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文集 第15卷
2012-10
商务印书馆
[英]罗素
354
徐奕春
无
本书将在造成当今世界分裂的那些重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付梓。迄今，以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个世界必定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它迄今为止总是不偏不倚地悬于希望与恐惧之间。 我很可能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死去——我不知道我的临终遗言应当是： 阳光灿烂的日子已经过去， 我们陷入黑暗之中， 还是应当像我有时允许自己希望的那样： 世界的伟大时代重新开始， 黄金时代又回来了…… 天公微笑，信仰与帝国隐约显现， 犹如一个渐逝之梦的残骸。我已尽我所能，将我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分量加到这架天平上去，试图使它倾向于希望一边，但对于各种强大的力量，这只是螳臂当车而已。 愿其他人在我这一代人失败之处获得成功。 1944年，情势逐渐明朗：战争即将结束，而且将以德国失败告终。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回到英国，而且带着孩子们一起回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只有约翰除外，他无论是返乡还是留在美国，都有可能征召入伍。幸亏战争结束得早，使他免去了本来需要作出的、棘手的选择。 像以前一样，我在英国的生活是公事与私事混杂在一起的，但是私事部分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已发现，以同样的方式叙述早已结束和仍在继续且我生活于其中的私事和公事，那是不可能的。有些读者可能会对因此而需要的叙述方式的改变感到惊讶。我只能希望读者认识到多样化的必然性，并且明白，为了不触犯诽谤法，对某些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保持缄默。
《罗素文集(第15卷罗素自传第3卷)》记叙了罗素在1944至1967年间的生活，其中介绍了他反对核武器试验、防止核战争、解决世界争端、参加和平抵抗活动等一系列事件，体现了他的和平主义主张。本书还描述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90岁寿庆活动的热烈场面，介绍了他发起成立基金会等有关情况。
英国哲学家
序
第一章 回到英国
第二章 在国内与海外
第三章 特拉法尔加广场
第四章 基金会
后记
索引
第一章 回到英国 在1944年上半年，横渡大西洋是件复杂的事。彼得和康拉德乘坐的是速度很快但极不舒服的“玛丽皇后”号，船上挤满了小孩和他们的母亲，所有的母亲都抱怨所有别人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在甲板上追逐打闹，随时都有掉下海里的危险，因而给大人造成极大的麻烦。但这一切我是到了英国才知道的。至于我嘛，我被送上了一艘由护卫舰和飞机护航、以自行车速度威风凛凛地前进的大船。我随身带着我的《西方哲学史》手稿，那些倒霉的审查员只好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阅读这部手稿，唯恐其中有什么对敌有用的情报资料。不过，他们终于弄清楚了，哲学知识对德国人是不可能有用的，并且很客气地对我说，他们很喜欢读我的书。说实话，对此我觉得难以置信。一切都是保密的。不许我将起航的时间或从什么港口起航告诉我的朋友。最后我发现自己乘坐的是一艘“自由”轮，这次航行是它的处女航。船长是个生性乐天的人，他老是安慰我说，“自由”轮在处女航中断裂成两段的还不到四分之一。不用说，船是美国的，船长是英国人。有一位高级船员真心实意地赞许我。他就是轮机长。他读过《相对论入门》，但对该书作者却一无所知。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在甲板上散步，他谈起了这本小书的价值，当我说我是这本书的作者时，他高兴得不得了。另外有位乘客，是一个商人，船上的高级船员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们觉得他这么年轻，应该去打仗。不过，我倒觉得他挺可爱的，而且我也很喜欢这样无所事事地度过三星期。船上的长官们认为，在我们驶近爱尔兰海岸之前，不会有遭受潜艇袭击的危险，但过后他们却命令我们穿着外裤睡觉。不过，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旅程结束的前几天，盟军便开始大规模地进攻西欧，我们是从无线电中得知这一消息的。几乎全船的人都可以来昕无线电广播。我从无线电中听到“Allons，enfants de la patrie，le jour de gloire est arrive”①的英译。这句话的英译是：“好啦，朋友们，就这么千吧！” 在一个星期天，他们把我们卸在福斯湾北岸的一个小港埠。我们艰难地走到了一个最近的城镇，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战争时期的不列颠。就我当时所能看到的来说，镇上全是波兰士兵和苏格兰姑娘，波兰士兵很英武，苏格兰姑娘则非常妩媚动人。