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梁启超
2009-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夏晓虹编
404
无
“追忆逝水年华”，此乃人之常情。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为此临风洒泪.其实，不必借山川草木起兴，单是往事如烟，就足以让千古文人感慨叹息。“感慨”不足以尽兴，于是又有了许多落在纸上的“追忆”。对往日风流的追忆，与其说是为了记住历史，不如说是为了展望未来。人们只能记住那些应该记住、或者说希望记住的——包括人和事.作为学者而被追忆，不只是一种历史定位，更意味着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下的生存处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于与历史对话来获得思想资源与工作方向。选择对话者，其实已经內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内容、倾向以及情调。选择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粱启超、王国维等作为追忆的对象，或者说邀请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建设，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基于这些学者自身所独具的魅力；这种魅力，既源于其学术成就，更来自其精神境界——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相结合的一代。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谱新知”，这是梁启超先生的《自励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梁氏早年因主笔《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而声名鹊起，因戊戌政变流亡日本、致力于西学引入而影响广泛。梁之政治功过，非短论所能胜任，因此本书的追忆文章，更偏重于梁氏的学术生涯。文章分为四辑：第一辑为传记、行状、祭文、轶闻；第二辑是梁氏学生集中撰写的评述文章；第三辑侧重于梁之政治经历；第四辑乃追忆其晚年著述讲学之情状。基本都是与梁启超有过交往者所写，且以晚年讲学时代的学生为主：既有胡适、梁漱溟、熊佛西、刘海粟、黄濬，又有梁实秋、吴其昌、谢国桢、周传儒，等等。行文之中，既有景仰之情，又颇具理性审视意识；既有字斟句酌的严谨，又可见真性情；可充史料，亦可赏读，让后人得以再睹一代大师的风范。
总序三联增订版序梁启超小传梁任公先生行状祭梁任公先生文梁任公先生传梁启超梁启超先生评传（节录）党人列传·梁启超星庐笔记·梁启超祭文记梁任公先生轶事梁启超故乡述闻《饮冰室合集》序梁任公先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悼梁任公先生我国学者与政治生活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悼梁任公先生梁任公别录跋《梁任公别录》 （附）谈梁任公先生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谈梁任公梁任公先生印象记梁任公先生遗事（少年时代）万木草堂忆旧（选录） 书院应课 任公轶事梁启超乙未会试被黜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戊戌前后康、梁史料补遗救快男儿梁启超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节录）革命逸史（选录） 横滨《清议报》 梁任公之情史 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在上海（一九○四——一九一○）[一]《艺蘅馆词选》自序梁启超与林献堂《梁任公先生演说集》序记新内阁戊戌变法侧记（选录）花随人圣盒摭忆（选录）梁任公先生人桂纪行滇桂纪行梁任公推翻洪宪轶闻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梁启超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记梁任公先生纪念梁任公先生 （附）伏卵录（选录）梁启超二三事《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节录）我眼中的梁启超（1873—1929）回忆梁启超先生忆梁启超先生胡适的日记（选录）六十年前学术界的一段佳话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忆梁任公先生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无据谈往录·梁启超记梁任公梁任公先生印象记我所认识的梁启超与王国维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曼殊室填词梁启超父子一二事病院笔记“尽信医不如无医”回忆梁启超先生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节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跋大师礼赞（节录）我的治学经历（节录）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回忆梁启超先生《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序《论七略别录与七略）跋《跋稼轩集外词》后记祭先师梁启超文病床日记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胡适的日记（选录）梁任公死时各方挽联忆述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后记
