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与绅权
1988-10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吴晗,费孝通 等
无
《论绅权》之后删除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从保长到乡约》两篇。
论绅士
论“知识阶级”
论师儒（以上费孝通）
论皇权
论绅权
再论绅权
论士大夫（以上吴晗）
论天高皇帝远
皇权下的商贾（以上袁方）
论王权与兵
论“家天下”（以上全慰天）
论绅权（以上胡庆钧）
绅权的本质
绅权的继替（以上史靖）
后记
无
1.以今天的水平来看，本书略显粗糙，从行文到论证都很业余。完全不能和同时代的民国其它大作齐平。
2.40年代的作品写出了60年代的味道，但又保持着典型的30、40年代二流史学大、空、泛的特征。你可以说这是一本好书，但如果把它捧到“宗师级”，我就觉得可笑了。
3.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社会学一直到今天，其合法性还是要遭人质疑的原因，肇事之初就略显鄙陋，毫无学科自律性。
看看就好，每次听到有人把这本书捧到天上，我就想笑。
可以看出，虽然儒家并未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被单独谈论，但却是费孝通整个研究框架里一个重要的环节。儒学不仅作为士绅阶层与绅权形成的起点被提出，更是解读皇权与绅权之间关系的关键。儒学的发展与绅权的发展并行为研究的脉络。费老的文章视野开阔，清晰明了，字里行间充满真知灼见，不愧为一代大师。但是，诚如他在后记中所说，这本书是“不成熟的”。的确，我觉得书中也不乏值得商榷和发展之处。
作为一代大师，费孝通有其独立的历史哲学主张。“我并不愿意把一种社会意识的形成归原于一二思想家的言行。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一般的观点，他们不过把已经由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罢了。” 社会事实决定社会存在的唯物史观主张使得道统与政统的关系问题迎刃而解，但是在这里，“为什么士绅不选择攻占皇权？”这是一个费孝通不知有意或是无意回避了的问题。
西洋的历史，先有教权压制皇权，后有民权推翻皇权，在中国，却是士绅阶级作为皇权的工具稳定地存在了千余年。这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吴晗先生直接对之解释为皇权从来就是绝对，绅权只能从属，且不说正确与否，下面的论述的确是顺理成章了。费孝通却认为政道分离后，皇权与绅权原是可以分庭抗礼的。《论绅士》一文中的“政治老虎”，是绅权最初逃避皇权的结果，本身并不是原因。这样看来费孝通是无法在社会事实中找到依据自圆其说的。而在解释道统的消极等待时，费孝通只能依赖对孔子言论的解读，而单单一个“孔子很固执”，却搬不出更多的社会事实的支持，也是稍显牵强。
我以为，承认孔子等一二思想家的言行对社会意识的影响，这对于费先生的分析，还是必要的。士绅阶层最初能立于天下，得益于儒家孔孟之言。孔孟之言之兴起，是与孔孟之时的社会事实相符的。如萧公权所言，春秋之时，封建宗法制衰落，政权无所，若听任群雄逐鹿，则天下秩序无存。因而孔子言君子，提规范，“一以救宗法世卿之衰” ，是为了维持秩序的稳定，而无改弦更张之意，只为改进政治。“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孔子本来的思想，就是道统有余，政统不足的。
到了后世师儒的时代，社会事实是有所变化的，主要是秦之后皇权已经开始了对士绅的压制。但士绅不图积极地去侵占或压制皇权。这首先是因为师儒的自身局限。士绅自身能够对儒学加以改进，但绝不能跳出儒学的圈子对儒学的根本思想进行改变。譬如说，董仲舒可以对儒学加以改造以制约皇权，但是绝不能提出一个道统在政统之上的理论，因为董仲舒自身也是苦读十年书的儒者，儒家对其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自不能设想道统凌驾于政统之上，因为这是对孔子思想全然的背叛。另外，既然士绅最初的权力源于孔孟之言，每一次背离了孔孟之道，士绅的权力来源实则是更岌岌可危的。公孙弘乃至后世的韩愈等等，提倡完全的忠君而非“不可而止”，虽也是叛离了孔子，但其权力的来源已发生改变，而依附皇权与政统了。
因而，道统之所以不能凌驾于政统之上，绅权之所以最终沦落，都主要缘于儒家自身的思想缺陷。这个缺陷始于孔孟，而非后世社会事实所肇。或者也可以说，孔孟之道本无过，因为它们是与那个时代相适的，但是时过境迁思想内在的固守最终始得它成为一种消极的力量。西洋的民权之兴起，得益于革新。然而儒家支撑着士绅阶层在中国绵延千余年，最终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这内里儒家与士绅孰是孰非，又是谁影响了谁，这是值得深思的。
社会是何以可能的？这是社会学大师齐美尔追问的问题。
而这本书无疑是回答“中国社会是何以可能的”一本经典。
不在于答案的可信与否，关键是给人诸多启发。
此书，值得一读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