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2006-12
商务印书馆
[德] 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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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杰
无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是尼采的一部未完成、生前也未发表的早期著作，写于《悲剧的诞生》之后，约1873年左右。对于离我们较远的人们，我们只需了解他们的目的，便可以从整体上对他们加以褒贬。而对于离我们较近的人们，我们则根据他们用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对其做出评判：我们往往责难他们的目的，却因为他们实现自己意愿的手段或方式而喜欢他们。只有对于它们的创立者而言，哲学体系才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所有后来的哲学家来说，这些体系往往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在智力更为低下的人看来，则是真理和谬误的混合体。但归根结底，这些体系是一个错误，因而，可以弃之不用。所以，很多人对所有哲学家进行非难，因为哲学家的目的不同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哲学家是远离他们的人。 与此相反，谁喜欢伟人，谁也就会喜欢这些体系。就算它们也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们毕竟有确定无疑之处，有一种个人的情调和色彩。人们可以利用这种情调和色彩获得哲学家的肖像，正如人们可以从一个地方的植物推断出其土壤状况一样。总而言之，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看待人事的方式曾经存在过，因而是可能的：“体系”就是这块土壤上的植物，或者至少该体系的一部分是如此。 作者要简要地讲述那些哲学家的历史：作者会仅仅从每一个体系中抽出这样一点，它构成历史必须加以保护的“个性”的一部分，并且属于不可反驳、不可争辩之列。这是一个开端，旨在通过比较重获和重塑那些天性，使希腊天性的复调音乐有一天能再度响起。它的任务在于阐明我们必须始终加以“ 珍爱”和“崇敬”的东西，这也是任何后来的知识都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的东西：这就是伟人。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著名哲学家。他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文体家。他最早开始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然而他的学说在他的时代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直到20 世纪，才激起深远的调门各异的回声。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以各自的形式回应尼采的哲学思想。 [编辑本段]生平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勒肯镇附近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尼采的生日恰好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生辰。尼采的父亲是威廉四世的宫廷教师，他曾执教过四位公主，深得国王的信任，于是他获得恩准以国王的名字为儿子命名。后来，国王指派尼采的父亲到勒肯镇担任牧师，那个影响世界的天才尼采也就在这里出生。尼采回忆：“无论如何，我选在这一天出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整个童年时期，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他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一名牧师。幼儿时期的尼采是个沉默的孩子，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 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年仅2岁的弟弟又夭折。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个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真实的快乐。”父亲死后第二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从此便生长在一个完全女性的家庭里。祖母关于其波兰贵族家族史的灌输对尼采贵族情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采自幼相信自己有着波兰贵族血统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但是尼采并没有忘记父亲，父亲的身影早已刻入他的记忆当中，他希望以父亲为榜样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的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号。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他被家中信教的女人们(他的母亲、妹妹、祖母和两个姑姑)团团围住，她们把他娇惯得脆弱而敏感，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无常，因而变得孤僻，尼采曾经这样讲述形容他的童年：“那一切本属于其他孩子童年的阳光并不能照在我身上，我已经过早地学会成熟地思考。”在尼采的成长过程中，虔诚的清教徒母亲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后来终生保持着清教徒的本色，犹如石雕一般纯朴。 