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健康报告
2013-1
杨多贵、 周志田 科学出版社 (2013-01出版)
《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内容简介：《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集成和创新为研究特征，提出了“国家健康”这一新理念和新思想，并对国家健康的内涵与要义进行了深入解读和系统解构，诠释了国家健康是引领21世纪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标准。研制和设计了国家健康诊断与体检的新仪器和新方法，对威胁国家健康的四大杀手：“异化病”“财富病”“寄生病”和“资源病”，进行综合会诊、案例解剖和扫描透视；构建了一套国家健康指标体系和阈值体系，对全球100个样本国家近10年来的国家健康状态进行全面体检、分类分级、预警监测、簇团聚类和案例研究。并提出国家健康的“中国命题”和国家健康管育的“中国药方”；提出中美世纪博弈“比健康”的“大战略”；以及设计中国超越美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阐述国家健康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宝。
杨多贵，1940年生，四川平昌人。大专文化，渠县劳动局调研员。发表了《物华天宝、富饶渠县》、《简论实事求是》、《解决目前城镇人口就业难的对策建议》等论文20余篇，其中《简论领导班子的群体结构》编入中国改革开放系列丛书《世纪启示录》（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职工下岗的原因与对策》编入《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研究文库》（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深化劳动、工资、保险制度改革》被编入《中国经济文库》（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在省社科院市场经济与区域发展学术研讨会上获优秀奖。
第一部分国家疾病诊断报告第一章财富病：为什么国家富裕而不健康第一节古代国家“财富病”扫描第二节近代国家“财富病”剖析第三节当代美国“财富病”解码第四节全球国家“财富病”体检参考文献第二章异化病：为什么资本独大俘获国家第一节国家异化概念内涵第二节国家生存方式异化第三节国家自主权力异化第四节国家大脑中枢异化第五节国家宗旨目标异化第六节国家道德责任异化第七节国家异化指数计算参考文献第三章寄生病：为什么美国可以不劳而获第一节美国霸权的成长之路第二节美国霸权的形态进化第三节美国霸权的操作系统第四节美国霸权的思想武器第五节美国霸权的组合战法第六节“霸权红利”——美国不劳而获的源泉参考文献xvi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第四章资源病：为什么资源型国家易动乱第一节“资源诅咒”现象及其理论解释第二节“资源诅咒”本质是“资本诅咒”第三节“石油魔咒”：俄罗斯的福与祸第四节国家“资源诅咒深度”评级研究参考文献第二部分国家健康体检报告第五章国家健康理论概要第一节国家生命周期理论第二节国家健康内涵要义第三节国家健康系统解析参考文献第六章国家健康评价方案第一节国家健康指标体系第二节国家健康评价方法第三节国家健康评价样本参考文献第七章国家健康体检结果第一节国家健康指数总体排序与分析第二节国家健康指数增长排序与分析第三节国家健康状态综合识别与分析第八章国家健康簇团分析第一节簇团之一：“政治五国”第二节簇团之二：“经济五国”第三节簇团之二：“金砖五国”第四节簇团之四：“霸权五国”第五节簇团之五：“欧猪五国”第六节簇团之六：“中立五国”第七节簇团之七：“福利五国”第九章典型国家健康诊断第一节“健康盈余”国家案例第二节“健康达标”国家案例第三节“健康透支”国家案例第四节“健康脆弱”国家案例xvii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
第一部分国家疾病诊断报告第一章财富病：为什么国家富裕而不健康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第一章财富病：为什么国家富裕而不健康财富之于国家，犹如食物之于身体。财富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粮食”，财富健康是一个国家“心身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个人驾驭不了财富，会得“富贵病”；国家吃的财富不健康，就会得“财富病”。诊脉古今国家“财富病”，尽管国家财富病灶表现各有不同，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把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推向了衰落和灭亡的深渊。一千多年前，中国宋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富国”，但是，由于宋王朝不惜一切代价的创造繁荣，不惜一切代价的维系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持稳定，不惜一切代价的铺张奢靡，导致“由富而病”，深陷“财富病”泥潭。国家肌体肥胖、神经瘫痪、行为淫靡，“精、气、神”腐蚀殆尽。宋王朝就像一只待宰的“肥羊”，最终，难逃被“虎狼”吃掉的悲惨命运。在世界历史上，罗马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力量型”国家，他的强大富裕是一个奇迹，但其腐化衰败也是一幕悲剧。“物壮则老”“盛极必衰”，正是在繁荣强大的盛世之时，罗马帝国身染“财富病”。罗马帝国由霸而富，由富而奢，由奢而腐，由腐而亡的历史轨迹，再次向世人印证了“强大不等于健康，财富买不来健康”这一国家健康法则。纵观霸权兴衰，从“金银帝国”西班牙，到“海上马车夫”荷兰，再到“日不落帝国”英国，三个霸权帝国都在其最鼎盛之时，相继遭遇了“财富诅咒”，无可奈何地衰败下去。西班牙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金银穿肠过，腐败国中留”；荷兰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贪婪无止境，财富泡沫生”；英国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殖民掠夺多，营养过剩出”。历史似曾相识，眼前国家“财富病”故事正在精彩上演，不过，这次主角轮到当今天一超独霸的美国。与西班牙、荷兰、英国相比，美国“财富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美国“财富病”恶性发作，引爆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财富泡沫、财富鸿沟、财富赤字、财富失效和财富腐蚀等五大财富病灶，大有让美国“病入膏肓、大命乃倾”之势。