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
2004-1
高等教育出版社图书发行部（兰色畅想）
陈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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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是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的研究生教材。20世纪俄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作者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对中俄文学之间的译介过程、作家作品比较、风格流派和思潮交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9章，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俄文学关系发展的情况。
陈建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科研基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翻译家协会理事等。中国赴俄罗斯高级访问学者。主要著作（含主编和二人合著）有：《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托尔斯泰传》、《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经典》、《米尔格拉德》、《当代苏俄文学史纲》、《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外国文学史》、《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学》、《俄苏书话》等。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专著、教材、论文和软件等多次获得国家、上海市和华东师大的奖励，获华东师大一等奖教金。目前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项目等多项。
序一序二引言第一章 中俄文学关系的发端一、俄国文学先驱者的东方想像二、东学西渐中的俄国汉学家三、19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第二章 清末民初的中俄文学关系一、从《俄人寓言》到克雷洛夫寓言二、“虚无党小说”：清末特殊的译介现象三、最早进入中国的俄国文学名家名著四、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对俄国文学的接受第三章 “五四”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热一、“五四”高潮前夕中国文坛视野中的俄国文学二、“别求新声于异邦三、俄国文学研究的深化四、中国早期的俄国文学史著作五、中俄文学比较研究的发端第四章 苏联早期文学思想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苏联早期文学思想的发展二、“普罗文学”时期三、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四、左联时期第五章 俄苏文学在“大夜弥天”的中国一、艰难岁月中的精神契合二、理论译著：中国读者了解俄苏文学的重要途径三、在“伟大肥沃的‘黑土’里”开掘四、中国现代作家与俄苏文学第六章 俄苏文学在50年代中国的命运一、巨大的热情和倾斜的接纳二、“日丹诺夫主义”与建国初期的中国文坛三、“解冻文学”思潮在中国四、在“反修”和“反右”的大背景下第七章 中苏文学关系的冰封期一、走向危机的中苏文学关系二、排斥时期的逆向对应现象三、若即若离：冰封期的尾声第八章 俄苏文学在新时期中国的潮起与潮落一、令新时期中国读者心仪的名家名著二、苏联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中国三、新时期的俄苏文学研究四、文学思潮的错位对应现象五、新时期中苏文学的主题与风格第九章 走向新世纪的中俄文学关系附录一俄苏著名作家在中国的接受附录二俄苏重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附录三中国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后记再版后记
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并不多，在当时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而且均为转译本，但有一点却引人注目，即一开始译介的就大多是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这就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从总量上来说当时俄国文学的译作似乎是微乎其微，而一旦为这一时期的名家名著的译作编个选本的话，那么俄国文学就会变得相当显眼。自戢翼晕译《俄国情史》后至辛亥革命前5年间译出了如下作品：1906年列夫·托尔斯泰宗教题材民间故事六篇（《主奴论》、《人需土几何》、《小鬼如何领功》等），叶道生、麦梅生据贝恩的英译本转译，载上海《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次年结集，并新增6篇，名为《托氏宗教小说》，由香港礼贤会出版。1907年莱门忒甫（即莱蒙托夫）《银纽碑》（即《当代英雄》中的《贝拉》篇），吴祷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07年溪崖霍夫（即契诃夫）《黑衣教士》，吴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07年戈厉机（即高尔基）《忧患余生》（即《该隐和阿尔乔姆》），吴祷据二叶亭四迷的日译本转译，《东方杂志》第4卷第1期。1908年郭尔奇（即高尔基）《鹰歌》（即《鹰之歌》节译），天蜕译，《粤西》第4期（东京）。1908年A．K．托尔斯泰《俄王义文第四专政史：不测之威》（即《谢列良尼大公》，译者佚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08年契柯夫（即契诃夫）《庄中》（即《在庄园里》），独应（即周作人）译，载《河南》第4期（东京）。
由于20世纪特定的环境使然，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不久，我读到贾植芳先生的这样一段文字：“‘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受俄苏文学影响之深，是自不待言的。中国新文学与世界上任何一国文学的联系，都无法同俄苏文学相提并论。中俄文学之间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即便是现在，有关俄国文学的一些问题，仍不乏吸引力。……我始终认为，中俄两国的文学发展有不少相似之处……”①在世纪末的今天，贾先生的这番话再次强调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以及研究和总结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可以说，正是贾先生说的中俄文学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使俄苏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和读者精神上的成长。我虽是后学，但也是当年无数受俄苏文学影响者中的一员。我小时候是比较喜欢看书的，捧上有趣味的书就放不下，当然这大多是一些被称之为“闲书”的读物。小学四年级时，班主任童伯修老师把一张市少儿图书馆的借书证送到了我的手里，从而更助长了我读“闲书”的热情。在而后的好多年里，我课余常常往返于学校和图书馆之间。那时图书馆里俄苏的青少年读物和文学作品是很多的，它们和其他的书籍一起，滋润了我的心田。也许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文学，包括俄苏文学不知不觉地产生了一份钟爱之情。“文革”期间，我离开在上海就读的中学，来到赣东北的一个半军事化的工厂。那里有着极佳的自然风光，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但是那里的精神世界却十分贫乏，任何外国的文学作品都是禁止阅读的，特别是所谓“苏修”的作品，有一次，一声令下，所有私藏的这类读物一律上缴，我记得当时那一堆被没收的书籍中就有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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