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社会
1994-9
商务印书馆
[美] 威廉·富特·怀特
503
黄育馥
无
我最初接触中国社会学是在1942年秋，当时我刚开始在俄克拉何马大学任教。有一位政治学系的教授组织了一门关于“太平洋地区民族”的课程。这门课需要有两个讲座，分别讲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原来讲这两讲的教授均在战争中去军中服役，于是这门课的组织者问我能否接替这项工作。我对他说，我对中国或日本从无研究，但他恳求我即席讲点儿什么。我曾读过约翰·恩布里介绍一个日本乡村的《须惠村》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鉴于我认为自己对这两个国家均无力作出全面的论述，我决定把力量集中放在农村生活方面，而那两篇杰出的研究反映的正是这方面的情况。通过我的儿子马丁·金·怀特，我也间接地与中国有了联系。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方面，马丁已成为居领先地位的学者之一。他曾在密歇根大学参加过对底特律市及其周围地区的调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他与其中国同行们一道，对几个中国城市里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开展了一系列调查。他还和他在密歇根大学的其他同事，与四川大学师生一起对成都进行调查（1987），与北京大学师生一起对北京和保定进行调查（1991）。
本书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主要是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对这一观察过程、所获资料及结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作者：（美国）威兼·富特·怀特 译者：黄育馥
中文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引言：科纳维尔和它的人们
第一编 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
第一章 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
一 诺顿帮的成员
二 保龄球和社会地位
三 诺顿帮和阿芙罗狄蒂俱乐部
四 多克的政治竞选
五 解体
第二章 奇克和他的俱乐部
一 奇克·莫雷利的故事
二 组织俱乐部
三 社交活动
四 反对奇克
五 第二个季度
六 分裂
七 共和党政治
八 奇克·莫雷利的事业
第三章 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
一 群体的性质
二 街坊文教馆的社会角色
三 忠诚和社会流动
第二编 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
第四章 非法团伙活动的社会结构
一 非法团伙活动的历史
二 彩票赌博组织
三 与警方的关系
四 社会背景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第五章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中的非法团伙成员
一 托尼·卡塔尔多和谢尔比大街的青年们
二 组织俱乐部
三 改组俱乐部
四 政治争端
五 危机和托尼·卡塔尔多
六 托尼的宾戈赌会
七 新的管理机构
八 卡洛和托尼
第六章 政治和社会结构
一 政治组织性质的不断变化
二 政治生涯
三 组织竞选
四 政治集会
五 选举日
六 政治义务的性质
第三编 书室 结论
结论
一 帮与个人
二 社会结构
三 科纳维尔的问题
附录
附录一 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
一 个人背景
二 选中科纳维尔
三 制定研究计划
四 最初的努力
五 与多克交往的开端
六 参与观察的训练
七 政治冒险
八 重返诺顿街
九 重新制定研究计划
十 还是街角帮
十一 研究非法团伙活动
十二 向市政厅进军
十三 告别科纳维尔
十四 重访科纳维尔
十五 使《街角社会》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被接受
十六 50年后重访街角社会
附录二 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著）
附录三 参考文献举要
索引
图表目录
诺顿帮，1937年春季和夏季
安杰洛的小伙子们
街角交谈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1939年9月初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1940年2月
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1940年夏
拉韦洛的竞选组织
拘捕和开脱
建成公园的围栏
插图：这些非法活动团伙和政治组织在科纳维尔，从社会的最底层到最高层，可以说无处不在。它们互相紧密勾结，共同构成了这一地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我们了解“小人物”和“大人物”们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很少注意一般的科纳维尔人。我们将遇到具体的人，并观察他们所做的具体的事。普遍的生活模式固然重要，但只有通过观察那些以其行动构成了该模式的个人，才能建立起这一模式。首先登场的将是“小人物们”（第一编）。我们将看到他们如何组织其本群体的活动；然后，将那些群体置于社会结构之中，我们再向上去观察那些“大人物”。对于非法活动和政治组织的描述（第二编）将提供总的情况，不过我们仍然关心具体的人。问题是：是什么使一个人变成了大人物？他用什么方法得以统治这些小人物？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托尼·卡塔尔多。他是个赫赫有名的非法团伙成员，除了别的以外，还关心如何控制街角青年。他是怎么干的呢？再让我们看看科纳维尔的州参议员乔治·拉韦洛是怎样组织他的竞选的吧！他需要得到街角青年们的支持。他怎样得到呢？我们大致知道，科纳维尔的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的头目们是彼此合作的。但是，这种合作是什么性质的呢？它的基础是什么？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具体的人，看一看当他们在其职业生涯中遇到不同情况时，如何针对彼此采取行动。
《街角社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无
《街角社会》的经典性体现之一是我的研究生考试、中期考核都有对这本书的评论。这本书在我们对于外来移民、小群体、以及群体内部组织上边都有借鉴。而同时，它的参与观察方法也是一个供我们学习的经典案例。
作者首创的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对于写出深刻理解个人和社会的好作品是必须的。他生活在所观察研究的社群中，深入解读一个贫民区的社会组织构成，提取出的背景、活动人物、事件和意义等，是那些只做泛泛发放问卷、做一点采访的调查者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不论是专业还是一般人，此书绝对值得一读。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自然实至名归。只是对译者介绍不多。
买其他书一起凑的结果快速需要的没快了……哎街角社会是重要的研究方法著作~社会学著作
深入社会，观察社会，融入社会，这是很值得参考的方法。
街角社会，从街角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社会。
从一个街角延伸的思考。
这本书豆瓣有精彩书评，个人觉得写的十分之好。
如果你自己还是觉得做学术无所事事，觉得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无是处，建议翻阅和品读这本书，相信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社会研究领域的经典，也是传播学研究的始祖，看了特别感动
研究社会行为的经典著作
平时不太注意社会问题。
内容翔实，物流飞快。主题深刻。
社会学的经典名著，老师给推荐的
收到就翻了几页，不错，早就想了解下这本社会学名著，ps：人名看上去容易搞混了，哈哈
灰常滴学术啊！！
若想学习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此书是不可回避的经典著作。不过，我觉得微有遗憾的是，本书的理论升华稍有欠缺，相比之下我觉得列维的《忧郁的热带》更深厚。
社工专业很好的参考书籍。
书挺好的，买它是为写论文作参考的
书真的很好！正想阅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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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义的研究。
社会学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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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质性研究经典著作值得一读
值得一读的质性研究经典之作，对研究方法很有启作。
感兴趣此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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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语言通俗，很容易看懂，赞一个
下午收到货激动得不行，马上就拆开来看了，很认真的花了2个半小时呢。我偏爱行云流水的叙述，平淡中蕴含哲理，我觉得这本书就给我这样的感觉，好棒，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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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很好，印刷也很正，不能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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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的书 为女朋友买的 所以一定要给个好评啊哈哈哈哈哈哈
还不错~准备看完做读书笔记，哈哈
很不错的书，值得看呀~大家读新闻学的可以买来看看~
这个版本很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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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点点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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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受到一些质疑，但无法撼动此经典著作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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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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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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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错，正品，值得读。
一叶而知秋,一角而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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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不过还没有仔细看，应该是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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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习社会学挺有用处
500页的书，150页是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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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社会学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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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街角社会
加油加油，JD
社会学名著，一定要读
读《街角社会》，后感
或许你对我很熟知，比如我的习惯、我的爱情观。但是在此刻读完《街角社会》后的我却思绪蔓延，感觉到自己已经多了一种态度多了一种思索，这个我，是变化的，是有社会中常见的“成长”过程的。所以我不得不向怀特致敬，没有一种社会现象是静止的，静止的社会现象是没有参考意义的。当我们在研究中以一种动态变化的视角去观察，总结出其特点下的行为模式，或许对我们的社会工作会有更为准确的判断和控制。
这次的读后感，我准备从以下几点进行总结：
一、打开一扇窗——视角的扩展。
二、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
三、舆论的力量——不再惧怕。
四、社会流动——奇克以及我。
打开一扇窗——视角的扩展
附录二是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所写的《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这篇文章最核心的内容是其与怀特一起工作后自身的变化，其中最为深刻和对其一生都有影响的其实不是怀特，是一双社会学的眼睛去观察总结身边的事物。
社会学，由孔德在1838年《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是一门利用经验考察与批判分析来研究人类社会结构与活动的学科。社会学家通常将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一起并列于社会科学来进行研究。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
