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2008-6-1
中华书局
樊树志
217
无
张居正，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个声名显赫的历史文化名入。他所进行的改革，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由于得到了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全力支持，成效卓著，一举扭转了持续走下坡路的颓靡政局，而彪炳于史册。这是人们通常对他的了解。人们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环节：他死后，皇帝翻脸不认人，说他“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甚至想对他“断棺戮尸”。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官僚随声附和，乘机落井下石，诬蔑张居正“残害忠良，荼毒海内”，扬言：“即斩棺断尸尚有余罪。”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竟然成了社稷罪人，这是为什么？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八个字是当时人提供的答案，言简意赅，揭示了张居正悲剧的根源，在于他显赫的权势，与皇帝的容忍度之间的矛盾，在那种体制下，是难以调和的。任何一个皇帝(除非他是白痴)，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凌驾于他之上，让他感受到震慑。因此“祸萌骖乘”便不可避免。然而，这毕竟令人遗憾，留下刻骨铭心的感叹，引起了人们纷纭的议论。甚至对他有所非议的异端思想家李贽，也为之愤愤不平，说：“江陵(指张居正)宰相之杰也，故有身死之辱。”称赞张居正是“宰相之杰”，对于他死后遭到政治性凌辱，耿耿于怀，流露出正直人士对张居正的怀念，对朝廷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李贽说这话的时候，万历皇帝正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亲操政柄，他发表这样的意见，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人们在欣赏李贽凛然气节的同时，也可以察觉到当时舆论界心目中的张居正，必有过人之处，令人难以忘怀。自从上世纪中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问世以来，书中的主角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历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自1982年至今，畅销不衰。他以独特的视角，流畅的文笔，重新解读这一段历史，用“世间已无张居正”这样的标题，来抒发他对张居正别具一格的评价，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以及多种多样的评论。看来，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多侧面的张居正及其时代，至今依然是大家关注的话题。笔者把题目定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原因就在于此。张居正在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担任内阁首辅，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以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得以“代帝摄政”。凭借这样的特殊身份，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雷厉风行，势不可挡。当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真所谓言必行行必果，丝毫不拖泥带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改变了嘉靖以来政局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最为富庶强盛的一段辉煌。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改革与改革家，是近年来一个热门话题，这或许是现今人们依然对张居正怀有兴趣的原因所在吧！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把张居正与历史上的改革家加以比较，姑且不论吴起、商鞅，即以王莽、王安石为例，他们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都难以与张居正比肩。这是什么原因？确实值得深长思之。日本东洋史学先驱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上课时，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自古以来中国的历史家，都认为实行《周礼》毫无价值，而最近读了一些社会主义书籍的人，则对其实施的一些社会政策的做法表示欣赏。但这两者都不符合事实。《周礼》中的政治，是根据当时的理想而制订的，应用《周礼》第一个失败者是王莽，第二个失败者是王安石。”有意思的是，张居正没有重复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模式，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张居正是科举正途出身，从秀才、举人直至进士，并且在儒学气息极为浓厚的翰林院工作多年，受儒术的熏陶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他并不沉迷于经学。他深知，社会的弊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要想拨乱反正，挽狂澜于既倒，儒术和经学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必须用法家理论和权谋，下一剂猛药。