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2006-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何兆武 口述,文靖 撰写
287
无
近十来年里，我和何兆武先生都在清华大学教书，虽然说起来可以算是同事，但因为他很早退休，所以，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不时收到何先生赠送的新著和新译，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何先生生于1921年，比我父亲还长一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轻易不敢去打扰。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到已是“晴朗的天”的南京军政大学，让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上学记》作者何兆武"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看着这份珍贵的先生口述的资料，好像随着他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康德、卢梭、罗素、帕斯卡、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故乱翻书 3.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恋恋故乡情 返乡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中央大学附中 2.西方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几个难忘的人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民主人士张奚若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 战火芬芳 “一二·一”运动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零敲碎打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文靖
书摘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有多么大的不同。北洋时期，比如说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季刚(黄侃)，有叛徒刘申叔(刘师培)，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后来又背叛了，但蔡元培也要。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自由主义胡适，陈独秀(现在应该算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鲁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陈独秀后来被国民党关起来(虽然共产党说他是托派，可是国民党还是认为他是共产党，把他关在监狱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才把陈独秀放出来。释放以后，陈独秀依然非常穷困，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生活保证，四川有个人把他请到家里养着。后来周恩来受党的委托，邀他回延安，他也不去，说是“士可杀，不可辱”。陈独秀本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既然把他放了出来，完全可以把他送回北大，那么重量级的人物，无论教不教课、干不干事，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名义，把他养起来，也等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但国民党没这么干。 P11序言：成为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葛兆光 近十来年里，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华大学教书，虽然说起来算是同事，但因为他很早退休，所以，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不时收到何先生赠送的新著和新译，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何先生生于一九二一年，比我父亲还长一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轻易不敢去打扰。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到已是“晴朗的天”的南京军政大学，让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 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资料，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军阀互相打，国共也在打，日本人打进来，把中国变成一个杀戮场，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尽管他事后想起来，最好的读书日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钟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记得前年夏天，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时的暨南大学生活，对于我，好像就陌生一些，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他身边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让我对这个《新史学》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又远比我父亲的阅历丰富，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中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与王浩关于“幸福”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王浩）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艾略特的一段话：“Thereisahigherlevelofdoubt，itisadailybattle.Theonlyendtoit，ifwelivetotheend，isholiness.Theonlyescapeis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据说，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幸福：什么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除了这一次和王浩的谈话中，说到“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外，我注意到，何先生在口述自传中，还特别反复郑重地再次提起“幸福”一词，他说那时他曾想要写一本《幸福论》，他觉得，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好像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在一处他又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处他再次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也就是说，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我想，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何先生回忆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比我年轻一代的，也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时候的中小学生，他们大概也有一个情结，就是对个人崇拜的情结，一听到伟大领袖，马上泪流满面，我想现在一代的青年人恐怕也没有那种情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时代情结就是仇恨日本。”这当然不是一种狭隘的仇日情绪，其实应当理解为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现实的危机，加上自从一八九五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以来，直到一九三一年的东北沦陷，再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这一次次的受辱，自然积成了这种心情。 在这种心情中，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这是一代人的感情倾向。记得那一年我曾经问我父亲，为什么要放弃上海好端端的金饭碗，跑到南京军政大学去吃八路的小米干粮？