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
2005-8
高等教育出版社
阎佩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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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佩衡同志，是我20世纪80年代在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时的学生。他，幼承家学，敏而好问，多经失利，痴心不改，是一个一心教书的人。 多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有诚，不忘成功与失败的甘苦；治学有方，常念理论与实践的纠葛。无论是治学还是教书，他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方法。从教育到艺术，从语言到文化，从阅读到口语，从语言理论到翻译研究，他总是顺藤摸瓜，总有旁通的灵性和感悟；他博猎旁通，主意常新，颇得海内外专家和教授的垂青。撰有三十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外书刊上。 近几年，他又在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二度对话翻译教学模式”的构建，并依据这一理论的构架完成了《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的编撰工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看过这部教程，自觉有以下特点： 一是理论组织科学，时见新颖之处。 首先，他将翻译过程规划在一个由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然后由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折线流程之内。这一设想相当大胆，但是以乔姆斯基（N．chomsky）（美）的理论为依据。 然后，他又根据奈达（Eugene A．Nida）（美）的理论，给翻译中的理解过程设计了一个语内转换的过渡性环节。他把这种语内转换的方式组建为一套“逻辑语法”，而与普通语法区别开来。这是一个可以直接操作的步骤，也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是科学的、实用的。 更重要的是，他给翻译及其教学的全过程设计了三个路子：一是文本的和非文本的路子；二是文化的和非文化的路子；三是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路子。其目的无非是将整个翻译行为置于一个既跨学科又跨文化的空间之中，形成一个翻译运作的约束机制，从而使翻译教学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纳入三个思路的统筹之中得以解决，最终求得翻译“对等”（equivalence）概率的相对提高。 佩衡把这个机制叫做“语境体系”，这是对语境概念的扩大和延伸，是独到的，也是符合情理的。它既涉及了语内（学科内）因素又涉及了语外（学科外）的因素，因而足以构成翻译的（大）文化语境，自然也是佩衡的学术视野所及。
《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以“一条折线，二度对话，三番翻译，四周环境”概括了翻译的复杂过程，既考虑到语内翻译，也考虑到语际翻译乃至语文翻译。《英汉与汉英翻译教学论》在叙述翻译理论的同时，又附有翻译实践练习，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绪论1 翻译史上的几点启示2 翻译学上的几个问题2．1翻译是什么?2．2翻译不是什么?2．3本教学论的考虑2．4翻译流程的界定2．5翻译单位的确定2．6语境的重新考虑2．7翻译标准的拟定2．8翻译原则的把握3 二度对话模式的构建上卷 理解1 什么是理解?2 理解什么?2．1meaning的概念2．2meaning的意义2．3意义的分类3 怎样理解?3．1理解原理——“对话”原理3．2结构主义与成分分析3．3转换生成与对话的路线3．4奈达理论与形式解读3．5文体与语域的把握3．6符号学与意义的分类3．7话语分析与翻译的单位3．8三维语境与二度对话“氛围”3．9“对话”渠道3．10逻辑分析3．11功能分析3．12文化分析3．13艺术分析3．14作者分析3．15读者分析3．16译者（主体）分析3．17其他分析结语中卷 比较1 什么是比较?2 比较什么?3 怎么比较?3．1语言比较3．2文化比较结语下卷 表达1 什么是表达?2 表达什么?3 怎么表达?3．1常规处理——直译3．2变通方式——意译3．3直译和意译兼用3．4直译加注释3．5释义性翻译3．6音译之补救3．7模仿3．8关于语感3．9关于惯用法4 关于翻译方式策划4．1关于英汉翻译的一般方式策划4．2关于汉英翻译的一般方式策划5“二度对话”全过程操作示范5．1语内翻译——“入”于里5．2语文翻译——“介”于中5．3语际翻译——“出”于外5．4度转换的语用意义5．5小词汇传达大情感5．6优劣有别结语附卷 练习1 词语（意义）的翻译2 句子的翻译3 描述性文字的翻译4 叙述性文字的翻译5 阐述性文字的翻译6 论述性文字的翻译7 立7用性文字的翻译8 科技性文字的翻译9 对话中的文字翻译附卷 练习参考答案1 词语（意义）的翻译2 子的处理3 描述性文字的翻译4 叙述性文字的翻译5 阐述性文字的翻译6 论述性文字的翻译7 应用性文字的翻译8 科技性文字的翻译9 对话中的文字翻译译及其教学流程示意图主要用工具书主用网址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任何一本书的存在价值都在于，其说法及其做法都能够和另一本书的说法及其做法区别开来，因此就需要说上几句开头的话——作为引子。 1 翻译史上的几点启示 漫长的中西翻译史可以说是一部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长卷，远不是这里高谈阔论的话题。于是，我们只好就事论事，采取一点实用主义的态度。 如果将历时两千余年的西方翻译史，①姑且“二战”为界，那么前史就是一卷不乏真知灼见的经验之谈，各说各长，莫衷一是，而后史则是一卷多见科学探索式的诸家之说，流派迭起，各持所长——如果说前史以哲学、美学、文学的视角经验地、思辨地阐述问题见长，那么后史则普遍是以科学的（尤其是以语言学乃至文化学的）方法论努力解决翻译问题的。 就前史而言，中西翻译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二者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在翻译是什么的问题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论；在翻译的方法论上都是讨论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在翻译的标准问题上都是探索替作者负责、替读者负责还是二者兼顾好的原则；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涉及最广的莫过于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如果把问题作一个实践意义上的归纳，翻译理论所要寻求的答案便都在于：什么样的理解才是准确的以及什么样的传达才是理想的这两个方面。如果重新回到理论意义的概括上去，翻译家们所从事的研究又无非是“翻译究竟是什么”以及“怎样进行翻译”两大问题。无独有偶，他们的做法都是“经验”的，他们的归纳都是“思辨”的。 如果可以说“二战”以前翻译理论的特点在于“求善”，并以此为翻译的实践提供一套“善行”的经验，那么“二战”以后翻译研究的特征就在于“求真”，并以此给译学的发展绘制出一幅“科学”和“文化”的蓝图。虽然“二战”以后的翻译理论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上的描写性阐述（或许这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翻译研究已经在原有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前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