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王为一自传
2006-8
中国电影出版社
王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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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为一，曾任百代唱片公司演奏员和艺华影业公司场记。后去香港全球影业公司任剧务。1935年回上海，翌年入新华影业公司，在《狂欢之夜》、《夜半歌声》等影片中担任角色，同时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实验剧团的演出。抗战爆发后参加救亡演剧三队。1938年在重庆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 1939年与赵丹等人赴新疆开拓话剧工作，被军阀盛世才逮捕 ，系狱五年。 抗战胜利后回沪，入昆仑影业公司。1948年与徐韬合作导演《关不住的春光》。与赵丹、蓝鸟、吕班合称“影坛四杰”。 1949年在香港南国影业公司独立导演粤语片《珠江泪》，于1957年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建国后相继在北影、上影、珠影任导演，拍摄《山间铃响马帮来》、《铁窗烈火》等影片。后与蔡楚生联合导演影片《南海潮》，具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文化大革命”后导演《三家巷》、《阿混新传》等影片，后者于1985年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历任中国影协第一届委员、第二至四届理事、影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珠影艺委会主任等职。
王为一：
1932年8月-1933年10月 在上海美专研究所学画，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美专剧团”。
1932年8月-1935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因散发革命传单被学校开除。
1933年10月-1934年3月 考入百代唱片公司民乐队，参加“剧联”音乐小组。
1934年3月-1934年10月 入艺华影片公司当场记。
1934年10月-1935年秋避国民党通缉去香港，在全球影片公司工作。1935年秋回上海。
1935年秋-1937年初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第三次公演。在新华影片公司当演员，后当副导演。
1937年初-1937年8月 参加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当演员及导演。
1937年8月-1938年8月 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队，12月国共合作抗日，改组为抗敌剧团。
1938年9月-1939年8月 转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兼编委会秘书。去重庆编导我创作的活报剧《为自由和平而战》。
1939年8月-1941年2月 去新疆，成立实验剧团任演出部主任。
1941年2月-1945年2月 被新疆反动派逮捕，入狱4年。
1945年5月-1946年8月 回重庆，返中国电影制片厂任编导，成立党组织的中国艺术剧社。演出茅盾编写的话剧《清明前后》。
1946年8月-1949年2月 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参加昆仑影业公司任导演，任《八千里路云和月》副导演（导演史东山），和徐韬联合导欧阳予倩编剧的《关不住的春光》。
1949年2月-1951年8月 奉调去香港，任南国影业公司导演，导《珠江泪》（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荣誉奖），又为“五十年代”影 片公司导《火凤凰》。
1951年8月-1952年8月 奉调广州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任厂长。兼任华南文艺学院戏剧部主任。
1952年8月-1953年8月 珠影厂奉命停办，调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导演。
1953年8月-1958年8月 借调上影厂，导《祖国的园地》、《山间铃响马帮来》，后正式调上影“天马厂”，导《椰林曲》，《铁窗烈火》（获1958年优秀影片奖）。
1958年8月起珠影重建，调珠影当导演，后兼艺委会主任，导片有《南海潮》（与蔡楚生合导）、《七十二家房客》、《打铜锣》、《补祸》、《蓝天防线》、《一个美国飞行员》、《三家巷》（上下集）、《阿混新传》（获金鸡奖特别奖）、《异想天开》、《男人的世界》、《不亦乐乎》（获中国人口文化影片一等奖——金爵奖）、《关山月的画与话》（纪录片）、《五福临门》及电视剧《万元户》、《牡丹亭》等。
建国后的主要社会职务有：广东省第一、三、五届人民代表，广东第二、六届政协委员，省文联委员，省戏剧家协会理事，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1985年为荣誉理事），省影协副主席（1986年改任理事）。
出版前言我的童年与电影《C夫人肖像》月亮上升白搭舞台我们都有个好父亲《放下你的鞭子》南国诗人左翼戏剧家联盟我进了聂耳的“民乐队”国民党的通缉令殖民地香港恩师史东山献机祝寿业余实验剧团《为自由和平而战》徐州突围撤退到重庆新疆冤狱抗战胜利前后巍巍“昆仑”昆仑的支脉——香港南国影业公司不能忘怀的《珠江泪》合作化的“五十年代影业公司”龙马影业公司新开张“珠影”初建黄梁一梦初上北京拍《齐白石》纪录片重回上海再次来到广州宝地把《七十二家房客》搬上银幕湖南花鼓戏否定自己“文革”后的创作第二部喜剧片《阿混新传》对喜剧片《异想天开》的愿望为创造岭南喜剧而努力——喜剧电影《不亦乐乎》广东何处有三家巷理解了不等于就能表现出来大画家竟如此可亲可爱中国第一位舞台照明美术家朱今明波儿的笑悼念洪道缅怀挚友赵丹贵在蔡老心里有观众忘不了的故乡情兄弟同行我的“三妻之命”附录王为一简历
