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

2012-3  

科学出版社  

张岩  

239  

无  

　　《文明起源:从原始群到部落社会》主要认识对象是澳洲（涉及美洲）部落的社会组织、制度形态（人类学研究原始社会的基本素材）。第一章是学术史疏理，说明此项研究在人类学传统中的位置。第二到第五章正面研究澳洲部落组织制度形态（社会组织、婚姻制度、亲属制度，原始宗教及其相关制度：原始分类体系与图腾增殖仪式、转世制度与成年礼），据此追溯部落社会的具体形成过程（结盟事件）。第六章对结盟事件（部落制度形成过程）给出完整陈述。结论：结盟事件是部落制度唯一可能的成因。讨论部落文明在史前史中的位置与作用。首次结盟是人类文明的最初进程，是由理性推动的非暴力社会整合（从动物性群体到人类社会的过渡环节），部落社会制度体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至今为止人类繁荣的重要基础。
　　本书可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研究者和大学生的参考书，也可供每一位具有非功利性科学兴趣的知识分子参阅。

前言
绪论
　第一节 原始群与部落社会
　第二节 部落制度与结盟事件
　第三节 结盟推动者与人类社会的形成
　第四节 首次结盟：人类文明进程的起点
　
第一章 人类学与史前学
　第一节 人类学初衷：重建史前史
　第二节 相对于进化论的传播论
　第三节 德奥传统的博厄斯人类学
　第四节 从涂尔干到功能主义
　第五节 对象变迁与学派林立
　第六节 验证困境与范式整合
　第七节 历时性与共时性
　第八节 人类学的民族志困境
　第九节 民族志困境中的人类学
　第十节 专业民族志：经验提取质量
　第十一节 从经验提取到经验研究
　第十二节 结语：部落学界定
　
第二章　外婚制与人类社会起源
　第一节 以往研究者的失误
　第二节 澳洲部落的社会组织
　第三节 四分体系的构成
　第四节 隔代重复现象与四分体系性质判定
　第五节 四分体系的产生情况
　第六节 四分体系与继嗣、居留制度
　第七节 八分体系的构成
　第八节 八分体系的形成
　第九节 结语：结盟构想
　
第三章　社会组织与亲属制度研究
第四章　结盟事件I：原始分类体系与图腾增殖仪式
第五章　结盟事件II：转世制度与成年礼
第六章　黄金时代：部落制度起源
　　