在读完这本书后，我知道自己的社会学能力就像把脚深入海水中，对于大海的一切都很迷茫，但是这开启了我对大海的认知和探索。在我看待友谊以及爱情甚至是国际问题的时候，能够试着找一下社会学的身影，使我能够离事物的本质更进一步。
在《街角社会》里，我先学到了一招，想了解一个群体或者被一个群体所了解，那就去找这里的“当家人”。假如我想去调研一个村子，好吧，村长先生，请现身。
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
大三的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到非物质上的调研任务，但我们除了做一些问卷调查、拍照以及查阅文献，再进一步就无计可施了。《街角社会》给了一个新的角度，也为我们城市规划者再次提醒——走进去，做一个参与者，让自己的方案有血有肉。
在很多人眼里，参与观察法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其中再认真仔细的观察记录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怀特在附录一中提到他的调研不是某一时期的“照片”，而是一段时期后的“电影”——“只是当我开始看到这些群体内的变化时，我才意识到较长时期的观察一个群体的极端重要性”。这里边的重点就在于“时间”。当我们意识到是时间给出了一种社会现象的答案，你要的模式，你要的规律，你要的原因，试着在里边找找看，总会找得到了。比如说多克的头晕病，在他受到外来压力变化头晕的时候你恰好遇到了他，你会给他打上“不上进”的标签，但若他在舒适的环境中，你会直接说他聪明。但是，这些都不是多克的全部，多克是一个会根据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社会人，你要对其有个深刻的了解，请拍有关他的电影。
现在的学生遇到调研，往往会直接从网上先拼凑出一套合乎逻辑的调研方法，这是就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问题了，它是一种态度。怀特的研究过程并不像书里描写的那么轻松诙谐，他也在书中提到过遇到的困难，虽然都是一笔带过，但是我们得学习学习他的态度，做就要认真，要有意义，要在瓶颈中敢于突破。
舆论的力量——不再惧怕
在个性飞扬的90后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种独侠式思维占据了很大的地位。以前也总是在思索，为什么一次次告诉自己不要介意别人的看法时，又不禁的对别人的看法感到忧虑和彷徨不安。《街角社会》里的保龄球赛给了我新的启示，没有一个人是单独活在这个世上，其他人的作用力在通过了你的心里承受后会在你的行为里得到一定的表现。
怀特对“社会结构”的论述是建立在“互动”概念框架基础上的。证明“相互作用”的是关于“集合事件”和“对偶事件”的发起，还有群体成员的习惯位置这一因素等。正如《策略思维》一书中的核心基础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策略家。它在做博弈论中人和人的交往是建立在对方也是和你一样“聪明人”，在此种前提下，你的判断才会更真实和有效。
“社会结构正在起作用”在保龄球道上便是一个经典的证明。不同的地位在开球的时候会得到不同的群体反映，怀特本人由于“和头头们关系更近以及和大家关系都不错”受到的大家的鼓舞（在附录一中的到了证明，怀特自己从未也体会到这种自信心的瞬间增加）最后的到了第一名，而在保龄球这项打的很好的弗兰克却在最后成为倒数第二。
在社会团体中，通过观察人们在言语以及行为上的偏移就可以判断出其心目中某个人的地位，很多时候这样比直接告诉你更为可信。假如你想做一件事，不要对其他人的眼光感到恐慌，只要稍加观察，日子久了，也许会成为你做事成功的桥梁。
社会流动——奇克以及我
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叫做社会流动。它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
奇克等大学生借助着街角组织而实现着通往上流政治社会的道路，其实在一早的时候他们走进大学校门就是在适应这种导致社会流动的活动模式。他们在对待入学、金钱以及友谊上的抉择已经决定了其社会流动的方向。这就解释了“长期处于某个社会阶层之中的人们彼此之间十分相像”，是相类似的决策，使得其走到同一团体里去的。最终在同一团体里往往会有着相同的。在《街角社会》里115页提到：“大学生和街角青年都想成功。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大学生或是不肯让一群亲密的朋友约束自己，或是情愿牺牲他与那些进取得不如他快的人的友谊。而街角青年则被一张彼此负有义务的网将他与他的帮连到一起，他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它。”。
西方社会学研究社会流动的趣旨在于探索什么人，在什么环境中，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一个社会能够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象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正式美国将此种向上社会流动情况视为“民主”，所以在奇克进入中层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接纳。
我们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刚好赶上大学扩招，基数的增加给我们带来了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降低。之前网络上报道的清华学子卖猪肉，虽然是属于极少的个例，但不免看得出其中由于扩招以及地域背景等限制造成的上流机会减少。从美国的经济低落，到中国的大学生化，都使得政府面临——大学生供过于求，使毕业生难找到工作，收入逐年下降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国不是突然爆发的，是通过层层影响逐年累积出来的，所以没有得到公众的重视，但是已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增强经济资本，为刚毕业的大学生创业、购屋等提供协助”、“发展完整的技职体系，保障每个人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提供多元学习管道，监督入学就业公平”等措施已经提出。
作为一个大学在校生，对将来的就业我也充满了忧虑和不安，更希望能通过对社会学的学习，为更多的大学生提供进入社会的转型模式。
总结
之前在课下从来没有尝试过《街角社会》这类社会学学术性书籍，想象中的其枯燥的语句使我敬而远之，怀特的这本书，没有框框条条，却给了我不一样的体验，学术性的文章可以这样生动有趣，又充满争议。着实给我的学习带来了一种自由的气息，这不，《策略思维》落在了我的手中。
学习是一种习惯，它不应该仅仅在教室里。学习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敢于去尝试新的领域，采用不同的方法，敢于去面对学习途中的瓶颈和孤寂。——致《街角社会》
我总是很惭愧，接触社会学两年多，尚没有炼出一个火眼金睛的可以洞察世事的视角，也没有超然冷静的心态来分析社会问题，甚至读个简明易懂的专业书籍也是囫囵吞枣走马观花。记得以前看Durkheim的《自杀论》和Mead的《心灵，自我和社会》，在图书馆正襟危坐煞有其事地摆出一副两耳不闻天下事的模样，到头来还是为了一个课堂的keynote presentation而草草了事——对于那些书来说，又多了几次束之高阁的机会罢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翻寻商务印书馆学术名著系列，瞥到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怀特•福特的《街角社会》，这本原本应是freshmen们的社会学启蒙读物，却被我这个快毕业的老油条收入囊中。
事实证明，当初这个举动是值得的。
估计也只有社会人类学的著作才能拥有如此高强度的可读性了吧！试问能有多少学术性专业书籍有着侦探小说般跌宕起伏的情节，有姑娘、赛马、保龄球，还有多个帮派团体在钩心斗角争名夺利的故事里也能抽丝剥茧成趣味性极高的组织理论？当我读到多克和奇克的Corner Boys VS. College Boys的针锋相对之时, 如同电影一般的画面感流入脑海,仿佛自己此刻变成了第三方的观察者。一本沉甸甸的学术书籍也有如此吸引下去的能量，这应该能让很多人讶异。
和众多阅读过本书的读者的想法一样，实际上，本书所采用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研究方式业已超越了本书自身的内容主题（对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本书作为社会人类学调查方法中参与观察法的classical sample式的教程指南，我确信自己无意探讨整本书已经清晰明了的脉络和内容，William Whyte作为一名参与观察者，他对于他所选定研究社区的感情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其中既包含价值中立的研究态度，同时也有无法避免的主观理念——调和主客观之间的微妙关系将对研究起着无足轻重的巨大作用。就此，我就Whyte所体会到的一种参与观察者的矛盾为切点，谈谈我对参与观察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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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参与观察法的杰作。Whyte对于科纳维尔的观察持续了三年半， 从“模模糊糊的念头”，再到面对众社会学家对本书的激烈批判而波澜不惊得专门写了附录，成书的过程更是一波三折。当我们拿起这本书时尝试研读，即使非专业的人士也能饶有兴致地翻个几页——文学性，作为人类学著作和民族志写作过程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点，应该是这本书能“悦读”下去的一个重大缘由。（自然，也有人抨击这样的写作方式，书中：赖利：“经过人种志学家们过滤的文化描述实际上是二流或是三流的小说……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由观察者准确地描写的外部的文化或组织。”）有趣的是，Whyte自言，在大学时代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和独幕剧”，他甚至“试着去写一部长篇小说”。当然，我们亦不能肤浅的仅将其视作文艺性作品。叙事性的结构和表达，作为参与观察法的一个重要特征，非常值得深究。
2.
教科书上这样定义“参与观察法” ：
Participant Obeservation: Its aim is to gain a close and intimate familiarity with a given group of individuals (such as a religious, occupational, sub cultural group, or a particular community) and their practices through an intensive involvement with people in their cultural environment.
“intensive involvement”作为一个必要的与被观察者进行实质性的互动的前提，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亲密程度如何拿捏得体，一方面能够抵达足以使对方信赖的程度，而另一方面避免由于观察者的主观介入而影响观察过程，甚至改变事件因果联系的现象，作为观察者的Whyte的经历和他随后引发的思考的确应该被作为范本。
例如，在Whyte的附录中，有个细节是这样的，当他尝试融入街角社会的集体中去，第一次尝试的方法居然是与酒吧的女孩子搭讪，试图用一种不经意的融合方式开始自己的研究。书中写到Whyte试图加入酒吧的群体中时，产生了如下一组对话：
“对不起，要是我和你们在一起，你们介意吗？”
“那男人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表示他要把我扔下楼去。”
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随意的、非界定性的参与观察是最富有成效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作者反而在当地的街坊文教馆中与多克会面（P376），详细的表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进程，甚至和和阿尔•马丁尼父母的友善交谈和交往使作者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虽然你喜欢你的工作，但只要你在从事观察和访谈，你就要扮演一种角色，你就无法完全放松。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你能够回到家里，轻松愉快地和这一家人呆一起，那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
在这一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观察法要求了观察者或是研究者不应自诩为一个外来人的身份进行观察，而是作为研究客体之中的一个成员来进行研究，研究者必须使自己融入研究客体的生活之中——Whtye是“家人”，放弃部分“观察者”的身份，尔后才能具有能够“完全放松”的角色来实施下一步的计划和研究。
然而这也并非全是好处。
“我起初是作为一个非参与的观察者。随着我变得被社区所接受，我发现自己差点变成了一个非观察的参与者。我已经陷进去了。”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带有价值中立的态度进行。那么，当参与观察者为了获取第一手的、真实性度高的资料，在与被观察者进行亲密性互动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越过工具性目的，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参与给研究带来的究竟是利是弊？
Whtye本人也在探讨这个问题。还是书后分附录，我对其中“十一 研究非法团伙活动”中的一个事例印象很深，Whtye在菲乌马拉的政治竞选中积极参与选举投票，但是他的言论却“引起了俱乐部内部最严重的分歧”，事后作者这样写到：
“参与观察者单纯为了加强自己在一参与领域中的地位，而努力想操纵被观察者，并不惜做出不利于他们的事，这对于被观察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如上所言，参与观察者所面临的角色问题无疑比一般观察者的角色问题要复杂繁冗的多：如果观察者无法参与到被观察者的行动实践中去，显然作为第三方难以渗透事件的真正进程，乃至获取虚假的真相；但又若观察者太过积极地参与被观察者的行动实践中，不加小心就会影响研究客体的行动轨迹，破坏整个事件发展。
实际上，就本书的作者而言，Whtye还是建议每一个研究者保持一个理性的头脑，在书中第404页提到的投票轶事中，他郑重其事地建议：
“作为一名实地工作者，不能只想着如何去迎合这个地区的人，还必须继续保持自尊心。如果这位实地工作者不能保持自己一贯理智地保持的形象，他就很可能会陷入困境。”
在此我想对于这个问题而言，显然一个可以照本宣科的普适性的解决方案是难以找到的，所谓实践出真知，也只有实地参与与练习才能磨合出适合自己的方式了。
3.
