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与规制
2010-10
天津人民出版社
陆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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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与规制：中国政府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研究》的总体框架定位于不同国家社会关系下，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模式比较性研究.通过借鉴国家主义、多元主义、合作主义和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以及学术界对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的研究成果，结合案例分析，综合性地判断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分析我国现有社会组织管理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国家社会关系变迁进行分析，对构建今后中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具体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议。
陆明远，男，1979年生，天津市人，法学博士（政治学），现为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讲师。天津大学公共资源管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天津市廉政研究基地、天津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天津政治学会理事。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社会组织发展等。 发表论文主要有；“中国城市管理中的民间组织功能研究”、“中国社团的社会意见表达功能合法化研究”、“民间组织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功能——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主持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引导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实证研究》、2010年中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部级课题《社会组织违法案件中的个人法律追责问题研究》等多项课题。获2005、2006年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获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7年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序言第一章 引言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一、研究的问题：政府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二、研究的假设：构建合作主义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第二节 研究综述一、国家主义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三、多元主义(Pluralism)四、合作主义(Corporatism)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与重点一、研究方法二、主要思路第二章 研究的概念及背景第一节 研究的相关概念一、管理主体：政府二、管理对象：社会组织三、管理的内容第二节 分析的框架：国家一社会关系下的政府一社会组织管理一、结构性命题二、实证性命题第三章 社会组织的双重作用与政府管理的两个任务第一节 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一、改进政府管理二、完善市场经济三、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消极作用一、腐败二、业余和低效三、专制四、妨碍公正五、威胁国家安全第三节 政府的双重任务一、社会组织的主次作用二、政府管理的基本目标第四章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及管理第一节 社会组织的发展一、规模：稳中有变的增长二、功能：积极与消极并存三、结构：金字塔式的内外部结构，四、资源：政府“扶上马，送一程”第二节 中国社会组织的政府管理模式一、国家主义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概述二、管理模式的合理性三、管理模式的弊端第五章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第一节 业务主管型管理模式一、制度体系二、管理原则三、管理环节四、总结第二节 分权型管理模式一、制度体系二、管理原则三、管理环节四、总结第三节 合作型管理一、制度体系二、管理原则三、管理环节四、总结第六章 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合作型管理模式的思考第一节 调整的总体要求一、切合社会转型的要求二、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三、借鉴国外实践的经验第二节 调整的基本思路一、对政府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重新定位二、对社会组织功能的重新定位三、理性地选择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方向四、对社会组织管理模式调整的定位第三节 调整的具体路径一、管理主体：由行政垄断走向行政优位下的多部门参与二、管理客体：权力单向延伸走向权利双向代表三、管理内容：合作型管理模式的调整与完善四、管理方式：从身份到契约参考文献后记
如前所述，目前中国社会组织制度框架中，在国务院颁布的三项《条例》之外，中央政府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有相应的社会组织管理规章，这种行政立法的制度来源使得现有政府体制的一些问题也会被带入到社会组织的制度框架中，典型的如条块分割问题等，不同层级不同职能的政府部门都要从本职工作出发制定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这就很可能在社会组织的制度框架中产生一些冲突或者矛盾的地方，并且，在一些专项法律中有对特定社会组织的规定，如《律师法》对律师协会的规定.这就产生了众多的制度交叉现象，既有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之间的交叉，也有不同的政府职能的交叉。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导致制度缺乏一致性；另一方面，影响政府管理的有效性。 （3）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矛盾 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制度的支持.政府管理同样需要合理、合法的制度来指导，但在实际工作当中，在合法社会组织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法人社会组织。这类数量庞大的组织目前在中国的相关制度中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和规范，这就造成了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如前所述，据调查，中国目前存在的非法人型社会组织的数量非常庞大。远远超过通过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从政府管理的角度，这一情况意味着现有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在管理范围上存在着很大的“盲区”，是缺乏制度规范、政府管不到的区域，但这类组织仍然需要制度的支持，特别在一些纠纷的处理当中，往往由于其非法的身份而找不到制度依据。可见，现有管理体制决定了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和范围的有限性，由此产生了大量非法人型的社会组织。这两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制度的有限供给和旺盛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政府的管理难以与大量非法人社会组织的需要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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