　　第一节人类学初衷：重建史前史　　地球形成于40多亿年前。大约在30亿年前，地球表面出现了最初的生物。达尔文和华莱士学说中最坚实的部分，是以林耐形态学分类为基础的一个历时性生物演化系谱。该系谱以原初单细胞生物为起点，通过新物种的派生实现进化。大约500万年前（古人类学家一般认为最早的人科出现于约500万年前或更早些），在哺乳纲灵长目动物中派生出最初的人科动物（现代智人的共同祖先）。在西方学术史中，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的学说差不多被同时提出（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　　英国学者马雷特在其所著《人类学》中指出：“人类学是达尔文的产儿，达尔文主义使之成为可能。”（马雷特，1933）至少可以说，达尔文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学形成期的学科设置和研究方向。体质人类学研究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物种，考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发掘并研究人科动物出现后的物质遗存，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收集、记录并研究近代原始民族的民族志。　　在人类学形成（19世纪中期）后四五十年间，上述三门学科是协同关系，共同目标是重建史前史。其主要工作大致包括：考察人类物种的起源和演化（从最初的人科动物到现代智人）及其种群的扩散和分布情况；通过对现存灵长目动物的研究推测早期人类的群体形态和行为方式；考察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包括人类早期各种技术的发展（从石器到陶器和金属器，从采集渔猎到农业和家畜饲养）；考察从原始群到大型古代文明的社会文化进程。　　科学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人类对世界（包括自身）的准确认知（真）。从现代科学的形成历程和构成情况来看，学科设置的主要依据是认识对象的分野。人类学的认识范围：向前接续到生物进化历程中人类物种的起源，向后接续到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由于大部分早期文字的可辨读性存在问题，而且文献遗存数量很少，故人类学对史前史的认识范围有必要扩展到文字出现后的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客观过程。在人类学形成前，人们对此所知甚少，故有必要设立专门学科去廓清这一领域。　　上述三门学科是早期人类学的基本学科设置，它们依据不同素材、以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去协同实现对同一个过程的准确认知（包括对导致这一过程主要因果序列的推求）。这就是人类学的起点、初衷和基本目标，也是有必要设立这门学科的主要原因（合理性）。①　　早期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是孔德（Auguste Comte）确立的实证主义。下面是孔德对实证主义思想来源的总结：“从培根以来，一切优秀的思想家都一再地指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孔德，1993）这是自人类学形成以来从未改变的基本规范：“仅限于在一个完全实证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孔德，1993）至今，这一点在人类学家之间没有争议。　　人类学重建史前史的第一条认识路径是古典进化论（这是后人的说法，以区别于20世纪中期出现的新进化论），或称演进论。进化论的提出并非没有实证依据。第一，在史前考古学从博物学中划分出来之前，研究者已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人类的文明成就（如工具制造技术、食物获取技术等）是从最初的“零起点”逐渐发展而来的。这个过程（实际上还包括社会规模的扩大、社会文化和制度复杂性的增加等）自旧大陆有史以来仍在继续，直到现代科学在西欧国家形成。这是对人类发展和进步观点的有力证明，也是早期人类学之所以选择进化论认识路径最重要的实证依据。第二，随着（近代原始民族）民族志材料的积累，人们注意到第二个同等重要的事实：在近代原始民族小型部落社会中，存在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社会文化内容。许多早期学者都强调过这一现象的存在（拉德克利夫布朗，1988）。例如，麦克伦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在《古代史研究》（Studiesin Ancient History）一书中指出：“随着我的研究延伸到早期的社会现象领域，我在通常被认为是不同种族的生活形式中，到处都找到了许多的相似性、一般性和同一性，因而人类家庭之间的民族学差异性同它们所具有的共同性比较，在我看来，是不大重要或者是根本不重要的。”（McLennan，1886）　　以上两点（人类文明成就的进步过程、原始民族社会文化形态的相似性）不是理论，而是事实。早期人类学就是在此基础上构建其方法和理论的。　　（1）人类同源（这是生物进化论的基本结论之一）且具有生理和心理上的一致性（用以解释不同民族社会文化形态的相似性）。　　（2）由于心智相同、物质环境相近，故所有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立形成且彼此相似的，并循相同或相近的路径渐次演进（连续性）。下面是泰勒对这一见解的具体论述：“人类社会的制度一如其所居的地球，也是层系分明的。它们先后衔接，次第演化，序列一致，举世皆然；纵有人种和语言的表面差异，却仅因人类的通性而造型，且经由连续变化的情况而影响着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的人类生活。”（Tylor，1889）古典进化论因此也被称为“单线进化论”。　　（3）演进速度不同，导致近代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由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循着相同或相近的路径渐次演进，故近代原始民族是人类学认识旧大陆不原始民族史前社会的活化石。这是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基本路径和方法的借鉴。　　（4）在旧大陆不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一些来自古代的文化“遗存物”。这是泰勒学说意义上的民俗学认识对象。　　（5）通过大范围比较研究，归纳近代原始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社会类型，据此构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起源情况和演进序列，划分不同社会在该序列中的演进位置。　　（6）在此基础上寻找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动因或法则。