高度的互动性参与式研究带来的悖论和困难不仅仅限于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来说，伦理道德难题可能给他们带来一些疑惑或伤害。为了引导被研究者说出真相，我是否需要欺骗被研究者？”“研究结束后，我是否需要给研究者物质性回报或奖励？”“为了更深入研究，我是否需要研究者们造成利益矛盾？”
“贝伦：他没有带着他的2手稿回到他的研究地点，与被试者们一起核对这些资料和内容，是不是在道德上犯了一条大罪呢？”
“比尔，你把我写的讲话太粗野了，就像个痞子。”
“真叫人难以想象，我为比尔•怀特干了那么多事，可是你瞧他在书里把我写的。”
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我们是否需要遵循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对于作者而言，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才成功地引导了他和多可的关系，然而，也正如所言，“遵循人与人之间互惠的原则并不能保证在若干年之后某个主要被调查者——或者他的儿子们——仍然认为这种关系是公平的。”Whyte自己认为，与观察作为一个深度的融合过程，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工具性的利益，弥合了专业研究人员与所研究的组织成员之间的差距。由于研究人员的介入，被研究者意识到自我的行动对于研究者来说可能具有强烈的作用，随后他们会更注重与行动本身和义务，对于是否需要回报这一点并不如研究者想象的一般颇受重视。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就当时作者的社会环境和所处时代来看。Whtye做出这样的解释也是有很大的道理的。不过，在如今利益作为主导的今天，很显然如果采用Whtye的姿态在实地研究中解决互惠性问题，可行性还是需要商榷的。
4．
存在即合理，我一直相信每一本书——对于选择阅读它的读者自身而言——自然有其阅读的价值。《街角社会》没有社会学大部头著作的艰涩难懂，极其好读，好看，人物繁多庞大但是结构清晰明了，非专业的朋友们读起来也应该能了如指掌。如今我已是大三下，就业考研事务繁多摇摆不定，能像孩童时坐下来阅读一本书籍已经全无这样的心情。人云亦云的现代社会，人的心态太过浮躁，阅读正在走向一个趋势：我们不是在“读”书，而是去“读完”书，而这一现象早就不仅仅限于专业书籍了。在波兹曼笔下“娱乐至死”的文化熔炉中，我总是在尝试做一个冷静客观的分析者，在溽热中得以一息尚存，能心怀对学术殿堂的敬畏却也有巨大的耐心和勇气来叩响它的大门
——而这正是太多太多人所缺少的。
最近在学习质性研究方法，而之前也对量化研究有一点了解，看过布尔迪厄的《国家精英》，便发现，任何一个好的、让人信服的研究，不管使用什么样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是大量心血的汇聚。比如街角社会，怀特曾经在那个他实施观察的社区入住，并待了许多年。而布迪厄为了收集国际精英中需要的资料，也曾经进行大量细致、严谨的调查与访谈。
相比于《国家精英》的宏大叙事，其中包括大规模调查大学场域、学生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从而检视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街角社会》像是讲述一个关于街角青年们的故事，这其中包括领袖青年权力地位的形成史，帮派内部领袖与群众的互动、人员进出与流失，非大学青年与大学青年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街角青年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交换等。当然，这个故事里，研究者本人的情感体验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一个研究要首先能给研究者本人带来新的看待事物的观点，才能说是成功的。布尔迪厄做到了，他从知识和权力两个维度构建了大学场域，并按照大学的禀赋将其放置于场域不同的坐标上。在此基础上，他又分析并比较了各个学校学生的社会和文化资本构成，以此来揭示大学场域中存在着的再生产现象——家庭社会资本或者文化资本高的学生，会去那些能够帮助他们积累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的学校，而那些工薪阶层或者贫穷的外省学生则只能继续在大学金字塔的底部寻找着向上流动的机会。
通过对街角社会的研究，怀特发现了这些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边缘群体内部，街角青年们的生活模式——组织内部的地位结构、不同组织之间的冲突与合作、街角青年们向上流动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怀特说，最初他进入科纳维尔这个意大利移民区，是想写一本小说。而最后却形成了一本类似小说的独特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中，没有大量复杂的图标和数据，也没有看上去很漂亮的模型建构，怀特只是用一种讲故事的方法，穿插着他的观察与分析，向读者呈现出了一个小社会内部，丝丝缕缕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他的叙述中，多克等街角青年是被主流社会排斥于是便自我放逐的群体，而奇克等大学生则借助着街角组织而实现着通往上流政治社会的道路；所谓的非法团伙组织嵌入了整个社会结构中，既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为新企业的发展提供资本，它们与警察的关系也极其微妙——只要不出大问题，警察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警察的生活也依赖这些非法组织。
布尔迪厄的《国家精英》通过用数据构建的场域，发现了现存教育在帮助国家维持稳定秩序扮演的重要角色，而怀特则在《街角社会》中呈现了美国主流社会对边缘世界的排斥所带来的问题。两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却都发现了现有体制的不完善之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定量和定性同样有力。布尔迪厄采取的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再回到宏观的路径，而怀特则让自己的研究处于一种微观与宏观的互动中。老师在课堂上总结，定量研究试图寻找趋势性的、有规律性的、可重复发现的模式，而定性研究则注重对单个或者多个案例的深入分析，来发现问题背后的合理性或者合理背后所掩藏着的问题。
在定量研究大行其道的时候，怀特能够抛出来这样一个类似小说的论文，并让学术界接受这个“黑马”，确实是一个卓越的尝试。从书中，我们能读出他的朴实、细致和作为研究者的真诚。而今天，对那些顶着SCI、SSCI光环的paper们，我想说，你们没有令人激动的创新没有扎实的研究没有深入透彻的分析以及一颗对学术怀有诚意的心，你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或许，这个世界是需要垃圾的,但是也还是请你们悠着点儿吧……
这本书写的确实不错，只是考虑到受众的原因，我才没有选择力荐。每个人的好书是不一样的。
前面已经有很多人谈过了对这本书的书评，有好几篇写的非常好。行文流畅，逻辑清晰，文采飞扬。限于我目前是在工作时间，所以只能简单评价下。（对不起我老板了，不过脑子和手实在按耐不住了）
贫民窟看似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社会，街角青年也是显得那么无组织，无纪律，非法组织和警察时而冲突时而合作。但正如我们从书中所了解的，这个社会实际上还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只是他们的组织化是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实际上，任何社会都是有秩序的，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从街角社会更多的是看到自发秩序，而且这种自发的秩序恰好是如此的精致美好。以警察和非法组织为例，警察需要非法组织的贿赂，非法组织需要经常的保护。警察对于那些老是忠于职守的爱找麻烦的警察会调离或者变相的惩罚，但是警察高层中又必然会保留一些忠于职守的警察，以备舆论不利于警察时可以拿出来使用。各个警察都会有自己受贿的保护区，如果别的警察找自己片区的非法成员的麻烦，他们就会去那人的保护片区进行报复。非法组织的头目支持某些政治人物竞选，和警察头目，律师事务所搞好关系。非法组织安排二头目负责保护代理人。各个非法组织都有自己的片区。等等等等。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美妙的秩序吗？
我们不能忽视自发秩序的作用，有些自发秩序可能表现为沉淀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在当前的社会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的理解有些可能不对，欢迎各位指教、讨论。
很久没有读一本书爱不释手的感觉了。
《街角社会》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在哈佛大学青年研究员基金资助下，于1936至1940年间对科纳维尔（化名，即波士顿北区，科纳维尔原文为Cornerville，即“角落”和“小镇”的合成词）进行实地研究的报告，亦是他的成名作。有趣的是，该著作在1943年末出版，直至1945年仍销量不佳，一度“险些沦为特价书”。1955年后，该著作获得新生，人们关注的不仅是怀特笔下的街角社会，而是他在形成本书中的一切努力——他潜心于扎实的实地研究，并抵制住了众多社会学家的批判，形成了一本干净的、完整的社会学著作。书里的所有内容，几乎都是怀特用简单的观察法、个案研究以及人物访谈所得，更为珍贵的是，在附录部分，怀特还详细记录了本书的成书过程，包括他是如何一步步调整写作计划，将研究范围从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开始逐步扩大至非法活动团体以及政治选举，实地研究中，观察者难免会融入进他所观察的环境中去，所以怀特在1940年离开科纳维尔（即波士顿北区）时“有一种强烈的离家的感觉”。完整地看过《街角社会》，脑海中除去怀特对实证研究的卓越贡献，仿佛也有着整个科纳维尔三年多的时光。
需要强调的是，怀特对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曾犯的错误直言不讳，还详细讲述了其后的反思，这不仅对怀特自己，更对之后投身于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高贵的参考资源。
一、定性的实地研究
社会调查中，简单明晰的定量研究和内容丰富的定性研究总让人难以取舍，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数据化，但清晰明了数据化可能导致我们忽略很多调查内容。然而对定量还是定性的取舍并不难，只要我们在调查之前首先明晰我们想得出什么样的解释——通则式（nomothetic）还是个案式(idiographic)。
就《街角社会》来看，怀特最初的意图是本着走近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的想法，来研究科纳维尔地区的历史、经济、政治、教育尤其是社会态度等一系列问题，通过调查问卷或者设计实验等一系列定量研究方法来对待这一本来就不现实的课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怀特采用的实地研究无疑是最适合研究某一特定地区内的问题，尤其在他把研究缩小后，成果就更加显著。
1、实地研究及其研究者
实地研究是指研究者深入到想要研究问题、情况等所在的地区内，在自然的状况下进行观察。除了社会学研究者，新闻报道中也有大量实地研究，19世纪《世界报》的女记者内莉•布莱混进纽约拉克威尔岛的疯人院所作的调查，以及深度采访，实则都属于实地研究。
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地研究的成败，很难想象，如果怀特无法顺利地融入到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以及后期的非法活动团体等，这项研究会有着怎样的结果。毫无疑问，实地研究对研究者有着很高的要求，在制定研究计划需要一定的前瞻性，在进行调查中需要高度的敏感度以及悟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庞大的工作量对研究者的耐心、细心程度也是很大的考验，在研究后期，研究者对待繁杂的资料更需要强大的分析、整合能力。