自维新派与革命党为政敌，革命成而维新派被目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里实相成也。“国民革命”（此词始见于《同盟会宣言》，今党军名国民革命军，殆即本此）运动，实行先于言论，党人最著名之机关报，曰《苏报》，曰《民报》，然《苏报》始于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时务报》（梁任公在上海初办之报）之创办已七年矣；《民报》始于乙巳，上距《清议报》（梁任公在日本初办之报）创办已六年矣，视《新民丛报》之发刊亦后四年矣。《苏报》、《民报》以前，党人盖未尝明目张胆以言论学说昭示国人，国人之于革命党，不过视为洪、杨之继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间，肩我国思想解放之任者，实唯康、梁，虽其解放之程度不如党人，然革命学说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风摩全国者，实因维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缚，故解第二重束缚自易易也，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后，在《清议报》及《新民丛报》中，掊诋满洲执政者不留丝毫余地。清室之失去国人信用，梁任公之笔墨实与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国人信用而朝廷上又无改革希望，故革命势力日增也，此又梁任公无意中间接帮助革命之一端也。吾故曰维新党与革命党表相反而里实相成也。自乙巳同盟会成立于东京，而维新党遂成过去之陈迹，波澜起伏，前后相推；四时之运，成功者退，个人之得失，何预于其历史上价值哉？嗟乎！此固未易为今之以标语为金科、口号为玉律者言也。自任公亡命日本后，诵习日文，因间接得窥西洋名哲之学说，而识力日扩。此时之梁先生，已非康南海所能范围。自述曰：（《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四节）。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以为）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及“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以清儒论，颜元几于墨矣，而必自谓出孔子；戴震暗合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乃至孔子之改制何必托古，诸子何为皆托古，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自戊戌至辛亥间先生之所贡献于国人者，除应时之政论及激发国民爱国心之宣传外，尚有三焉；一则介绍西方学问。国人之得闻亚理士多德、倍根、笛卡儿、斯宾挪莎、康德、卢梭、霍布士、边沁诸家之学说，实自先生之著作始也，虽间接稗贩，每多隔膜与秕谬，然微先生之力，当时孰知除帖括词章考据以外，除坚船利炮铁路银行之外，除法律宪典之外，形而上者，尚有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耶？其于形上之学激发好奇之心，引起探讨之兴趣，实为此后新文化运动之伏线矣，二则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换言之，即我国学术之第一次重新估价，其论周秦诸子，其论管子、墨翟，其论商鞅，其论王安石、论孔教、论佛教，皆一扫传统观念，而为今日吾人大多数对于此诸家之观念之所基。此时先生批评中国学术之结晶，尤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长文，此实第一部有统系之中国学术史，一气呵成，前无凭借，非有绝伟之识力，其曷能与于斯？胡适自言其立志治中国思想史，实受先生此文之影响，则民国六、七年后“新汉学”之兴起先生盖导其源矣，三则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方案，始倡于官报及帝谱而外，别刨以民族及文化为对象，借国民之照鉴之历史。其于《新民丛报》中，《新史学》、《中国史叙论》，已发其凡，于《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及《赵武灵王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王荆公传》、《郑和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等篇中，复示其例。后有作近代中国史学史者，不能不以先生之名冠其篇矣。从学术史上观之，自辛亥至戊午七年间，实为先生一生最不幸之时期。盖自辛亥革命成功后，先生在政治上实与康南海同为落伍之人物。历史上之趋势如此，非人力所能转移。为先生计，使自此时以后绝迹仕途埋头著述，则其所贡献于中国学术者当如何！乃不出此，挟其历史上宝贵之地位旅进旅退于军阀官僚、奸雄宵小之间，卒无补于国，而学亦荒，岂不惜哉！此时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张，可以一言蔽之。先从民智民德方面着力，而以温和渐进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地位。惟其侧重民智民德，故于政治及经济上无具体而坚执之计画；惟其采温和渐进之手段，故易于优容军阀。民国以后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论也。