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西洋”和“东洋”
2009
商务印书馆
钱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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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与钱国红氏的相遇可上溯到1988年。由于笔者有缘很早就与中国历史学界有过接触，也由于笔者专攻日中关系史和近代化比较研究，自改革开放，中国学者开始来日本以后，许多年轻学者就来到笔者研究室从事学习和研究。钱国红氏是其中一人。他作为南开大学吴廷廖教授指导下的博士生，因共同培养，以笔者为日方指导教授，来到早稻田大学我的研究室待了将近三年，专心从事学位论文的写作。最初和他就毕业论文进行谈话时，我考虑到他已经在思想史领域钻研很深，建议他就佐久间象山和魏源进行比较研究。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一）这两个人同样生活在19世纪中期，活跃于东亚近代化的初级阶段；（二）两人同样对两国以后的思想给予了很大的影响；（三）两人同样在最初接受过儒家教养，但后来开始关注欧美文明，并强烈主张接受外来文明的影响；（四）魏源的《海国图志》曾被以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荫为代表的许多日本人阅读，给他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五）尽管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以后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作者只身一人深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过程和结果，提出了中国西南民俗与日本固有民俗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和共同性的观点。作者大胆的结论吸引了我，并使我产生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和日本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的愿望。我一改钻研戏剧史的学习方向，把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定为“日语起源与中国江南的关系”，开始涉足中日比较研究领域。
钱国红，1960年生，湖南隆回人。日本大妻女子大学比较文化学部教授。曾求学于广州外语学院、南开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文部省直属机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先后于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于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获PH.D学位。主要致力于中日两国世界意识和东亚意识的生成与转变、非西洋国家传统思想与现代化关系等方面研究。曾在中日两国出版有《亚洲近代思想的先驱——魏源和佐久问象山》、《日本和中国的“西洋”发现——十九世纪中日知识分子世界像的形成》等专著。另出版有合著《日本的近代化》、《日中两国的传统与近代化》、《亚洲的自我认同》、《面向全球历史》、《岩仓使节团的再发现》等。
作者简介前言绪论 一、黄河文明和海洋文明 二、从发现海洋到形成新的世界意识 三、儒学与近代化 四、“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第一章 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 一、大航海时代与东西势力的交替 二、地图上的日本和世界 三、俄罗斯南下与日本人的海国意识 四、利玛窦的万国全图 五、《三才图会》中的世界意识 六、清朝中国的俄罗斯印象 七、世界的扩大与海洋第二章 中国·西洋·日本：三角测量的视角 一、观察世界的起点 二、来自世界的憧憬和威胁 三、西洋认识的深化与对传统世界的批判第三章 《海国图志》的冲击和幕末日本 一、中国知识分子和鸦片战争 二、日本知识分子和鸦片战争 三、来自中国的世界地志与《美欧回览实记》第四章 走向世界：中日文人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 一、从“夷务”到“洋务” 二、立志研究日本的晚清中国人 三、超越洋务运动 四、从文化争论看近代中国的他者发现和自我发现 五、大洋上的对话——中日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 六、制约近代化方式的世界观转型第五章 两个文人知识分子：魏源和佐久间象山 一、中日两国近代初期思想的比较 二、魏源和佐久间象山的理想与现实 三、东方文明观和中日两国近代化结语 中日近代化的世界史意义 一、扩大近代化可能性的三角测量思维 二、反思与展望附录一 魏源和佐久间象山及所处时代中日大事年表附录二 本书参考文献附录三 索引后记
插图：第一章 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一、大航海时代与东西势力的交替什么是世界？历史上不论大洋东西，人们都习惯把自己视野所及当作世界，习惯把自己文明所达到的范围当作世界。古代中国有人认为天、地、人三者形成世界，认为历史的兴衰依赖天时、地利、人和的奇妙合力得以实现，世界的转变根据天、地、人的共同作业而得以完成。不过，今天我们却认为世界的主体不是天，也不是地，而是梦想发现未知世界的人。而无限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才是推动人们发现新世界的真正动力。15世纪的前半期(1405-1433年)明朝武将郑和前后7次乘船到达东南亚、印度西南岸、波斯湾、阿拉伯及非洲东岸，实现了广为人知的郑和下西洋。郑和率领船员二万数千人，分乘60余艘大型帆船，以大型编队向西方挺进的壮举，不仅促进了南海各国对明朝的朝贡，活跃了南海贸易，也通过人的往来和物品的交换，扩大了中国人观察外部世界的眼界。郑和船队中的一些人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经验和见闻，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资料。最有代表性的记录是具有三次同行经历的翻译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南京人巩珍撰写的《西洋番国志》、苏州昆山人费信撰写的《星槎胜览》。这些记录今天已成为我们追述当时情景的最佳凭证。他们通过对东南亚地区、印度洋、阿拉伯海等国家的风俗、地理、人品、物产的记述，既传达了自己最初的世界体验，也披露了他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无限好奇和憧憬。
在我任教的大学课堂上，常常有学生问我为什么要进行中日比较研究。这时候，我的回答往往是搪塞了事，并不触及太深。因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提问。仔细想一想，我走上中日比较研究之路既可说纯属偶然，也可说与20多年前中国社会的状况以及我个人的现实遭遇相关甚大。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日语，由于上大学之前在某地剧团工作过5年之久，因此在大学的最初几年我为自己设计的专业方向，并不是单纯学习日语或研究日本。那时，对我来说，掌握外语只是为将来钻研戏剧理论或戏剧史打好基础。但进入大学四年级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的一本日文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是一本由日本著名人类文化学家鸟居龙藏撰写的题名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带纪行》的书籍，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作者只身一人深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的过程和结果，提出了中国西南民俗与日本固有民俗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和共同性的观点。作者大胆的结论吸引了我，并使我产生了进一步探索中国和日本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的愿望。我一改钻研戏剧史的学习方向，把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定为“日语起源与中国江南的关系”，开始涉足中日比较研究领域。
《走近“西洋”和“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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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魂对比大和魂，我们的魂在哪里，去哪寻找，怎么找，一切都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