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罗振玉
2002-5
天津人民出版社
张连科
386页,(4)页图版
无
张连科经过几年的努力,写成《王国维与罗振玉》一书,在付梓之前,希望我写篇序。而在我与连科的二十年接触中,也感到有些话需要说说。连科出生在大讲阶级出身的年代,由于他的祖父是地主,“文革"中他不仅挨过批斗,就连上学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他只读了四年小学。此后他边干农活边自学,到恢复高考以后,终于考进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教过一年中学,又考取天津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读书刻苦,酷爱买书。他读研究生的收入仅能维持自己的一般生活,然而也就从这时起他开始买一些大部头的书。有一次他买了四十册一套的《中文大辞典》,钱不够就借贷。他曾经用献血得到的酬金来还债,这使我惊呆了。我曾劝他刚献血要多注意营养,多休息,不要把身体搞垮。他强调自己自幼种地,身体的底子好,没有听我的劝告,依旧吃平日的饭菜,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苦读。为了成就事业,连科的藏书颇为可观,无论是像《十三经注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二十五史》等部头较大的书,还是历代作家的文集,他都广为搜罗,多有收藏。连科对汉魏六朝文学很有研究,但是也不弃近现代名家,例如王国维、刘师培、章太炎、鲁迅、蔡元培、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梁漱溟、胡风等人的全集,也能在他的书架上找到。我以为我的藏书已小有规模,涉及到自己专业的书籍基本备齐,然而连科的藏书却比我多出若干倍。以我七十余年的阅历,我深深感到,从事教学与科研,没有一定规模的藏书是不行的。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书籍是做学问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我赞赏并支持连科藏书。连科的藏书较多,对他的科研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在80年代中期,为了加强研究生的基本功,我让三届同学共同完成《建安七子集校注》的工作,每人负责一个作家诗文赋的校勘、注释、系年、题解,并在此基础上写出数千字的《前言》。连科的分工为《陈琳集校注》,各项工作完成得很好,《前言》写得颇具学术个性。连科研究生毕业后在天津师大中文系任教,讲授汉魏六朝文学。此时我交给他一项硬任务:在教学之余整理校注司马相如的全部作品。他从接受此任务到完成《司马相如集校注》,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而且一举达到了出版水平。人们大多知道“西汉文章两司马”,指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比较热,注释本也比较多。但是当连科着手撰写《司马相如集校注》的时候,却无多少前人的成果可继承,具有拓荒的性质。尽管该书在出版社压了多年,因书商怕赔钱而未能问世,但连科古籍整理的基本功,却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后来完成《王国维与罗振玉》一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整理古籍是国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令人惋惜的是这项得要工作被一些研究生导师忽略。他们认为,国学基础无边无际,研究生入学后,应尽快确定论文选题,写好学位论文就可以了。如此昏聩,又怎能使人昭昭!不读大量的古代文献,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人的著作,此后的学术研究就难有大的作为。不懂其源,焉能知其流!连科的《王国维与罗振玉》之所以能顺利完成,直接得益于他的古籍整理的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透彻了解。……
本书作者以客观公允的心态,探讨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学术成就及应有地位,为今天的学术发展提供借鉴,很有意义。
序绪论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二奔波生计求索学海三慧眼识才定交上海四为求发展心为形役五投身教育积极进取六目的虽不阿先后渡扶桑七关山阻隔天各一方八体弱多病潜心学术九相聚姑苏创获日丰十初入京师锋芒毕露十一京城繁华地士子骋才时十二竭尽全力昌明国粹十三流亡海外心系故国十四情寄甲骨贡献卓著十五学术合作共著鸿篇十六分手扶桑鸿雁传情十七终归故土魂系国故十八同入小朝廷沉迷未知返十九甲子之变奔走其间二十定交垂卅载最终割席去二十一举身赴清池一代英杰逝二十二逝后哀荣独冠今古余论后记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六目的虽不同先后渡扶桑(一)1901年,罗振玉在武昌期间尽管事务不少,但也没有忘记研讨学术,结交了当地著名的学者杨守敬,与其一同探究金石目录之学。杨守敬(1839—1915)是湖北宜都人,字惺吾,号邻苏。同治举人。曾为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随员,在日本注意搜集已在国内失传的中国古籍。后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张之洞称其“老成夙望,博览群书,致力舆地学数十年,于列朝沿革险要,洽熟精详,著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张文襄公全集·保荐经济特科人才折》)张之洞的武昌农务学堂经过罗振玉的整顿,办学质量大大提高,但是罗振玉也因此触怒了张之洞的一些幕僚。他们在其中作梗,使罗振玉几次欲谒见张之洞都没成功。这使罗振玉便有了离去之意。到了这一年暑假,罗振玉与王国维一同返回上海,罗振玉遂向张之洞提出辞职,张之洞有意挽留,但罗振玉没有答应。随后张命罗振玉襄办江楚编译局。此时的王国维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译出的书有日本中村五六编纂、顿野广太郎修补的《日本地理志》、日本立花铣三郎所作《教育学》。本年罗振玉把历年翻译的农业科技书籍编成《农学丛书》印行,销售顺利,获利不少。把内外夙债皆偿还一清之后,尚有盈余。其母范氏非常高兴,想到罗振玉续弦之后已六年有余,但夫妻团聚之时却没有几天,所以便派其妻丁氏来上海团圆。为此罗振玉致信其父,谓家属来沪有三难:“慈闱年高,须人侍奉,一也;妇稚同来,用度必增,二也;此间虽是长局,然其平日守行止自由之说,一旦稍有不宜,辄见机而作,三也。”(《集蓼编》)由此可见其父母并未同来。