我乘夜车去伦敦，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我一度无从知道彼得和康拉德的情况。最后，在疯狂地打了许多电话和电报后，我终于得知他们同彼得的母亲一起住在锡德茅斯，康拉德得了肺炎。于是，我立即赶去那儿。令我宽慰的是，他正在迅速康复。我们坐在海滩上，谛听瑟堡那边传来海军的隆隆炮声。 在此之前，三一学院曾邀我去作为期五年的讲学，我已接受了邀请。这项邀请还附带以下优厚条件：兼任大学评议员，并有在学院里获得几间住房的权利。于是，我就去剑桥。到了那里，我发现住房非常令人愉悦，向外望去，可以看到草地滚木球场，在那绿茵茵的草坪上开满了鲜花。看到剑桥之美毫无衰减，令人欣慰。我还发觉，“大庭院”的祥和恬静使人的心境产生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宁帖。但彼得和康拉德住的问题仍未解决。当时剑桥人满为患。起初，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住所是寄宿舍里的几间脏兮兮的房间。他们住在那里可怜兮兮的，吃不饱饭，而我在学院里却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我一知道我将因起诉巴恩斯①而得到一笔钱时，便立即在剑桥买了一所房子。我们在那所房子里住了一些时候。 抗日战争胜利日那一天，以及随后举行大选的那段时间，我们就是住在那所房子里。我的《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一书，大部分也是在那里写的。我本来可以在剑桥过得很愉快，但剑桥的那些女士们认为我们是不应该受到尊重的。我在北威尔士的费斯廷约格买了一所风景非常优美的小房子。后来我们在伦敦租了一套公寓房。虽然我花了许多时间到欧洲大陆去讲学，但这些年我并没有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当1949年我的妻子决定她不再需要我时，我们的婚姻就结束了。 整个40年代和50年代初，在核问题上，我的心情一直处于一种困惑焦虑状态。在我看来，一场核战争显然会毁灭人类文明。同样明显的是，除非东、西双方的政策都有所改变，否则核战争肯定迟早总要发生。从20年代初起，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种危险。 P3-5
从少年时代起，我一生中重要的部分一直奉献给两个不同的目标，这两个目标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分离的，只是到最近才结合成一个整体。我一方面想要弄清是否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认知；另一方面想要尽一切可能创造一个比较幸福的世界。我把我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这两项任务中的第一项任务上，直到38岁。我曾为怀疑论所困扰，不情愿地被迫下结论，认为大多数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都容易受到合理的怀疑。我像人们需要宗教信仰那样需要确定性。我认为，确定性在数学中比在别处更有希望找到。但是我发现，我的老师们要求我接受的许多数学证明充满了谬误，如果在数学中真的能发现确定性，那么它将是在一种新的数学中，这种新的数学具有比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牢固的东西更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工作的进行，我不断地回想起那则关于大象与乌龟的寓言。在建造了可以安置数学世界的大象之后，我发现这头大象居然摇摇欲坠，于是就着手建造一只乌龟，以防止大象跌倒。但是乌龟并不比大象稳固，而且在付出了二十年左右非常艰苦的劳动之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使数学知识变成确定无疑方面，我所能做的也就这么多。后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便一门心思地思考人类的苦难和愚蠢。在我看来，无论是苦难还是愚蠢，似乎都不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一部分。而且我深信，理智、耐心和口才迟早可以使人类摆脱其自己强加的折磨，除非人类在摆脱折磨之前先把自己给灭绝了。 基于这一信念，我一直抱着某种程度的乐观态度，尽管随着我年岁的增大，这种乐观态度变得更加有节制，幸福的结局也变得更加遥远。但我还是完全不能同意那些从宿命论意义上接受人生来就是要受苦受难的观点的人的看法。过去和现在不幸的原因，不难搞清。有贫困、瘟疫和饥荒，它们是由于人类对自然不适当的驾御造成的。有由于人类彼此之间的敌对而造成的战争、压迫和折磨。有令人沮丧的信条造成的病态苦难，这些信条使人们陷入了使一切表面繁荣都变成无用的那种极度的内心冲突之中。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对于这一切都有已知的方法可加以克服。在现代世界中，如果社会是不幸的，那往往是因为这些社会有无知、习惯、信仰和激情，对于这些社会来说，无知、习惯、信仰和激情比幸福甚或生命更可贵。我发现在我们这一危险的时代，许多人似乎爱上了苦难和死亡，当有人向他们指出希望时，他们反而会生气。他们认为希望是非理性的，并且还认为，他们在绝望中懒散度日，只不过是正视事实而已。