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建筑
2010-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马里奥·布萨利
433
无
这部专论中亚和东亚建筑著作的出版，清楚地反映了人们对那些伟大的亚洲文明（用一种有争议的说法，它也被称为“远东”）所孕育出的艺术文化的全新关注。《东方建筑》在一部著作中，汇集并综述了其中七大地域的建筑发展历程。这七个地域的共同特征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庞杂的社会现象，以及蕴藏的异常丰富的思想。惯常的做法是为每一种文化所在地域编辑独立的一卷，或至少是将每一个主要的地域文化编纂成卷。然而，除了某些偶然和必然的因素使编著者放弃这种作法外，正如绪论中所充分阐述的那样，从理论和科学的角度看，将这些建筑放在一起加以论述也是恰当而合理的，因为在这些极其多样化的文化艺术之间，存在着使其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无法否认的亲缘关系。有心的读者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些关系背后有着很明确的内在联系。这些联系不仅存在于建筑的类型、技术或对某些材料的出色运用方面（这些方面常常涉及宗教与精神的特质），它们还存在于那些微妙而又广泛传播的流行品味和影响之中。后者，虽然有时存在于那些相互遥远的国度，却仍然能够形成松散联系下的网络关系，这就是我们将亚洲称为“多样化整体”的明证。《东方建筑》的作者都是罗马大学的教师，他们是有着不同专业背景的意大利学者——包括语言学、历史学和艺术史学等，对亚洲造型艺术研究的兴趣也都源于各自的专业。他们在各自参与的专题中，通过讨论丰富了所研究的内容。这样，全书就形成了一种既带有作者的个性话语，整体又很协调的效果。产生这种效果的部分原因在于每位作者个人研究领域的客观要求。例如，他们或是侧重于建筑发展的规律性研究、历史背景和空间价值研究，或是着重于技术性的资料分析，而这些都源自作者们各自的敏锐性、偏爱专长甚至其个人所受的基础训练。此外，将亚洲建筑从与其相关的其他造型艺术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加以直接的研究，并非易事，因为就整个亚洲而言，建筑一贯被视为是一种次要的艺术门类，他们很难从雕塑甚至绘画中单独脱离出来。在《东方建筑》图片的选择上也遇到困难。除了费代里科•博罗梅奥的图片外（这是专为《东方建筑》拍摄的，他不仅需要出色的技术，更是一个亚洲尤其是印度艺术热爱者的杰作），收集适合的、以前未发表的新图片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在诸如中亚等一些地区，并没有多少重要建筑的遗构，仅存的少许也无法与其他地区相比；而在诸如越南这样的国家，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也阻碍了图片工作的进展。其结果是，在图片资料方面，一些地区与其他图片丰富并容易获取的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的不平衡。尽管存在着上述阻碍，《东方建筑》仍然是向更广更深的研究迈出了必需的、初始的一步。在这项研究中，不可避免地都要面对亚洲建筑的造型空间课题。关于这一课题的系统阐述，由于与毗连的欧洲大陆的整个艺术史，以及某些文明发展形成的科学与哲学观念之间存在冲突而倍显艰难。它需要寻求一种单一的基本评价标准，这一标准对于不同的地区具有普遍的意义，并能将亚洲和欧洲的艺术放在相同的层面上加以研究。现在是将艺术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的时候了，尽管这一整体的艺术史是由世界各地的专家们共同建立的，但在研究中应该包括相似的（即使不需要完全相同）问题、观点和方法，仅仅在文献的引证和追求美学价值的途径上存有不同。对《东方建筑》的最后评价，自然要留待读者。不论他们是否专家，《东方建筑》的命运都应该首先寄托于他们。就作者而言，能够将与西方文明并行发展的这一文明的建筑珍品呈现给更多的读者，就已然无憾了。这一文明并非我们自身文明的对立面，而是其补充和可用来相互比较的参照系。马里奥•布萨利
《东方建筑》纵论上千年的历史变迁，横贯印度与锡兰、印度支那和印尼、喜马拉雅地区、中亚、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七大地域，时空上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首先将整个地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加以研究，所以各部分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广而不杂，脉络清楚。汇集并综述了其中七大地域的建筑发展历程。这七个地域的共同特征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庞杂的社会现象，以及蕴藏的异常丰富的思想。 全书各部分都是将城市与建筑艺术放在其自身历史、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所以避免了浅显而孤立地看待建筑文化现象的弊端。此外，书中也屡屡触及一些前沿的、甚至悬而未决的课题，并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作者：(意大利)马里奥•布萨利 译者：单军 赵焱
前言绪论第一章 印度和锡兰第二章 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第三章 喜马拉雅地区第四章 中亚地区第五章 中国第六章 朝鲜半岛第七章 日木注释参考文献英汉名词对照照片来源译后记
