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2012-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俄] 索尔仁尼琴
194
曹苏玲,陈小曼,王家骥,程代熙
无
“一天”长于百年(代前言)一索尔仁尼琴一向反对编辑改动他的作品，尤其是作品的题目。１９６４年，在《新世界》杂志就发表《癌病房》的事宜进行讨论时，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提议把小说更名为《病人和医生》，这遭到了索尔仁尼琴的断然拒绝。作家后来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牛犊顶橡树》中写道：“真是乱弹现代化！病人和医生！我拒绝了。恰到好处的书名，甚至短篇小说的名字，无论如何都不是偶然得来的。书名是心灵的一部分，是本质，它是生来就有的，改变书名已经是伤害作品了。”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８９页。索尔仁尼琴这一次敢于“拒绝”，是因为他此时已经由于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而成为一位当红作家，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然而殊不知，他这篇轰动苏联乃至整个世界的作品，其标题却恰好就是《新世界》的编辑们给改出来的。１９６１年１１月，梁赞州的中学数学教师索尔仁尼琴，怀揣着他在“秘密写作”状态中创作的一篇小说来到了莫斯科的《新世界》编辑部。这篇题为《８５４号劳改犯》的小说，因触及了“集中营”这一当时文学的禁忌题材，能为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反对“个人迷信”的社会舆论添加薪火，因而被特瓦尔多夫斯基看中，决定予以发表。在前面提到的《牛犊顶橡树》中，索尔仁尼琴这么写道：“建议我把短篇小说改称为中篇小说，这样‘分量更重’一些。好吧，就叫它中篇小说也未尝不可。特瓦尔多夫斯基还不容反驳地说，这部中篇如果叫《８５４号劳改犯》永远也不会出版。我不了解他们有缓和和冲淡作品标题的癖好，所以也没有坚持。隔着桌子交换了初步看法，在科佩列夫的参加之下，一起编了一个标题：《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当然，这个题目也并非完全是“集体的智慧”，在索尔仁尼琴原来那个题目《８５４号劳改犯》(Щ－８５４)的后面，原本就有一个放在括号内的副标题：“一个劳改营犯人的一天”（Ｏдин день одного зэка）。幸亏作者当时“也没有坚持”，这个临时“编”出来的题目似乎并不比原来的差。懂俄语的人，应该能从小说标题的原文《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中读出这样两层很难在译文中表达出来的含义：首先，在具有单、复数形式的俄语中，день原本就是“一天”，这里却又加上了一个“一”字，构成了一个绕口令式的один день，其目的无疑是在进一步强调故事发生时间的短暂和具体；其次，故事的主人公姓舒霍夫，可他在标题中却是以名字加父称的形式出现的，而这样的称呼在俄语中通常是带有尊敬之意的，而身为囚犯的舒霍夫，似乎不配这样的尊称，即便在他被捕之前，作为普通农民和士兵的舒霍夫，恐怕也很少有机会听到别人这样喊他。通过高度的浓缩来再现一个时代以及一代人在这个时代中的遭遇，对普通人的尊重以及对其命运的深切同情——这正是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下简称《一天》)的特征和精华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国知名度颇高的苏联吉尔吉斯族作家艾特玛托夫曾写了一部题为《一日长于百年》（И дольше века длится день）的长篇小说，他的这个小说标题倒是可以被我们“借用”过来，以说明索尔仁尼琴这篇小说的阅读价值和历史意义。二《一天》的篇幅不长，译成中文还不到十万字，如上所述，索尔仁尼琴是在编辑的要求下才很不情愿地在这篇作品上注明“中篇小说”的字样的，而他自己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短篇小说，只不过篇幅稍大一些而已。《一天》的写作也很迅速，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有的材料说写了三个星期斯卡托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作家传记词典》，莫斯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卷，第３８２页，本词条作者为科杰里尼科夫。，有的说写了四十天阿格诺索夫：《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１２页。)。小说写于１９５９年，在这之前，索尔仁尼琴早已有过文学创作尝试，但这篇发表在《新世界》杂志１９６２年第１１期上的小说，却是作家所有作品中面世最早的一部。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Ａ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于１９１８年生于罗斯托夫州的基斯洛沃德斯克(意为“酸水镇”)。在他出生前六个月，他的父亲在一次打猎中意外地负伤身亡。