10岁时他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对文学与音乐极感兴趣。14岁时，进入普夫达中学，这个学校课程都是古典的，训练很严格，出了很多伟人，如诗人和剧作家诺瓦利斯，语言学家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Schlegel，以及康德的继承者、伟大的先验主义和道德哲学的代表费希特。可是尼采却难以接受这种新生活，他很少玩耍，也不愿意接近陌生人。这时的他除了理智的发展并有着惊人的进步外，音乐和诗歌已经成为他感情生活的寄托。尼采幼年曾受教于普鲁士当时最好的女钢琴家，当他的母亲为他聘请这位老师时，尼采就深感日后的生活离不开这样的精神支持了。 1861年17岁尼采患严重疾病首次出现健康恶化的征兆，被送回家休养。3月接受基督教的按礼。 1864年，尼采和他的朋友杜森(Paul Deussen)进入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但第一学期结束，便不再学习神学了。他常听同学们交谈，有些人毫无信念和激情地重复黑格尔、费希物、谢林的各种公式，那些伟大的体系已经丧失了激发人的力量；还有一批人喜欢实证科学，阅读福格特和比希纳的唯物主义论文。这些都没能吸引尼采，他是一名诗人，需要激情、超常和具有神秘性的东西，他不再满足于科学世界的清晰与冷静。尼采在修养和气质上更是一名贵族，所以他对平民政治不感兴趣，而且他从没想过要过一种安宁舒适的生活，所以他不会对有节制的欢乐和痛苦这样一种可怜的生活理想感兴趣。尼采有自己的喜好，他热爱希腊诗人，崇尚希腊神话中各种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并把他们巧妙地同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结合起来。尼采还在校学习时就深深体会到精通和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这充分地体现在他对古文字、文学，古典主义艺术的热爱。他热爱巴赫、贝多芬，以及后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热情褒扬的那位歌剧巨人——瓦格纳。 1865年，他敬爱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谢尔思(F. W. Ritschls)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尼采也随之到了那里。当时的尼采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开始哲学沉思了。在莱比锡期间，他偶然地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每日凌晨2点上床，6时起床，沉浸在这本书中，心中充满神经质的激动。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孤立无助地经历着某些痛苦的体验，几乎濒于绝望，而叔本华的书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他觉得叔本华好像专门为他写了这本书一样。那时，尼采非常困惑：为何像叔本华那样的天才会被现世所抛弃，其伟大的著作为何只在书架的偏僻角落才找得到？叔本华是这个青年心中的偶像，他在以后也被认为是叔本华唯意志论的继承者。这时的他，此外还从朗格、施皮尔、泰希米勒、杜林、哈特曼那里汲取了传统的抽象概念。同年因拒绝参加复活节圣餐引起了家庭的恐慌。 1867年秋，尼采在瑙姆堡服为期一年的兵役，这次服役因他骑马负伤而提前结束。在炮声隆隆中，他低呼着，“叔本华保佑！”叔本华竟成了他的上帝。从马上摔下胸骨受重伤。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瓦格纳姐姐的家里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两人久久地谈论他们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随后的几年中瓦格纳和妻子成为尼采在艺术和理智方面的良师益友，一个家的代用品。并且得到他的导师李契尔思向巴塞尔大学的推荐：“39年来，我亲眼目睹了这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从未见到有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经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预言他将来会成为第一流的德国语言学家。他今年24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身心都很顽强……他是莱比锡这里整个青年语言学家圈子里的宠儿……您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也就是个奇迹，同时既可爱又谦虚。”李契尔是第一个向世间预言尼采是位天才的人。 1869年2月，年仅25岁的尼采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此后的十年是尼采一生中相对愉快的时期。在巴塞尔，他结识了许多年长和年轻的朋友，例如瑞士著名文化艺术史学家雅可布?波克哈特(Jakob Burckharat)。1869年4月，尼采获得了瑞士国籍，从此成为瑞士人。1869年5月17日，尼采初次到瑞士卢塞恩城郊的特利普拜访了瓦格纳。同月28日，他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职演说，题为《荷马和古典语言学》。当时，巴塞尔城里所有贵族家的大门都对他敞开，他成为巴塞尔学术界的精英和当地上流社会的新宠。 1870年，尼采被聘为正教授。不久传来了德法开战的消息，尼采主动要求上前线。在途经法兰克福时，他看到一队军容整齐的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穿城而过。突然间尼采的灵感如潮水般涌出：“我第一次感到，至强至高的‘生命意志’决不表现在悲惨的生存斗争中，而是表现于一种‘战斗意志’，一种‘强力意志’，一种‘超强力意志’！”1870年10月，尼采重返巴塞尔大学讲坛。