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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实践的新探索

束锡红 等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

2004-06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作者:

束锡红 等  

页数:

235  

Tag标签:

无  

内容概要

回族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品格风貌。本书选择承载回族文化的独特单元——回族社区为视角,借用社会学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理性的目光对回族及回族社会做冷静的审视和研究,为回族社区及回族社会在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中,如何适应与发展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践范式。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 概念与背景 第一章 回族社区变迁概论  一、社区和回族社区的涵义与特征  二、社区变迁及其结构要素  三、西北回族社区变迁概述 第二章 西北回族社区的形成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  一、历史时期陕甘宁地区回族社区形成的自然环境特征  二、回族社区形成的历史文化环境特征 第三章 西北回族社区的地域分布及历史演变  一、西北回族社区地域分布的现状与特点  二、西北回族社区地域分布现状形成的三大历史浪潮  三、西北回族社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四、自然地理环境对西北回族社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四章 现代化理论与回族社会现代化实践  一、现代化及其理论  二、回族社会现代化的具体实践             第二编 个案研究与结构分析 第五章 西部山地回族宗教社区模式——西道堂  一、西道堂与回族社区的形成  二、西道堂回族社区模式基本内容及各要素的变迁  三、结语 第六章 欠发达山区回族社区典型——黎套村  一、社区结构要素变迁  二、社区结构变迁特征  三、社区运行总体特征  四、社区发展趋势与对策 第七章 银川平原农业回族社区——纳家户  一、宗族、宗教与社区共同体的创造  二、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的变迁  三、生活质量的变迁  四、社区居民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五、社区人口的变迁  六、社区阶层结构的变迁 第八章 城市商贸回族社区——临夏  一、临夏回族社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状况  二、社区的历史变迁  三、社区经济结构要素的变迁  四、社区经济变迁的宗教背景与动因  五、伊斯兰教与临夏回族社区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第九章 西安莲湖回族饮食商业社区  一、莲湖回族社区的界定  二、社区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三、社区经商传统的演变及饮食特色的形成  四、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提高  五、社区发展的突出制约因素              第三编 比较与思考 第十章 宁夏回族社区类型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比较  一、农村回族社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  二、城市回族社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 第十一章 现代化进程中西北农村回族社区结构特征的变迁与协调发展  一、社区结构的变迁与协调发展  二、生活质量的提高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三、回族乡村社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劳动力资源的转移与乡村回族社区的城市化  五、社区关系变迁与人的现代化  六、施行知识经济战略,推进回族社区城市化  七、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发扬  八、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十二章 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实践的独特性与多样化  一、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实践的独特性  二、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实践的多样性  三、西北回族社区现代化实践的类型 第十三章 西北乡村回族社区的传统与现代  一、西北乡村回族社区传统功能的变化  二、西北乡村回族社区的传统与伊斯兰文明 第十四章 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发展的现实选择 第十五章 走向未来的西北回族社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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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的近现代化图像——评《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下雨天风笑天西北甘宁青地区,自古就是众多少数民族共生的舞台。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正式启动现代化进程、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转型阶段。崛起于晚清的西北回族诸马军阀从维护集体利益、强化地方治理的角度,在中国主流社会的带动下,主持了甘宁青地区的早期现代化建设,为后代对该地区的开发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许宪隆教授的《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是其代表作之一,也是21世纪以来回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作者在书中对民国时期诸马军阀在甘宁青的统治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尤其是对他们从维护集团的利益、强化地方治权的角度,在中国主流社会现代化潮流的带动下,主持的甘宁青地区早期现代化建设作了深入的剖析,更重要的是将视点聚焦于西北穆斯林社会发展的得与失上,而这正是以往在回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该书的可贵之处特别具体的表现为,该书并非一般意义上只是平铺直叙马家军阀的形成发展史,而是用敏锐的视觉触及“现代化进程和西北回族历史,即从现代化促进社会转型的角度,重新审视民国时期西北诸马集团这个利益群体在西北穆斯林社会演进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在全书阐述的七个方面的内容及结束语中,一(西北穆斯林前现代化社会)、四(诸马主持的早期现代化社会)、六(社会转型时期的西北社会关系)、七(甘宁青早期现代化的多角度审视)及结束语(诸马末日与早期现代化的夭亡)都论述了西北穆斯林社会的早期现代化问题。可以说,全书的落脚点表现在关注西北穆斯林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病态发育而夭亡的早期现代化”问题上,体现了作者以史为鉴的责任和态度。