父亲沉吟半晌，只简单地说这是潮流。不过，追赶潮流并不意味着是见风使舵的政治倾向。何先生对于政治，对于那种被政党意识形态垄断了的所谓“政治”并不热心，这也许是他父亲的遗传，在这份口述历史中，他说，“我的父亲不是国民党党员，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所以我想他不是党员”;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他上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学潮，大都是不满当时的政府，不然也不成其为“潮”，包括“一二·九”运动。他说，凡游行他都参加，但是有一个界限，那就是只参加爱国学潮。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第一，自己不是（政治）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有人说，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整个地向西转了，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就是“西化”。不过，这个理解可能太简单，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向西方“现代性”看齐的方式，反过来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诉求，追寻民族和国家自立和富强的愿景，在“世界主义”的外衣下，凸现着一种曾经被称作是“民族主义”的感情。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虽然这种纠缠的心情，有时候会被看成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因为救亡是追求富强，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所以，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随那些可以拯救国家、导致富强的大潮流，特别是在外敌压境的危机中，更是常常希望“东方红，太阳升”。这种心情，是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一代历史的人所不太能够理解的。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和自由观好像都有些太单纯甚至太简单”，何先生很感慨。的确是很单纯很简单，但单纯和简单未必就不美好，比如说他们爱国，国家富强是他们观念世界中最优先的选项，在这个选项下，他们会接受能够达成目标的观念、制度和策略，而批判或抵制不能达成这一理想的做法。正像何先生所说的，“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现在，流行时尚是批判普遍性，质疑源自西方的民主、科学和自由，强调文化多元，似乎要特立独行，鄙视遵守规则，觉得知识分子永远是冷峻而超然的批判者和搅乱者，这也许有它的洞见。但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我们却需要理解和尊重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所谓普遍真理和永恒价值的选择。在那个时代，他们却宁愿相信“历史的普遍规律”，相信民主、自由和科学。因此，他们会对国民党搞党国一体的专制非常反感，觉得它是看错潮流走错了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凭了这一点，他们对解放区、新中国有好感;但他们同样也批评解放后的胡搅蛮干，他引用了张奚若先生的话，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他说，“这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 对国家（不是政府）的忠诚，对政治（不是政党）的疏离，看起来冲突，实际上统一，我相信这就是那一代中国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有专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关于这一话题，现在讨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不过书本常常只是一些理论，并不好拿它来截长续短、按图索骥。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我以前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里面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tsider），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spiritin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在中国现实中，这话也许只对一半，因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那种精神紧张和生存危机中，人们无法不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二○○一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我记得有当时还在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这些都是何先生的熟人，但是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也许，有的人以为这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现在学术界文化界的风气，不说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见到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绝不让大家扫兴。说起来，他的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尽管他自己很谦虚地说，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和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From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肚子里面积攒了东方和西方的好多文化知识，他也曾看了《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OneHundredandOneBestSongs）后，学唱英文歌曲，他回忆那个时候听的古诺的《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颂》，觉得“回肠荡气，简直令人销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 爱德华·席尔斯（EdwardAlbertShils）在《传统》里面曾经说道，“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我不知道那种从容、自省和乐观的气质，是不是也需要两三代家庭的熏陶和从小浸染才能够获得，但是这种近乎贵族气质的传统，在现在这个变动不居、关系万千重的社会中，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为胜者，不顾孤儿寡母才能黄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无往不利，“千万别把我当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也不见得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很可悲的。席尔斯说，英文字tradition的拉丁语根是traditio，在罗马法中意指一种继承私有财产的方式，但今天英文中的tradition则指一切在传承中能维持不变或重新呈现的东西，但是，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延续，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现代，我总担心，那份从容和宽厚，还能够不受世事的冲击而继承下来吗？ 何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结语 《上学记》谈到一九四九年便戛然而止，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前半生上学的过程，保留在何先生的记忆里，而进入绝大多数读者记忆中的，却是后半生的何先生。何先生曾参加过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他自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不仅有中文本还有英文本；对于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他有精确的评述，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历史学》中就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古典，更是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像我印象最深的就有《思想录》、《历史的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等；对于明清两代西洋传教士来华的历史，他也有自己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就广泛讨论了自徐光启到李善兰，明清两代中国与西洋的文化接触。