他结识了神学家弗兰茨?奥弗尔贝克(Franz Overbeck)，两人很快成为挚友并共居一所住宅。 1872年，他发表了第一部专著《悲剧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odie)。这是一部杰出的艺术著作，充满浪漫色彩和美妙的想象力；这也是一部幼稚的哲学作品，充满了反潮流的气息。但是在这部哲学著作中已经形成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尼采哲学的主题是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便是：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尼采并不就此止步，他毅然攻击最受尊敬的典范—大卫?斯特劳斯，以此抨击德国人的粗俗的傲慢和愚笨的自得：“司汤达曾发出忠告：我一来到世上，就是战斗。”《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思考》(Unzeitgemabe Betrachtungen)的第一部发表之后，引来了一片狂热的喝彩声，同时也遭到了维拉莫维茨领导的语言学家圈子的排斥。教授的名声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长文，结集为《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书的主题仍是文化批评。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以施特劳斯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却是使德国文化颓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此后尼采一贯立足于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强权政治，并且在德国陷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之时自称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第三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抨击哲学脱离人生，要求以叔本华为榜样，真诚地探索人生问题。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替瓦格纳音乐辩护，视为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其实明扬暗抑，已经包含对瓦格纳的批评。文章写于1875与1876年间。在此之前，尼采内心对瓦格纳已经产生了隔阂。 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了一份变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的剧本，尼采没有一字回音。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该书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的内容）一书寄给瓦格纳夫妇。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来。 1879年，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开始了十年的漫游生涯，同时也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 1882年4月，在梅森葆夫人和另一位朋友雷埃邀请下，尼采到罗马旅行。在那里，两位朋友把一个富有魅力、及其聪慧的俄国少女莎乐美介绍给他，做他的学生。尼采深深坠入情网，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两人结伴到卢塞恩旅行，沿途，尼采向莎乐美娓娓叙述往事，回忆童年，讲授哲学。但是，羞怯的性格使他不敢向莎乐美吐露衷曲，于是他恳请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莎乐美对这两位追求者的求爱都没有允诺。最后，两人只能保持着友好的接触。然而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却对他们的友谊满怀妒恨，恶意散布流言飞语，挑拨离间，使他们终于反目。仅仅5个月，尼采生涯中的这段幸福小插曲就终结了。 1883年，他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第二部分，1884年完成了第三部分，1885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尼采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著名的“同一性的永恒轮回”的思想。这是他的两个主要思想体系中的一个。而另一个“趋向权力的意志”的构思，由于他的身心崩溃而半途夭折。著名的“超人”理想和“末人”形象就是在这部著作中首次提出的。尼采评价自己这部著作：“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这部著作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因此它不仅是书中的至尊，真正散发高山气息的书—人的全部事实都处在它之下，离它无限遥远—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它来自真理核心财富的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水，放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这里，没有任何‘先知’的预言，没有任何被称之为可怕的疾病与强力意志混合物的所谓教主在布道，从不要无故伤害自身智慧的角度着眼，人们一定会首先聆听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的这种平静的声音的。‘最平静的话语乃是狂飙的先声；悄然而至的思想会左右世界。’” 