研究者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研究者的角色定位，二是处理好与被研究者的关系。
首先，实地研究中，研究者都存在对所研究活动的参与程度，完全参与和完全不参与是两个极端，一般来说，长期的相处会使研究者不知不觉地融入进去，但还要保持着研究的目光。在政治选举中，怀特曾经进行过重复投票，事后他非常后悔，因为这不仅可能断送他整个研究，更多的是违背了实地工作者的道德和形象。
其次，研究者也应处理好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怀特在这个问题上也犯过一次错误，就是在政治选举中，为接近托尼而惹怒了卡洛，他违背了观察者的原则，想要去积极地影响事态的发展。
2、实地研究的调查方法
实地调查的方法主要有观察法、个案研究以及人物访谈。怀特在《街角社会》中充分运用了这三种方法，从而总结出了翔实、完整而全面的资料。
观察法贯穿了怀特研究街角帮活动的始末。实地调查最大的优点之一便是它的自然性，为保持自然性不被破坏，细心的观察往往能得到比生硬的访谈更出色的效果，因为在很多问题中，尤其是涉及到个人隐私、非法活动或者政治机密等一系列敏感话题中，任何问题似乎都是不应被提出的。在怀特因“警察是否接受贿赂”的“多嘴”而造成尴尬后，多克的解释是“少提出无聊的问题……你就在这一带多串串，日子长了，不用问什么，你也能得出答案。”最有趣的便是，诺顿帮等级划分完全是怀特通过观察自行得出的，因为诺顿帮的成员，包括多克都觉得他们是完全平等的。当然，观察法要求研究者有着敏锐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保证他们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时发现状况的微妙变化。
个案研究是对某个社会现象的例子进行深度检验，比如一个村庄、一个家庭或一个青少年帮派。很显然，无论是诺顿帮、大学生俱乐部还是科纳维尔和体育俱乐部的研究，怀特运用的都是个案研究。
在对成书过程的阐述中，怀特并未对人物访谈进行介绍，但是在整个报告中，人物访谈随处可见，可以说，怀特对的人物访谈资料是其报告的主要支撑，对于很多实质性问题，比如由于街角青年的自卑感带来的和大学生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非法赌博活动以及政治选举中的投票等等，都是通过人物访谈一一展现的。
3、实地研究的特点
首先要指出，不同于有着明确针对性、目的性的定量研究，实地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在实地研究中，研究者不仅难以预测可能得出的结论，甚至还可能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修正研究计划，最后形成的结论也很可能与研究初衷大相径庭。
实地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自然性。由于它运用的是默默观察、循序渐进地访谈等手法，相比“中断式”的调查问卷能得出更贴近事实的结论。调查问卷往往需要打断被研究者正在进行的活动，比如正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在街上匆匆赶去某个地方，加之出于对完全陌生的研究者的不信任，很可能给出偏离事实的数据。怀特一度采用了登门拜访的调查方式，结果他称这种做法是“再也没有比我最终采用的方法（指登门拜访）更不恰当了的”，而运用此方法进行的这项研究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
除此之外， 实地研究的方法奠定了其全面、深入的基调，研究者深入实地的切身体会、大量实例和数据以及丰富的访谈资料均有助于形成翔实的研究内容。
二、《街角社会》成书过程
在梳理了怀特成书的过程，实地研究的特点和过程就很自然的展现了出来。
1、1936—1937年
怀特于1936年大学毕业，然后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资金，得以选中波士顿北区进行对贫民窟的研究。在他最初的，组建10人团队的宏大计划被推翻之后，1937年初，怀特将研究计划转向人们的友谊模式，通过登门拜访的方式询问不同人的朋友和潜在敌人，依此类托绘制人物结构图，但很快，怀特便放弃了，因为他发现可以通过观察人们的行动来研究社会结构。
1937年2月，怀特进入街坊文教馆，从而结识了多克，多克对怀特给予了很大帮助，以致二人的关系很快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怀特迅速成为诺顿帮的一员，言行举止受到了影响以致回到哈佛会觉得不自在；多克也有一个信息提供者逐渐转化为怀特的合作者，他于怀特讨论计划，为怀特解惑并交流想法，以致后来每做一件事都会想想对怀特有什么帮助。与此同时，怀特搬进了科纳维尔，向人们表明要写一本关于科纳维尔的书，并学习意大利语，这为他扫清了很多障碍。
1937年7月，怀特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观察街角帮和大学生俱乐部。他表示，“这些人日复一日的常规活动才是我的研究的基础资料。”
以上的部分体现不仅体现出了实地研究难以预测的特点，也展现了怀特为实地研究做的一系列准备。资料的准备（选定科纳维尔的街角帮）、寻找线人（多克）以及表明自己的身份（称自己要写书）。需要指出的是，向被研究者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怀特在解释清楚自己身份上下了很大功夫，告诉街角青年他要研究科纳维尔的社会史显然只会引起尴尬的沉默，于是怀特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自己在写一本关于科纳维尔的书，人们对这件事地看法完全取决于对怀特的看法，而且这个解释的确奏效了。
1937年7、8月间，怀特暂时离开了诺顿街，之后打算扩大研究范围并暂时放下对诺顿街和大学生俱乐部的关注，但他很快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研究一个群体远远不只是去考察它在某个时刻的活动和人际关系。只是当我开始看到这些群体内的变化时，我才意识到较长时期的观察一个群体的极端重要性。”为此，怀特没有抛开它，并在秋季偶然地成为州议员乔治•拉韦洛的义务秘书——保罗•费兰特的义务秘书，从而进入了政界的研究。在经历了完整的政治选举流程，包括那次重复投票之后，怀特返回了诺顿街。
2、1938年
1938年4月，在一次保龄球比赛中，怀特获得了“令人兴奋的研究经验”，即发现个人表现与群体结构间的关系。
1938年春季，怀特结婚之后继续在科纳维尔定居，他在思考了自己现有的研究成果后将基金续期一年。此后，怀特将研究范围扩大至米勒帮。由于此时他已将保龄球比赛作为消遣，从而忽视了一些问题，直至朗•约翰来找他谈话，怀特才将朗的问题与多克的头疼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出了继“令人兴奋的研究经验”后另一个重要的结论——群体中的地位、表现和精神健康间的三向关系。
随后，怀特通过与里科•德莱奥的关系结识了其老板——非法活动的头目托尼•卡塔尔多。为了研究非法活动，怀特还加入了科纳维尔和体育俱乐部，通过每天大量记录和画地位图进行分析，准确地发现了该俱乐部的两个群体——便餐馆帮和理发店帮。
1940年的春夏，怀特一直在写诺顿帮和大学生俱乐部的个案报告，并拿出一部分与多克进行交流。1940年仲夏，怀特离开了科纳维尔，他说“我在一生中，也曾多次从一地迁居到另一地，却从未像这一次那样，有一种强烈的离家的感觉”。
三、《街角社会》中的伦理问题
《街角社会》中的伦理问题是后期阻碍这一著作被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的主要因素，书中涉及到的伦理问题绝不仅仅怀特自己的问题，而是实地研究中研究者们共有的问题。而事实上，在本书中，涉及到的绝大部分伦理问题，怀特都处理的很好。
1、自愿参与
实地调查中，被调查者的总体情况往往被完整地展现出来，甚至很多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个人隐私也会暴露，这就需要调查者充分尊重被调查者的意愿，不得以欺骗、隐瞒甚至强迫的方式进行研究。
2、对被调查者无害
实地研究不应使被研究者感到尴尬，更不得伤害被研究对象。怀特坦言道，这本书如果伤害过某个人，那就是奇克•莫雷利。
怀特在此书出版后联系了奇克，令他感到的宽慰的是，奇克豁达地接受了这本书。但他还表示，“你写的是事实，可是人们觉得这也未免有点儿太涉及人家的私事了。”
此外，多克也对与街角青年身处底层的地位和内心的自卑心理感到难为情，并以他自己的方式悄悄阻止别人读这本书。
3、匿名与保密
实地研究中，匿名和保密绝不仅仅局限于被研究者的姓名，有关一切可能透漏个人信息的细节都应该被保护起来。这一点怀特做得很出色，所有主要人物的姓名，包括科纳维尔和街坊文教馆等，都是化名，直到40年后，怀特才公开了真实的信息。
4、分析与报告
研究者对被研究者负有伦理责任的同时，对自己的同行同样负有伦理责任，这意味着研究中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应该被如实展示出来。
这正是怀特最为难得可贵的一点，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怀特犯过很多错误，甚至有违法行为，但是对于这些过错，怀特均毫无保留地收录在了附录中，以警示其他学者。怀特在那次重复投票之后的反省非常深刻，毕竟那是一次可能断送他整个研究的非法行为——“我必须认识到，作为一名实地工作者，不能只想着去迎合这个地区的其他人，还必须保持自尊心。如果一名参与观察者发现自己在从事他以前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那么他就有可能会自问，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参考文献
[1]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M] 北京：商务图书馆，2005
[2]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 [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2
在读本书的过程中，正值大三下半学期忙碌的阶段：自己为英语考试努力、在学校上课努力扮演一名好学生的角色、为自己成为记者的小梦想而努力着、实习和专业课考试的双重压力等等，因此，在读书时，掺杂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在里面，可能写出的读后感与街角社会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的大，或者完全以街角社会为出发点，而完全是以“我”为出发点来成文的。思路多少有点碎片似的，还请见谅。
我将从以下五个记忆碎片中来阐述自己读过街角社会中及之后在脑中涌现出的各种思路。
（一）什么才是真相
之前曾经读过类似的书籍，是在09年北大出版社引进的《生命的尊严——透析哈莱姆东区的快克买卖》，讲述的是作者在美国的哈莱姆东区生活五年所做的研究报告，与怀特的《街角社会》多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透过两本书，都可以看到，抛开一切所谓的研究方法，作者或者研究者所探寻的无非是他们认为的真相。
在没有进入研究地区以前，他们都和普通的大众一样相信无论是哈莱姆东区还是科纳维尔都无疑是典型贫民区的代表，里面的治安一定很差，人们无所事事，生活在社会结构的底层，无力反抗也无能反抗。
就像主流价值观一样，在没有“看到”以前，我们“听到”的最多的频率最高的就是所谓的“真相”。人们乐于服从主流价值观，社会的掌权者乐于用主流的东西来控制大众的思想，这样不仅便于管理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既定的框架下，底层的人更鲜有机会“翻身”，就好象习得性无助一样，然而习得性无助却还没有完全丧失反抗的本能，但是就长期受到思想控制的我们而言，是否还有反抗的本能存在，这很不好说。因为最初别人强化给我们的东西已经逐渐内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一旦内化，就会完全失去反抗的能力，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反抗我们自己。