索尔仁尼琴出生之后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由于母亲出身富农，母子俩在当时的社会中自然备受歧视。索尔仁尼琴六岁时，母子俩来到罗斯托夫，尽管他们的生活依然艰难，甚至曾栖身马厩，但这毕竟为索尔仁尼琴换来了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１９４１年，索尔仁尼琴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一所炮兵学校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于１９４２年底上了前线。索尔仁尼琴作战勇敢，两次获得勋章，还晋升为大尉。１９４５年２月９日，在东普鲁士前线，索尔仁尼琴突然被苏联红军的军事侦查机构逮捕，因为他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了一些对斯大林不敬的话。索尔仁尼琴被判处八年监禁，先后在苏联的多个劳改营中服刑。１９５２年，索尔仁尼琴患上癌症，医生断言他只能活几个月，但是，在不可能获得很精心治疗的情况下，犯人索尔仁尼琴的绝症却奇迹般地彻底痊愈了。后来，索尔仁尼琴将此视为神的旨意，目的就是让他替众多的冤屈者道出劳改营里的实情。１９５３年服满刑期之后，索尔仁尼琴又被终身流放至哈萨克斯坦，在当地的一所学校任教。１９５６年，索尔仁尼琴和许多受到迫害的苏联人一样得到平反，被恢复名誉。他辗转回到俄罗斯腹地，在梁赞州一所乡村学校中担任数学老师，后又设法住到了梁赞城里。遗腹子，单亲家庭，出身不好，战争，被捕，劳改营，癌症，流放……这便是索尔仁尼琴写作《一天》之前主要的生活线索，虽然期间也穿插有母爱、大学和书籍，甚至是文学、婚姻和勋章。写作《一天》时的索尔仁尼琴已经四十二岁，过了中国人所说的“不惑之年”，也就是说，世界观已经形成，他之写作《一天》，恐怕既是在展示自己的经历，更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一天》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写成的，但是据作家本人回忆，这部小说的创作史却相当漫长，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服刑中的索尔仁尼琴就一直在构思这篇小说，只不过劳改营里的条件不可能让他把小说落实在纸张上。直到１９５９年，在社会形势和生活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后，索尔仁尼琴这个打了近十年的“腹稿”才终于瓜熟蒂落。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索尔仁尼琴的这个篇幅不大、写作也颇为顺利的“处女作”，却是作家半辈子坎坷境遇的缩影。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他的《一天》是由他自己无数个充满心酸和苦难的日子结晶而成的。三《一天》写的是主人公舒霍夫在劳改营里的“一天”，严格地说，还只是从他的起床写到他的就寝。早上５点钟起床的时候，舒霍夫就感到不舒服，可是他还是因为起床动作慢了点被罚去给看守们擦地板。在医务室里他没有得到治疗却受到了威胁，于是，在喝下一碗不热的稀汤之后，他和其他犯人一起在零下２７度半的严寒中被赶到一处工地，干了一天的重活，来回还遭遇了数次严格的搜身，在临睡前又遭遇了两次“点名”，之后舒霍夫终于“用没有洗过的薄薄的棉被把头蒙上”了。然而，这样的“一天”却是舒霍夫的一个好日子，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对舒霍夫的“一天”做了这样的总结：舒霍夫心满意足地入睡了。他这一天非常顺当：没有被关禁闭，没把他们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小城”，午饭的时候赚了一钵粥，小队的百分比结得很好，他舒霍夫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扎里那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没有生病，挺过来了。一天过去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简直可以说是幸福的一天。不过，紧接在这段话之后出现的两行字，却彻底颠覆了这种“幸福”的感觉：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该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得另外加上三天……舒霍夫的被关押，是由于他在１９４２年２月的西北战场上因全军被围而“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而且这还是他事后自己主动“坦白”的。而他周围的人，几乎全都是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关进劳改营的：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因为收到了曾一同作战的英国海军军官寄来的礼物，还未成年的戈普契克因为往森林里给宾杰里人送过牛奶就被判了“跟成年人一样”的刑期，阿廖沙则仅仅由于他信仰上帝而被抓了进来……他们的刑期或为十年，或为二十五年，他们的每一天都将这样缓慢地熬过！小说的情节被压缩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和短暂的时间之中。