早期人类学重建史前史的重要方法之一，是在历时性维度中展开研究（由现状追寻既往），如在同时存在的诸民族之间去区分其演化级次的先后关系，又如从同时存在的原始宗教观念、社会结构和各种制度中去追溯既往的起源、变迁历程。其首要课题是起源研究，认为相同的社会文化现象必有相同的形成过程（起源）。　　部落社会存在一些令研究者很难理解的重要制度，如乱伦禁忌与外婚制、社会组织的单系（母系或父系）继嗣制度、亲属称谓制度以及关系到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图腾崇拜现象等。这些都是早期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早期学者高度重视起源研究的理论设想：一旦成功复原这些重要制度的形成过程（起源），许多关于因果关系的疑问即可迎刃而解。这一设想本身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人们大大低估了完成此项研究的难度。　　19世纪中期以后，两代学者由此路径展开研究。①人们习惯于将这两代人类学家称为进化论学派。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第一，重建史前史乃至人类史是19世纪社会人类学的学科目标。第二，这些人类学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具有“学派”特征。埃尔曼？瑟维斯（Elman Rogers Service）提到，构成“学派”的主要特征，包括人类学在成为专门职业研究的学科领域之后出现的门生制度、专制作风、学院间的相互敌对与联合、其成员对学派的忠诚，以及学派对其成员接受还是排斥各种学术见解的影响等。因此，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进化论“学派”（瑟维斯，1997）。　　第二节相对于进化论的传播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进化论逐渐显露出方法上的弱点（后面将具体讨论），一些学者开始选择重建史前史的新路径。第二条认识路径是文化传播论。前面提到，持古典进化论观点的早期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立形成的，并循相同或相近的路径、以不同速度渐次演进。这导致近代不同民族发展水平的高低之分，以及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不同民族在社会组织和文化形态上的相似性。持文化传播论见解的学者则认为，导致相似性的主要原因是民族间文化传播的结果。　　从逻辑上说，不同民族间文化相似性现象的成因有两种可能：各自独创或相互传播。一些早期学者（如泰勒、巴斯蒂安等）已经注意到文化相似性成因中的传播因素，只是他们更加注重独创因素。文化传播论学者则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十分有限，任何重要文化建树的原创必定十分罕见，进而认为传播机制才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这是两种认识路径（古典进化论与文化传播论）最重要的不同之处。　　文化传播论学者认为文化传播总以先进地区为源头向落后地区扩散，战争、贸易、通婚、迁徙等多种原因均可导致传播的发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依据民族志材料重建人类早期文化由点到面的传播过程。为此，他们通过大范围的比较研究，在各民族（主要是近代原始民族）之间寻找相似的文化要素，并以质和量的标准区分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程度，将高质、高量的文化相似性现象确定为传播结果。划分文化圈（包含相似文化特质的区域）和文化层（多个文化圈的相互叠压）的分布，寻找文化传播源头和系谱关系，在此基础上重建史前人类文明的历史。文化传播源头即文明起源发生地，德奥文化传播论学者认为只有几个，英国文化传播论学者认为只有一个（古代埃及）。　　文化传播论学者展开研究的预设前提是人类创造能力的低下。这是一个无法给出可靠证明的结论。将一个尚待证明的结论包含在判断前提之中，即逻辑学所谓的“丐辞”。以此为理由，完全排除各民族文化中的独创性成分，将全部文化相似性内容解释为由点到面的传播结果，这样的研究属于偏执一端，在主观与客观之间也就是理论与事实之间失去平衡。在古典进化论学者的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对理论与事实作尽可能明确的区分。前面提到，人们通过初步观察发现两个基本事实：文明进步事实和文化相似性事实。这两点是客观事实，而不是理论。古典进化论学者在此基础上构建其理论，排列各种宗教观念、社会制度以及各种技术性成就在人类文明进步序列中的先后关系，据此排列不同民族在此序列中的演进级次。文化传播论学者也是依据同样两个基本事实，去排列文化传播的源头和系谱关系。也就是说，二者（古典进化论与文化传播论）依据同样事实，却各执一端排列出两个相反结果（演进序列与传播系谱）。二者都是实证性研究，问题在于研究者以片面和不成熟的理论去排列事实。这种方法有些武断和牵强。　　对古典进化论的批评主要来自传播论学者、美国历史批评学派和略晚些的英国功能主义学派。批评内容主要包括：①注重独创而忽视传播；②注重文化相似性却忽视文化差异性；③对单线进化的预设（次第演化、序列一致、举世皆然）提出质疑，指出进步并非文化变迁的唯一属性，渐变并非文化进步的唯一方式（存在激变），不能简单划分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认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各有优劣）；④对近代原始民族可以作为“古代社会”的认识素材这一观点提出质疑；⑤认为划分演进序列（阶段）依据不足，属于“推测的历史”；⑥以演进序列为框架排列各种文化现象多有牵强之处（存在例外）；⑦对一些具体结论提出质疑，如氏族制度的普遍性、母系继嗣制度是否先于父系等；⑧否定制度起源研究的认识价值。人们对文化传播论学者的批评主要包括：①对人类创造能力的低估；②文化相似性标准（质和量）的不准确；③忽视文化传播的地理阻隔；④忽视文化传播的心理阻隔。　　……

　　由于我们缺乏认识，所以史前陷入到时间的无底深渊。对我们来说，史前看上去静如死水，深不可测，其深刻的意义无法理解。当我们一眼看到它时，它就对我们勾魂夺魄，使我们似乎只能翘首以待某种非凡之物。无论我们怎样屡遭失望，我们永远不能从史前的魅力中脱身而出。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对原始民族社会生活的研究导致了对人类早期历史的恰当理解。原始民族是人类的一份文献，是人类为了将自己提高到野兽水平之上而进行的努力的一份记录。这份文献的高度价值只是在近些年才得到了正确的评价。　　——弗雷泽《社会人类学界说》

　　部落社会制度体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繁荣的重要基础。《文明起源：从原始群到部落社会》主要认识对象是澳洲部落（人类学研究原始社会的基本素材），通过对澳洲部落基本制度的正面研究，笔者发现所有制度细节都在指向同一个开端——部落社会的结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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