及欧战甫终，西方智识阶级经此空前之大破坏后，正心惊目眩，旁皇不知所措；物极必反，乃移其视线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实未尝了解之东方，以为其中或有无限宝藏焉，先生适以此时游欧，受其说之熏陶，遂确信中国古纸堆中，有可医西方而自医之药。既归，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而自揆所长，尤专力于史。盖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规模且远大于韦尔思之《世界史纲》，而于此中寄其希望与理想焉。天不假年，抱志以殁，实中国史学史上之一大损失已，然其已见之主要成绩可得言焉：（一）《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二）关于学术史者，《先秦政治史》及《墨子学案》、《老子哲学》等书，推崇比附阐发及宣传之意味多，吾人未能以忠实正确许之，惟其关于中国佛学史及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抑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三）先生《中国文化史》之正文，仅成《社会组织》一篇，整裁犹未完善，然其体例及采裁（材），（全）空依傍，亦一有价值之创作也，（四）关于文学史者，除零篇外以《陶渊明》一书（内有年谱及批评）为最精绝，报载其作《辛稼轩年谱》，力疾属草，实成绝笔，他日此书印行，当为我国学术史上与人印象最深之纪念物也已。近两年来先生在寰病中，医者禁其著作，已久与中国史学界绝缘。而我国史学界亦日冷落，至于今而益甚，不学无术之人因缘时会，凭借结纳，亦且披猴冠而登坛坫焉，不知我国史界之剥，何日始复也。
作梁启超研究有年，原以为编此卷乃是驾轻就熟，又总觉梁氏交游甚广，回忆文章肯定字数可观。殊不料结果全然两样。1929年1月，梁启超在北京以五十七之龄溘然去世，京沪两地的追悼会倒也开得隆重，名流纷至，一时称盛，而当年9月，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授业学生张其昀即已慨叹：“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悼梁任公先生》）个中原因，张氏并未深究。1935年，吴宓印行诗集。末附《空轩诗话》，亦对此一现象迷惑不解：“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吁，可怪哉！”王国维从始至终只是一介书生，且为人落落寡合，梁启超则亲朋密友众多，其人在政界、学界又均享盛名，而粱之身后寂寞，当日似只有天津（益世报）于3月4日出版过春季特刊“粱任公先生纪念号”（因系随报附送，已难寻觅），反不及王氏尚有多种纪念专刊行世，的确显得不可思议，好像生死荣衰。人世的情谊是这样靠不住。不过，如此理解，多少存在着误会。其实，梁启超1月19日病逝。第二天，其晚年“最爱护的学生”（胡适语）徐志摩即寄快信给胡适，商量《新月》杂志出梁任公先生纪念专号事；三日后又追加一信，仍谈此话题，并确定专号为第二卷第一期，“三月十日定须出版”。据倌中言，徐氏已着手进行。派与胡适的工作是：“一是一篇梁先生学术思想的论文；二是搜集他的遗稿，检一些能印人专号的送来，三是计画别的文章。”
《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人选学者独具魅力，至今仍为学界和普通读者津津乐道。这种魅力，既源尹其学术成就，也来自其精神境界一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的结合的一代。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中，这些人都曾饱领风骚、独开风气，因而成为时人和后人的追忆对象。本集所选追忆文章，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读的“准论文”。希望这些有专业而又不囿于专业，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的基本风貌，读来或庄重，或琐碎，或洒脱，或俏皮.或长篇大沦，或三言两语，却有助于显示传主生命历程及精神境界的不同侧面。
无
追忆梁启超（增订本），一本了解国学大师的上佳好书。
其实，有关梁启超的书多了去了，但为什么我选择此书？如果你真的看过《饮冰室合集》，再读读此书就会有新的认知和领悟了。夏晓虹教授对梁启超的感觉比较敏锐，收编的文献也有所甄别，希望此书能带给大家一个新的感受，特别是对一个世纪的学术反思！
陈平原组编的书,是不错的.但陈先生应有更大的志向,应与历史上的北大文科学长比肩!
在看《饮冰室合集》之前，先热热身。
装订挺好
发错了。买的是追忆梁启超，结果送来的是《交锋——凌志军、马立诚经典作品“典藏本”（交锋还在进行！呼喊仍将继续！）》，退货太麻烦，歇歇吧
好文章，烂纸张！还高价格！三联啊啊！！！！
翔实完备 秉笔直书 不为尊者讳。夏晓虹编的追忆梁启超与追忆康有为这两本对于晚清历史与人物研究功莫大焉 唯一不满意的是封面设计，三联版的这一系列封面似乎很淡雅，但未免寡淡粗率，不如20年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那一套 蓝色的封面底色 然后是人物的巨幅头像 历史因人物而辉煌 封面上的头像 让人直观领略人物的风采
在晚清有一对师徒，他们一同讲求古典学术，也曾经致力于社会改革；改革失败之后流亡海外，一个人到华人社区寻求支援，一个在日本办报纸，宣传革命和改良，并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交往交恶，最后恶言相向；辛亥革命之后，师徒二人，一个人接受了袁世凯的要请，一个人避居青岛，十年共和一人支持复辟帝制，一人撰文称颂共和；五四运动之后，一个人在家中授徒，一人接受清华国学院邀请，成为四大导师之一，培养国学人才。最后，他们都接受死亡的邀请，成为了历史的传奇。