这一点作者在导论中也开宗明旨地写道:“本课题的立意,对于西北回族军阀的研究来说是拓展了一个新的视野,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涵盖面而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补充,对于西北社会发展史的探讨来讲是更进一步的深入,这些既是作者的初衷,也是作者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作者在书中重视甘宁青早期现代化的问题,其根本目的也在于启示人们关注在时代起跑线上已落后于社会进步的西北穆斯林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早期现代化的问题,严昌洪教授作为这方面的研究专家,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在以往关于早期现代化的研究中,视野多注重于东部和中部汉族地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较少论述。现在情况有所改变,各地学者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早期现代化过程的研究成果陆续面世。”他在“序”中还就该书学术上的超前性研究作了说明,指出作者论述西北穆斯林社会早期现代化问题的酝酿或写作时并不知道中央将有开发西部的战略部署要出台,这种“巧合”正说明了学术的前瞻性,这种“不谋而合”也说明了西部开发势在必行。他深切地希望开发西部的人能够从作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某些启迪。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该书在探讨西北穆斯林早期社会现代化问题上,应该说是开先河之作。对西北穆斯林社会早期现代化的研究,作者不是孤立地究其某一点,而是将它放在中国社会大背景下进行探讨。作者认为,诸马左右甘宁青政局的民国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演进的转型时期。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时期,通过文化的载体——“洋人”和“洋教”,逐渐渗透到甘宁青地区。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势衰力竭的时候,给这片古老而沉睡多年的土地带去了“欧风美雨”,成为资产阶级思想传播的启蒙和先声。与此同时,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也缓慢地在甘宁青地区传播,而辛亥革命加速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甘宁青地区民众中的影响,到20世纪20年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逐渐成为甘宁青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崛起于甘宁青地区这个庞大的地方性、民族性的西北诸马军阀集团是近现代西北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权倾西北40余年,对西北地区特别是穆斯林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中作者把视点集中在主持这场运动的诸马军阀身上,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诸马军阀体制、诸马的伊斯兰情结、马家军阀与“开发西北运动”、马家军阀与抗日战争、马家军阀与陕甘宁边区、马家军阀的末路穷途等,使我们对诸马军阀的崛起与走向灭亡,特别是在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整体的了解,从而也加深了对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出现与失败的深层次思考。作者对西北回族军阀鲜明个性的总结是客观而又把握的比较准,认为他们是除具备一般军阀按特定的关系,如同乡、师门、党派、家族等方式结合起来的军人利缘集团的特征外,还具有民族认同和宗教感情等,这使他们彼此之间虽有利益上的争斗,但总体上结成了守望相助的特殊关系。而他们作为军阀的本质和一只脚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殿堂,另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现代文明门坎的双重性格,也成为导致甘宁青地区早期现代化运动流产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对甘宁青回族社会早期现代化何以出现又最终失败的成因的探讨,是本书的精华所在。正如作者所言。“总结诸马军阀主持下的现代化的种种先天不足与病态发育,寻择出其夭折的历史原因,为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作者在对甘宁青回族社会早期现代化运动进行多角度审视的基础上,提出这场运动是在外力作用下被动发生的,而非源于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因此多少具有拔苗助长的意味。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运动之所以出现,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分不开的;在资产阶级革命形式的直接推动下,诸马军阀在“责—权—义—利”的思量后,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引导作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危机、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西北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各界对西北的关注形成了“开发西北”的浪潮,西北军阀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对此也保持了积极的姿态,内因与外因的结合和一致,提升了大西北的建设速度。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是作者深层次考虑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运动的高明之处。作者对早期现代化运动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深刻的,无论是从文字的表述或是探讨所触及的层面,都给人以很深的影响。书中列举这些原因时说,由于缺乏现代化必须的理论准备、经济基础和社会力量集结,早期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化的人为磨合,也就是将资本主义的嫩枝强行“嫁接”到封建主义的残根上,短期内盛开的资本主义文明之花,吸收的是带有封建余毒的养分,最终在毒性发作时必然会“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外,民国时期西北教权与军权至上的社会现实,对于早期现代化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权力的高度集中为具有积极的现代化意识的社会上层“精英”推陈出新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宗教与世俗势力的盘根错节,往往又为现代化措施的推行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阻碍着社会变革的顺利进行。回族军阀强烈的地盘意识,也是早期现代化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先天的病态加上后天的畸形,注定早期现代化必然会夭折”。作者一针见血的分析,为甘宁青地区早期现代化失败的葬礼填上了最后一锨土,也是我们真正认识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发展,在旧时代的统治者手中是无法实现的,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现代化”,充其量是逝者哀挽的一首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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