五、首要主题从大量系统化的有关论著看，印度建筑的基本主题就是对“中心”的表现。这一主题对于建筑和城市规划都是同样适用的。每一座寺庙或宫殿都是一个宇宙轴心、一个神圣的中心，它是天、地，甚至冥世的交汇点。由于在整个印度地区直至今日都将村落视为是人类聚居的基本单元，因此，将这种中心的象征加以拓展，就成了城市平面中反复出现的母题。所以，不论城市是方形的（方形被视为是有序世界的象征，是完美的形式和秩序）还是矩形的（其内部主要的街道构成菱形的形式），甚至一些更为抽象的形式（如圆形、半圆形或三角形），在这些理想的城市形态中都会找到一种中心的母题。圆形的平面可能是外来的，或许是源于亚述人，并通过安息人（Parthian）传人印度。但不论是哪种几何图形，它们都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和象征意义。这些意义本质上都是将土地的神奇力——它们或是先已存在的，或是由最初的奠基仪式积聚而成——转变为人类的栖居地和一种富有生命气息的形式，并能与宇宙的生命节奏相和谐。它通过将城市的模糊空间加以几何化的处理，以人的尺度去营造城市，进而使城市中的人能感受到宇宙生命的脉膊。另一方面，在宗教建筑中，这一概念又会有所变化并被加以夸大。由于这类建筑宗教的象征性更为强烈，所以其几何形式的倾向也更为明显。例如不同时期率堵坡的平面。它们或是圆形的，其四周的围栏也是圆形的；或是内切于正方形中的圆形；或是一系列的正方形。与此不同的是印度教的神庙平面，尽管它周边的围墙有时会出现椭圆曲线的内凹片断，但大部分都是一个由围墙形成的长方形。至于围墙内的建筑布局则变化很大，它们有时采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排列形式，有时则采用梅花形的布置方式，即在矩形围墙内的四角和中心布置建筑并利用矩形的两个对角线为轴线来组织空间。无论哪种布局形式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将主体建筑独立出来，从而能在各个方向看到它；同时主体建筑又构成整个人工象征空间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布局模式突出了率堵坡的半圆顶和中世纪寺庙群巨大的体量，从而用具体化的人造构筑物隐喻了“山”的壮丽——“山”被视为是宇宙之柱和世界轴心的象征。就宗教建筑所表现的意义而言，印度与西方之间显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印度的宗教建筑往往是和世俗建筑相互隔绝布置的，这一点，尤其是它所包括的思想内涵与西方不尽相同。印度的宗教建筑，即使不是完全的自成一体，通常也是与城市居住区相远离的。它们或是独自形成一个神庙城（如马杜赖），或是将庙与寺院组合在一起（如阿旃陀），或是前文述及的一些独立式寺庙，它们吸引了大量的人在其周围从事与寺庙有关的经济活动。在所有上述的情形下，我们都处于一种寺庙自身所形成的“中心”之中。这种中心的意义并不构成城市文脉的一部分，而是为了创造与神对话的机遇。因此，这些中心有意建造得与城市相异，在形式上也与那些基督教的修道院不同。城市，被看作是一个既神圣又具有实际功能的中心，它的作用是将神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市民们则以城市为纽带，从那些理论上总是作为城市中心的宗教建筑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尽管这些宗教建筑具有某种中心的向心作用，但实际上都位于不同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神与世俗之间的隔绝是十分微弱的。这些市民虽然无法在城市中获得真正的自主权，却相信：在其生活的城市中，自身任何微小的行为都会影响无形的神力和宗教力量，从而对主宰城市的法令秩序产生作用。通过有关文献，我们发现城市的基本结构——一般是一种方格网形式——又被叠加上某种街道的图案，它加强了城市中心的象征意义。这一道路系统的嵌入还解决了与城市布局和功能相关的交通问题。城市的形状可能是莲花形的，它保持了城内的方格网结构，但其周边却被带有圆形、八边形或六边形棱堡的四叶状城墙所环绕，城墙的转折处与方格网的角部相契合。另一种理想的平面形式是在城市中形成具有特定方向性的宽阔大道，或是通过建筑物的布局——一般要考虑与城市基本格网的关系——来形成一种象征图形（如万字饰）。无论采用何种理想形式，城市的发展最终都要受印度地区社会条件的影响，它们在这些基本的方格网模式和象征性的几何图案基础上，会产生一些自发性的变化。这种城市规划中严谨的、大片的方格网模式，只有在印度河文明的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晰。尽管我们已经不可能重建那一历史时期的文明，但现已知道，正是印度河文明产生了许多丰富的、富于思想性的规划设想，它们已经被吠陀时期的文化所证实；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后，才在技术性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将建设用地划分为方格网的模式，并进而划分成三角形的模式，是出于一种宗教和象征性的需要。不过这种空间的几何处理手法与现代建筑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使建筑具有一种所谓“多向可见性”的特征。这是由于建筑本身被视为某种象征意义的产物和一种竖向轴线（神秘的宇宙轴心）的具体表现形式，它需要在各个方向看都是相同和完整的，因此，它更多地受一种雕塑的而不是建筑的法则所支配。甚至“正立面”一词，在印度也与其在欧洲或亚洲其他地区所表示的意义略有不同。正立面的意义在于它是进入建筑内部的入口。它可以被强调，但不能凌驾于侧立面或背立面的意义之上。正是为了获得“中心”的象征意义，使印度建筑在体形上极力追求富于雕塑感的风格。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东方建筑》一书终于脱稿了。作为译者，既欣慰，又惴惴不安。欣慰的是经过努力，能够与广大的读者分享徜徉流连于这些伟大的古代东方文明之中的喜悦，其意义自不待言；不安的是，愈深入地沉浸和求索其中，愈感到这些人类古代艺术宝藏之浩瀚广博、奥妙深邃，深恐因自身学识浅陋之故而贻误读者。