但是，就像在电影黑客帝国中一样，电影主角NEO可以从虚拟世界中苏醒，寻求真正的真相一样，虽然这只是个案，但是正是社会有了这样的人存在，敢于探寻真相的人，敢于在无形中挑战主流价值观的人，其意义是非同凡响的。
在我看来，不论是《生命的尊严》还是《街角社会》也好，都存在这样的隐含意义，忠于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看何为真相，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和大家嘴中说的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相异，什么才是自己坚信的，然后告诉大家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服从大众的意见，不在于一定要改变别人，只是为自己的思想独立而感到荣幸。
虽然《街角社会》的销售也是一波三折，但是即使后来被认定为著名的有关质性研究的著作，销量算是不错，也让更多的人通过怀特的视角了解到了这个地区，但是其意义并不在于强迫别人相信怀特的观点，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的判断，你选择相信谁，你是选择相信怀特还是大家口中的科纳维尔，抑或是选择相信自己。跳出这本书，这又何尝不是对于自己的信仰所做出的选择呢？
（二）从小人物到大人物的串联性意义
读《街角社会》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怀特的叙述顺序，即从“小人物”延伸到“大人物”，从表象延伸到更多的隐含意义，《生命的尊严》也与之相似，刚开始在读过全文后，会感觉作者更多的是站在小人物的角度上，因为往往在做研究时，与小人物的接触应该是最多的，但是再细细回想，又会发现，小人物的作用不仅是在成为主角，更重要的是通过小人物体现大人物，从小的方面出发，体现更为宽广的视角和更为复杂的背后关系。
往往，小人物生活在一个社会的中下层，而大人物却是无处不在的，有可能是社会底层的控制者，也有可能是社会中层的隐居者，更有可能是社会顶层的权威领导者。因此首先通过小人物了解社会基础，其次再通过大人物了解社会全貌就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衔接性和全面性最好的体现。
而且个人感觉，这样的从小到大的出发点是最合适、最恰当的。我以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当别人问我喜欢读什么杂志或者喜欢读什么报纸时，我能想起来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南方周末》，不仅在于它报道的相对准确性，更在于它独特的视角。往往在发生一件大事情之后，南方周末的头条与其他主流媒体没什么不同，但是它却总是从一个小人物出发，来写这个小人物对于整个事件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对于这个小人物的影响是如何的，而且结尾处鲜有下论断的时候，都可能是给读者留下一个令人深省的问句等等。这样做不仅可以更加贴近事实，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完全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整个事件，这点才是真正难得的地方。而且从小人物出发也会增加可读性，同时在过渡到大人物时也会显得更为自然。而是什么使一个普通的人成了大人物以得以统治小人物？这样类似的问题更是大家所关心的，也是研究的关键所在之一，即以社区内部的流动是怎样的。
（三）对质性研究的一些看法
在我看来，质性研究的关键在于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以及质后的结果。
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起初是大量的量（大量的访谈整理记录），然后是不稳定时期（面对大量的资料有时会有些无所适从，但是还是接着再坚持做），再然后进入质的变化时期，这个时段会渐渐摸到门道（和越来越多的人熟识，在地区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还是不太稳定，尤其是这个时期如果放弃或减少量就会功亏一篑，停滞不前，也是所谓的瓶颈，最终才是某个质的突破，找到了某种全新的既属于自己也属于所有人的共同模式，书籍或者研究报告往往都呈现的是质变的结果，有序的量变，但却不一定是当时真切的想法，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经过整理的，以填充全新的模式和框架为己任（成书）。感觉读过两本类似的书后，对质性研究有了这样的看法。
而且在看过《街角社会》后，由对质性研究方法的看法也想到了有关我托福考试的某些东西。
在准备托福考试的过程中，从报名到下考场，我总结了一下自己的准备过程，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中量变与质变的关系。以阅读为例，起初自己摸不到门道，因此便通过大量的做题来训练自己，就这样每天六篇，坚持着做，起初错误率相当的不稳定，所以自己很焦虑，但是渐渐的经过长时间的坚持，我发现自己的错误率逐渐降低，而且做得熟练度越来越高，虽然说不上来摸着了什么门道，但是却感觉自己是入门了，然后就去考试了，但是在考场上却出现了各种小状况，总感觉做的很不顺手，不如自己在平常练习的良好感觉。我总结了一下，其实就有可能是自己在考试之前正处于进入质变的开端还没有稳定下来，才会最终出现各种不稳定的状况，因此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在质的方面稳定下来，就像质性研究方法一样，只有在质的方面稳定下来，得出的结论才能够相对稳定。我想这个东西我也是可以用在以后的生活和做事情当中的。
（四）有关现实中自己接触过的或者做过的所谓的研究的反思
从大一到大三以来，其实也算是做过不少所谓的项目与研究的，每一次都是以写一个报告结尾，但是感觉自己却真正什么都没做出来，想来想去，自己首先无非是用“量”（大量的问卷）来掩饰，但却永远做不到质的飞跃（研究成果），用这种貌似管用的方法糊弄自己，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在于对于自身角色的认定——即切身经历和投入的重要性。
其实，扪心自问，我从来没有真正投入到任何一个项目中去，从没有设法跳出“我”的限制，永远在群体中只做一个小我，而不是融入到大环境中去。但是，当时书中的一句话给我触动很大，“一个与我本人出身相似的人可以跨出自己的惯常的活动领域，去深入了解那些活动和信仰均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个人和群体”。
这是不是才是做学问的关键所在呢，我这样思考着。或者说这个定律是不是应该是真心做所有东西的重要基础呢？比如你在学习中、你在实习中、你在考试中，都到底是以怎样的状态来应对的，你之所以看不到真相是不是因为你把我的观念强调的过分严重了？
所有事情，你不真心融入，怎么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呢？这是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在读过《街角社会》后的一些片段感想。
现在检索期刊网如果同一主题下的文章，很多段落会一字不差，其实所谓论文就是坐在电脑前拼拼凑凑——惭愧的讲一句，很多时候，我也是。不知道是该欣慰还是叫讽刺，很多社会学教授亦在跟我一样做着相同的事情——虽然明白如他们不会去拼凑，但至少，真的向《街角社会》的作者这样深入研究群体进行实地体验考察的，实在寥寥无几。
在社会研究中，如果单纯采用流行的定量研究方法，只能获得一堆看似科学的数据，而难以了解更为细微的东西。而怀特要拨开表象，揭示这个地区内在的本质的社会结构，要有效地进行研究必须选择一种最适合这项研究的研究方法。
怀特所研究的科纳维尔，科纳赛尔，这是一个贫民区，居住的几乎都是意大利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神秘、危险、令人担忧”，“是干非法勾当的人和贪污腐败的政客、贫民和犯罪，以及起颠覆作用和活动的大本营”， 一些政治家们也曾经致力于调查，但这些社会上层建筑阶层的干预并没有真正剖析科纳维尔。因此，在问题并没有被彻底认识前，社会工作者的调剂工作只能不断徘徊。
从作者进入这个地区的几次尝试可以看出，最开始他是想运用社会学现有研究方法来获得资料，他走家串户地登门拜访，到公寓里看房，并向住户了解他们的居住条件，直接接触科纳维尔人。但作者发现“这样并不能得到真正的一手资料”[2](P112~114)。同时认识到，这个被外界视为一团糟的地方，却是一个高度有组织的、完整的社会制度，要认识科纳维尔的问题只有建立在摸清了它的社会结构及它的行动模式的基础之上。而现有的社会学的研究法没有办法满足和达到这一研究的目的。因此，作者选择引入社会学以外的研究方法———参与观察法。
尽管面临 “客观性”的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研究对象，获得真实的材料。正如怀特所说，“一个人的态度是无法被观察的，而必须从他的行为来推断。由于行动可以直接被观察，并可以像其他科学数据一样被记录下来，所以通过研究一个人的行动来了解这个人，似乎是明智之举。这种方法不仅提供了有关非正式群体关系的情况，而且为理解个人如何适应其所在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框架”。
首先登场的是小人物，看他们如何组织起本群体的活动，将哪些群体至于社会结构之中。
在第一编中，作者首先以多克为中心人物，介绍了“诺顿帮”这个街角青年团伙的形成、发展和解体的过程，着重介绍了在这个团伙内部的人际关系，包括这个团伙的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领袖与其副手之间的关系以及团伙内部各个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接着，作者剖析了“诺顿帮”解体后多克所参加的一个以奇克为核心的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情况，分析了这个社区俱乐部内部的人际关系，特别是这个俱乐部内部的权力之争。接着，作者分析了作为社会底层的街角青年团伙“诺顿帮”与处于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之间的、以意大利男大学生为主体的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在第二编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在科纳维尔的非法团伙的活动情况，它们的组织形式，它们的非法活动内容，以及它们与科纳维尔警方相互勾结、警方接受非法团伙的贿赂的情况。接着，作者介绍了把科纳维尔的街角青年与非法团伙联系起来的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介绍了这个俱乐部的产生和改组的过程，接着介绍了科纳维尔政界与街角青年和非法团伙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情况，介绍了科纳维尔的贿选和政治腐败，以及政界、非法团伙、街角青年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街角青年帮与帮中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科纳维尔的社会结构，以及科纳维尔的所谓“社会问题”。
第三篇 结论
一、 帮与个人：最初的社会交往。形成群体内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群体结构就是这些相互作用的产物。所有的成员都指望领袖履行他的义务（多花钱）。领袖在场往往统一的活动。他还需要具备群体感兴趣方面的本事。领导地位的变更不是通过底层的背叛，而是结构上层人们的关系变化。对行动的客观研究，不仅提供了有关非正式群体关系的性质的情况，为理解个人如何适应其所在的社会提供框架。
二、 社会结构：社会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等级制组织，人们的地位和彼此间的义务被限定和承认。大人物（非法团伙）、中间人（托尼和俱乐部）和小人物（诺顿帮、大学生）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个人关系的等级制度，其基础则是一系列的相互义务。街角青年通过中间人去接近政治家。从一套相互义务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等级制度，描述了街角帮、非法团伙和警察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结构，科纳维尔全部制度的基本要素。
