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儒学案》选讲
2012-8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朱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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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收入两百多位明代儒者的传记与思想论述，是公认的“国学必读书”。朱鸿林编著的《明儒学案选讲》在精要介绍《明儒学案》成书年代、版本流传、结构布设、内容选材、主旨用意的基础上，选取《发凡》、《序》、《曹端学案》三个重要文本，进行细致、深入的文本解读，启发读者“反求诸心”，思考为学、为人之道。
朱鸿林，毕业于香港珠海书院中国文史学系及中国文学研究所，随后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并於1984年获得该校东亚学博士学位。回港任教之前，历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员、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任职理工大学之前，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副系主任、中国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暨人文学科研究所儒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教授为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创系系主任，也是香港人文学院创院院士，现任中国文化学系讲座教授、香港孔子学院院长。
讲稿
《明儒学案》第一讲：简介·发凡·序
《明儒学案》第二讲：曹端学案
文本
明儒学案发凡
黄梨洲先生原序
明儒学案序
曹端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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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
《明儒学案》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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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雷文定中的原序：
“書成於丙辰（康熙十五）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抄本流傳，陳介睂以謹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濳菴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
1）
怀疑者，比如陈祖武、吴光、朱鸿林先生以为：“书成于丙辰之后”，明非在丙辰之岁，乃丙辰之后乃成。然根据此处文势（陈兄评论中已指出），“之后”其实是叙述此书写成之后的刊刻之事，故此句当翻译作：【我在丙辰岁完成这部书之后，许酉山、万贞一都有想刊刻却没刻完；陈介眉、汤斌又对我的这部书添加好评，我觉得也应该出版一下。】
陈祖武先生据梨洲与汤斌康熙二十七年会面然后有评价的说法，故当不早于二十七年成书，这种说法由以上解读来看是不确的。
2）
陈介眉、汤斌的这句文字点读比较糊涂。我们且列一下各种表述。
^##原序：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然抄本流傳，陳介睂以謹守之學讀之而轉手湯濳菴謂余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壬申七月某病……
^##改序：湯潜庵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陳介眉曰：‘學案如王㑹圖，洞心駭目，始見天王之大，摠括宇宙。’書成於丙辰之後，許西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壬申七月余病……
