达则“连走向坟墓，到了竞技场投身于凶狮的爪牙之中，都表现得那么迫不及待”。而圣地亚哥则在所谓的单纯面前，“我就像这些小虫子，在危险面前缩作一团，一动不动，等着别人来踩，来割自己的头。”等待和冒险的“单纯”其实就是信仰的缺失，是撒谎的生活，最后变成了处处逃避的胆怯者：。
小萨，如果那天你入了党，情况又将会如何？党会不会把你拖进去，把你牵连得很深？会不会把你的疑问一扫殆尽，而使你在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名单纯的无名英雄？
对于圣地亚哥来说，“革命、书籍、博物馆，这些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干的事”，所以在现实面前，圣地亚哥矛盾而无法摆脱，离开“亲政府”的父亲而选择独立生活或许是一种自我成长的选族，但也仅仅是对于某种单纯的追逐，也没有最后的归宿，“我笑我自己这幅知识分子面孔”成了圣地亚哥自我的嘲讽，内中的苦涩也只有自己能品味。在理想不断泯灭，现实又强加在自己身上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所谓的“倒霉”也成了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黑色幽默，就如卡利托斯对圣地亚哥所说：“小萨，使你这辈子倒霉的正是一个发了疯的屁。”甚至被父亲讥笑成“浪荡哥儿”：“我倒宁可你加入共产党，而不是成为酒鬼，浪荡哥儿。”
没有信仰、撒谎的个体其实也折射出那个独裁时期秘鲁的现状，改革是死路的时候，革命会风起云涌，但是奥德里亚分子上台，清洗阿普腊分子，甚至奥德里亚失去总统宝座，也都是一种政权更替另一种政权，一种独裁转换成另一种独裁，“在秘鲁，只要拿出一千万索尔，就没有不成功的政变”，这便是现实，罢工、镇压、集会、监狱，在这样的政治生活面前，谁都不知道下一刻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刚刚得宠的堂卡约成为内政部长，又顷刻在革命中“被赶下了台”，而已经被捕的埃斯皮纳，又在革命中成功翻身，被任命为大使……“有了国家机器和忠于政府的领导集团的支持，奥德利亚倒是可能再次当选。” 就如贝尔穆德斯自己所说：“他们今天支持你，明天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在变化的局势面前，谁还会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谁还会在诗歌中寻找伟大？作为喉舌的“报纸就像沼泽”，在意识形态面前，这样的现实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讽喻。
没有信仰，是个体的现实，也是政治的讽喻，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残酷而无奈的生活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我们这个国家，生活总是虐待老百姓。”卡约·贝尔穆德斯最开始的妻子，是乡巴佬的罗莎，但随着他自己政治地位的节节攀升，他抛弃了所谓的爱情“自从卡约进了政府，夫妇俩就没在一起生活过，也不见面。”在所谓的“荒唐的婚姻”背后，是“会跳舞”的缪斯，是奥登希娅太太，是情妇，是性感，是放荡，是腐朽，也是生命的一次玩笑，缪斯最后却被安布罗修刺死，因为在卡约·贝尔穆德斯政治生活终结和堂费尔民“羞耻”的个人生活被曝光之后，必然的下场。而作为目睹种种丑行的安布罗修，完全是一个政治的工具，谁给他好处就给谁做事，他是司机，是打手，是酗酒者，也是凶手，在独裁政权中，他也是一个牺牲品，他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在羞耻地被“同性恋”中不能反抗忍气吞声，甚至没能光明正大娶自己的女人，当阿玛莉娅怀孕难产而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钱付给医院：“人死没死都得付钱，可我拿什么付啊，少爷！“这种悲戚的反问是挣不脱的命运枷锁，而那个死去的阿玛莉娅，一生都是别人的佣人，在爱情中不断地被抛弃，最后死了的时候，是一种幻觉样的呼唤：“在下沉，她感到自己在往下陷，急剧地落了下去，她内心越来越痛苦，她明白，自己听到的事情将要留在上面，她明白，在她下沉、陷落之际，她带走的，只能是内心的痛苦。”