三、 科纳维尔问题：不在于没组织，而是自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周围的社会结构融为一体。多数人只能通过非法组织和政治才能得到认可。街角青年在科纳维尔接受教育是为了从事非法活动和民主党政治。想成为优秀的美国人，自尊心（墨索里尼），如果有机会适应参与周围的社会。社会工作者尝试通过承认青年领袖并赋予他们采取行动的责任。而他们认为的领袖成功中产阶级搬出社区，没有影响。不认识真正领袖，就无法认识社会结构。从来不认意大利人担任职务（警察），文教馆。
摘要：怀特对“社会结构”的论述是建立在“相互作用”概念框架基础上的。证明“相互作用”的是关于“集合事件”和“对偶事件”的发起，还有群体成员的习惯位置这一因素。本文就“相互作用”对个人行动的影响，在社会调查中获取关键人物支持的重要性以及“相互作用”在公共交际中的运用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街角社会 相互作用 非正式领导 公共关系
一、《街角社会》的里程碑意义
《街角社会》作为社会学经典、畅销书、甚至几乎是“社会学的圣经”，它对社会学的里程碑意义表现在三方面：（1）它为参与观察法树立了典范并使之普及，是对古典研究方法的重大突破；（2）它分析了小群体的社会结构，促使小群体研究的大规模发展，典型代表是霍曼斯；（3）它破除了当时认为贫民区是无组织的观点，并证明它们实际上可以在帮、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的基础上很好地组织起来。除了这三个方面，《街角社会》揭示了许多后来成为事实的社会现象。教授们喜欢以《街角社会》为例解释基本的社会学现象，学生们喜欢它易读的散文风格。
二、《街角社会》对“相互作用”的引人入胜的描述
怀特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份，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也就是在诺顿帮的日常活动中，在保龄球道上，他体会到“社会结构正在起作用”。“社会结构”便是怀特在对科纳维尔进行为期三年多的参与观察，对该地区政治、经济、日常生活各方面了如指掌后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结论，即科纳维尔并不像中产阶级的人们认为的那样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而是一个高度有组织的、完整的社会。怀特对“社会结构”的论述是建立在“相互作用”概念框架基础上的，即观察甲与乙的接触多么频繁；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多长；当甲、乙和丙在一起时，由谁提出行动方案；等等一系列事件。
最能证明“相互作用”的是关于“集合事件”和“对偶事件”的发起，也是根据这两种事件中的行动的起因，怀特才确定了多克是诺顿帮的领袖。他是这样观察的：在多克到达他的街角之前，人们三三两两地在一起交谈；当多克来到街角以后，这些小群体就会解散，并围绕着他组成一个较大的群体。如果另一个成员在对群体讲话，但后来发现多克没有听他讲，他就会住嘴，然后设法再赢得多克的注意。改变群体活动的建议经常是由多克提出来的，但也不总是如此；如果另一名成员提议的行动得不到多克的支持，随之就不会有任何活动的改变；只有当多克提出或赞成某项建议时，群体活动才会发生变化。
证明“相互作用”的还有群体成员的习惯位置这一因素。怀特这样论述：街角帮的每个成员在帮的结构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占据某个位置，意味着个人在与群体其他成员发生相互作用时有一种习惯的方式。当相互作用模式改变时，位置也会改变。怀特对朗•约翰在诺顿帮解体后所遭遇的尴尬处境的描绘使人仿佛身临其境：原先在诺顿帮里，他已经适应了与多克和丹尼有很高的相互作用率。虽然他对帮里的随从者们影响不大，但是他们在集合事件中不为他发起行动，而他却有时为他们发起行动。诺顿帮解散以后，多克和丹尼进了斯庞吉的内部核心，朗•约翰就变得无依无靠了。当他去诺顿街时，就必须在由安杰洛发起的集合事件中当一名随从者。正是这种每况愈下的人际关系，使朗•约翰连做噩梦，并且打保龄球的球艺急剧退步。而在怀特的建议下，多克帮助朗•约翰恢复的过程让我们信服“相互作用”的原理：多克把朗•约翰带进斯庞吉的核心，当别人攻击朗•约翰时，多克和丹尼为他的球艺辩护并鼓励他。当朗•约翰再一次与多克和丹尼十分频繁地发生相互作用时，他的精神困境消失，在行动中又像以前一样自信了。
三、将“相互作用”运用到公共交际中
1．“相互作用”对个人行动的影响
从朗•约翰的例子，我们可以认识到，每个人在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时，都具有一定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他的天赋决定，还会通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的经验而形成独特的形式。如果一个人长期以同样的方式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习惯，难以适应与他人发生相互作用的频率和类型的变化，个人行动难以避免趋于呆板。只有通过经历多种多样的情况，适应不同的相互作用模式，才能形成高度灵活性。个人的经验越有限，他的相互作用方式就越死板，当强迫他改变时，他就越难以适应。这就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人际交往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只要懂得了“相互作用”的原理，你不得不相信，给自己多点空间，丰富个人经历，为自己与他人的相互作用模式重新定义，你会发现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2．在社会调查中获取关键人物的支持
怀特所取得的成功与多克对他的帮助和支持密不可分。多克是诺顿帮的核心人物，怀特进入科纳维尔就是从认识多克开始的。他通过街坊文教馆的介绍认识了多克。多克对他的研究意图给予充分理解，对他的研究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多克对他提出了忠告，并使他顺利地融入街角生活。他通过多克认识了萨姆，通过诺顿帮认识了萨姆所在的米勒帮，后来又认识了科纳维尔著名的非法团伙成员托尼•卡塔尔多。在这一过程中，多克与怀特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开始时的担保人、重要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变成了怀特的研究合作者。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应该怎样进行调查，找哪些人，怎样获得材料。怀特后来谈到在科纳维尔的调查感受时，充分肯定了核心人物的作用。“无论研究哪个群体，我还总是要去找他的领袖。我需要的不仅是他的担保，还需要他更积极的在研究中与我合作。由于这些领袖在社区中的地位使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观察得比其随从们清楚得多，也因为一般来说他们的本领大大超过他们的随从者，我发现，通过更积极地与他们合作，我会学到很多东西。”
在社会调查过程中，研究者作为陌生人要进入某一群体开展调查工作，获得群体中关键人物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熟悉调查地的情况，在所处的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作为研究者，我们如果能够得到这些关键人物的支持，就可以更顺利地进入调查地，更清楚地了解调查地的风土人情和地方习惯，熟悉关键人物所在的群体，并通过这一群体熟悉其他群体以及该社区的其他成员，实现“雪球抽样”。这种关键人物，类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文化精英”，他们不一定是调查地的政治领袖，但一定具有比普通民众清晰的头脑和牢固的社会关系网，通过与他们建立密切联系，一定会为我们的调查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3．“相互作用”在公共交际中的运用
看过《街角社会》的人，一定不会只对怀特的叙述印象深刻，相信也会有不少读者感叹于附录二中安杰洛•拉尔夫•奥兰代拉的陈述。由一个曾经整日在街角闲荡只为了找点儿事情做的街角帮头头儿变成一位经历了很有意义——不仅对自己也对社会——的职业生涯的成功人士，他将自己人生的这一重大转变归功于“社会学保险契约”，我们通过他的陈述，可以体会到所谓“保险契约”就是他根据从怀特那儿学到的“相互作用”原理而形成的公共交际技巧。现在，我们虽然不能如同奥兰代拉那么幸运，受到怀特的直接影响与指导，但通过仔细阅读《街角社会》，我们也可以尝试归纳出一些源自“相互作用”的公共交际技巧。
凡是已经联合起来一段时间的群体，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均形成了一定的群体结构，并产生某种形式的“领导”，而且这种“领导”属于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凭借个人魅力、感召力的“魅力型”领导，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多地得到群体成员的信任，比其他任何人更了解群体内的情况。在这一思路指引下，要想进入某一群体或获得某群体的支持，便捷并有效的方式便是观察和分析群体作用的变化情况，并通过揭示该群体的集体行动是如何产生的，来识别其非正式的领袖。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通过与非正式领袖建立关系来获得整个群体的配合。
再进一步，当你所处的位置是管理者，你所代表的利益并非个人而是群体，也就是说当你也是某群体的领导时，充分理解“相互作用”，你也会学到管理自己团队以及与其他群体交往、建立巩固的社会网络的技巧。首先，你不能满足于自己作为正式领导的身份，还有必要充分展现个人魅力，使自己成为团队的感召型领导，通过个人魅力而不是靠正规制度使下属听命。其次，任命次级负责人时，要观察下属在工作中和工作之余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在这些相互作用中，一些非正式的领导人开始显露出来，然后让这些人担任正式的监督职务，你会发现，团队的工作效率显著提高。关于在公共关系中建立社会网络的问题，就必须进行系统研究，在观察、了解相关领域各种群体结构（尤其是社交圈内最优秀的群体）和非正式领导的基础上，努力取得已出现的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同时还要明白，仅仅根据他们个人的正式职位来与他们打交道是不足以形成这种“信任和支持”关系的，在公共交际中，“非正式”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说，不仅要根据对方的正式职位，更要根据其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中所处的位置来确定交往方式。
社会学是一门如此博大精深的课程，以致只是通过阅读一本社会学著作，我们便能从中学到这么多社会本领，这也说明《街角社会》不愧为社会学经典著作。社会学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深刻的理论，更是实用的本领。从近处来看，运用“相互作用”原理，将使公共交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远处来看，一个不经意间与社会学接触的人一生受益于“社会学保险契约”，作为学习社会学数年的专业学生，我们更应该牢牢把握并运用好这一“保险契约”，使自己终生受益。
参考文献：
[1][美]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赵铁.《街角社会》的社区研究方法[J].学术论坛.1999年第4期.112-114页.
[3]何世鲁.参与观察法的一个成功范例——介评怀特的《街角社会》[J].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70-72页.
[4]马德锋，李梅.街角青年：来自苏北小镇的观察与访谈[J].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42-47页.
