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
1900-01-01
民族出版社
于宝林,华祖根
660
一、《中国民族研究年鉴》每年出版一卷，目的是对本年度民族研究学科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和进展情况做一简要的介绍和评价。二、《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0年卷由十个栏目组成。新世纪伊始，本卷对上一世纪民族研究的概况作一回顾，特辟《中国民族研究百年回顾》专栏，分别回顾了百年来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国蒙古史研究、西夏学研究、铜鼓研究及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概况。此外，还设有：反映全国各地一些民族研究机构发展状况的《特稿》，以及《学科研究进展概况》、《台港澳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概况》、《学术热点问题座谈》、《学者访谈》、《年内逝世学者介绍》、《学术活动》、《书目·索引》和《附录》。 三、本卷的栏目设置和内容安排，虽经多次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但仍恐有遗漏和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改进意见，以便我们今后的编辑工作能够有所提高。
民族研究百年回顾中国民族学百年概述20世纪中国蒙古史研究述略西夏学百年回顾铜鼓研究一世纪20世纪的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特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历史与现状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工作概况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的主要科研成果学科研究进展概况民族理论研究民族经济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民族史研究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民族教育研究世界民族研究台港澳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概况台湾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概述澳门，一块有待开发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宝地学术热点问题座谈加入WTO后的中国民族问题学术座谈会纪要吐蕃与西夏历史语言文化关系研讨会综述学者访谈宋蜀华先生访谈录容观琼先生访谈录年内逝世学者介绍林耀华先生生平学术活动国内召开的重要学术会议邓小平理论与民族地区发展研讨会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专题研讨会西部开发与四川发展战略研讨会西部大开发理论研讨会……书目·索引附录
三、新时期中国民族学的重大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二十多年间，中国民族学掀开自身发展道路上的新的一页，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新的开端 新时期中国民族学所取得的成就，是由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提供保障的。 1.民族学学科地位的重新确认 民族学这一学科名称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56年国家颁布《1956～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和《中国科学院规划任务书》，均把民族学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民族学工作者不辱使命，通过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形态研究，为了解我们多民族国家的族情，为推进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做出了贡献。但自50年代末期以后，民族学的发展受到干扰和压制，甚至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否定。1978年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把民族学与哲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并列。确认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独立学科。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建立中国民族学学会，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设民族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设立民族学系。民族学以崭新的姿态，走上了中国的学术舞台。 2.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思想原则，对于中国民族学界正确对待马列著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5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并努力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但在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逐渐盛行，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具体论点和个别词句当作教条，贴标签式的用来做为自己立论的依据的现象，屡见不鲜。邓小平倡导的一个“完整”、一个“准确”、一个“科学体系”的指导思想，引导中国民族学界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著作的科学体系，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是中国民族学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所在。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被我国民族学界公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著作，成为民族学工作者必读的经典著作，为我国民族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但《起源》毕竟写于百余年前，限于当年客观条件的限制，该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更何况当年的恩格斯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之一，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因而在其著作中难免有阶级的倾向性。例如作者在《起源》中通过原始时代氏族酋长与阶级社会中一个警察的对比，对原始酋长的赞叹即是一例。1984年10月，中国民族学学会以纪念《起源》发表一百周年为中心议题，召开第三届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和这次会议前后，我国民族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充分肯定《起源》对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填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原始社会史和国家起源理论等方面的巨大贡献，以及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所起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依据近百年来民族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提供的新资料，对《起源》的某些结论和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