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故旧录
2008-7
中华书局
赵家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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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忆旧》的续集。作者在《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中继续追忆了与蔡元培、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胡愈之、夏衍、葛琴、罗洪、徐梵澄等师友的交往，尤其是以大量笔墨细致地讲述了与老舍、靳以、郁达夫这三位现代作家之间的情谊，勾绘出《四世同堂》、《闲书》、《总退却》、 《尼采自传》、 《新中国版画集》、《美国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本等图书出版背后的种种细节。
赵家璧，(1908—1997)，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进入以出版《良友》画报闻名海内外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九年起先后在上海、桂林、重庆主持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末，与老舍合作成立晨光出版公司，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一九四九年后，曾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版协副主席、中国版协副主席。一九九0年，获第二届韬奋出版奖。曾主持《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晨光文学丛书》、《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等图书的编辑出版。著有《新传统》、《编辑生涯忆鲁迅》、《编辑忆旧》、《回顾与展望》、《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等，译有《室内旅行记》、《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月亮下去了》等。
编辑与作家鲁迅印象记鲁迅书简“完璧”归赵关于《北平五讲》和《三十年集》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时的一件往事曹靖华与鲁迅编辑生涯忆茅盾从茅盾给我最后一信想起的老舍和我老舍《四世同堂》的坎坷命运巴金与“良友”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悼念郑伯奇蔡元培先生二三事哀胡愈老忆往事学叶圣老 ——庆贺叶圣陶先生九十寿辰回忆郁达夫与我有关的几件事回忆徐志摩与陆小曼与夏衍的一封通信写我故乡的一部长篇创作——罗洪葛琴有话要说尼采译者徐梵澄正在研究佛学李桦、野夫与《新中国版画集》国际文化交流关于《美国文学丛书》 ——记费正清博士一封复信《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本的苦难历程怀念仓石武四郎内山书店两兄弟访日归来谈连环画的改革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到中国后记
鲁迅印象记 我有幸认识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秋，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在以出版画报、画册为专业的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总经理伍联德委托我专管文艺书，他打算在这一领域开辟一个新局面，这正符合我想干一番事业的志愿。正巧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为了躲避敌人耳目，改名君平，来编辑《电影画报》。从此，我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开始懂得了一点革命的道理，产生了要多出有益于革命的文艺书的想法。我最先计划编一套《良友文学丛书》，不但要在外形上独创一格；而且在内容上要找第一流作家执笔。谁来带个头呢？自然想到大名鼎鼎的鲁迅。九月初，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由伯奇陪我去内山书店谒见鲁迅。 文坛上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把鲁迅说成是严峻、怪僻、不易接近的老人，所以那天去看望他，虽怀有崇敬之情，还不免心存畏惧。当我们在内山的会客室一起坐下时，我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其实，伯奇早把良友公司和我的情况向鲁迅介绍了。当我恳求他为丛书写稿时，他就亲切地问我为什么对文艺编辑工作发生了兴趣。