1886到1887年，尼采把他浪迹天涯时写下的箴言、警句、辞条汇集起来，组成了两个集子：《善恶的彼岸》( 1886年)和《道德的系谱》(1887年)。在这两个集子中，尼采希望摧毁陈旧的道德，为超人铺平道路，但是他陈述的一些理由却难以成立。此外，这两个集子中所阐述的伦理学的体系还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充满刺激性的夸张。在尼采发疯的前夜《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看那这人》、《尼采反驳华格纳》一气呵成。它们写得标新立异，很有深度。但同时这些书也具有闻所未闻的攻击性和令人瞠目的自我吹嘘。 1889年，图林的灾难降临了。长期不被人理解的尼采由于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孤独，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最终失去了理智。数日后，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来都灵，把他带回柏林。尼采进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先是住在耶拿大学精神病院。1890年5月，母亲把他接到南堡的家中照料。 1897年4月，因母亲去世，尼采迁居到位于魏玛的妹妹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的家中居住。在尼采的一生中，他的家庭始终是他的温暖的避风港，作为这个家庭中惟一的男性，家中的五位女性成员始终围着他转，无微不至地关怀他，精心呵护他，尽量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但尼采为了心中的崇高理想，毅然舍弃了这一切，像个苦行僧一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飘泊游荡，忍饥挨饿，沉思冥想。 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享年55岁。“银白的，轻捷地，像一条鱼，我的小舟驶向远方。” 关于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 如果说马克思的大幸在于他有个自己知己，尼采之不幸就在于他有个崇尚沙文主义的妹妹伊丽莎白。作为一个沙文主义狂热的支持者、以及尼采的妹妹，她深知他哥哥理论的价值。事实上，一个别有用心的人可以非常轻松地从尼采的著作中断章取义。于是这个妹妹在尼采在世是就一直试图将其哥哥打扮为沙文主义分子。但问题是，尼采还活着，可以制止。然而，1900年，尼采，这个伟大的天才，离开了。事情变得微妙起来。首先，伊丽莎白手头上有尼采的全部遗稿，包括那部尼采已经放弃成书的《权利意志》。伊丽莎白显然不会放弃这个绝佳的好机会。于是纳粹执政后，她与纳粹政府便合作完成了《权利意志》。在此过程中，伊丽莎白从〈权利意志〉遗稿中挑选对宣传纳粹有利的格言，还对一部分格言进行了篡改。由此，尼采逐渐传入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意识形态领导一切，因此在我国长期的宣传和教学中尼采一直遭到全盘否定，被简单归结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反动的唯心意志论。八十年代中期，虽然开始出现了正面评价的研究尼采的零星文章。但是都没有系统的鲜明的著作，第一部旗帜鲜明的著作是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把一个面目狰狞的政治狂人还原成了一个真诚思考人生问题的个性鲜明的哲学家。
哲学不乏反对者。对于他们的反对之声，人们最好还是听一听，特别是当他们奉劝德国人的病态头脑拒斥形而上学，奉劝他们像歌德那样通过自然得以净化、像瓦格纳那样通过音乐得以康复的时候。民族的良医拒绝哲学。所以，谁想为哲学作辩护，谁就必须表明健康的民族为什么需要哲学并且已经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表明这一点，也许病人自身会获得这样一种富有成效的见识：为什么恰恰对他们来说哲学是有害的。诚然，有很好的例证表明：即使全然没有哲学，或者只是有限地、几乎是儿戏般地运用哲学，健康也可以存在，全盛时期的罗马人就是这样在没有哲学的情况下生活的。但是，一个民族患了病，而哲学使这个民族恢复了失去了健康，这样的例子到哪儿去找呢？如果说哲学曾经显露出帮助、拯救和辩解的功能，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出现在健康人身上，而对于病人来说，哲学则总是使其病得更重。如果一个民族已经涣散分化，与其成员处于一种松散的紧张关系之中，那么，哲学决不会使这些成员与整体重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人打算画地为牢，为自己筑起自给自足的篱笆，那么，哲学总是会使其愈加孤立，并通过孤立导致他的毁灭。如果不具有完全的合理性，哲学便是危险的：只有一个民族（但不是每一个民族）的健康，才会赋予哲学这种合理性。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那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从而了解在一个民族那里被称为健康的是什么。作为真正健康的人，希腊人以下述方式为哲学本身作了永久的“辩护”：他们做了哲学运思，而且比任何其他民族做得都多。他们未能适时终止这种运思，因为即使到了垂垂暮年，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像是哲学的狂热追求者，尽管他们所理解的哲学仅仅成了关于基督教教条的虔诚的细节考证和神圣的无谓争辩。 ……
前苏格拉底哲学是尼采思想的重要渊源之一，而在尼采著作中，专论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作品只有这一部，仅此就足以表明《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对于研究尼采思想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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