书摘我的童年与电影 我是1912年3月8日出生的，距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还早出世了一年半载，可那时我还在妈妈怀抱之中，因而无缘看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但是，10年之后，中国各地已开展了拍电影的热潮，中国人开设的大小影片公司纷纷成立，规模较大的明星公司在1923年最先拍了一部长故事片叫《孤儿救祖记》，这是10年前编导《难夫难妻》的郑正秋的第二部电影故事片。大家说很好看，家里人带了刚满10岁的我也去看了。影片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冒险从坏人手里救出他祖父的那个孤儿，是个小学生，跟我年纪差不多，认为他很了不起，记住了他的名字叫郑小秋。以后他又演了《苦儿弱女》和《好哥哥》等影片，我也都去看了，主要是看郑小秋演戏，回到家里还摹仿他的表演。我14岁那年，家里发生了特大经济危机，父亲经营的生意失败，负债累累，十分苦恼。我突然向父亲提出，我以后不念书了，去拍电影，赚钱来帮你还债。父亲奇怪我哪来这个念头。我说郑小秋和我一样大，他可以拍戏，我为什么不能?父亲当时很感动，说：“你还是读书要紧。郑小秋拍电影，不读书，长大了只会拍电影，没出息的。爸再困难，还是要让你读书，将来有了大学问，好赚大钱来帮爸爸还债。”说完笑着拍拍我的脑袋把我推开了。从此，我丢掉了想去拍电影的念头，但是看电影的兴趣却不减。 在上海，看电影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戏院多，外国的影片源源而来，中国人也陆续拍出了许多影片。那时候我最喜欢看的是卓别林的滑稽短片，经常跟随大人上大世界游乐场露天剧场去看卓别林。带我去的那位大哥懂英文，把字幕上的英语翻译给我们听，明白了这些滑稽动作的意义，看起来就更有兴趣了。那时外国来的影片有一种长篇连续剧，是讲大侠仗义除暴内容的。片名我记不起了，专在虹口区一家影院放映，我也跟人去过一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戏院雇两个讲解员，一个讲苏州话，上海人都听得懂。一个讲广东话，因为虹口区是广东人聚居地区，观众多是广东人。两个讲解员坐在银幕两边特设的高台上，随着剧情的发展变化，讲解员就交换讲解，简直像说评书那样，绘声绘色，使观众情绪高涨。这种较为低档的电影院，观众是比较随心所欲的。比如，影片中这位蒙面大侠骑了摩托车出场时，就有观众自动地用口技为他配上摩托声，也有人配上喇叭声的，技巧都相当高。假若大侠骑马奔驰，观众即配上马蹄声，或远或近，配得很真切，假若群马追逐，则观众座中响起一片马蹄声，此起彼伏，沸沸扬扬，十分热闹。遇到大侠和恶徒开打时，全场观众就脚踩地板发出巨响以示助威。大侠取胜时，群众就鼓掌欢呼。恶徒窜逃时，群众就用苏州话和广东话恶声臭骂。在这影院看戏，观众的情绪得到充分发泄，十分痛快。这也是我一生中特别享受的一次看电影，但仅只一次，因为该影院离我家很远，我尚年幼，家里不让去。我只能在附近的一家影院看电影。记得我那时还看了梅兰芳的《天女散花》和《春香闹学》，只有动作，唱词也用字幕表达，觉得没有多大好看。那时电影都是无声的，说话都用字幕，有些较大影院，雇用一个洋人或洋婆，在银幕下弹钢琴，随着剧情的变化，或悲或喜，钢琴就奏出相应的曲子以加强气氛。当时我还见过一种电影与京剧舞台结合演出的形式，即在舞台上演了一段有唱或说白的内景戏后，如下场戏是野外或山林的打斗戏，舞台上马上落下银幕出现野外或山林景，演员就上场进行打斗的表演，演员甚至骑了真马追杀，武场结束，银幕卷起，舞台上又出现了内景，演员就接着续演他的文戏。这种脱离戏曲表演技巧的新奇玩意儿，并不受欢迎，很快就消失了。这说明电影流人中国后，商人无不想尽办法去利用它来骗观众的钱。列宁在《党论电影》一书中说：“当电影掌握在庸俗的投机者手中时，它常常以恶劣内容的剧本将群众引入坠落之途，它所带来的害处比益处多。”其实那时候的中国已经在各帝国主义者的虎视眈眈之下，沿海许多大城市都被帝国主义割为租界，许多国家主权都被侵占。记得我念小学初级班的时候，中国被日本威胁签订了卖国的21条条约时，群众都起来反对，学校老师痛哭流涕地说：我们将要跟缅甸、安南(越南)、印度一样做亡国奴了。讲得我们跟老师一起痛哭。全市群众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家家把日货搬出来，丢在一起用火烧掉。后来我念到小学高年级时，朝鲜被日本侵占而亡国，学校举行了一次演讲会，中间还表演一个小剧目，姊妹两人在家绣国旗，几个日本兵进屋来把朝鲜国旗撕了，把姊妹两人抓走了。这个剧目很简单，同学们因我个子小，让我演妹妹。这件事我至今尚留有模糊的印象。后来我念中学的时候，又因为日本强占我济南，杀我同胞并把我特使蔡公时耳朵鼻子割去，激起全国人民愤怒，大中学生纷纷组织宣传队去各地宣传。我记得我也随宣传队去绍兴一带做宣传工作。演出时我扮演一名士兵，跟日军抵抗。等我进入大学时，上海各大学学生为反对日本侵略东三省组织赴京请愿团，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我也积极参与，卧铁轨，抢车厢，到了南京冲入国民政府，在院中坐等三天，蒋介石被迫出来接见。到1931年以后，“一二八”日本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烧毁了我在读的地处闸北的上海艺术专科学校的全部校舍，以及我在校外附近租赁的小屋和我的画具、作业、书籍衣物，一切都化为灰烬…… 应该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已埋下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国家又屡经侵略，而深为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忧虑。现在我的学校和我个人的一切又遭受了彻底的毁灭，我已变得一无所有了。面对一堆废墟，我感到自己的渺小而无能为力。 今后该怎么办?我茫然无知。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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