劳改营和囚犯们干活的工地，是小说中仅有的两个空间，而且是两个都围着铁丝网、都有荷枪实弹的哨兵看守的空间，在这两个封闭空间之间的出入，不仅没有使犯人(以及读者？)们的心理空间有所扩大，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的不自由感觉。小说的情节发展十分缓慢，节奏十分滞纳，甚至会让人感到难耐和枯燥，其中的一分一秒似乎都是被放大、延长的，而这正是劳改营犯人真实感受的再现。这“一天”是短暂的，也是无比漫长的，是浓缩的，也是无限扩张的。这样的小说空间和时间处理方式，不仅使《一天》成了劳改营残酷现实的真实再现，而且还使这“劳改营中的一天”具有了某种概括性的象征意义，正所谓“以小见大”、“从具体到普遍”，就像有学者所说的那样，索尔仁尼琴“讲到了一天、一件事、一户院子……但亚·索尔仁尼琴的一天、一院、一事，是一种提喻，指向善与恶、生与死、人与社会的关系”转引自阿格诺索夫：《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５１５页。此话作者为俄国学者别林科夫。引者按：此处所言的“一天、一院、一事”，指的就是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玛特辽娜的家》和《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一件事》三部作品。。作家西蒙诺夫也说过：“它(指《一天》——引者按)仅仅描写了一天的生活，但作者想要说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页的一切最主要的东西，全都包括在这一天中了。”《一天》所具有的象征性，还由于主人公舒霍夫形象的典型性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据说，在《一天》的人物当中，只有这个人物是虚构的，“是由众多人物提炼而成，一个是索尔仁尼琴指挥过的前线炮兵营的战士，一个是８５４号犯人，即索尔仁尼琴自己”阿格诺索夫：《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５１５页。。作者没有让自己来担当小说的主人公，却让一个普通的农民士兵出场，大约是想突出劳改营中人物之命运的普遍意义。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在《一天》发表的前后，对于舒霍夫这个形象的肯定，却大多是由于他的“农民身份”和“劳动素质”。据索尔仁尼琴自己说，《一天》当初之所以引起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注意，正是因为这是“一个乡下人眼中的劳改营，很有一点民间意味”，“我不敢说这是精心安排的计划，我只是有一个可靠的预感：身居高位的乡下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最高当局的乡下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于伊凡·杰尼索维奇这个乡下人不会无动于衷。预感得到了应验：甚至不是诗歌、甚至不是政治决定了我的小说的命运，而是一种真正的乡下人精神，是伟大的转折以来或更早一些时候起，我们这里就有的被人嘲笑、践踏和责骂的乡下人精神”。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２７、２８页。赫鲁晓夫在皮聪大的别墅里听当时苏共宣传部门领导人列别杰夫亲自朗读《一天》时，最喜欢的也是“伊凡·杰尼索维奇怎样保护了灰浆”的劳动场面。同上，第５２页。他们欣赏舒霍夫的“劳动人民本质”，但他的“劳动”是被迫的，这一点却似乎没有引起他们更多的关注。当然，之后一些俄国学者的相关解释也是不无道理的：即便在劳改营这样的非人环境中，舒霍夫依然保持着俄罗斯人的传统美德，例如：从不装病，坚持不舔盘子，不捡烟头，珍惜粮食，心灵手巧，爱惜东西，等等。但是，若以这类美德标准来看待舒霍夫，又如何解释他两次骗饭吃、在工地偷油毡(尽管是为小队遮挡窗户的)、偷带锯条(为的是加工成小刀卖给别人)等行为呢？把舒霍夫理解为一个十全十美的“正面人物”，自然是可笑的，这或许也并非索尔仁尼琴塑造这一人物的初衷。总之，因为舒霍夫会干一手漂亮的活儿就像赫鲁晓夫那样欣赏他，和由于他在劳改营中“不抵抗”的“消极”行为而谴责他一样，都是可笑的；认为舒霍夫是俄罗斯传统美德之化身的观点，也与把舒霍夫视为索尔仁尼琴之自画像的看法一样，多多少少是有些不恰当的。在我们看来，舒霍夫就是苏联时期劳改营里一个普通的囚犯，正是这个普通人的“普通”遭遇，以及他对于这种遭遇的“普通”态度，才构成了这个文学形象的普遍意义。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此刻舒霍夫一无所怨，他既不怨坐牢的时间太久，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长，更不怨星期天又取消了。现在他觉得能熬过去！谢天谢地，能熬过去，能熬到头！”舒霍夫的态度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命题：对苦难的忍受也表现为一种尊严，面对不公正的命运，活下去就构成了一种抗议，一个胜利。四作为个人经历之缩影的《一天》，自然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小说最初题为《８５４号劳改犯》，而“８５４”的确就是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里的编号。