我不能同意这些人的看法。保护我们世界的希望，需要诉诸我们的理智和精力。那些绝望的人缺的往往就是精力。 我的后半生是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痛苦时期中度过的，在这个时期，世界变得越来越糟，过去似乎确定的一些胜利变成了只是暂时的。在我年轻的时候，维多利亚式的乐观被认为理所当然。人们认为自然和繁荣会逐渐有秩序地扩大到世界各地，人们希望残酷、暴虐和不公正会继续缩减。几乎没有任何人怕发生大战而老是提心吊胆。几乎没有任何人认为19世纪是过去野蛮状态与未来野蛮状态之间的一个短暂时期。对于那些在那种气氛中长大的人来说，适应目前这个世界是很难的。不但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智上，都很难。以前一直被认为是适当的观念结果成了不适当。在某些方面，可贵的自由结果成了很难保护。在另一些方面，尤其是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前受珍视的自由结果成了灾祸的主要根源。如果世界要摆脱目前的危险状态，就需要新思想、新希望、新自由，以及对自由的新限制。 我不能吹嘘说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作的研究有多重要。借助于武断、刻板的信条，例如共产主义的信条，比较容易产生巨大的功效。但是就我来说，我无法相信人类需要的是任何刻板或武断的东西。我也无法全然相信只论及人类生活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任何偏颇的学说。有些人认为，一切取决于制度，好的制度必将带来太平盛世。而另一方面，有些人相信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人心的改变，相形之下，制度算不了什么。这两种看法，我都无法接受。制度塑造性格，性格改变制度。这两者的改革必须携手同进。如果个人要保存他们应当具有的那种程度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那么他们不可以被完全强行塞进一个硬邦邦的模子里，或者换一个隐喻，被完全训练成一支军队。尽管多样性使单一信条不能被普遍接受，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但宣传这一种学说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艰苦时期。而且也许在从悲惨的经验中记取一些痛苦的教训之前，这种宣传不可能有效果。 我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我可以从整体上审视我的工作的时候已经来到。我成功到什么程度，失败到什么程度？从少年时代起，我就认为自己是在致力于伟大而艰辛的工作。将近四分之三世纪以前，在料峭而又灿烂的三月阳光下，我独自漫步在蒂尔加滕的正在融化的雪地上，此时我决定撰写两套书：一套是抽象的，逐渐变成比较具体；另一套是具体的，逐渐变成比较抽象。这两套书最终要合二为一，把纯理论与一种实践的社会哲学结合起来。除了最终怎么合法我仍捉摸不定之外，这些书我已写成。它们赢得了喝彩和称赞，许多人的思想都受到过它们的影响。我成功到了这种程度。 但是与此相对照，我必须说一说两种失败，一种是外在的失败，一种是内在的失败。 先谈外在的失败：蒂尔加滕已成了荒原；那个三月的早晨我进入蒂尔加滕所路经的勃兰登冈，已成了两个敌对帝国的疆界，它们彼此隔着屏障怒目相视，并冷酷地准备毁灭人类。共产党人、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相继向所有我认为是善的东西提出了挑战，而在击败他们的过程中，他们的反对者试图想要保护的许多东西却在失去。直率开始被认为是缺点，宽容不得不穿上背信的外衣。旧时的理想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粗糙的学说博得尊敬。 内在的失败，虽然对世界不很重要，但却使得我的精神生活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战斗。起初我对柏拉图的永恒世界怀着一种多少带有些宗教性质的信仰，在这个永恒世界中，数学像《天国》①的最后几个篇章一样，闪烁着美的光芒。后来我得出结论：永恒世界是毫无价值的，数学只是以不同的语言表述同一件事情的艺术。起初我相信，爱、自由和勇气可以不经过战斗而征服世界。后来我开始支持一场痛苦而又可怕的战争。在这些方面有过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的重负之下，我仍然意识到某些我觉得是成功的事情。我可能把理论上的真想错了，但我认为有种东西，而且它值得我们效忠，这并没有错。我可能把通向人类自由幸福世界的路程想成比实际上的短，但我认为这种世界是可能的，而且为了使它更近而活着是值得的，这并没有错。我一直生活在对梦想的追求中，这种追求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个人的：喜欢所有高尚、美丽和优雅的东西；让洞察的时刻在比较世俗的时期产生智慧。社会的：在想象中察看所要创造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自由地成长，憎恨、贪婪和妒忌因得不到养料而消亡。这些事情我相信，而且这个世界虽然可怕，但并未使我动摇。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