穿越时空隧道，不禁让人联想，当今美国仿佛就是两千多年前我国西汉辞赋家枚乘笔下的楚太子。美国“财富病”与楚太子“富贵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医治美国“财富病”的唯一办法就是要聆听学习“要言妙道”，端正美国的价值观、发展观，移情转志，脱离低俗，注重精神修养，提高道德境界。唯有如此，才能使美国“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第一章财富病：为什么国家富裕而不健康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第一节古代国家“财富病”扫描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第一节古代国家“财富病”扫描一、财富帝国：宋王朝宋王朝分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两个时期，历时300余年。中外史学家们对宋王朝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宋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技、文化等最发达的国家，被认为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是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富国”。我国民国时期四大国学大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1980)著名历史专家漆侠先生说：“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的最前列，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漆侠，1981）而国际汉学界对宋朝的评价更是超越了汉唐：“东方的文艺复兴”、“最伟大的时代”……不论怎样，宋朝都可谓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精湛、生活最富庶的朝代。（一）国外史学家眼中的宋朝“财富文明”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世界主导地位，这表现在以下事实中：中国的出口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则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Gernet）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提到：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Fairbank）在《中国新史》中认为：中国最伟大的时代是北宋与南宋。宋代是伟大的创造时代，使中国人在技术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府组织、士人文化等方面领先全世界……与欧洲相比，11 、12世纪的中国是文明先驱，在多数文明层面上远远超前（John King Fairbank ，1992）。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斯彭斯（Spence）在2000年1月1日的《新闻周刊》中撰文评价宋朝：“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当时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日本宋史学家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一文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2005）德国经济史学家弗兰克（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写道：“宋代中国在重要的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宋代中国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弗兰克，2005）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Maddison）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一书中认为：“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1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到了宋朝时，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一般认为宋朝是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时期，而在宋以后的500年里，主要特征是横向发展。宋朝之富算得上是冠盖历代王朝，并居世界首位。”(安格斯•麦迪森，2008)美国斯坦福大学宋史专家刘子健与美国学者戈拉斯（Golas）在《宋代中国的变化：改革还是革新》中这样写道：“宋朝领导了一次爆炸性的经济与技术革命，这一剧烈变革提高了社会每一分子的生活质量。”（Liu and Golas ，1969）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普雷斯科特(Prescott)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Prescott，2004）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剑桥大学学者李约瑟（Needham）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李约瑟，2005)。他在《世界科学的演变》中感慨道：“从我们的文明开始到哥伦布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常常为欧洲人所望尘莫及。”（李约瑟，1985）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写道：“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黄仁宇，2007）（二）宋王朝“财富文明”的事实与证据宋朝之富裕，从国家财政收入上可窥见一斑。据《宋史》记载，宋朝年财政收入高者如天禧五年（1021）曾达到一亿五千八十万一百五十单位（单位：贯、石、匹、两，下同），如皇祐元年（1049）内外收入达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单位，治平二年（1065）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单位。