索尔仁尼琴自己也从来不否认《一天》写的就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因为他多次声称他就是想通过这篇小说来揭露劳改营里的“真相”。然而，《一天》毕竟不是一篇报告文学，而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很成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创作还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这部作品都占据着一个显赫的位置，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一天》是在苏联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以苏联劳改营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开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所谓“劳改营文学”的先河，为俄罗斯文学中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一天》只写了舒霍夫和他的狱友们短暂的“一天”，但这“一天”却构成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整整一个时代。在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创作中，《一天》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之作。《一天》标志着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位作家的诞生，是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第一个亮相，同时，它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了索尔仁尼琴之后的创作发展轨迹，为他的作品风格确定了一个基调。从内容上看，《一天》的“劳改营题材”后来几乎成了贯穿索尔仁尼琴整个创作的母题，索尔仁尼琴后来陆续发表的小说，无论是《第一圈》还是《癌病房》，无论是《古拉格群岛》还是《红轮》，都可以说是劳改营题材的扩大或深化。从形式上看，《一天》也构成了索尔仁尼琴小说风格的先声。《一天》体现出了这样几个创作特色。首先是严格的写实性。小说中的情节发生地是以索尔仁尼琴曾经被囚禁其中的一个劳改营为蓝本，作品中的人物除主人公舒霍夫外，也的确都是作者在狱中的难友。为了以“赤裸裸的”真实给人以震撼，作者几乎把他的小说场景变成了一幅历史地图，一张新闻照片。其次是细节的真实。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手法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细节的蒙太奇，他借鉴了电影的表现手法，用一连串镜头的叠加来强化效果。《一天》中的情节，完全是由这样一些细节串连而成的，比如：囚犯们吃饭时仔细地捞汤里的碎鱼，出工前执著地看严寒中的温度计，舒霍夫和难友们的砌墙过程，等等。最后是叙述的调性。《一天》的叙述角度是很独特的，作者似乎又不仅仅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叙事者，其间常常掺有主人公的声音，有人将此称为“由主人公的非直接引语向作者的非直接引语”的“过渡”任光宣编：《俄罗斯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７１页，此处文字作者为张建华。，有人因此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称为真正的“复调小说”斯卡托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作家传记词典》，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３８４页，本词条作者为科杰里尼科夫。。但无论是哪个叙述声调，却又都体现出一种从容和镇定，坦然和真诚，就像是真实自身发出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身处劳改营的舒霍夫，还是意在揭露劳改营之残酷的作者，都没有发出悲愤的怨诉和哀伤的哭泣，他们的态度似乎是从容的、坚韧的，甚至是庄严的，这样一来，这个篇幅不长的作品就具有了某种《圣经》般的风格，某种史诗的韵味。熟悉索尔仁尼琴小说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创作风格后来都程度不同地渗透进了作家之后的小说，《一天》在索尔仁尼琴的整个创作中所具有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一天》为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奠定了一个基调，也许可以说，作家之后的创作都是《一天》的继续和发展。索尔仁尼琴造就了《一天》，而这“一天”则反过来又派生出了无数个充满艰辛和喜悦、付出和收获的创作时日。五今天的读者或许已经很难想象《一天》当年发表之后所引起的轰动了。