可惜的是，这些在《上学记》里面都没有提到，我曾经向何先生建议把口述历史继续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 同住清华，常常看到何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往照澜院和普吉院，觉得他真是很健康，从心里为他高兴，有时候和何先生遇见，也只是寒暄几句。可是，当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何先生因为偶然病恙，却两次住进医院，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八十五岁了。八十五岁的老人，那一生经历该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前些天，我和何先生的学生彭刚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被医生命令不准下床的他，手里正拿着《资治通鉴》，看到这一幕，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如果说，《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古代中国的整体历史，而在拿着《资治通鉴》的何先生身上，却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在这个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和具体历史之间，该有多少故事？ 走出医院，我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初稿二○○六年三月七日修改
把名字写在水上 文靖 访问何先生的缘起有好几个版本，记得在清华作研究生时上葛兆光先生的课，他不止一次地感慨说，应该找一批研究生给老一辈的专家学者做录音整理，至少留一份珍贵的史料。之后不久，金克木去世，大家深以为憾。20 04年，我的心情很差，拖着半个身子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想起葛先生那几句话，觉得至少有这样一件具体的工作值得去做，找个理由把时间塞满就不必直着眼睛过日子了，何况对别人也是有意义的。为“别人”受益，所以 “自己”要去做，自古就是一个冠冕而有效的理由，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这件事的动力因与目的因正
简评 读完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回忆录《上学记》，感觉非常复杂。何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回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有自己独立的视角。他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负面评价，但对那个时代的总体认识，还是不同于我们一般人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我以为想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历史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人，都应该看这本书。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体验。 我过去留意过西南联大的历史，也读过相当一部分当时的历史文献，我以为何先生的回忆是真实的，特别是它所体现出的精神是真实的。 ——谢泳，《黄河》杂志副主编，《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作者 《上学记》最让我感动的有两点，一个是人，一个是事。他在书中写到的人栩栩如生，每个人都很有特色。当然，这包括他自己对一些老师的评价或体会，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不同意见，但这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他从作为西南联大学生的眼光来看老师的视角，这一点非常好。从他写的这些人物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何先生的追求，也体现了他的道德情操和品格。 写事情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西南联大的章节。在当时极度艰难的环境下，那一代学人后来还取得了那么丰硕的成果？这一点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这件事如何成为可能，如何发生？ ——张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两种上学记／陈彦 读何兆武《上学记》时，有两处印象很深，都是关于何炳棣的：一是历史系图书馆借书事，“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总是说：‘这个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一是留洋出国事，“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个别的也有，比如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现在也成名了。”在何兆武看来，何炳棣不仅为人严苛，而且非常功利。但是，在《吴宓日记》中，何炳棣却被许为有望青年，“其见解颇超俗”。而何炳棣也不负吴宓期许，在学术研究中颇有斩获，且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回顾一生读书治学经验。我不懂历史，不敢评价这两位由清华而联大出身的历史学家在其专业领域的成绩。我感兴趣的是由不同评价中体现出来的性情态度与价值选择，而这些差异是怎样丰富了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 从何兆武对何炳棣颇有恶感的评价，可以看到，何兆武是个很随性的人，这一点与何炳棣颇为不同，从何兆武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可以验证。西南联大时期，由于自由的学分制度，学生改专业非常方便。于是，何兆武由化学而历史，由历史而哲学，再由哲学而西洋文学，何兆武几度调整读书方向。再而后，由于母病、由于战争，何兆武并未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在不断调整读书方向中，虽然有朋友的启发影响，但是也与何兆武在青年时代的主要关切有关。由于战争的爆发，何兆武“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 ，以理解战争时代人的命运。但是，何兆武自述，他对意义的寻求远胜于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哲学的兴味一直吸引何兆武，而他最好的朋友王浩正是未来的哲学家。后来由于生病，也由于受到王浩的影响，认识到自己在哲学学习方面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哲学非自己所长，而作为哲学的近邻，文学这样一种意义方式很能满足何兆武对于意义的渴求。于是，研究生时代，病中的何兆武读起英国浪漫派，以求得精神上的会通，他对西洋文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 至于何炳棣，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自述来看，他是一个理性而极具克制力的人。在刚进清华的时候，短短两三个月内，何炳棣就作了不少自我分析检讨的工作，质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在。一旦认定历史专业，且在历史学习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该领域就成为何炳棣终身努力耕耘的田地。而在历史学习中，何炳棣对于自己的阅读有非常好的规划，在老师指导下，大学时代的何炳棣即已形成一种研究性阅读的态势。在选修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时，何炳棣开始着手“唐代皇位继承”这种看上去非常没有意义趣味的课程题目。与何兆武随性的、寻求精神会通的阅读不同，何炳棣是以一种学术训练的方式展开他的阅读的。但是，你不能就此说何炳棣没有意义关切。何炳棣对于自己的长处与弱点自始即有非常明晰的判断：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 我不知道这两位历史学研究者在其专业领域各自高下如何不同，这个只能留给今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方家去讨论。但是，由上述性情差异中我们看到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自由而丰富的知识传统对于不同个性学生的涵纳，这也是两位性情不同的历史学者在字里行间感怀于心的。 