接着他谈了他自己过去办未名社、朝花社等几个出版社的甘苦经历，最后说：“这是对今天的社会极为需要的事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其中也大有学问啊！”那天谈话的结果，鲁迅慷慨地给了我两部翻译苏联短篇集。临别时，他风趣地对我说：“你要回去向老板说清楚，出鲁迅的书是要准备有人来找他麻烦的。”果然不出所料，因为我们还在另一套《一角丛书》里连续出了丁玲、周起应（周扬）、钱杏邮（阿英）、沈端先（夏衍）等的作品，白色恐怖的魔掌也伸到良友头上来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们的门市部大玻璃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特务用大铁锤击破，还以良友公司为例，向同业散发了恐吓信。不久，文化特务姓汤的，以卖稿为名敲去了大洋二百元。当我把后一件事告诉鲁迅时，他一方面安慰我，鼓励我不要害怕，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切勿莽撞硬拼，并经常赠书给我，予以精神上的鼓励；另一方面，他把上述两件事都写进了文章中去，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起了“立此存照”的作用。直到今天，读者还可以从《中国文坛的鬼魅》和《准风月谈?后记》中，看到这两件小小的史迹。 鲁迅对左翼青年作家，关心他们的创作，为他们修改文稿，有的为之作序，有的介绍出版。我就从鲁迅手中接受出版过好几部青年作者的文稿。鲁迅还关心左翼青年作家的生活，其中对丁玲的事，给我印象最深。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被捕，鲁迅通过郑伯奇，要我把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立即出版，并且要在《申报》上大登广告，作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丁玲被幽禁于南京期间，该书大受读者欢迎。年底结账，作者应得版税为数可观，但作者湖南常德家乡来信要求领取版税者不止一人，会计科颇感为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鲁迅有事来良友公司看我，我顺便把此事请教他。他回去替我们打听到了丁玲母亲蒋慕唐老太太的确切地址，写信给我说：“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当时丁玲的老母幼儿住在常德，生活极为困难，鲁迅对她们亲切的关怀，周到的设想，多么感人啊！无怪一九七九年冬我在北京参加四届文代会期问去医院看望丁玲，第一次把这件发生在四十余年前的旧事告诉她时，她久久地说不出话来，然后嘘了一口气，轻轻地自语着：“对这些事，我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啊！”说话时，眼里满含着晶莹的泪花。 鲁迅重视文艺读物的教育作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效果。当时旧连环图画这一普及形式，内容大都宣传封建迷信、神怪武侠之类；有一种极左论调，认为“旧瓶不能装新酒”，必须探求一种新形式的大众文艺读物。鲁迅不同意这一看法，主张这一文艺形式是值得利用，“加以导引”而逐步改造的。他除了支持良友公司出版麦绥莱勒作《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外，一九三四年夏，曾指示我设法打进旧连环图画出版商的圈子，找一两位有进步要求的旧连环画画家，由我们供应新内容的文字脚本，以便“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可惜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我经过两次尝试，一事无成。我把失败经过告诉鲁迅时，他劝我不要再去找那些专出旧连环图画的“霸头”了。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你再去的话，可能把你痛打一顿。”接着他对我说：“这条路，今天走不通，将来总会有人走过来的！”这次任务虽未完成，对我教育意义也还是很大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鲁迅来良友编辑部为《苏联版画集》选画。在我那只有十多个平方米的编辑室里，他坐在我的写字椅上，把入选的放在左边，不要的放在右边。等他工作完毕，已近下班时分。我请他休息一下，他站起身，伸了一下腰，频频地用手帕拭去额上的汗水，接连咳嗽起来，我才发觉这个下午把他老人家累坏了。这一天，为了介绍十月革命的辉煌业绩抱病选画的情景，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良友，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此后他就病倒了。鲁迅曾答应为画集写序，但到六月中，他已病得连每天必写的日记都停了，美国医生发现他的肺病已进入最后期。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竟在六月二十三日的病榻上，口授序文四段，由许广平代笔书写。序文中说：“参加选画是做到了，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也不能做。”