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的毛泽东
2001-9
河北人民出版社
陈爱菲
343
228000
无
赫鲁晓夫说：“毛泽东是一个隐藏自己思想意图的大师，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材料。”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是很想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留了下来；老年时期的毛泽东有许多出国机会，但他却不自觉地挡住了自己迈向世界的脚步…… 毛泽东一生中曾出过两次国，去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毛泽东仅有的两次国外之行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毛泽东在几经周折中如何运用超凡智慧?在紧要关头怎样镇定自如?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怎样忍辱又怎样抗争?本书将用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揭开谜底。
卷一 1.引子：毛泽东为什么不出国留学？不组织一个游俄队？ 2.毛泽东第一次也想走出中国，以便“向我们的苏联老大哥说清楚”。斯大林婉言相劝。 3.米高扬只带着“耳朵”秘密访华，在太行山麓的西柏坡会晤毛泽东。 4.刘少奇秘密访苏，连续5次与斯大林密谈。 5.难以断流的历史长河：苏共和中共间的恩恩怨怨。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来电承认新中国。意味深长的是，一年前苏联驻华大使却作为惟一的外国大使跟随国民党政府到广州。 …… 卷二
书摘 斯大林立即同意了蒋介石的建议。 在外蒙问题进行了交易后，国民党代表又重申：“只要中共保留独立的军事和政府组织，要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只支援中国的中央政府。” 斯大林则再次承诺：从未向中共支援过武器，并保证，所有苏联对中国的支援，无论是道义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只给中央政府。而且，他还表示，希望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他说把共产党的军队合并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是必要的。并表示，待一切问题解决后，中国政府可以派一个代表团随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以便接收一切。 这便是第四次会谈的内容。 关键性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第五、六次会谈便进行得十分顺利。 7月下旬后，远东残局急剧变化。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事先未同斯大林商量的情况下，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8月6日上午，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 8月9日，苏联提前宣布了对日宣战书； 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等国发出乞降照会。 此时，中苏条约尚未签订，苏方感到焦虑。因为中国之所以在谈判中作出重大让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请示苏联出兵抗日，但现在这一条件已不复存在，中国会不会改变主意呢?斯大林从波茨坦会议结束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就立即与国民党代表团举行谈判。这次谈判斯大林威胁宋子文说：中国政府最好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的话，中国共产党就要进人满洲了。中方代表宋子文只得作出让步。 8月14日，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 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 “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 “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为一纯粹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 “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海军根据地之防护，中国政府委托苏联政府办理之”； “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中国政府同意“在该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 “日本战败之后，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证实这种(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以现在的边界为国界。” 很显然，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一个把苏、美、英在雅尔塔的“秘密协定”进行公开合法化的不平等条约，它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但蒋介石却对这个条约表示满意。正如麦克民尔在《美国、英国和俄国》一书中所言，因为“从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看，这并不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俄国人明确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他们说话算数，蒋介石的军队很可能就会迅速在整个中国本土行使权力。即使蒋实际上失去了满洲，他却似乎赢得了中国。” 美国方面也对此表示满意。美驻苏大使馆在9月10日致美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由于俄国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 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解放满洲，本来完全可以给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帮助，因为这一地区集中了中国最大的工业设施和最先进的机械设备，但苏军在占领东北后，视东北工业为战利品，把许多工厂里所能拆卸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搬往苏联，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小丰满发电厂等都只剩下一片空房子，连在东北的日本高级官员家里的钢琴、沙发及家具都被搬运一空。不仅如此，苏联还不允许中共在东北的主要铁路枢纽和工业中心沈阳及其他一些城市夺取政权，而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由蒋介石的军队去接收。 1946年后，斯大林还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迫使其参加国民党政府。甚至直到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直逼南京时，斯大林仍希望划江而治。从某种意义上言，斯大林是出于“好心”，他一直以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统一中国，因此最好的出路是参加到国民党政府中去。 直到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人民的热烈欢迎下进入北京城的时候，苏联根据友好同盟条约与蒋介石的谈判仍在进行，这些谈判包括苏联在新疆的投资及建立公司等。这一个月，美国驻华军事人员已大部撤走，斯大林却下令与中国的“合法政府”代表继续谈判 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的解放已毫无疑问的时候，苏联的报纸才改变了口吻，称国民党政权是反动政权。直到秋天，《真理报》才发布南京解放的消息。 应该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也表现出正确的一面，正如他自己所言，从感情上他更亲近于中共，因为中共的事业毕竟是国际共运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支持。李立三、王明等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特别对王明，斯大林长期信任他，但对毛泽东却一无所知。1937年，王明是以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斯大林殖民地附属国问题的专家身份回国，他志大学疏，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到处发号施令，并企图取代毛泽东的地位。王明的宗派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但可贵的是，斯大林尊重中国党自己的选择，尊重中国革命的事实，毅然甩开王明而支持毛泽东。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王明，这从组织上保持了中国革命沿着胜利的轨道前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心里是有数的，但中国人以其宽厚和反躬自省的态度对待斯大林的错误。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是这种态度的典型：“我们为斯大林辩护，并不是为他的错误辩护。对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人是早有切身体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这些错误，从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有几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下产生的。 ……插图
引子1920年5月11日清晨。上海。 一艘法国远洋轮缓缓地驶出黄浦港。就在这艘升着三色旗的法兰西邮船上，有6个年轻人站在甲板上含着热泪，不停地挥着手向岸上的人们告别。 他们是新民学会的会员。27岁的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挺立在码头上，深情地目送着往日的同窗、挚友远去…… “润之先生”，劳君展轻轻地叫了一声，她也是新民学会会员，准备秋后赴法。毛泽东回过头来，劳君展不解地询问：“你为我们去法国勤工俭学花了许多心血，可是，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是啊，我自己为什么不去呢?”望着港里密匝匝挂着米字旗、太阳旗、星条旗的外国远洋轮船，毛泽东默默不语。 作为留法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远涉重洋?特别在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不少人曾假设，要是毛泽东当初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游学，像青年邓小平赴法留学一样，也许…… 当人们假设历史的时候，历史本身就成了需要解开的谜团。湖南开近代新思想、新事物、新行为风气三先，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开始，湖南的新民学会便率先响应。岳麓山畔充满激情的年轻人把留法勤工俭学作为一种反抗旧思想、反抗剥削阶级的利器。当时，毛泽东留法的心情也十分迫切。1918年8月，他同准备留法的20多个人冒着酷热，携带十分简单的行李从长沙出发去北京。他们先抵汉口，从汉口乘火车北上，来到河南郾帅(今郾城)。当时郾师以北的铁路被大水冲断，毛泽东等在城郊停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至许昌，再辗转搭车到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 北京，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新青年》以它那摧毁一切旧事物、旧观念、旧道德，高扬一切新事物、新观念、新道德的革命气概，从这里放射出思想启蒙运动的光芒；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五四”思想家们，正以其勇猛之心、不怕断头流血的精神，向一切旧的东西进行猛烈的抨击；民主和科学——这两面中国人陌生的旗帜已开始在古都上空飘扬，东方最古老最辽阔的国度正经受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怀着一腔的热血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 在这里，青年毛泽东见到了过去从未见到的东西，听到了过去不曾听过的新思想、新观念。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养分，不断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凝结在它背后悠久的历史文化。 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对这一社会还知之甚少。他深深地感到要改造这一社会，就必须深入认识和研究它，意识到“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这样，在湖南时那种十分迫切的留法的念头到北京后反而渐渐淡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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