欣慰和不安之余，也有一些翻译过程的体会和浅见。众所周知，在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一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一罗马文化体系中，东方就占了三个，东方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但我们也注意到，由于西方学界长期以来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东方文化艺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地位。这在权威性的B•弗莱切尔《建筑史》中清晰地表现出来，东方建筑文化不仅被归于非历史风格，在篇幅上也少得可怜。可喜的是，从最新的第20版《建筑史》看，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东方建筑》一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变化，正如《东方建筑》作者马里奥•布萨利在前言中所言：“……它的出版，反映了人们对那些伟大的亚洲文明所孕育的艺术文化的全新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对古代建筑与艺术的研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西方学者在发掘东方文化艺术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J•H•马歇尔爵士，A•斯坦因等。这些考古成果成为《东方建筑》一书重要的研究基础。与此相比，我们自身从建筑学和建筑史学角度利用中外考古成果对东方古代建筑文化的介绍，尚显不足。即使是那些诸如桑吉大塔、婆罗浮屠搴堵坡和吴哥寺等少量耳熟能详的著名建筑，在建筑学的领域甚至还不如考古学家和宗教学家介绍得更为详尽。从这个角度看，《东方建筑》一书或许能作为国内建筑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一。《东方建筑》不仅仅只具有建筑艺术史上的价值。有心的读者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对照，将不难体会到，东方传统的建筑艺术有很多都具有“原型”（prototype）的意义。除了其宗教和象征意义之外，那些注重几何特征和均衡和谐的平面、结构和形式，也极具美学价值和原创力，它们不仅是其本土建筑师创作灵感的源泉，对当前中国建筑的创作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以马里奥•布萨利为首的罗马大学学者们编著的《东方建筑》，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专著。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价或许有待专家，但据译者浅见它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一、广博清晰。全书纵论上千年的历史变迁，横贯印度与锡兰、印度支那和印尼、喜马拉雅地区、中亚、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七大地域，时空上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首先将整个地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加以研究，所以各部分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广而不杂，脉络清楚。二、重点突出。在上述七个地区中，印度和中国无疑是全书的重点，这不仅因为作为两大古代文明，它们具有悠久和辉煌的文化传统，也因为其他地域建筑文化的发展分别受到了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巨大影响。三、研究深入。全书各部分都是将城市与建筑艺术放在其自身历史、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所以避免了浅显而孤立地看待建筑文化现象的弊端。此外，书中也屡屡触及一些前沿的、甚至悬而未决的课题，并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当然与作者深厚的专业背景有关，例如马里奥•布萨利本人就是研究印度艺术史的专家。四、富有新意。尽管对“异文化”的研究会存在所谓的“误读”，但不可否认，“以西方人的眼光看东方”有时也会产生一些饶有趣味的观点，它们具有参考映证的价值。原书也存在一些不足或缺憾。首先，从空间地域的维度看，尽管该书一再指出对各地域的划分不以今天的政治区划为限定，但有些方面仍有待商榷。例如将西藏从中国部分中独立出来，这是我们中国学者绝对不会苟同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注：西藏自古即为中国领土，西藏建筑是中国建筑的组成部分。原书这种划分方法，我们不能赞同。只是为了保持原书面貌，我们对原文未作改动。再如，将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放在中亚地区一章叙述也是很不恰当的，也是为了保持原书面貌，我们对原文才未作改动。其次，从纵向历史的维度看，全书虽然以古代建筑文化为主，但对诸如日本等地区，在其近现代部分也着墨甚多，这就使全书的历史年代界定产生了概念模糊。例如，以此为标准，片言未提戒日王之后的整个中世纪印度伊斯兰文化，似乎无法真正展现印度古代建筑文化之全貌。季羡林先生在论印度文化时曾谈到：“现在我们谈印度，起码得看两个成分，一是雅利安，一是穆斯林。