小说在苏联当时发行量很大的文学杂志《新世界》上发表之后，又迅速地被发行量同样巨大的《小说月报》杂志转载，不久又推出单行本，可是发行总数达数百万份的这三个“版本”却依然难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一时洛阳纸贵，小说被人们争相传阅，图书馆里预定这部小说的借阅者不得不在焦急中等待数周。《一天》的轰动，自然是那个时代苏联民间澎湃的政治热情和文学兴趣相互结合的产物。苏联时期，文学作品，尤其是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作品，向来是人们热衷和推崇的对象，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反对“个人迷信”、倡导人道主义的思想运动的不断深入，人们更渴望在文学阅读中实现自由意识的释放，更何况，《一天》这种描写劳改营的“敏感”主题，对于有过劳改营经历的人自然有吸引力，会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对那些没有此种体验的人而言，“劳改营”却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这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对于铁幕制度下种种匪夷所思现象的好奇心，也能促使他们对身边的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但是，在《一天》的走红之中，“官方因素”无疑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首先是《新世界》杂志的努力，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敏锐地嗅出了《一天》潜在的轰动性，并通过“上层路线”让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看到了这部作品。赫鲁晓夫为了给由他发起的反“个人迷信”运动再加一把火，亲自决定发表这部作品，甚至还为此专门召集了一次苏共政治局全体会议。在小说发表后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还亲自向与会者推荐此书，称这是“一本重要的和必需的书”，于是，每位代表在散会时腋下都夹着一红一蓝两本书，红色封皮的是全会的材料汇编，而蓝色封皮的就是刊载了《一天》的《新世界》杂志。可见，《一天》是作为官方的舆论工具而得到垂青和推广的，是特殊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一天》的辉煌。时过境迁，《一天》所描写的特定时代以及使它轰动一时的社会背景都已经成为历史，当年为其出版而出谋划策、竭力鼓吹的人大都已经作古，在这段时间内，读者也更替了不止一代，在这种情况下，索尔仁尼琴的《一天》还依然具有阅读的价值和意义吗？索尔仁尼琴自己在与苏共一位高官的一次交谈中曾骄傲地说：“我想毫不谦虚地对您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存在二十、三十、甚至五十年。”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群众出版社，2000年，第１１９页。如今看来，作家的这份自信是不无根据的，四十五年前面世的《一天》如今又在中国再版，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如今，我们究竟可以在索尔仁尼琴这里、在《一天》这部作品之中读到什么，不同的读者自然会有不同的读法，会获得不同的答案，但总的说来，《一天》的阅读价值至少有可能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篇纪实性的、甚至是“自传性”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重温那段历史。“二战”前后的纳粹德国搞过集中营，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代表正义力量与之交战的苏联却同样搞起了集中营，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纳粹的集中营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和战俘的，而苏联的集中营(劳改营)却主要是针对自己人，即苏联公民和曾被德军俘虏的苏军官兵！这种匪夷所思的场景，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悲剧和那种体制的弊端，而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和积淀，则能时时给我们以警醒，让我们重温历史给我们的教益。其次，作为一部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一天》同时也是一部继承了俄国文学优良传统的杰作。《一天》既是“劳改营文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俄国文学道德传统的继承之作。