每个繁华或者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城市一角，必然有一片灰色地带——贫民区。作者就是这样描述他眼中的科纳维尔：神秘、危险、令人忧虑。之前的研究一直把贫民区当做问题区看待，认为这里是从来都是无序的、松散无组织的状态。然而，《街角社会》透过把贫民区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系统的社区来看待的视角，成功地揭示了贫民区内的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以及活动方式等。
《街角社会》是作者威廉•富特•怀特用了三年半时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科纳维尔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是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份，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所做出的翔实而生动的记述。作者从“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两个方面，还原了真实的科纳维尔，而后又对他所认识的科纳维尔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在附录中，还十分难得地写出了“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介绍了作者的经历和使用的方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附录二是作者曾经帮助过的一个街角青年所作的演讲——“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
这是一本非常迷人的书，读来如小说一般有趣。我可以像在阅读一个故事那样理清人物与事件脉络的同时，将科纳维尔的风貌尽收眼底。在阅读到正文最后一编的结论时，由于有前面的场景做铺垫，又如水到渠成一样自然。
一． 对非正式组织协作机制的探讨
《街角社会》让人读来兴趣盎然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作者以人物为线索，将复杂的内容连缀起来。多克领头的街角青年与奇克领导下的意大利俱乐部代表了当地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同时，他们又都是科纳维尔的“小人物”。为了了解他们，必须发现哪些是“大人物”，并知道他们如何起作用。在科纳维尔，这些大人物是非法团伙的成员和政治家。我们首先会问，是什么使一个人变成了大人物？他用什么方法得以统治这些小人物？托尼•卡塔尔多为控制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而进行的一番努力十分具有代表性。托尼虽然在俱乐部里的时间很少，但他通过偶尔来看一看和经济上的恩惠而保持了他的地位，在俱乐部一次接近土崩瓦解的打击中，他留了下来。当他被叫去解决家具之争时，地位得到加强。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当俱乐部里的情况发展得影响他的利益时，他才在那里频繁露面。他利用的是自己在科纳维尔高人一等的地位，使得他可以在街角青年的主要活动领域发起行动，在俱乐部以外，街角青年是无法对托尼产生任何大的影响的。领导地位的变更不是通过底层的叛变，而是通过结构中最上层人们之间关系的变化进行的。至于如何统治那些“小人物”，由于群体的成分稳定，其成员又缺少社会保障，所以形成了群体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从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一种相互义务，这也是群体内凝聚力的基础。如果他要使自己在精神上感到幸福，就必须保持他的相互作用方式。“小人物们”需要使他的活动按照习惯的渠道进行，否则就会心烦意乱。只有当领袖出现时，成员们才感到这个帮真正聚在一起了。当然，当形势需要领袖行动时，他就会行动。领袖一般会更加敏锐，来维持整个帮派的平衡。
在竞选中所能见到的情形也与之类似。候选人要进行一场接一场的演说，以唤起民众的热情。并且谁都承认如果一位政治家为一名选民帮了忙，这个选民就会对他负有义务。政治义务不单取决于政治家提供的帮助，还取决于政治家与其选民之间的个人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金钱也不能填补这道裂隙。
接着把视角转向大人物。我们大致知道，科纳维尔的政治组织和非法团伙的头目们是彼此合作的。但是，这种合作是什么性质的？它的基础是什么？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街角社会》中第二编“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提到过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科纳维尔的彩票业都受一位非法团伙头目的控制，官员和商业伙伴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如果这次会议达到了目的，即消灭竞争和暴力，那么，警察局的任务就简单多了。而彩票公司的首脑们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与政治家和警方的高级官员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关系。对于他们来说，与律师事务所拉上“关系”尤其重要，警方的负责人对于他们的生意的经营好坏，显然也是个关键人物。与政界的联系也很重要，因为通过这种联系可以对各执法机构施加影响。即使不能直接“收买”，也可以对任命他的人施加压力。在非法彩票业中，专门有一个职位以为代理人提供警方的保护为责，即二老板。警长并不直接拿钱，也没有必要与警察局所有成员都拉上关系。遇到坚决想要取缔非法活动的官员时，非法团伙成员会对政界人士和警方的上级官员施加压力，把该人调到别的地方去。把警方请来，以挤走竞争者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在一般情况下，非法团伙的活动都尽可能平和地进行，这对于团伙成员和警察都有好处。当非法团伙成员在他与警方的关系不十分牢固的地区时，会遇到比较严重的麻烦，因为他的老板无法贿赂所有代理人有可能接触到的警察。这种时候，非法团伙成员就仍然必须对付那些不肯遵守“商业准则”的贪得无厌的警官造成的麻烦。虽然对警方行贿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对非法团伙活动的宽容并不完全取决于贿赂，还受私人关系，社会各方面看法等的影响。总体说来，警察部门在这里的首要功能不是执法，而是对非法活动加以管理。但这不意味着警察部门和非法活动组织之间串通一气并就一种共同的政策达成一致。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总体性的，而是建立在这两个群体中的个人之间。
街角青年之间、非法团伙与政治家们之间们的协作机制就这么脱离了无组织的外表，而趋于明朗化。事实证明，科纳维尔也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状态的、完整的社会结构的社区。
二．参与观察法
社会学并没有统一、规范的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课题。要想有效地研究，必须选择一种最适合这种研究的研究方法。怀特笑称自己“实地呆了18个月之后才搞清楚我的研究方向”，从他进入这个地区的几次尝试可以看出，最开始他是想运用现有的研究方法来获得资料，但作者发现这样并不能得到真正的一手资料。相比之下，实地研究作为一门定性研究方法，特别适合于那些不宜简单定量的社会研究议题。洛夫兰夫妇在其著作《社会情景分析》中，曾把实地研究适用的议题归纳为十种：1.Practice（实践）；2.episode（情节）；3.Encounters（邂逅）；4.Roles（角色）；5.Relations（关系）；6.Groups（群体）；7.Organizations（组织）；8.Settlements（聚落）；9.Social world（社会世界）；10.Life styles or subculture（生活形态或亚文化）。怀特正是认识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深入性，并恰当地引入了这种研究方法，作为参与的观察者，以公开的身份参与到被研究群体中进行观察。
我们知道，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强调在对经验事实的观察中应当排斥主观评价，立足于纯客观化的社会现象。与这种方法截然不同的是，怀特把实地研究作得前所未有的彻底——他成为了研究对象的一份子。用“融入——观察——跳出”几个步骤概括参与观察法，就我个人以为，是比较合适的。首先，研究者作为陌生人要进入某一群体开展调查工作，获得群体中关键人物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更好地融入所在群体。怀特所取得的成功与多克对他的帮助和支持密不可分。其次，在观察过程中，怀特对非语言信息十分敏感，人们的互动方式、次数、服饰等，都传达了某种社会信息。对重要的谈话等，也都做了十分翔实的记录。最后一个阶段，即离开研究地区和对象，回归研究者的身份，对收集来的庞杂信息进行整理。
这里有一个问题，观察者同时也扮演参与者所造成的影响该如何衡量？研究者会需要面对一些伦理道德的问题。怀特的做法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就是向被调查者阐明所研究的问题与其有着较为密切的利益关系④。这里的“利益”是广义的，包含被调查对象群众疾苦的需要。一旦调查对象意识到所研究的问题与自身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就有可能积极主动地配合调查，反映真实情况，倾吐真实想法。
三． 《街角社会》引起的思考
控制理论认为，所有人都有违反法律的强烈动机，因此背离规范是十分正常的。但绝大多数人和主流的社会制度有着紧密的纽带和联结，这种纽带和联结防止了他们做出越轨和犯罪行为。是由于人们缺乏和主流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制度（如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和职业组织等）的纽带，才使得他们走向越轨的。在《少年犯罪原因探析》一书中。赫希声称，有四种纽带把人们同社会和守法行为联系起来：依附、责任、投入和信念。当这些社会纽带不够强大，不良行为和越轨就会发生。正如《街角社会》作者怀特所言，科纳维尔的问题不在于它没有组织，而在于它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与它周围社会的结构融为一体。对于科纳维尔人来说，要想往高处流动都十分困难，因为人们知道这个地区是一个秩序混乱、无法无天的社会。整个社会都鼓励人们不要忠于科纳维尔并使那些最适应这里生活的人处于不利地位。
这种情形下，在科纳维尔生长的青少年加入街角帮似乎是比较轻松的选择。在这里可以得到归属感，最终建立自己的信任网络和一套非正式的“互惠”规范。
中国的帮派和国外并不是一个路数。清朝至民国时期的“帮派”，大多无革命之名而有革命之实。由“清”、“红”、“礼”三教揭竿而起。那时的帮派是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争取民族生存而抛头颅洒热血，始终没有受过任何报酬或代价。而我们现在所讲的“帮派”，即类似于街角青年的“混混”，被认为是一种介于正常社会和黑社会之间的社会力量。也有其等级秩序，有的以合法经营为掩护，形成团伙性比较明确的灰色社会集团。一种说法认为，由于社会转型导致社会解组，引起了社区社会资本的衰落，使得社会控制能力降低，最终造成了青少年越轨。按照这个思路，导致青少年越轨的症结在于转型社会中社会资本缺失问题。防范、矫治青少年越轨就应从增进社区社会资本的角度入手。透过一种市民参与的网络，特别是由市民自主组成的经济和社会团体，将促进市民间的合作。也许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我国的越轨青年回到正常的社会网络中，加强他们与社会的联系程度。
《街角社会》的最重要的价值和学术贡献，并不在于它对科纳维尔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的描写，而在于它的成书过程，在于这一过程中所体现的研究方法。正如在本书最后的附录中怀特所说的，正是对该书研究方法的讨论使这本书成为学界的经典之作，销量也跟着大增。
怀特很对我的胃口。他看到的贫民窟，“只是城市里的一个地区，那里高度集中着低收入的人，他们住在破旧的房屋里，卫生和健康条件恶劣”，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社会学的定义”，但“正是这些状况导致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研究，他认为确定人们在这种条件下如何生活是一个从实际观察中提出的问题”。这本书在最初确实遇到了许多的阻力，也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最激烈的批评来自当时芝加哥城市研究学派的领导者路易斯.沃斯，最终是埃利弗斯.休斯出来打圆场，才使怀特顺利拿到博士学位。毕竟，怀特走过的学术道路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他最初的研究动力并非来自要拿一个社会学博士学位，而是出于对人本身的关怀。因此他的学术道路是从实地研究开始，之后才进行大量的专业文本阅读。他自己显然有些得意于自己的不走寻常路，“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我在从事实地研究时对有关贫民区的社会学文献并不熟悉，正如我在刚开始研究时自认为是一名社会人类学家一样。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那两年，我把自己埋在社会学的文献堆里，并认识到多数文献都是毫无价值、误人子弟的。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开始研究之前先清除这些垃圾，这对我完成眼前的任务是不利的。”