^##刻本序：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酉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抄本流傳，颇为好学者所识。往时汤公濳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陈介眉所传述语也。壬申七月一病……
朱先生将“转手”断开，以为是说陈介眉读了此书后改变了看法——然而“转手”可以引申出这个意思吗？朱先生列出一种“错误”的读法，是“转手给汤斌”。还有一种读法是：陈介眉先读了我这书，又转告了汤斌对我这书的评论。这由刻本序的“此陈介眉所传述语也”相对照可见。朱先生说这是贾氏刻序时因为错误理解了“转手”的意思而转写成“传述”。
按黄氏为陈氏写的墓志：“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由此则朱先生以转手为改变学说，是正确的。
3）
“府君作蕺山传：‘五星聚奎，濂洛關閩出焉；五星聚室，陽明子之說昌；五星聚張，子劉子之道通。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府君於（甲）[丙]辰歲著《明儒學案》成，而五星聚牛女，固由國家之瑞應，亦何幸適逢其會歟！”
以上百家的《行略》中文字，朱先生读成“府君於（甲）[丙]辰歲著《明儒學案》，成而五星聚牛女”，于是丙辰岁成了学案的始作之年，这样读的话，是很别扭的。
朱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为何黄氏父子要突出“丙辰（十五年）”这个年份？——因为与天象大事有关。然朱先生引其学生的考据，五星聚在十六年。于是“府君於（甲）[丙]辰歲著《明儒學案》，成而五星聚牛女”，丙辰岁不过是“开始著述”之年，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天象的意义在于十六年成书时的意义。——这样的行文，似乎是有矛盾的。
又，十五年始作，十六年便成，如此一部大书，是不是也忒大跃进了？
至于五星聚的问题，其实亦不必非得远求之西方天文学。最直接而且能和黄氏父子说法对应的自然是正史的天文志。清史稿的天文志专门有“五星合聚”一类，其中康熙十五年仅“二月己巳，土金同躔娄十一度。四月戊午，土水同躔胃四度。 ”十六年首先便是“二月戊申朔，木金同躔女六度。”我是天文盲，不知道到底是哪次，但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
这句话最正常读起来自然是：黄宗羲在丙辰岁写成了《学案》，而后五星就又聚起来了。
最后想说的是，虽然好思多疑很重要；但对于读书来说，顺从正常的阅读习惯，能忍住不生疑，有时也很重要呢。^_^
(炎文你要写论文！再在这里扯淡不务正业就剁手！！！)
这不是书评。只是摘抄《明儒学案》中《曹端学案》的“语录”一文。原文为曹端所著，【】内为黄宗羲的评点。
人之所以可与天地参为三才者，惟在此心，非是躯壳中一块血气。
【心者神也，神无方所，视听言动，一切感应皆是。】
事事都于心上做功夫，是入孔门底大路。
【看此语，便见先生之学。】
事心之学，须在萌上着力。
【所谓萌，即《易》之几，《学》、《庸》之独也。】
学欲至乎圣人之道，须从太极上立根脚。
【与学圣之事主于一心参看。】
天地间凡有形象声气方所者，皆不甚大，惟理则无形象之可见，无声气之可闻，无方所之可指，而实充塞天地，贯彻古今，大孰加焉！故周子言无极而太极。
做人须向志士、勇士不忘上参取，若识得此意，便得此心，则自唔入不自得。
人要为圣贤，须是猛起，如服暝眩之药，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
学者须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先生为学严密如此。】
吾辈做事，件件不离一敬字，自无大差失。
一诚足以消万伪，一敬足以敌千邪，所谓先立乎其大者，莫切于此。
非礼勿视，则心自静。
学者须要识得静字分销，不是不动便是静，不妄动方是静，故曰“无欲而静”。到此地位，静固静也，动亦静也。
【静字看的精极】
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间。
【其严乎！先生存养之密可见。】
生死路头，惟在顺理与从欲。
能真知义理之味无穷，则穷达自不足以动念。
圣人之心，一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心，无一物不欲其生；圣人之心，无一人不欲其善。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是这忧勤惕励之心，须臾毫忽，不敢自逸。理无定在，惟勤则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则不死。常人不能忧勤惕励，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虽存而心已死，岂不大可哀哉！