两种“上学记”不仅呈现了丰富自由的知识传统，我们还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时代语境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型塑作用。虽然在《上学记》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兆武与何炳棣谈论了在时间与人事上几乎重合的一段生活，但是如果考虑到代际经验与潜藏其中的时代语境的变化，我们不能把分歧简单等同于性情方面的差异。 何炳棣一九三四年考进清华，完成童年时代第一志愿，开始一段充实的读书生活。何兆武则在一九三九年进入西南联大，初到昆明即被云南清朗天空撼动，也开始享受丰富又自在的青春时代。但是，一九三四年代与一九三九年代，时代环境在其间有很大变化。虽然一九三四年代前后危机已经显露，九一八、一二八、何梅协约等事件先后发生，刺激着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北平学校学运开始高涨。但是，三十年代国民经济还是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清华园中的知识分子，战争之前的清华园时代是一段物质与精神上都很丰裕的岁月。清华校园中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对学运持宽容但拒斥的态度，认为“学生还是应当以学业为重”。同样，对于正在形成社会认同的何炳棣来说，他“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所以，在对待“西安事变”等政治事件的态度上，他与左派学生的分歧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一九三九年代的西南联大，由于绵延战局的影响，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国民政府无力扩充社会财富，相反腐败吏治为官员提供了敛财机会。此种情况下，一度由于抗战而消歇的学运由低潮转向高潮，并且获得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政治，何兆武认为是非常肮脏而黑暗的东西，虽然因为民族情感和社会关切，他和很多学生一样参加签名、游行示威，但是他不参加任何实际的党派政治活动。即便如此，他的社会认同是和何炳棣相当不一样的。何兆武说，绝大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它”指的是抗日战争之后的国民政府。一待内战结束，何兆武就从短暂蛰居的台湾回到北京。而何炳棣则由于在国外学业未完，并未回到国内，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新政权的认同问题。何炳棣说，他在学生时代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对于一九四九年代的新政权他必有疏离感。 在时代转折的关头，对于“回来抑或离去”，何兆武与何炳棣都采取了“有目的之行动”。但是何兆武即将在新政权之下遭遇“未预期之后果”，被强行卷入他不爱参加但不能不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不知道在自由主义知识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何兆武怎样审视他后半生的选择与时代，而同样在这一知识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何炳棣则庆幸自己逃脱了政治劫难，他对新政权下一度失控的泛政治化生活的批评与畏惧不言而喻。所以，我期待着何兆武的《上班记》，想看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的精神生活。 （《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 《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本。）追忆美好读书时光／《新京报》书评人 苏小和上学记 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上学记》的口述模式的确过于简单了一些，何先生讲述的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经知晓。可是，当我把何兆武先生当年的上学经历与我曾经的上学故事进行比较，我意识到现在读者和何先生之间距离，远远大于我们可以想像的距离。那弥漫在西南联大上空自由的学院空气消失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气之中，或者说，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学记谢幕之后，我们的上学记根本失去了回忆的愉悦之感。 我这么夸张性的铺排氛围，其目的是想纠正一种思考模式。因为我发现已有的关于何先生《上学记》的评论中，人们多数还是抓住书里阐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价值、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个性张扬、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疏离等等范畴进行劝教，却有意无意将书中涉及到的更加具体的生命和更加具体的细节丢弃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给何先生写的序言里，也只是就幸福和教养这些抽象的命题进行了解读。我决没有否定这个理念的意思，事实上，何先生陈述的这些理念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普世价值。我只是想说明，《上学记》对读者的冲击，更多的还是老一代读书人的环境和后来读书人的环境之间差别的冲击，这种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彻底改变了后来几代人的命运。这样的改变，不是理论的改变，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是呼吸习惯的改变，血液的改变，行走方式的改变。因为拥有不同的“上学记”，我和何兆武先生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这样的代际区别，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与提升，而是一种醒目的退步，或者说，我们之间的新陈代谢，不是合理的薪火相传，而是一种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的方式阅读《上学记》，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真正目的。 何先生在11页里叙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不同。北洋时期，也就是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提出了“兼容并包”，请的教师里有保皇派辜鸿铭，有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背叛了的刘师培，有激进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各路人才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座上宾。何兆武感叹，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闭，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却在北京大学里制造了在今天看来都为人所羡慕的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 何兆武对他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经历显然无限怀念，认为这是他读书最美好的岁月。“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进行一次学习氛围的比较，我在第256页读到了完全不同的读书经历。“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何先生的上学记掀开了新的一页:课堂里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这是何先生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对于这种方式，何先生也表现出了不适应，他认为上大课显然不如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一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这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太不一样了。读书记 那么多我们没有读过的书 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我想陈述:上学等于读书。