更严峻的挑战来自此书出版几十年之后，关于其参与式研究方法和研究者伦理道德问题产生了更加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怀特的研究方法无科学性可言，还有的学者认为怀特的研究违背了伦理要求。这就有意思了，这些讨论触碰到社会学、尤其是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核心问题。
首先，作为参与者，怀特的关注点更多的在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惠关系是否平衡，但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怀特势必对被研究群体产生了影响。既然如此，那他所研究的群体已经变了样子。如同一个人类学家来到一个原始部落做调查，但是在他进入的同时，这个部落就已经不是它原本的样子了。怎样衡量研究者本身作为参与者所造成的影响，是摆在每一个实地研究者面前的问题。
其次，作为研究者，应当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是实证主义的方法还是“后基础批评”的方法？在这里怀特试图将自己的研究作为定性与定量的综合。怀特自己也认为主观与客观根本不能分的一清二楚。他的方法中，既有对行为模式的定量分析，又有对个案分析的定性理解。他试图以自己的研究在实证主义和格尔茨的理解方法之间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最后，既是参与者，又是研究者，在实地调查中常常发生角色冲突的体验，这对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煎熬，这从怀特对研究过程的回忆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不得不面临两难的抉择。在这里，主位观察与客位观察是交织在一起的，如同怀特所说，“我的解释与多克的解释常常混杂在一起”，如果“我”是代表客位的话，那么“多克”就是代表主位的。这对进行实地观察的研究者来说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两难处境。
这些问题都是开放性的，并没有标准答案。正是因为《街角社会》为后人留下了如此困难的问题，为思考留下了如此巨大的空间，所以才成为经典的吧。这还真应该感谢怀特这位半路出家的社会学家，以及他的未经“垃圾”污染的经典著作。
刚读完了第一遍，感觉非常舒畅，从毕业之后很久没有这样的读书感觉了。书中对街角帮、非法社会团体成员间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个时间看到这样的一本书对我确实有太大的指导作用。准备再看一遍。
怀特自言，在大学时代写过“不少短篇小说和独幕剧”，他甚至“试着去写一部长篇小说”。他以此“了解自己”。而《街角社会》串联的出色文笔，使怀特看上去确实像个写过小说的人。该书的前两编《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家》，完全可以作为小说阅读。
如果将科纳维尔青年们飞溅的口水比之为《黑暗骑士》里的“声纳”，那么通过怀特在《街角社会》里搭建的“探测系统”，我们完全可以窥出该贫民区的“建筑”风貌。哈里•汉森认为，怀特从“人的角度”为美国社区生活的老主题提供了新资料。之所以有此定调，与怀特在“参与”过程中不断挖掘“个人”的器官功能密不可分——他的双腿紧跟“多克”而“步步为营”，穿梭于参差木结构楼房、逼仄街巷和声色交杂的娱乐厅里；他的嘴，尽可能地道地待人接物，即使意大利语生涩；他让双手掷保龄球、拎啤酒、投假票和扶眼镜架；他用大脑去设计、收集、分类、索引、分析和推理。当怀特细绘出诺顿小伙、阿芙罗狄蒂姑娘、俱乐部青年们的活动轨迹乃至心理轨迹后，你可以将科纳维尔尽收眼底。
海明威坐在1920年代的圣米歇尔广场咖啡馆里时，一边专心于短篇的“自动发展”，一边纵容一位倚窗而坐的姑娘扰乱心神——前者是深度的“进入”，后者“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是蓬勃的“涌出”。怀特从哈佛的亮堂光线下转到科纳维尔此起彼伏的骂娘声中，他也在完成“进入”与“涌出”。他希望自己，像他的经济学朋友一样，在一个地区的某个酒馆，结识一个姑娘，请她喝酒，然后鼓励她向自己道出生活的经验。在对方倾身倾吐的同时，提醒自己，下床以后还要干些什么。
干些什么？对于初来乍到的怀特而言，同样是个问题。《附录一》亮点多多，而在我看来，最大的亮点便是怀特坦言了自己在“成书过程”初那份“又面又紧张”的感觉。当年轻的作者第一次进入楼上酒吧时，他发现“那里确实有女人，但都不是独自一人”。这让怀特心理斗争起来，一番纠结后，他认定“不能未经争取就承认失败”。他小心翼翼地接近离自己不远的“一男二女”，询问后者是否“介意”让自己加入其中，“一男”在把怀特“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表示要把他“扔下楼去”。怀特旋即表示，绝不用“一男”费事，最后在没有任何人帮忙的情况下径直走下了楼。
这是怀特打入当地贫民区的第一战，结果惨淡，但一句“不能未经争取就承认失败”实在使闻者鼓舞。因此，当你“静如处子”时，请向老迈的艾伦•布卢姆看齐；当你“动如脱兔”、哪怕被逼着成为一只“脱兔”时，请向1936年、时年22岁的威廉•富特•怀特看齐。
直到后来，当怀特在波士顿北部建立足够的私人关系后，当他也像多克和奇克一样，成为科纳维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他终于像一个地道的“古惑仔”一样了。他投保龄球的功夫，甚至超过了土生土长的科纳维尔青年军。而“保龄球”是群众游戏，“社会地位”才是各人目的。通过切身观察“保龄球”诸类群体活动，怀特计量出了各角色之间“相互作用”的频率和效果。“对偶”或“集合”，一目了然。当你度过“紧张期”后，是否也能水乳不相融，沆瀣不一气？
或许，一个好的人类学者，会有以下四种品质：一，亲和，以供不时深入对象之需；二，清醒，以供不时脱离对象之需；三，耐性，以供不时提炼资料之需；四，个性，以供不时振聋发聩之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1914年至2000年，怀特四者兼备。
从1940年代到1990年代，怀特曾数度重访科纳维尔。在这块波士顿茶党案的发生地，有的人离开了，有的人还在。还在的人，以不同程度接触了这本以当地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经典”。怀特自己也无法证明，《街角社会》到底给北区带来了什么（重要）影响。可能有，可能没有。那些以不同程度出现在书中的街角人物，对怀特表示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文教馆的社会工作人员认为，怀特“转过来和他们作对，并使他们在上流社会支持者面前丢了面子”；克里斯托弗•扬奈拉（奇克）埋怨怀特将自己写得“太粗野了，就像个痞子”；内斯特•佩奇（多克）“似乎既感到自豪，又感到难为情”，他在经济阶梯上辗转一阵后，与怀特渐行渐远，最后书信全无。
这种来自民间的戏剧性反应，也使后来来自贝伦等人的学术界批评变得可以理解。在《街角社会》功成名就的背后，可能正是怀特的“清醒”，给他带来了“声誉”上的危险。一些学者撰文，对“作者使用的参与观察法提出质疑”，“有人甚至指责作者在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方面违背了职业道德”。但怀特本人则表示，“他无须为他的品德或这本书的声誉辩护”。
怀特无可厚非，若学问不是一处“惟有德者居之”的庙堂，而只是“唯才是举”的正道；若“多克们”的疏离，只是个人对个人（P2P）的反应；若“贝伦们”的批评，也只是对从业者“德才兼备”的理想要求。《街角社会》的成就，摆在那些想一拓新天地、再来一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人面前。怀特的职业道德问题是否能成立问题？是或否，《街角社会》上的每个字，自是承认或否认的铁证。
怀特后来甚至成了有志者的“精神导师”。《附录二》似一篇安杰洛•拉尔夫的“献身”表白。拉尔夫介绍了自己是如何将“怀特模式”应用于军旅生涯，帮助军队进行“士气”研究、“发展一些军事基地与周围社区之间的合作项目”，感激之情昭昭然。拉尔夫不是在履行某种义务——将怀特的“参与观察法”发扬光大，而且，他也不是“弱者”。他没成为“大人物”，他原本是“小人物”。只是，他和其他“小人物”有所不同，他更愿意以“来自街角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当然，此处被怀特收录书中，不免带有继续回击批评者兼带自我标榜的嫌疑。
之前，在我选修的“人类学专题研究”课程上，课程老师曾提及林耀华如何在陪伴患病妻子的过程中，写出了一本小说体社会学著作《金翼》。当时不解。直到两周后读到《街角社会》，才明白其中的可能性。因为《街角社会》就是一部精彩的“跨界”之作。精彩到什么程度？它甚至让我想起了《美国往事》。《街角》第一版于1943年，《美国往事》摄于1984年。我在想，瑟吉欧•莱昴内是否看过《街角》？课程老师的反应是，“美国很多导演都看过人类学的东西”。
当然，《街角社会》和《美国往事》涉及的都是美国的意大利裔人。怀特在《街角》的第二编第四章开头中提到，“禁酒时期酒的非法交易为今天的许多著名非法团伙成员提供了经商的经验和资金来源。……竞争常常导致暴力。……后来，‘老板’被谋杀了。杀他的是几个相比之下无足轻重的歹徒。他的被杀似乎是由于一场与垄断企业毫无相关的争执。不过，即使‘老板’活着，在那段由于1933年废除禁酒令而出现的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也难以再维持对非法活动的统一控制。”而莱昴内的《美国往事》，正是以类似的贫民区“黑帮”故事为线索展开。美国的禁酒法案《沃尔斯特法令》于1933年12月4日凌晨废除后，“大佬”麦克斯带领两兄弟为私酒再走险单，纽约警方在接到“告密者”“面条”的电话后，将麦克斯三人“击毙”。除此之外，《美国往事》中布朗克斯区的青年与《街角社会》中科纳维尔的青年有着同样饱满的形象。
上为共同优点，若意大利人瑟吉欧•莱昴内看过《街角社会》，那真是更好更有趣的事情了。
（作业，待扩正）
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完这本书，但是很肯定这是一本好书。特别是在新版中的附录部分对自己的触动最大，就像它自己说的那样，很多书在这里都略过去了，可是作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再怎么分析都不为过。
呈现的一个简单的过程：个人背景介绍，选择目标，指定研究计划，进入场，发现问题，修订计划，细划研究对象。概括的不完整但是要把这几个问题说清楚是很难的。
感谢 飞之鸿 的推荐！
感谢老天爷，在我陷入一头雾水之际抛下一本《街角社会》 把我拍醒，另外还得庆幸William Whyte当初没有把他的博士论文扩展到Edward Wilson所说的“从三楼扔下能把人砸死”的“经典”标准，虽然无论从任何其他尺度来衡量它都绝对够得上一本经典。
当时，我正踌躇满志地准备将一项研究计划付诸实施，却突然意识到除了无根据的主观设想、靠不住的媒体报道、以及更靠不住的官方统计数据之外，自己实际上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情况一无所知，我该从何下手呢？Capa那句名言是：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走得不够近；而Whyte的给出的回答则干脆是：走进，而不仅是走近。
走进，这就触犯了传统社会人类学的一项大忌，因为一旦观察者参与其中，便不可避免地会对研究对象产生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受到研究对象的影响，从而失去“客观性”（虽然原本也并不客观）。Whyte的研究也的确因此而受到过一些来自持批判认知论的同行的抨击，不过就如大多数评论所肯定的一样，对于一项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为出发点的实证主义社会研究来说，这一点代价是值得的。正是凭借着长达三年半“走进去”的亲身经历，Whyte 才得以发现了仅靠一般旁观几乎不可能识别的街角社会内部非正式等级结构与个人行动表现之间的相互关系，保龄球赛的积分所反映出的社会等级关系也是 Whyte所始料未及的，因此，Whyte常说，“我在实地呆了18个月以后才知道我的研究方向”。走进去尚且如此，远观又能指望有多少重大发现呢？
我真的不能想象一个幻想空手套白狼的记者似的社会工作者能够从他/她的调查对象嘴里得到多少可靠的信息，就更不用说能有怎样深层的理解了。简单的统计分析，根据表面的相关性就草草做出结论，这样的“想当然”式的研究正是当下科研和管理中的流行通病。正所谓“不如虎穴，焉得虎子”，脚踏实地的走进去，才是沧桑正道。
中共早年曾有一句很不错的口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可惜如今早已蜕变成了“从办公室来，到酒桌上去”，领导们一年到头搞一次虚情假意的“微服私访”，还得在新闻里反复播放一个月。如此高高在上地遥控指挥，也难怪会出现如许多的社会问题了。科纳维尔在中国的命运定然是一拆了之，只怕上面永远也不会相信街角也有一个“社会”。
至于本书的可读性，我想，大概是再也找不出一片更像小说的社会学博士论文了，我的评价就简单两个字：迷人。
除此之外，Whyte在修订版中增补的附录，即“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对我个人的指导意义也并不亚于正文部分。诚然，我们不能苛求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写出如何无懈可击的研究论文，但是如果你真的试图去了解一个社会，那么《街角社会》将是一本最好的指导手册。
William Foote Whyte先生早于费孝通先生五年辞世，但他们留下的知识财富还将泽被后人。
Cited from my blog: http://songalbatross.blogspot.com
要考研的社会学老油条还没有读过街角社会...
深有感触，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总是好过社会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