没错，这两个人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前者在戊戌变法中暴得大名，但是他所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其实并没有几个人真正翻阅过，真正将乃师思想传播出去的还是梁启超。他在戊戌变法流亡期间，专心进行政治评论，将康有为关于改良的看法，用饱含感情的笔法撰写出来。虽然，人们虽然不知道康有为的经学，但是却很容易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感染。甚至，他撰写的文章，被日本留学生带回来，成为科场考试的范本。
这里，我们应该回溯到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订交，作为岭南才子梁启超的科场命运要远远好过老师康有为，因此他与同学陈千秋一同来拜见康有为的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但在康有为一顿锤炼之下，竟然折节拜康有为为师。这主要还是梁启超年轻心念不坚，不知学问的根底，所以在康有为如汪洋大海的学问面前拜倒。跟随康有为脱离科场习气，开始重新翻阅古典经集。钱穆先生曾经评价过两人讲学，我们就不多加评述了。但是，我想两人在三年里就宣称将古典已经阅读一过，这里固然有梁启超的聪明，但是可以想象两人的学问的粗疏。他们固然接受了晚清经学致用的今文经风气，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改良的眼光重新审视古典传统。这种印记，梁启超也曾经反思过，认为这是一种以经术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最后学术不免成为政治的婢女。但是，就是这样的学术却影响了晚清的政治进程。
对此，陈寅恪在反思晚清政治变革的时候，就曾经回忆陈家与康梁交往的经历，认为两人的思想更多是从书本中来，对于实际政治操作缺乏经验。他将康梁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相对比，称自己年轻时喜欢荆公变法，晚年学涑水先生的迂阔。这其实隐含着对于康梁变法的批评，我们可以想象国家政治改革交给缺乏政治经验的康有为和年仅二十四岁的梁启超，原有的政治体制如何能够接受得了。何况两人的政治改革的措施，带有很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而缺乏政治经验。在这意义上，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更多像是知识分子的理想政治实践，遭到了原有政治官僚体制的反对。在改良失败后，他们将失败归咎于慈禧，这不过是古代文人归罪妇人的手段。
这里，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康有为改革，他为了促进改革带着早期的学生如梁启超和陈千秋，根据廖平《尊圣篇》和《辟刘篇》撰写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两部书。在这两部书虽然是编纂之书，但是还是贯穿了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他认为古文经是刘歆刘向两人为了谄媚王莽才伪造出来的，从东汉到清代两千年都是笼罩在新学伪经的统治下。两千多年所实行的政治，不过是新莽政治，是封建专制而已。那么，孔子的真精神保留在哪里呢？在康有为看来，孔子的学说虽然经过新莽的伪造，但是仍然保留在公羊学今文经之中。孔子的真精神，究竟是什么呢？在康有为看来，孔子生活在东周末年，面对政治衰败，心存政治改革的理想，并将这种改革的理想保存在《春秋》之中。因而，晚清政治改革，恰恰就是要恢复孔子的政治改革理想，恢复传统三代的政治理念。
这种借经学来鼓吹政治改革的手法，并非康有为首创，王莽的政治改革，苏绰的政治改革和王安石的政治改革，都是借用古代经典来推行。康有为也借助古典传统资源进行政治改革又有何不可呢？但问题在于，康有为对于传统政治理想的改造，与前面三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是借用古典政治理想进行实际性的政治改革，而康有为的三代政治理想，却是从西方现代政治转化而来。也就是说，康有为的政治改革对象，虽然表面上是传统三代政治理念，但是经过他的一手改造变成了现代政治体制——共和制。虽然，康有为仍然将共和制称为理想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君主共和，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政治理想实际上与传统政体有着尖锐的对立。康有为勇于改革，而无力与传统政治妥协。缺乏与现实政治妥协的智慧，才是康有为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改革失败那年，梁启超才二十四岁，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年纪，让他承受政治失败的命运，这真是一个荒唐的时代。他流亡日本期间，阅读了日本人翻译的西方现代启蒙的大量书籍，这让他能够进一步摆脱康有为借经学追求现代政治的观念。他一方面接触孙中山，两人对于晚清政治危机有着共同的忧虑；另一方面，他又受康有为的指使，不断宣传政治改良。在革命与改良中，梁启超徘徊犹疑，却能够撰写出大量介绍西方现代性的文章。可以说，他在日本成为了中国青年人的启蒙导师。有点类似于俄国的赫尔岑在英国，撰写的文章反过来影响了大量的俄国青年投身于革命事业。虽然，赫尔岑和梁启超都是温和的改良派，但是受到他们熏陶的年轻人却产生了反抗旧制度的思想。这种革命宣传工作持续了将近十余年，期间梁启超既要宣传改良，改造新民，又要与革命派和古文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进行论战。这种双线斗争，使梁启超的文章独具一体。