最后说：“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东西来。”我们可以想象他虽在大病之中，天天发高烧，还念念不忘于这部版画集的出版。鲁迅把出版工作看作是崇高的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虽然经受着重病的折磨，还要在病榻上如约地写出新序，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八月初，病情略有好转，鲁迅又为老朋友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的出版热心起来了。经过函商，八月底，我们接受出版。鲁迅又忘我地为住在北平的译者代为编选、设计插图，并写信告诉我，因为译者“学校已开课，他教的是新项目，一定忙于预备”，所以要我把清样送鲁迅校阅，他还要为此书写一篇序文。他处处想到的是别人，唯独没有想到他自己。九月五日，他觉得自己的病可能不起，写下了那篇立下七条遗嘱的《死》。九月七日，我复他信中曾答应过一个月内可把清样送校，但到十月十二日，译稿清样尚未寄去。鲁迅等得不耐烦了，写了一封简信给我。信中说：“靖华所译小说，曾记先生前函，谓须乘暑中排完，但今中秋已过，尚无校稿见示。不知公司是否确已付排，或是否确欲出版，希便中示及为荷。”这最后几句话，带有质问的意味，老人家第一次对我生气了。在鲁迅给我的四十九封来信中，这样的话是极为少见的。我虽然立即向排字房讲妥，十五日去信表示歉意，并保证二十日送校。不料十九日晨，鲁迅先生遽然长逝，终于来不及看到这份清样，这已成为我生平最大的遗憾了。 从第一次见到鲁迅那天起，他给我的印象，就和当时外界传说的完全两样。经过四年多时间通信和见面的接触，我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有说，有笑，偶尔也对我生气。对文学青年，鼓励、帮助，指出努力的方向。鲁迅对文艺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和重视，随处表现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始终鼓舞着我。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追叙以上几件给我印象最深的事，表达我对鲁迅先生的崇敬、感谢和纪念。 1981.9.1 鲁迅书简“完璧”归赵 一九三二年离开大学正式开始我的文学编辑生涯后，鲁迅先生一共写给我四十九封信，最后一封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二日发出的，离他逝世之日仅七天。现在查对《鲁迅日记》所载，被我不慎丢了三封，仅存四十六封。抗战爆发，接着“孤岛”沦陷，我在工作的良友复兴图书公司遭日寇查封。离沪去桂林前，曾把这批书信放人中国银行保管库中，得以安然无恙。 一九四五年年底，抗战胜利，从重庆回沪，暂住愚园路俭德坊旧寓。次年三月间，老舍和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美讲学，途经上海，我在寓所为两位老友设宴饯行。应邀作陪者有郑振铎、许广平、靳以、巴金、凤子和赵清阁等。那天除了为出国的两位朋友祝酒，祝愿他们旅途愉快外，我们这些不久之前才先后分别从重庆回来的人，对“孤岛”时期坚守岗位备受日寇迫害或威胁的许广平和郑振铎两位深表敬意，都希望听听沦陷期间文艺界的情况，和他们目前的编写工作。许广平就谈到这几年，她向各方友好搜集到的鲁迅书信已达八百余封，正在排校中。她说，鲁迅逝世后，她曾把六十九封交吴朗西，于一九三七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用大开本宣纸影印出版，颇得好评。以后曾计划把已搜集到的全部影印成集，由蔡元培介绍，已征得商务印书馆的同意，不料抗战爆发，影印之举完全落了空。一九三八年编印《鲁迅全集》时，未把书信部分列入，还是为了将来不影响书简手迹影印本的销路。现在一搁十年，只能赶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前，先出版一部铅印本了。席间，她向在座者呼吁，希望大家支援，如手头还有，时间虽极紧迫，还赶得及的。 郑振铎听了就指着我说：“鲁迅先生曾有许多信给你，你是否带到内地去了？”靳以还记得《文季月刊》出版纪念鲁迅逝世专号时，他曾向我借用一封作为插图，因此也敦促我成全这件好事。我当然乐意这样做，但信件都不藏在家中。许广平听我说到总数约有五十封左右，她高兴得眉飞色舞，马上与我约定去霞飞坊交信的日期。当时大家谈起鲁迅先生所用的信笺，三十年代，才大量用北平彩色笺纸，可能是受当时鲁迅、西谛（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的影响。我才记起鲁迅写给我的信，有半数是写在彩色笺纸上的，我因而对郑振铎说：“单色影印白纸黑字，不能说已还以‘历史的真面目’，有朝一日，把鲁迅书信全部按原有笺纸的色彩套印，像你们印的《北平笺谱》一样，那才算是保持真迹了。”振铎拍拍我的肩膀，含笑地说：“家璧，你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大家一笑置之，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梦想而已。 一九四六年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期间，厚一千余页、红绸面精装本的《鲁迅书简》问世了。