……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印度文化的两个特征：前者深刻而糊涂，后者清晰而浅显。”的确，埃洛拉的石窟、卡久拉霍的神庙和马杜赖的庙城固然是古代印度的艺术珍品；莫卧儿王朝时期的法特普尔•西克里城堡和泰姬陵等也是古代印度文明的杰出成就，由于融合了伊斯兰文化和本土文化，它们已经成为印度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和组成部分。译者在亲历了莫卧儿帝王们的宫殿、城堡和陵墓后，对此感受尤深。因此，尽管本建筑史丛书将印度的伊斯兰时期建筑并入《伊斯兰建筑》卷中似乎无可非议，但译者更赞同施蒂尔林（HenriStierlin）与福尔瓦森（AndreasVolwahsen）主编的另一套《世界建筑史》系列丛书的分类法，即：将《伊斯兰的印度》作为《印度》的姊妹篇独立成卷。此外，在意义和形式上都极具价值、并且已成为印度人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水池（Kund）和水井（Vav）等建筑类型，《东方建筑》中也未曾提及。而在弗莱切尔的《建筑史》、C•塔德格尔的《印度建筑史》中都未忽略这些印度古代建筑的重要内容。与此相比，《东方建筑》的缺憾是显而易见的。《东方建筑》各部分图片的比例不均衡，尽管在全书的前言中已有说明，但仍然是一个很大的不足。一些重要的实例未能收录到图版中，所选录的有些则不具代表性，而且一些类型相同的实例往往图片过多，有重复之嫌。最后要指出的是，原文中的错误也不少，包括名称上的、年代上的，以及与史实不符的谬误，有的还相当严重，这也为翻译工作增添了难度。以上是译者对《东方建筑》的简要评述。正如前文所言，《东方建筑》的翻译工作异常艰辛；事实上，译者的很大精力都用于各种考证和大量繁琐的历史事件、人物、神的名称、地名和建筑名称等查证上。仅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例，有时如果不了解其背景，原文几乎就无法准确译出。例如，如果不查证扶南国的创建者混填是娶了当地的柳叶女王为妻的历史传说，则Princess一词便无法确定是译为“公主”还是“女王”。此外，书中大量的梵文、巴利文和其他各种语言也为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原文各个部分也是由罗马大学的五位学有所专的学者分别编写的，对于译者而言，要同时对这些不同的文明发展加以把握，实是力有未逮。关于译文有几点说明：1.地名主要参考了《世界地名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人名参考了《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大量查不到的再参考其他辞典和相关文献。因此，有些地名和其他一些书籍的译名存在差异。2.一些寺庙、古迹名称，在不同的权威性文献中译法也各不相同，如吴哥城中的巴壤寺，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历史卷、宗教卷、考古学卷中就有不同的译名，只能经比较选择其一。3.一些有疑义或需要解释的原文，以译者注形式加以说明，但有些原文则在翻译中明确修正而不另附说明。如原文直译为太宗墓的“雕塑群马”，在译文中就明确地译为“昭陵六骏”。4.一些年代与中文文献有出入，但由于中文文献也有不同说法，所以未另加译注。5.一些专业术语和名称，采用了已约定俗成的译名。《东方建筑》的校核者为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段晴博士。段博士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对英文、梵文、德文、于阗文等造诣尤深，其严谨认真的校核为译文增色不少。尽管如此，由于时间紧迫，某些领域相关参考资料的匮乏，以及译者的学识和能力所限，译文中必然谬误不少，恳切期望得到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正。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王镛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郭黛妲教授、吴耀东博士和韩国学者韩东洙博士。他们作为各自领域的专家，分别对译文的印度和印度支那部分、中国部分、日本部分和朝鲜半岛部分给予了认真的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此外，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研究所所长萧默教授，中国新疆考古研究所所长于志勇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栗德祥教授和左川教授，西藏大学教授达瓦次仁，以及悉尼大学建筑史教授PeterArmstrong，也对翻译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感谢翟辉先生、潘宜勇先生、汪科先生、刘川和韦丹博士、宋晔皓博士、陈明博士，以及王辉女士、尚谨怡女士和朴英玉女士，他们对《东方建筑》的翻译和查证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最后，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负责《东方建筑》编辑的董苏华、张惠珍女士、吴文侯先生和其他同志，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工作，本译著是无法与读者见面的。单军赵焱1999年6月于北京清华园
《东方建筑》：世界建筑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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