上学很简单，到一个学校里面去，在教室里坐着，有老师讲课，便成为上学了，可是读书却不一样，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仔细读《上学记》，我发现我们和何先生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关于读什么书，我把何先生在《上学记》里提到的书名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大致如下: 小学到中学，何先生读过:《莎氏乐府本事》、《格列佛游记》、《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总理遗嘱》、《庄子》、《史记》、《古文观止》、《三侠五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丰子恺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清稗类钞》、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说部丛书》等等，其中，何先生还特别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诠》让他真正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大学以后，何兆武先生读过:《元史》、《新元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选粹》、《楚辞》、钱穆的《国史大纲》、《金瓶梅》、《诗经》、《资治通鉴》、《勃朗宁诗集》、《丁尼生诗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西方的没落》、冯友兰《新理学》和《中国哲学史》、金岳林《逻辑》、《雪莱诗集》、《济慈诗集》、葛帮福的《历史学的综合方法》、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屠格涅夫《父与子》《罗亭》《前夜》、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独立宪章》、《联合国宪章、《罗斯福论自由》、《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概论》、《欧洲近代政治文化史》、《圣经》等等。 何先生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听过的音乐也很有意思，他曾经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禀赋不错，想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事业，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莫扎特、舒伯特、音乐3B之贝多芬、巴哈和勃拉姆斯、古诺和舒曼的《小夜曲》、托玛斯歌剧《迷娘》等等。 我相信不厌其烦地陈列这些书名，于我于别的读者，都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首先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其次我们通过这些书目能够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长过程，求学经历，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书目，应该问一问自己，哪些书我们读过，什么时候读过，哪些书没有读过，甚至哪些书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然。有一些书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逐渐被其他更优秀的著作取代，但总体来讲，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读到的书，除了学校发的一些教科书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人事记 “一多，一多，何必呢？” 读过《上学记》的人必然注意到了何先生持续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注意到何先生反复强调他的爱国只到爱国为止，决不会因为爱国就把自己的行为延伸到政治领域。先生在197页“一个人的政治底线”里讲了一段很中肯的话，不妨抄录下来: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在这一段话前停留下来。中国读书人从来都是热爱政治的，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终极关怀，何先生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样的传统。仔细分析何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一是爱国是义务，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爱国，三是爱国到爱国为止，决不参与政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们经常会遇到爱国主义行为在广场上，大街上上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值得尊重的行为，可是我们这代人却没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总有人在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提倡抵制某个国家的产品，对着大街上跑动的某国品牌的汽车大打出手，这些行为与何先生理性的爱国主义相去太远，我们继承了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却丢弃了更宝贵的理性与和平尺度。 最后，我想提一提诗人闻一多。何先生在《上学记》里叙述闻一多被刺杀的场面:“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云南大学的尚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读书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个问题。我想闻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离政治太近了，可是我们又不能去责怪闻先生，更多的人会怀念他，景仰他。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如此卓越的读书人必须要走到街头去为政治大声呼喊吗？如此聪明的诗人必须要成为枪口里的目标，过早离开这个世界吗？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读书，塌塌实实做点学问，与政治远一点呢？可是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说真话，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间的罪过，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应该有责任，有勇气直接说出来。这是底线，失去了这个底线，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么多书？可叹闻一多先生死去60年，这样的难题还徘徊在我们周围，中国的读书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能够走到哪里去？
★亚马逊网上书店2006年度10大好书★《新京报》评选2006年度历史/传记图书[致敬词]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鉴于此，本报将其推荐为2006年度历史/传记图书。 ——《新京报》致敬词［编辑点评］ 历史的吊诡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在一个时代巨变，政局动荡，外族入侵，战火频仍，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连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的环境里，从小学至中学，至大学，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何兆武所感受到的，非但不是恐慌、忧虑、不安，恰恰相反，是幸福。而在今天的学校里，在一个安定、富足、物质条件极大提高的环境中，莘莘学子们恐怕很难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当代学校教育的失败，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学校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治和教育之间，教育和社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何兆武通过他的回忆，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促使我们再度面对国民教育这个无比重大的话题。当然，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对教育的追问，它所触发的感受和思考，必将发生长期的影响和讨论。 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会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 ——何兆武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何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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