【勤之一字，是千古作圣的单方。】
人之为学，须是务实，乃能有进。若这里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过那里不得。
学圣希贤，惟在存诚，则五常百行，皆自然无不备也。
无欲便觉自在。
【惟无欲者可做此语。】
人只为有欲，此心便千头万绪，做事便有始无终，小事尚不能成，况可学圣人耶？
【语极的确。】
受道者以虚心为本，有所挟，则私意先横于中，而不能入矣。
人能于天命顺而不呒，受而不拒，便是处死生富贵之要。
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虽命之所遭有不齐，而莫非生道。
【见得极透】
得一善，逞一善，得一能，逞一能，是谓道听途说。
今人轻易言语，是他此心不在，奔驰四出了。学者当自谨言语，以操存此心。
修身见于世，盖实之不可掩者，非君子愿乎其外，而欲以自见也。
人性本善，而感动处有中节、不中节之分，其中节者为善，不中节者为恶。
【知学则知中节，而动无不善。】
道无形体可见，而圣人一身，浑然此道，故无形体之道，皆圣人身上形见出来。
【人皆有之，第日用不知，不自作主宰耳，非道远人也。】
为仁之功，用力特在勿与不勿之间而已。自是而反，则为天理；自是而流，则为人欲；自是克念，则为圣；自是罔念，则为狂。特毫忽之间，学者不可不谨。
孔、颜之乐者仁也，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且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子不违仁而不改其乐。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乐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乐也。不违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乐者，守之之乐也。《语》曰“仁者不忧”，不忧非乐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说破，欲学者自得之。
人能恭敬，则心便开明。
学到不怨不尤处，胸中多少洒落明莹，真如光风霁月，无一点私累。
《六经》《四书》，圣人之糟粕也。始当靠之以寻道，终当弃之以寻真。
【道真我固有者，先生此言，欲毋专泥书册耳。】
古人，文人自是文人，诗人自是诗人，儒者自是儒者。今人欲兼之，是以不能工也。贤辈文无求奇，诗无求巧，以奇巧而为诗文，则必穿凿谬妄，而有不得其实者多矣，不若平实
简淡为可尚也。
【见先生应感之实，可法。】
人心本自虚灵知觉，但事物才触，即动而应物，无踪迹可寻捉处。
《太极图说述解序》略云：孔子而后，论太极者皆以气言。老子道生一，而后乃生二。庄子师之曰：“道在太极之先”。曰一，曰太极，皆指作天地人三者气形已具而混沦未判之
名。道为一之母，在太极之先，而不知道即太极，太极即道。以通行而言，则曰道；以极致而言，则曰极；以不杂而言，则曰一。夫岂有二耶？列子混沦之晕，《汉志》含三为一之说，所指皆同。微周子启千载不传之秘，则孰知太极之为理而非气也哉？且理，语不能显，默不能隐，固非图之可形，说之可状，只心会之何如耳。二程得周子之图之说，而终身不以示人，非秘也，无可传之人也。是后又增周子首句曰：“自无极而为太极”，则亦老、庄之流。有谓“太极”上不当加“无极”二字者，则又不知周子“理不离乎阴阳，不杂乎阴阳”之旨矣。亦惟朱子克究厥旨，遂尊以为经而注解之，真至当归一之说也。至于《语录》，或出将就未定之前，或出应答仓卒之际，百得之中不无一失，非朱子之成书也。近世儒者多不之讲，间有讲焉，非舍朱说而用他说，则信《语录》而疑注解，所谓弃良玉而取顽石，掇碎铁而掷成器，良可惜也。
【《太极图》先生生平所最得力者。】
《太极图说辨戾》文略云：周子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阴阳之生，由乎太极之动静，而朱子之解极明备矣。其曰“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尤不异焉。又观《语录》，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马之一出一入，而人亦与之一出一入”，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今使活人骑马，则其出入行止疾徐，一由乎人驭之如何尔，活理亦然。不之察者，信此则疑彼矣。经年累月，无所折衷，故为《辨戾》，以告夫同志君子。
据光绪八年（一八八二）慈溪冯全垓补修重印乾隆四年（一七三九）二老阁刻本。