将各种款物都换算成钱数的话，北宋一般年份内外收入也可达六千万贯。如熙宁十年（1077）租税、征榷与商税等合计达到约七千多万贯（包伟民，2001）。以银钱的一般兑换率为1两白银=1贯铜钱，那么明朝的正常财政收入仅仅是北宋的不到1/10，南宋的不到1/6。虽然清朝的财政状况要好一些，但是宋朝的财政收入远远超过了康雍乾盛世时的水平，直到清朝末年，国家岁入才达到了宋朝的水平（剑锋，2009）（表11）。表11中国北宋到清晚期国民收入长期变动（1121~1880）年代A1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石米）A2人均实际国民收入（两白银）B人口（百万）C国民收入（百万两白银）D税收（百万两白银）E1D/C（%）北宋（1121）7 57 5101 976462 78 2明初（1420）3 80 9585811215明万历（1580）4 82 8815043222 45 2清乾隆（1770s）5 286 45311 5200956 22 8晚清（1880s）5 967 65364 4278188 23 2资料来源：刘光临 2009 宋明间国民收入长期变动之蠡测，清华大学学报，（3）：711宋朝庞大的财政收入主要源于工商业经济繁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看看宋朝的税收结构就会比较明白了。熙宁十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约七千多万贯，其中农业类税收约2000万贯，工商类税收合计约5000万贯。雕版印刷术最早使用是在唐朝，已知最早的印刷品是中晚唐的“金刚经”卷子工商业而不是农业，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根据许多国内外经济史家、历史学家，如日本京都史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提出的“唐宋之变”说，认为世界现代化肇始于中国唐宋，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已经很现代化了，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如宋朝治下的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近代社会悄悄迈进了，无论是技术的应用，经济的发展，还是治理方式的变化。2005年5月22日，美国《纽约时报》曾发表《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一文，认为作为宋朝的都城，开封当时人口超过100万，而伦敦只有1 5万人，开封算得上公元1000年时的世界之都（Kristof，2005）。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继长安、洛阳和南京之后，汴京和临安分别成为世界上第四和第五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许多城市如泉州、广州等都是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当时宋朝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是东方乃至全世界最大贸易中心。宋人生活丰富多彩，张择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更是直观地展示了都市工商经济一派繁荣的景象，就是千年之后，仍让世人惊叹不已。在北宋160多年间，京都汴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当整个西方世界用木头劈柴生火、做饭、取暖时，宋朝汴梁城中已是“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经济上的宽裕使得“中国在宋以后，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寻求一种富于人生哲理的幸福与安慰。”（钱穆，2001）宋朝的财富创造方式和管理手段具有堪称革命性的变化。相比近代荷兰的金融创新，早上500年的宋朝也毫不逊色。宋朝开始使用银票和纸钞，并实现全国性流通，实在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伟大创举。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发行的“交子”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相比之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汇票实在不算什么。以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为例，关于政府借贷之类的规定即便今日读来也是叹为观止。金融借贷、利率调整、惠农新政、供需调控，都颇有现代金融杠杆的意味、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影子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念。宋朝经济管理手段之先进，亦足见宋朝之富裕，确有其合理性基础。宋朝科学技术在当时居于世界的最前列，其科学技术成就，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伟大的，就是在当时整个中世纪世界史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罗盘、印刷术、火药”三项在宋朝得到广泛使用。英国哲学家培根对“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的度评是：“因为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发展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2005）卡尔•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指出：“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宗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杨多贵和周志田等专著的《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集成和创新为研究特征，提出了“国家健康”这一新理念和新思想，并对国家健康的内涵与要义进行了深入解读和系统解构，诠释了国家健康是引领21世纪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