1901年12月]4日,罗振玉奉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去日本考察教育。此行一共七人,除罗振玉外,还有两湖书院监院刘洪烈、自强学堂汉教习陈毅、胡钧、田吴炤、左全孝、陈问咸。他们于14日上午九点从上海登上日本轮船神户丸启程,16日到达长崎,17日到达马关,18日到达神户,19日到达东京。此后又去京都、奈良、大阪等地,于次年2月19日返回上海。罗振玉此行主要为购买教科书,考察教育。对日本的各类学校的学制、课程、学生数量、图书馆建设,以及日本近三十多年的教育发展都非常关心,——记录下来,俱见其《扶桑两月记》。在考察教育的同时,罗振玉处处把日本中国作对比,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在当时写道:考日本强盛之机关,首在便交通,继在兴工业,三在改军制。明治五年,始修铁道,初起于东京横滨,已而推之神户,至京都。驯至遍及全国。又创马车铁道,电气铁道,又通海线,通电话,立邮船会社,设邮政,而道途于是无阻滞。明治六年,奥国开万国博览会,乃携品物及工商数人往,传习西国工艺。九年,美国开博览会,政府又率诸工商赴会。明年,开国内劝农博览会于东京,赏以四种赏牌。其后搜集茶丝茧棉麦稻糖陶漆等物及海产等输出要品,开共进会。内务省大臣临莅奖之,于是输出之品超出输入。废藩以后,定天子亲为大元帅,改征兵之制,全国之民,不问士庶贵贱,以满二十岁为及岁,征合格者服常备三年,后备三年之役。余服国民军。又创宪兵,立警视部。于是军政修明,而又加之以兴教育,国力乃日臻强盛,此固我国先路之导也。(《扶桑两月记》)尽管有人说罗振玉贪财慕利、虚伪奸诈,甚至有人说他落后反动,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希望中国富强的赤诚之心。不可否认他的政治见解与梁启超,或者是孙中山都不同,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的前途有自己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这种看法无论是进步、反动,或者是激进、保守,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若是在民主的体制下,我想中国人会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富强之路,然而现实却是专制政体,与统治者政见不同的人就会遭到杀戮,这使无数中国人的富强梦最终化为泡影。
序张连科经过几年的努力,写成《王国维与罗振玉》一书,在付梓之前,希望我写篇序。而在我与连科的二十年接触中,也感到有些话需要说说。 连科出生在大讲阶级出身的年代,由于他的祖父是地主,“文革"中他不仅挨过批斗,就连上学的权利也被剥夺,因此他只读了四年小学。此后他边干农活边自学,到恢复高考以后,终于考进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教过一年中学,又考取天津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他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读书刻苦,酷爱买书。他读研究生的收入仅能维持自己的一般生活,然而也就从这时起他开始买一些大部头的书。有一次他买了四十册一套的《中文大辞典》,钱不够就借贷。他曾经用献血得到的酬金来还债,这使我惊呆了。我曾劝他刚献血要多注意营养,多休息,不要把身体搞垮。他强调自己自幼种地,身体的底子好,没有听我的劝告,依旧吃平日的饭菜,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苦读。 为了成就事业,连科的藏书颇为可观,无论是像《十三经注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二十五史》等部头较大的书,还是历代作家的文集,他都广为搜罗,多有收藏。连科对汉魏六朝文学很有研究,但是也不弃近现代名家,例如王国维、刘师培、章太炎、鲁迅、蔡元培、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梁漱溟、胡风等人的全集,也能在他的书架上找到。我以为我的藏书已小有规模,涉及到自己专业的书籍基本备齐,然而连科的藏书却比我多出若干倍。以我七十余年的阅历,我深深感到,从事教学与科研,没有一定规模的藏书是不行的。胡适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书籍是做学问的基础,从这一点出发,我赞赏并支持连科藏书。 连科的藏书较多,对他的科研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在80年代中期,为了加强研究生的基本功,我让三届同学共同完成《建安七子集校注》的工作,每人负责一个作家诗文赋的校勘、注释、系年、题解,并在此基础上写出数千字的《前言》。连科的分工为《陈琳集校注》,各项工作完成得很好,《前言》写得颇具学术个性。连科研究生毕业后在天津师大中文系任教,讲授汉魏六朝文学。此时我交给他一项硬任务:在教学之余整理校注司马相如的全部作品。他从接受此任务到完成《司马相如集校注》,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而且一举达到了出版水平。人们大多知道“西汉文章两司马”,指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比较热,注释本也比较多。但是当连科着手撰写《司马相如集校注》的时候,却无多少前人的成果可继承,具有拓荒的性质。尽管该书在出版社压了多年,因书商怕赔钱而未能问世,但连科古籍整理的基本功,却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后来完成《王国维与罗振玉》一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认为,整理古籍是国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令人惋惜的是这项得要工作被一些研究生导师忽略。他们认为,国学基础无边无际,研究生入学后,应尽快确定论文选题,写好学位论文就可以了。如此昏聩,又怎能使人昭昭!不读大量的古代文献,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人的著作,此后的学术研究就难有大的作为。不懂其源,焉能知其流!连科的《王国维与罗振玉》之所以能顺利完成,直接得益于他的古籍整理的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透彻了解。 ……
《王国维与罗振玉》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
就是想了解下
作者張先生寫的真是不錯,不但從學術的角度寫出了王國維,也讓人越看越像看,建議想要瞭解王國維氏的一定要看看此書,不知道什麽時候到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