革命宣传的后果，就是辛亥革命，远东第一个共和政体，也是康有为三代政治的落实。但是，康有为似乎对于实践理想政体保持疏离态度，而梁启超不顾乃师的劝阻，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参与新政的谋议。在这里，我们不妨认为康有为为梁启超进行了现代性启蒙，但是却自己保留了对于理想政治的怀疑态度，而梁启超则完全接受了现代性的洗礼，因而才会接受袁世凯的邀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两人其实并非传统意义的士大夫，而是更加接近于现代启蒙哲人。不过，梁启超虽然已经不是那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但是我们看到他还是一个政治的初学者，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在民国初年浑浊的政治中，只能扮演书呆子的角色。这与章太炎民国初年小丑般的角色有类似的地方。哲人更多关注于理想的层面，但是缺乏实际政治的经验。他们可以成为教育者，却永远无法成为政治人。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都无此等自觉，还是将自己看做是修齐治平的圣人。文人的悲剧也就在于此。
经历了十年的政治风波后，梁启超游离欧洲，到现代性的第一线去观察，发现西方现代性的破产。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正在出版，梁启超是否受到此书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回来撰写的《欧游心影录》，恰恰与斯宾格勒的主题一致。因此，在他回到北京后，就放弃政治活动，转而投身于学术研究。他已经不再是那个以学术服务于政治改革的青年，而是一个重新反思传统政治文化的学者了。虽然，近些年传媒界和出版界在热炒民国学者，他们还是为了达到宣传和出版的目的，就像梁启超一样是在用学术为政治服务，他们不过将学术服务于商业或政治的目的而已。但是，正如缪凤林所批评的，其实政治宣传时期的梁启超是水平很低的，此时期的文章往往缺乏恒久的价值。在梁启超晚年真正投身学术时的作品，反而是最有学术价值，但是却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钱穆也曾经在评论民国学者写作时，也提到梁启超晚年的文章其实是他学问最好，但是却影响却最小。如果按照梁启超的学术标准，来衡量当下的传媒和出版，就能发现他们需要的是广泛的影响而不是深湛的学术。
我们在回顾了梁启超的一生后，不妨对于他一生的活动，做一些简单的评价。比如，我们看到康有为梁启超治学期间，所采取的恰恰就是陆王心学，先立乎其大的方式，在经学上采取的是今文经微言大义，这两种学术道路，都不免于粗疏之讥。但是，气魄大，上手快，是这两条道路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梁启超虽然晚年鼓吹考据，但是他早年却甚少有考据的文章。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在思想史上是值得研究的，但是作为一本考据学作品，反而是落到下乘了。
至于经学，我们不妨多说一些，在以往政治改革中经学所代表的政治理想是改革的重要动力。但是，我们看到康梁变法的实际动力，并非来自于传统经学，而是由于西方现代性的刺激，导致了政治改革的诉求，他们只是将这种现代性的政治包装成为中国古典政治理想而已。这种将经学服务于现代性政治的手段，其实无疑为民族文化自我贬低开创了道路。这与古典经学高扬圣王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梁启超称自己在辛亥革命后，不复谈及今文经和孔子改制，而是直接借西方启蒙哲学来宣传现代性政治理想。他取道西方现代政治，就不必再借道于圣王政治。这与康有为的以经学为大义，以现代性为微言的改革有了很大的差距。反而是与孙中山的革命有着更多的交集，只是囿于康有为的压制，梁启超才不得不宣传改良，但是他的改良已经不再是借经学，而是借道于西方政治改革了。
最后谈一下梁启超最后二十年的政治与学术活动，有些人认为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在学术上是成功的。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后，一直都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政治与学术的矛盾。在前期，他将西方现代性政治看做是理想政治，用学术鼓吹政治改良，用传统学术来装饰这种政治改革。可以说，他表面上是古典经学，但是内心关心的是现代政治。康梁二人将古文经等同于现实政治加以批判，这固然夹杂了今文经的偏见，但实际上他们是在现代性政治进行传统政治批判。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民国政治的建立，梁启超必须面对理想的现实政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只有回到传统政治理想才能有现代性政治批判的资源。因此，他重新翻阅了古典政治理想的《墨子》和先秦政治思想，恰恰就是寻找现代性批判的资源。当他看到欧战后，一片狼藉的情况，幡然悔悟昔日宣传现代政治，因此回到北京后反而置身于学术来解救现代性的疾病。
从梁启超来反思民国以来知识分子，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梁启超的心路历程，不妨是后来从革命转向保守知识分子的普遍道路。从早年以学术为政治服务，到晚年开始醉心学术来摆脱政治纷扰。问题在于，始作俑者，康梁变法，恰恰就开启了现代性的潘多拉魔盒，年轻人往往会仿效康梁年轻时期的作为，而嘲笑他们晚年的保守转向。直至今日，年轻人还是会怀念八十年代蓬勃，对于昔日学者保守主义的转向嗤之以鼻。我到是觉得，这才是现代性危机所在，人们还能看到八十年代改革宣传，但是正如梁启超改良宣传，反而造就了一批革命青年一样。今天接受八十年代启蒙的年轻人，也不难变为革命青年。但是一百年来不断改良革命的运动，年轻人不累吗？该歇歇了，应该歇歇了。听听康有为章太炎和梁启超他们晚年的讲辞，放弃他们早年的政治宣传应该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