许广平在《编后记》中提了这样一笔：“我们还得感谢一些朋友，如赵家璧先生，他听说我们在印书简，就连忙亲自借送给我他自己珍藏的信件，里面还有鲁迅写给郑伯奇先生和他的三封信。”合共四十九封。她在还我原件时，把她在付排时亲笔写的一张加注字条也夹入在内，这是她所不知道的。 解放后的一九五三年春，为便于保藏，我把散页的鲁迅书信，托装订厂用蝴蝶式精裱，共五十六面，册页板上裱以仿古缎，装在一只漆木匣中，外加纸匣。这四十九封鲁迅手迹，除一部分写在白宣纸或稿纸上者外，其他所用笺纸，都刻印着各种不同色彩的花草虫鱼，文房四宝，也有古色古香的人物画。加上“鲁迅先生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郭沫若语），整部册页就是一件艺术品。其中更具有史料价值的是一九三六年七月问的两封。现查《鲁迅手稿全集》中从一九。四年开始所写的一千多封书信中，简直没有不用毛笔的，而这两封却用的是钢笔，内一封仍由鲁迅用毛笔署名。原来那正是他每天发烧，病体垂危之际，为了不误出书日期，仍在病榻上向许广平口授代写的。许广平在把这两封信编入《鲁迅书简》时，在纸条上加了注解说：“七月七日、十五日二信，因鲁迅正患大病，由他逐字口述，广平代笔写寄。”我把这张无意中得来的字条，也裱在此信之旁。这些是铅印本所无法表现，而读者也见不到的。因此，“文革”前，各地文坛友好每到我家做客，我总像小孩子爱在生客面前献宝那样，从书柜中小心地取出，坐下来共同鉴赏。我还曾拿给当时任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的谢澹如过目；我说：“暂时由我保管，将来一定送给纪念馆。”他说，时间迟早不重要，他一样表示感谢。 这本匣装册页的鲁迅书简，一直在我书柜里安睡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浩劫。造反派在把我关入牛棚后不到半个月，一纸“勒令”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大门口一块白墙上，限我次日上班前，把我珍藏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的全部书信上缴。原来本单位早已有人知道我藏有著名作家书信六七百封，内有茅盾、郁达夫、郑振铎、沈从文、张天翼等的，我早已分别捆扎，整理齐全；特别是老舍书信约二百封，我已按时间先后装订成册。第一次来抄家时未被发现，这一不及掩耳的迅雷，我只有服从“命令”，乖乖地送去了（这批重要文物至今未还）。当我交给那个造反派小头目时，他还恶狠狠地问我，还藏有其他的同类“黑材料”否？我坦白说：“还有鲁迅的四十九封，已裱成册页。”那个家伙板起面孔对我大吼一声：“鲁迅的信是革命的，我们不要！”这样，我在牛棚期间，家里阁楼上还藏着这匣册页，放在一堆破棉絮里。因为书房、书柜和大批图书，都已不属吾有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底，林彪“第一号命令”下达时，我们早已下放到奉贤柘林农村了；白天田问劳动，入夜，睡在铺上薄薄一层稻草的烂泥地上。一个晚上，大伙十来人席地而坐，开会讨论如何响应这道命令，据说私人藏有革命文物者，都要上缴组织代为保管。大家面面相觑，尽无言语。几次抄家，屡屡勒令上缴，还有什么留下的呢？我们这些人，手中哪会有什么革命文物呢？沉默了十多分钟，忽然有人向我指指点点，接着说：“你家里不是还藏着一本鲁迅书简的册页吗？那还不是头号的革命文物？”大家正在无法解脱的沉默状态中，忽然找到了一个对象，于是群情振奋，众口一词；我才恍然大悟，我在这方面还是个大富翁呢。下星期日轮休回家，从阁楼上找出了这只宝匣，亲自送到绍兴路五十四号的连部驻沪办公室，换来一张代为保管的收据。临行时，经办人还安慰我说，但等天下太平，定必原物发还。从此这只藏有鲁迅书简的宝匣，也就不归我有了。住在干校期间，远道来外调的仍然络绎不绝。一九七一年五月间，有两位外调人员，一反常轨，见面和善可亲，热情地走向前来，自我介绍说是上海鲁迅纪念馆派来的。一开口，就向我说我捐献的鲁迅书信，不但数量多，而且加工裱装得如此精美，是他们长期征集工作中所从未遇到的，因而特来道谢。此来拟问我是否还有关于鲁迅的纪念品，可供纪念馆征集展出。我答以早已空无所有；但我到此才懂得连部所谓代为保管之说，根本是一派胡言。工、军宣队擅自处理私人所有的革命文物，令人气愤。但一转念，这部册页我早已向谢澹如说明迟早要捐献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当时谢公虽已谢世，我保藏的鲁迅书简，既已直接交给纪念馆，有个妥善的归宿，我也释然于怀了。
赵家璧先生四十年代曾先后主持良友复兴图书公司、晨光出版公司，对新文学出版事业贡献良多。数十年编辑生涯中，他编辑出版了大量优秀社科文艺著作。《文坛故旧录》是赵家璧先生晚年对与几位近代著名文人的交往过程的追忆。本书开篇便追溯了对鲁迅先生的印象记，而后又以大量墨笔讲述了与老舍、巴金、勒以、郁达夫等几位良师益友的情谊与共同经历过的往事。书中还谈到了《美国文学丛书》、经典著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本等图书出版背后的种种细节，最后他怀念了访日结交的日本朋友，以及访日归来谈关于连环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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