还有被捕而因脑溢血死亡的特里尼达，有享受虚荣的妓女凯妲，有怒斥“本应做他仆人的女人结婚”的索伊拉太太，都是“被虐待”的百姓，都如阿玛莉娅，不断下沉，不断看到死。下沉是因为没有拯救的力量，是因为信仰等于零，当沉醉的幻觉可以自我欺骗地实现一种逃避的时候，酒实际上成为一种精神的鸦片，“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也是一种消灭那些毒虫的最好办法，如此，在沉醉中发现了生活的惬意，发现了存在的合理解构，所以在略萨的结构计谋中，“对话波”便成为他的一个标记，和通管法一样，实现着现实之外的虚拟对接，安布罗修父子、贝尔穆德斯和萨瓦拉、以及贯穿始终安布罗修和圣地亚哥“酒吧长谈”，三层关系的对话逐一展开，有时甚至是横冲直撞进来，一下子把结构摆在面前，不管是直接对话还是间接对话，斜体字里分明是一个弥漫着酒味的世界，那里有回忆，有叙述，有想象，也有虚构，但是在酒味中甚至呈现了现实以外的另一种真实，不断消融着“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而对于略萨来说，这个特殊时期的秘鲁现实活生生地展现了一幕悲喜剧：“转瞬之间，生活显得很惬意，充满醉态。”
醉却要醒来，却是逃避不了的无奈，是“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的发疯的现实，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阿列基帕还是利马，不管是和自己经历有关的圣马可大学、卡魏德活动、马克思主义著作、新闻记者等个人标签，略萨所要展现的就是自己“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的秘鲁”，巴尔扎克《夫妇纠纷》里的那段话明白地写在书页里，“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而对于秘鲁的爱恨情仇完全融进了略萨的血液里，“虽然我恨秘鲁，但是这种恨，正如塞萨尔·巴耶霍的诗句所说，总是浸透着柔情。”
如果说跟随三毛一起走过80年代拉丁美洲是走马观花，那《酒吧长谈》则是深入了解更早期的拉美。秘鲁出生的巴尔加斯•略萨在1969年发表大作，把结构现实主义的个人标志性风格推到高潮，成为“拉美文学大爆炸”重要人物之一。
创作小说，其实是建造虚拟城堡的过程。略萨就是一位虚拟建筑大师，城堡的框架是以秘鲁历史为背景，坚固有力。偌大的城堡内，数不清的路条条交错，有源有尾。众多的人物各居一室，有的屋里黑暗，有的屋里繁乱。走廊上挂着许多灰调画作，读者一边走一边欣赏，终会来到一个房间，把屋主了解的明明白白。在城堡中游走，有时害怕迷路，以试探心理前行，这种感觉略萨都用巧妙的文字为读者事先安排，因为这是他的建筑，他的作品。
深入细节，每个画面都能把握得游刃有余。不同人物的归宿慢慢呈现，不突兀，不生涩。
圣地亚哥曾经一心上进，饱含热情的知识分子，多次受挫后步步下滑，逃避现实，躲在窄胡同里虚空一生。安布罗修几番波折，妻离子散，永远忙碌求生艰辛度日。费尔民也许在死的时候还想说一句：“我还能工作，还能继续我的事业，为什么让我提前离开，为什么我的家庭不幸福，为什么我不能把本相外露，为什么？”奥登希娅享受了荣华富贵，拥有了美貌社交，可还是惨死于官员之手，“婊子终究也是婊子”。阿玛利亚一直寻觅幸福生活，可每当做决定时就会迷失，一错再错，与幸福失之交臂。贝尔穆德斯阴险狡诈，坏的彻头彻尾，永远的利己思想，对，是的，这就是当政治家的料，成功的大官员……有太多的房间，风景各异，令人赞叹不已。
秘鲁革命的失败，政权的多次变迁，带给人民的是困苦生活。殖民地独立后的国家大都沿袭相仿，略萨用自己的见闻体验，描绘出这段动荡的历史，一个真正的秘鲁，一部真正的拉丁美洲作品。
转自本人博客 zai-lush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