苏联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虽然继续得到推崇，但他们所主张的社会立场和文学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都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中叶，文学一时几乎成了歌功颂德的舆论工具，所谓的“无冲突论”盛行于一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天》勇敢地揭露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呼唤对人的尊重和同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实现了与俄国传统文学的对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说“我们全都来自《外套》”的时候，所指的就是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对果戈理在小说《外套》中所体现出的人道精神的继承，就这一意义而言，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作家，尤其是那些直面现实、干预生活的作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一天》”的。最后，《一天》还具有某种更为概括、抽象的象征意义。舒霍夫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一天”，也完全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为我们所遭遇。生存的艰难，环境的压力，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和隔膜，甚至敌意和残忍——所有这些并不仅仅存在于劳改营的高墙或铁网之内，我们甚至可以说，“劳改营”或许是无处不在的，我们的每个“一天”或许也同样都是与环境和命运的抗争，因此，《一天》或许并不仅仅是写给某个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的读者看的。每个看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人，每个身处逆境却依然不屈服于命运的人，都肯定能在索尔仁尼琴的《一天》之中获得慰藉和启迪。刘文飞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日于京西近山居
作者的朴实无华的白描笔法，记述了一个普通犯人在劳改营中度过的浪漫而乏味的一天，通过大量的细节在平淡无奇的夹叙夹忆中描绘出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阴郁图景，展示了主人公走过的坎坷一生。
索尔仁尼琴（1918-2008），20世纪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时期“集中营文学”的代表人物。1974年被驱逐，1994年回到俄罗斯。代表作有《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红轮》。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玛特辽娜的家科切托夫卡车站上的一件事为了事业的利益一只右手古战场守护人真遗憾！复活节十字架游行随感拾零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像平时一样，早晨５点钟，铁锤敲打着挂在营指挥部旁边的钢轨，催人起床了。断断续续的叮当声，透过结了两指厚的冰的玻璃窗，听起来很微弱，而且不久就沉寂了：天气很冷，看守不愿举胳膊敲打很久。叮当声停息了，窗外的一切依然和夜里一样，舒霍夫爬起来上便桶的时候，还是一片漆黑，窗外只见三盏昏黄的灯：两盏在警戒区内，一盏在劳改营里。不知为什么还没有人来开营房门上的锁，也听不见值日员往外抬便桶的声音。舒霍夫从来不睡懒觉，总是按时起床。上工之前约莫有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不是公家的；凡是熟悉劳改营生活的人总能挣到一些外快：用旧衣服里子给人缝手套什么的；把烘干了的毡靴一直送到阔气队员的床边，省得他光着脚围着一大堆毡靴打转，老找不到自己的那双；或者顺着一间间储藏室跑过去，给人做点什么，打扫打扫，替他搬点什么东西；或者到食堂去，把桌上的钵收拾起来，一摞摞地送到洗碗机里，顺便可能捞到一点吃的东西，但是愿意在那里尽义务的人很多，多得难以应付，最糟的是：要是碗里剩点什么，就忍不住要拿起来舔舔。不过舒霍夫牢牢地记住了他的第一个队长库焦明的话。库焦明是劳改营里的一个倔犟的老犯人，到１９４３年为止，他已在劳改营里蹲了十二年了，有一次他在一条荒凉的林间小路上的篝火旁对新近从前线补充到他队里来的队员们说：“小伙子们，这里按照泰加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法律办事。可是在这里人们也要活下去。在劳改营里，谁要是舔了别人的饭碗，谁要是想进卫生所，谁要是到队长那里去告密，那他就是去找死。”关于告密的人，他当然是说错了。那些人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不过他们都是用别人的鲜血来保护自己的。舒霍夫总是准时起床，可今天却没起来。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觉得不舒服，不知是发冷还是浑身酸痛，躺了一夜也没暖和过来。梦中他恍惚觉得，一会儿他病倒了，一会儿又稍微有点起色。他真不愿意天亮。但黎明却照常来到了。在这里根本没法儿暖和过来，窗上堆着小冰山，沿着整个营房——好大的一所营房！——四壁和天花板接缝的地方都结满了白色的蛛网。那是霜。舒霍夫没有起床。他躺在一张双层床的上铺，用一条被子和一件呢上衣蒙着脑袋，两只脚一起伸进棉袄的一只扎起的袖筒里。