大体赞同作者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如果《学案》成于康熙十五年，为何黄宗羲有“书成于丙辰之后”之说？《学案》理应成于康熙十五年之后。《学案》著述起始时间，在学界一直悬而未解。只是，《学案》并非全是黄宗羲一人的努力成果，董旸、姜希辙曾参与过《学案》的编纂工作。《学案》成书之前，黄宗羲有很长一段的准备工作，并非是一蹴而就。姜希辙的《理学录》和黄宗羲的《理学录》（同名异书）都可视为《学案》的前期工作，它们分别作于康熙以前和康熙六年。关于这点，彭国翔的《黄宗羲佚著<理学录>考论》和《姜希辙及其<理学录>考论》有详细论述。
“之后”的读法，参见文中翻译。
按照楼主对“书成于丙辰之后”的理解，翻译成现代汉语可通，但似乎不符古人的行文习惯。因“中国基本古籍库”用不了，我暂无法求证古人是否有这种表达习惯。不过，根据吴光的《黄宗羲著作汇考》页18-19所举的第三个《学案》里的内证，即黄宗羲谈及吴钟峦和恽日初的例证，《明儒学案》不可能成书于康熙十五年，至少是康熙十七年。
想問：胡大時究竟跟胡安國是什麽關係啊？——外行問題飄過……
重新串了一遍，觉得“书成于丙辰之后”和“成而五星聚牛女”，还是同意作者的意见。
“書成於丙辰之後”，应该是一句主谓宾结构完整的句子，而不是作为后头刻书那句话的时间状语。
最后一点的论证缺乏说服力
我倒觉得最后一则最有启发：）
到底为什么智伯可以称邯郸？盼赐教。
智伯是晋国的，所以用邯郸代指晋吧
我觉得国策做解讲不通吧，梨洲的意思是“其途亦不得不殊”，五丁开山是自辟蹊径，没人走过的路子。我猜邯郸是“学步”的意思，别人走过，虽好也不可从。野馬似可从庄生之言，宋明人多谓野馬是纷纷扰扰之意。也就是别人纷纷试验过的老路子。猜测而已，呵呵。
古代的君子都是下死功夫自己体认而得（凿五丁之间道），不捡现成的学说（假邯郸之野马），所以其路径各有不同。——很通达啊
我也觉得《战国策》的典比较贴切，不过用邯郸代指晋，还觉比较困难。查了一下古籍库，文集本作“邯鄣”，这样会不会有另外的可能？还是简单的误植？
国策意思说的是“无功之赏，无力之礼”，野馬怎么就成了“捡现成的”，费解啊。如果是典故，自然应该是核心的内容，不太可能是一段话里出现的随便什么词，假邯郸之白璧，可乎？
邯郸野马作邯郸学步与野马尘埃的复合解，无乃太过迂曲。。。
这个问题看来没有别的解决途径，只能看个人的语感了。
当时圆圆问过我这句话，我只能回答说，黄宗羲用典是为了证明“穷万殊之心，其途本应千变万化”这个观点，至于典故本身的意思，我也不清楚，方便的话可以查查《渊鉴类函》之类的……后来圆圆又发我文在兹老师的解释，我就也没细琢磨了，惭愧惭愧。
刚才重新把那句话的上下文琢磨了一遍，“是以”承接上文，而上文要分辨的，正是朱学和王学，是格外物还是格此心，不知道五丁和野马这两个典故，与此有无对应关系？（我自己是没看出来的……汗）
哦对了，我大朱谦之说这篇原序是伪作……
庄子和国策的典故用在这里似乎都和本文没有关系。窃以为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宁愿自己开路，也不骑好马过去”（因为道路多样，变化万殊）。于是“邯郸之野马”可以理解为好马的泛称。类似于“代马”、赵地的马。
那个“野马”，俺看了第一反应也是《逍遥游》（但是牵强）…第二次以为是《韩非子· 说林上》齐桓公伐孤竹老马识途的故事（和邯郸沾不上）……
查了《战国策集注汇考》。高诱注：“野马，騊駼也。四百，乘也。”（黄丕烈认为“百”字误衍）騊駼，北野之良马，可与lss说法印证。
《说苑·权谋》：赵简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为遗于卫。卫叔文子曰：‘见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简子先以来，必有故。’于是斩林除围，聚敛蓄积，而后遣使者。简子曰：‘吾举也，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辍围卫也’。”此故事与“智伯欲伐卫”完全雷同，与“邯郸野马”较为接近，吴师道已指出过。lz可参考。
ls靠谱
第二则《战国策》似不妥，跟下一句意思不接。第三则我看过朱先生《思辨与习学》中的《为学方案》文章，觉得他的论证应该是可信的。
第一则“丙辰岁著《明儒学案》，成而五星聚牛女”更佳， 因为《明儒学案》序道“书成于丙辰之後”，此条证据乃黄宗羲自言，前一条乃黄百家言，从证据的直接性来看，应从《明儒学案》序。
“讲西学的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述希腊史倒在其次，首要的是寄寓希罗多德的思想。”
怯怯地说，这里似乎是修昔底德，而不是希罗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