张居正深谙法家真谛，把它用儒术加以缘饰，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他特别强调“综核名实，信赏必罚”这一法家名言，在施政时坚定不移地予以贯彻。他在与同僚议论治国理念时指出，他开始执政之前，“国威未振，人有侮心”，因此必须推行法治，依法治国。他是这样表达的：“一切付之于大公，虚心鉴物，正己肃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务在强公室，杜私门，省议论，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张居正的立身处事，充分显示了上述风格。他自诩为“非常磊落奇伟之士”，不愿意“徇匹夫之小节”，因为他有更大的抱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可以做到“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为了依法治国，一定要做到“虚心鉴物，正己肃下”，目的是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法之必行”，“言之必效”，“朝下令而夕奉行”。这种说一不二、令行禁止的风格，这种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的风格，体现着崇尚“霸道”(而非“王道”)的法家精神。正因为如此，张居正身上少有儒家温良恭俭让的气质，少有仁恕的精神，事事处处都是咄咄逼人的严刑峻法，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十分老练圆熟，可以置脸面于不顾，可以对言官的弹劾、舆论的非难，熟视无睹。所以在后人的眼中，作为政治人物的张居正，既是一个改革家，也是一个政客。以往人们出于对他的崇敬，讳言政客的一面，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否则就不可能复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改革家和政客，一身而二任，是他的两面，忽视了其中任何一面，对他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就注意到他的两面。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指出他的过失：“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这前面所说的十八个字，概括了他作为改革家的事功；后面所说的十六个字，正是他作为政客的本性使然。为了夺取内阁首辅的交椅，他可以不择手段，与太监头子冯保联手，心狠手辣地整垮高拱，进而施加政治迫害。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置伦理道德、社会舆论于不顾。他的悲剧，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吧！著名的清官海瑞，并非张居正的“同党”，恰恰相反，对张居正政见多所非议，但是，他对张居正的评价是公正的。对他死后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连累家属，情状惨不忍睹，而感慨系之。海瑞总结其中的缘由，说了一句极富洞察力的话：张居正“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所谓“工于谋国”，当然是指十年如一日地全身心投入政治改革，力挽狂澜，成效显著。所谓“拙于谋身”，就意味深长多了。既是说他无所顾忌地推行改革，树敌过多，结怨甚深，没有处理好与同僚、下属的关系；更是说他得到太后与皇帝的充分信任，权力达到巅峰状态时，过于肆无忌惮，而不知收敛，忘乎所以地自诩：“我非相，乃摄也。”这在帝制时代是有“僭越”嫌疑的，也就是所谓“威权震主”。无怪乎《明实录》在为他“盖棺论定”时，写下了发人深省的一句话：“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八个字，就是张居正悲剧的根源。无论功勋多么卓著的首席大臣，在皇帝眼里不过是“臣子”而已，绝对不能“僭越”，使皇帝感受到震慑。张居正如此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居然对于这个关键有所疏忽，忘乎所以，难怪海瑞要说他“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了。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话题。读者诸君欲知其详，请听在下细细道来，还原一个真实的张居正。
张居正，一个皇帝面前一言九鼎、声威赫赫的人物，一个雷厉风行、锐意改革，并且成效卓著的改革家，在他死后，却被同一个皇帝说成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甚至想对他断棺戮尸。从高位到罪人，也许就在于皇帝的一念之不同。 君臣之间，何其微妙。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是当时人给出的张居正这种结局的缘由，也是值得后人深长思之的现象。
樊树志，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传》（1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1573-1644年）》（2003年）、《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年）、《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2005年）、《国史十六讲》（2006年）、《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2007年）。其中，《晚明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一 初涉政坛的徘徊二 弹劾严嵩的形形色色三 逢迎于徐阶、高拱之间四 权力博弈：附保逐拱五 王大臣案的阴谋与是非六 代帝摄政的首辅与帝师七 万历新政：改革与逆流八 夺情风波的前前后后九 改革向纵深发展十 皇帝的大婚与张居正的归葬十一 张居正之死与冯保的垮台十二 对张居正的清算