他虽然没有看见，但是凭声音他知道营房里和他那个小队所住的角落里所发生的一切。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是两个值日员抬着一个八维德罗俄容量单位，１维德罗等于１２?３升。的便桶。抬便桶这个差事被认为是老弱病残干的轻活，可是你去抬抬看，还不许弄洒！７５小队有人把从烘烤间里拿来的一捆毡靴咚的一声扔到地板上。接着舒霍夫那小队也有人把毡靴往地板上扔（今天也轮到他那小队烘毡靴）。正副队长默默地在穿靴子，他们的铺板轧轧直响。小队副现在要到面包房去，正队长则要去营指挥部，去生产计划科。队长到生产计划科去是为了找派工员领任务，不过今天和往常有些不同。舒霍夫想起来了：今天要决定命运了——生产计划科打算把他们１０４小队从小型工厂的工区赶到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生活小城”的新工区去。这个“社会主义生活小城”是一片荒野，有几块积雪的洼地，而且动工之前先得掘坑、埋柱子、拉上带刺的铁丝，以防自己的伙伴逃跑。然后才能开始建设。说实在的，在那里将有一个月无处烤火——连狗窝都没有一个。篝火也点不起来，用什么生火呢？只有拼命干活才是惟一的生路。队长忧心忡忡地设法解决这个难题去了。他想让另一个行动迟缓的小队顶替自己的小队到那里去干活。当然，空着手去是谈不成的。他给上了年纪的派工员带去半公斤腌板油。有时候还得带一公斤。是不是到卫生所去碰碰运气，歇一天工呢？试一试也吃不了亏。浑身筋骨简直都要散架了。再有，今天是哪一个看守值班呢？他想起来了：值班的是“一个半伊凡”伊凡一般指身材高大的人，“一个半伊凡”是形容此人非常高大。，他是一个又瘦又高、黑眼睛的中士。第一眼看到他的人都觉得他可怕，可是跟他混熟了，就知道他在所有值班看守中是最随和的了：他既不会关你的禁闭，也不会把你拉到生活管理员面前去。在９号营房的犯人还没吃完早饭之前，还可以在床上躺一会儿。板铺颤动起来、摇晃着。两个人立刻起床了：一个是睡在上铺舒霍夫旁边的浸礼派教徒阿廖什卡，另一个是睡在下铺、以前当过海军中校的布伊诺夫斯基。两个值日的老头儿把两个便桶抬出去以后，就为了该由谁去提开水的问题争吵起来，活像娘儿们似的吵得叫人厌烦。２０小队的电焊工大喊了一声：“喂，你们这一对炮筒子！”说着他就拿起一只毡靴使劲向他们扔过去。“我来给你们调解调解！”毡靴砰的一声碰到一根柱子上。两个老头都不吭气了。小队副在邻近的一个队里低声嘟哝说：“瓦西里·费多雷奇！食品供应科有坏蛋捣鬼：本来该给咱们四个大面包，可现在只给了三个。克扣谁的呢？”他这句话虽然说得很轻，但他那个队显然都听见了，大家都屏着气静听，想知道今天晚上要把谁的面包切去一块。舒霍夫一直躺在他那个压得板板的装着锯末的褥子上。他只盼着自己别再继续受这种双重的折磨：或是干脆生他一场寒热病，或是让浑身别再酸痛。可现在真是活遭罪。正当浸礼派教徒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的时候，布伊诺夫斯基从厕所回来了，他好像有点幸灾乐祸似的嚷嚷起来：“喂，坚持住，红海军水兵们！准有零下１５度！”舒霍夫决心要去卫生所了。正在这时，一只强有力的手猛地把棉袄和被子从他身上拉下来。舒霍夫把呢上衣从脸上掀开，稍稍抬起身子。干瘦的塔塔林站在他的下面，头正好齐他的板铺那么高。这就是说，今天不该他值班，他是悄悄溜进来的。“Щ－８５４！”塔塔林读着缝在舒霍夫黑呢上衣背后一块白布上的号码。“罚你三天劳役禁闭！”这所营房里的灯没有全部打开，有二百个人睡在五十张臭虫成堆的双层铺上。一听见他特别低哑的嗓音，昏暗的营房里所有还没起床的人都立刻翻身坐起来，连忙穿衣服。“为的什么，长官先生？”舒霍夫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声音问，其实他并不觉得自己真有多么可怜。劳役禁闭——这还算半禁闭，既能吃到热饭，又没工夫去胡思乱想。要是不放你出去干活，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禁闭呢。“你没按时起床吧？咱们到指挥部办公室去。”塔塔林懒洋洋地解释了一下，因为他和舒霍夫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为什么要关舒霍夫禁闭。塔塔林疲惫的光脸上毫无表情。他转过身去，寻找第二个倒霉蛋，可是所有的人——有的在暗处，有的在灯下，有的在下铺，有的在上铺，都已经把腿伸进左膝上缝着号码的黑棉裤里；已经穿上衣服的则掩上衣襟，急忙向门口走去——他们打算在院子里等塔塔林走开以后再回去。要是舒霍夫是因为别的什么该受处分的事被关禁闭，他不会这么难过。他之所以难过，是因为他过去总是最早起床的。但是，他知道塔塔林是不会放过他的。舒霍夫只不过为了装装样子；一面继续求饶，一面使劲穿上了棉裤（裤子的左膝靠上的地方也缝了一块磨破了、弄脏了的布头，上面用黑色的但已经变得暗淡了的颜料写着Щ－８５４的号码），穿上了棉袄（上面有两个同样的号码，一个在胸前，一个在背后），从地板上的一堆毡靴中挑出自己的那双，戴上帽子（帽子正面也有一块同样的写着号码的布头），就跟着塔塔林出去了。１０４小队的队员都看见舒霍夫被带走了，但是谁都没吭声：说什么都不济事，况且又有什么可说的呢？队长说不定还能替他说上一两句好话，可是队长当时不在。舒霍夫也没对任何人说一句话，他不再去纠缠塔塔林了。舒霍夫的伙伴们会猜到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会给他留早饭的。两个人就这样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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