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与文学研究
2010-10
商务
沈松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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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有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日渐深入。一方面，探索视角和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不少研究成果是从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制度史、风俗史等多个史学层面人手，分析和探讨文学发展问题的，为本学科提供了广阔的研发空间；另一方面，许多传统的治学方法受到了现代学术思维的挑战，不再具有权威性。譬如文学和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借鉴与交叉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在不少秉持“文学审美论”的学者看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应该强化的是文学内部的审美本质与规律的重要性，从史学的诸多层面加以考察，很容易弱化文学的“本位”，造成研究方向的偏离。在学科门类不断细化的背景下，类似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这种担忧下提出的排除史学的干扰，恪守文学内部研究门户的主张，也不乏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就长远来看，得鱼忘筌的隐忧也同样存在。
本书以专题形式，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宋代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以及宋代政治对文学创作主体的政治命运与创作取向的影响，并对宋代一些重大的文学流变、重要的文学流派和创作现象重新加以审视，从中探寻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动因。
沈松勤，1957年生于浙江长兴，1979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中国词学研究。近十年来，曾担任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在《历史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出版《张先集编年校注》(与人合作，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多部专著；主编或撰写多种通俗读物。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史学观照(代自序)上篇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 一、北宋台谏的新特点与政治品格 二、台谏在党争中的性能与作用 三、台谏与北宋文字狱 四、结束语南宋“国是”与朋党之争 一、“国是”的形成及其党争性能 二、“国是”在党争中的运作 三、“国是”下的君权与相权“元■学术”与“元■叙事” 一、“元■学术”的形成与内涵 二、“元■叙事”的模式与价值取向 三、由“元■叙事”引起的几点思考从南北对峙到南北融合：宋初近百年文坛的演变历程 一、南北文坛的差异与对峙 二、南文北移与南北交汇 三、南北文坛的冲突与整合 四、余论宋体四六的功能与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二、“以文为骈”与宋体四六 三、宋体四六的功能与价值北宋党争与“荆公体” 一、“荆公体”形成的党争因素 二、化解经世之悲与“荆公体”的意境 三、“荆公体”在艺术上的取径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 一、政治集团与文学群体的双重角色 二、文学实践的“经术化” 三、结论“崇宁党禁”下的文学创作趋向 一、“救时行道”精神的消失与创作主体的沉沦． 二、“丰亨豫大”与谄诗谀文的盛行 三、“转喉都是讳”与内倾化趋向-两宋党争与“江西诗派” 一、引言 二、《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党争烙印 三、朋党之争与“江西”诗人群的形成 四、余论高压政治与“文丐奔竞”：“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 一、残酷的“绍兴党禁” 二、歌功颂德的政治文化运动 三、适应性变异的文化“基因”杨万里“诚斋体”新解 一、“诚斋体”的主体特征 二、“诚斋体”的生命意识 三、“诚斋体”的审美意境下篇宋室南渡后的“崇苏热”与词学命运 一、“崇苏热”的成因 二、“崇苏热”的“元■情结” 三、“崇苏热”推进了宋词的发展 四、“崇苏热”对词学的负面影响宋词本体的多元特征 一、功能结构的多样性 二、风格流变的多向性 三、创作主体的多重性唐宋词社会文化学论纲 一、词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 二、风俗使词化合成为“文学-文化现象” 三、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的范围与任务唐宋词体的文化功能与运行系统 一、唐宋词的文化功能 二、唐宋词的运行系统 三、运行系统的局限与突破“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 一、“一代之胜说”的成因 二、“一代之胜说”不符合文学史实 三、“一代之胜说”的“非历史化”特征张先生平仕履二题 一、张先为何称“张安陆” 二、张先知渝离渝年代补正苏轼词编年补证参考文献后记
（三）享有“风闻言事”、无须查实的奏事特权 如果说台谏事权相混、合成一势，并由君主亲除的台谏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组织人事上的基础，那么许以“风闻言事”则为这种制度的全面形成，并充分发挥“耳目”职能，提供了权力上的保障。所谓“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①也就是说，台谏对传闻中得到的材料，不必追究真实与否，也不必书告事人的姓名，便可据而弹劾，而不负任何责任。据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一《御史风闻》，这一特权在晋宋时就已出现，但仅限于台官；由于它不利于国体人事，唐玄宗于开元十四年（726）正式取消了不题告事人姓名的“风闻言事”。至北宋，不仅在御史中重新恢复了这一传统，也特许谏官行使。北宋台官和谏官均得“风闻”的新制，也始于仁宗朝。《长编》卷九一“天禧二年二月甲寅”条载，右正言鲁宗道常常“风闻”论列，“上意颇厌其数”。这表明真宗后期虽有“风闻言事”的现象，却未得到君主的一律认可。仁宗为了使“耳目”官“广开言路”，这一特权始为台谏普遍行使。尤其是庆历年间，台谏“风闻言事”的奏章连篇累牍。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言及滕宗谅被弹劾贬斥一事时说：“台谏官风闻未实，朝廷即便施行。”②可见台谏“风闻言事”之一斑。台谏既为君主亲除，又复享有“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其权重气盛，愈发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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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期研究宋代政治与文学，是多年积累的结晶，很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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