一、初涉政坛的徘徊1.家世与科举嘉靖四年（1525），张居正出生于荆州府江陵县。荆州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地方，也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张居正的原籍并不在这里。他的远祖张关保是凤阳府定远县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同乡，也是明朝开国元勋李善长为核心的“淮西集团”众多文臣武将的同乡。元朝末年，张关保和乡亲们一样，参加了造反的红巾军（又称红军），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明朝建立后，张关保被授予军职，分配到荆州府的归州。从此，张家后人便成了荆州人氏。张居正曾祖父张诚，从归州迁移到江陵县，在此定居。所以，张居正科举考试填写的履历表“籍贯”一栏，就写着荆州府江陵县；待到他显赫以后，人们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尊称他为张江陵先生，或者索性叫他“江陵”。犹如江西贵池人夏言叫做“贵池”，江西分宜人严嵩叫做“分宜”，河南新郑人高拱叫做“新郑”，松江华亭人徐阶叫做“华亭”，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称呼方法。张居正的家世并不显赫，世袭的军户身份，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家境也属于贫寒一类。父亲张文明，想通过科举道路改变家庭的境遇，多次参加考试，都名落孙山，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终其一生，只是一个落第秀才而已。张居正后来为父亲写的小传《先考观澜公行略》，谈起这一点，似乎有为尊者讳的意思，称赞父亲从小就很“警敏”，“为文下笔立就，不复改窜，口占为诗，往往有奇句”，简直是一个才子，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俯首就绳墨”：不愿埋头钻研四书五经，学问方面差了一些。张文明自己也知道学问不行，就把全部梦想都寄托于儿子身上，希望他科举仕途顺利，跃登龙门，改变张家的困境。张居正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发愤攻读，学识卓异，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还算比较顺利。这得归功于两位伯乐式的恩师的提携。第一位恩师就是李士翱，这位荆州知府在主持童生考试时，发现名叫张白圭的少年很有才华，非常欣赏，认为白圭这个名字不好，帮他改名为居正，不仅对他寄予厚望，而且极力向湖广提督学政田顼推荐。田顼当场出题考试，张居正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发榜时果然名列榜首。一时间，“荆州张秀才”声誉鹊起。张居正飞黄腾达后，对恩师李士翱的奖掖始终念念不忘。第二位恩师是顾璘。这位湖广巡抚慧眼识英才，在众多参加嘉靖十五年（1536）武昌乡试的秀才之中，看中了年仅十二岁的张居正，对他赞誉备至，特地写诗相赠，称赞他“今看十岁能长赋，何用从前咤陆机”，令居正感怀不已。张居正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对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感恩戴德。他说，湖广巡抚顾磷初次见到他，就赞誉他是“国士”、“神童”，把他引为“小友”。顾磷多次对同僚说，这孩子将来有治国的“相才”，可以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邺侯（唐朝宰相李泌）相媲美。有一天，顾磷在家中设便宴款待居正，叫他的小儿子顾峻出来相见，介绍说，这位是荆州张秀才，将来担任中枢要职时，你可以去求见，他必定会感念昔日老朋友的儿子，出手帮你一把。张居正谈起四十年前的这些细节，历历在目，仿佛昨天的事情，流露出对于顾公知遇之恩刻骨铭心的感念，只有以死相报，才能了却这一段恩情。这时的他已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一般情况下很少向人透露内心的隐秘，他却向朋友坦然表示这段恩情一直埋藏在心中，从未忘却。遗憾的是，顾公过世以后，顾府家道中落，他如果无以为报，必将铸成终生大恨，恐怕无脸再见顾公于黄泉了。由于他一再请求朋友帮忙，才使顾公的后人得到照顾，才不至于有忘恩负义的遗恨。这是后话，暂且打住。少年张居正发愤努力，果然没有辜负李翱与顾磷的期许。不过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他虽然被誉为“神童”，但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举人考了两次，进士也考了两次。也就是说，乡试与会试的第一次都落第了。看来张居正并不是应试教育的宠儿，也不是死记硬背的能手。嘉靖十九年（1540），他再次参加湖广乡试，考中举人。四年之后，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意外地落第，没有被录取为进士。这使得被誉为“神童”的他颇有意料之外的失落感，或许是少年得志有些忘乎所以，才马失前蹄？他后来在给儿子张懋修的信中回顾这段往事，并不怨天尤人，而是有所检讨的。他坦然地说，由于小小年纪轻易地取得秀才、举人的功名，有些忘乎所以，以为进士及第是“唾手可得”的事，于是乎放松了学业，尤其是放松了科举考试的本业：四书五经的钻研，心有旁骛。确实，张居正对于应付科举考试的所谓“制艺”，是不屑一顾的，他有更深的关注点与“治国平天下”紧密相关的政治实务。落第以后，他幡然悔悟，不得不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埋首于四书五经。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丁未年，丁未会试与殿试，张居正都顺利通过了。他终于登上了科举的最高台阶，跃登龙门，进士及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按照常规，新科进士必须有一个见习的过程，张居正也不例外，被分配到翰林院担任庶吉士。翰林院是负责编写历史和管理图书的中央政府部门，庶吉士是没有官品的练习生，新科进士经过庶吉士阶段，才可以授予有品级的官职。仅仅从字面上理解，翰林院似乎是一个清闲机构，其实不然。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翰林院至关重要，进入内阁的官员大多是翰林院出身，而内阁是中央政府的中枢。庶吉士虽然只是练习生，没有官品，却是通向内阁的起步。当时人把庶吉士看作“储相”内阁的人才储备处，内阁大学士的候补队伍，并非夸张其辞。不久，张居正被分配担任翰林院的编修。这个“编修”职务，是负责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居然徘徊了十年之久。丁未会试的主考官孙承恩、张洽，成了张居正的座主；分房考官陈以勤、吴维岳，披阅他的考卷，成了他的房师。与张居正同科成为进士的都是一时之选。一甲第一名李春芳，后来成为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与同事。其他如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凌云翼、陆光祖、宋仪望、杨继盛等，都声名显赫，正如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所说：“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幸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2.彷徨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十年寒窗，一登龙门，从一介寒士变为一个官僚，对于张居正而言，意味着远大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但是，今后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官场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纷争，仕途是坎坷曲折的。即使像张居正那样的铁腕人物，也会丧失自信，打退堂鼓，既出乎意料，也在情理之中。在担任翰林院编修五年之后，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辞职回乡。对于从不言败的张居正而言，无疑是一件咄咄怪事，需要细细的分析。回家休养身体，固然是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太不充分真正的理由是对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感到彷徨，无所适从，不如跳出圈子，图个清静。这完全不像张居正的性格，他后来身处权力中心，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地玩弄权术，与此形成强烈的反差。五年之前，他第一次表露自己的治国理念。嘉靖二十八年（1549），他向皇帝呈上了一份奏疏：《论时政疏》。这份奏疏指出了朝廷政治的病症，关键在于皇帝沉迷于道教，不理朝政，拒绝大臣的批评，导致政局日趋紊乱。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宗室藩王骄纵恣肆，官吏荒废本职工作，吏治因循腐败，边防武备废弛，财政连年赤字。应该说，这些批评都是抓到要害的。为了使得皇帝能够接受这些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会憎恶臣下言辞危切的进谏，因而在青史留名；仁人志士不回避杀身之祸而向皇帝直言进谏，使得国事避免失误，因而功勋流芳百世。然而，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最不喜欢臣下向他谏诤，听不得批评意见，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的奏疏当然不在他的眼里。张居正满怀希望的进谏，一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这令他感到伤心，对朝政感到失望，这恐怕是促使他辞职回乡的一个原因吧！但是，还有更加震撼的事件发生，促使他断然下定决心，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就是内阁首辅夏言被处死事件，这毫无疑问是政坛大地震，是当时最具震撼力的爆炸性新闻。夏言是嘉靖时期政坛高层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臣，有才干，有抱负，但为人锋芒毕露，行事无所顾忌，遭到他的内阁同僚、江西同乡严嵩诬陷，被皇帝处死，堪称当时震惊朝野的政治悲剧。以内阁首辅的显赫官阶，而被绑赴西市斩首，实在是明朝建立以后罕见的反常现象。类似的事例只有到明朝临近灭亡的崇祯时期才有再现，内阁首辅薛国观、周延儒被皇帝“赐自缢”遵命上吊自杀。然而这是秘密处死，至少还顾及死者的面子，与夏言的公开绑赴刑场处死，不可同日而语；何况薛国观、周延儒之流人品卑劣，咎由自取，无法与夏言相比拟。毫无疑问，这是一幕令人感叹的悲剧。造成夏言悲剧的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受到政敌严嵩的排挤与诬陷；二是他本身对于朝廷“潜规则”的忽视，失宠于皇帝。夏言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及第，担任兵科给事中时，遵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指示，清查北直隶皇亲国戚霸占民田的劣迹，与贵族、宦官正面较量，这种无所畏惧的政治品格，被舆论界传为美谈。不久，他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协助内阁首辅李时处理内阁事务。李时病故后，他升任首辅。看来，夏言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又深得嘉靖皇帝的信任，使他有点得意忘形。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使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同僚，而又缺少城府，即使对待像严嵩这样厉害的角色，也是如此。这就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严嵩虽然比夏言进入内阁晚六年，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资历不浅，时时都在觊觎内阁首辅的位置。夏言对此浑然不觉，始终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把同在内阁的严嵩看作下属，颇有一点颐指气使的样子。别看严嵩日后专擅朝政时不可一世，当时在夏言面前却是一副别样的面孔，甘愿放下身段，以下级对待上级的恭敬态度，阿谀奉迎，唯唯诺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到这一情节，有一个极妙的比喻：“如子之奉严君”好像儿子侍奉严厉的父亲那样。夏言从内心瞧不起严嵩，常常在公开场合对他冷嘲热讽，严嵩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恭敬如仪。为了讨好夏言，严嵩亲自拜访夏府，向夏言下跪，递上宴会请柬，请夏言赏光。夏言丝毫没有察觉严嵩的阴谋，安之若素。更要命的是，夏言日渐流露出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而这一点恰恰被老奸巨猾的严嵩抓住了。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一心只想得道成仙，不喜欢穿龙袍、戴皇冠，索性身穿道袍，头戴香叶冠，把自己打扮成道士模样。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臣们也和他一样打扮，头戴道冠，身穿道服，脚着道靴，出现在朝堂之上。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百分之一百地照办；耿直而迂执的夏言以为此举有失朝廷体统，拒不执行，一如既往地身穿朝服，出现在朝堂，与周围的同僚显得格格不入。刚愎自用的皇帝十分不满，以为这是夏言对他的“欺谤”。从此对他表示厌恶，对严嵩日益宠信。一直在窥测时机的严嵩，乘机出手，利用陕西总督曾铣提出收复河套地区的建议，宣称幕后指使人是夏言，陷害夏言和曾铣。此举正中皇帝下怀，他早已对夏言屡屡违背圣旨，有所不满。接到严嵩的奏疏，立即下达圣旨：处死夏言、曾铣。夏言死得很惨，堂堂内阁首辅居然被绑赴西市斩首示众，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对于朝野的震撼力是难以形容的。身在朝中的张居正第一次领略到官场权力争斗的险恶，人微言轻的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似乎与他无关，但是政治地震的冲击波他感受到了。尤其令他难以释怀的是，正直人士受到邪恶势力的排挤打击，是非颠倒，使他深感失望。这或许是促使他辞官回乡的又一个原因吧！3.恩师徐阶的虚与委蛇夏言死后，严嵩又排挤了新任首辅翟銮，如愿以偿地升任内阁首辅，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年的专擅朝政的时代。内阁次辅徐阶与他的矛盾逐渐激化了。徐阶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是张居正在翰林院担任庶吉士时的指导老师，当时徐阶以吏部左侍郎身份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其职责之一就是教育、辅导那些庶吉士，是张居正名副其实的业师。这种师生关系在官场是至关紧要的，日后徐阶提拔重用张居正，都与此密切相关。因此，徐阶与严嵩的矛盾，张居正难以置身事外。徐阶这个松江府华亭县人，具有江南人典型的身材与品格，据《明史》的描述，徐阶身材短小，皮肤白皙，聪明机灵，有权术谋略，却深藏不露。但是，他也并非一味的明哲保身，年轻时也曾经锋芒毕露，直言无忌，用激烈的言辞反对内阁首辅张璁迎合嘉靖皇帝尊崇道教贬抑孔子的主张，既是在批评首辅，也是在批评皇帝。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由翰林院编修被贬谪到偏远地方。徐阶并不因此而消沉，依然在追求自己的抱负。不久，他奉调回京，出任京官。经过此番挫折，他有所领悟，收敛起锋芒，日趋圆滑，日趋老练，深知要在朝廷站稳脚跟，步步高升，必须获得皇帝的宠信，舍此别无他途。于是，他和其他阿谀奉承的官僚一样，把自己的文学才华用于帮助皇帝撰写“青词”（道教文书），颇受痴迷于道教的皇帝的青睐。在这一点上，他和那些“青词宰相”并无二致，和严嵩也不相上下。徐阶的阿谀奉承获得了皇帝的宠信，经常单独召见，和他长时间对话，当时叫做“召对”。皇帝的单独召对，是对亲信大臣的特殊待遇。何况他的才干谋略明显高于严嵩一筹，引起了严嵩的猜忌，两人的分歧逐渐显现。此时的徐阶已经升任礼部尚书，在不少政见与对策方面，和严嵩有明显的分歧。圆滑老练的他，采取阴柔的态度，淡化分歧，虚与委蛇，小心谨慎地和严嵩相处。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以政治婚姻的方式联络感情，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正如黄景昉《国史唯疑》所说，徐阶鉴于夏言等人遭到严嵩陷害而惨败的前车之鉴，不得不对严嵩委曲逢迎。
“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八个字是当时人提供的答案。读《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为大明王朝鞠躬尽瘁的一代名臣，从高耸的云端跌落下来，竟然成了社稷罪人，这是为什么？背后究竟有什么玄机？
无
功大于过，至少国家受益了！！！
书内容不错，见解也全面。就是书装订差了一点。。。
张居正的书看过很多，基本上市场有卖的都有看。樊先生近来似乎除了数本书，试图改变以往其学者笔法，改成时人喜欢的写法。这本会借来一读，希望有收获。
一代名相从兴起到没落。张居正名为相实为摄政王，功高盖主。万历看在眼里，他怕张居正是另一个霍光，他选择隐忍。张居正死后有这样的结局不足为奇。
在先了 明朝当年的风风雨雨
这本书使我对张居正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认识，是一本好书。
这本书有作者的独特见解
前两天逛新华书店，见到此书，很喜欢就买了，一分钱折扣都没有，今天在卓越看到也有此书，比新华还便宜近10块，看来以后看到好的书，也不要冲动，还是要多到卓越来看看，比较一下，呵呵。 此书纸张不是很好，不知为何现在不少书都用类似的纸张，感觉不是很好。 内容倒是不错，可算作是张居正的又一本传记，也是樊树志先生又一新作。... 阅读更多
应该读一读，写地还不错
张居正是一代名相啊，有时间读读这本书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