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
2011-9
河北人民出版社
房向东
393
无
批判与建设及“立人”与“立宪” 鲁迅与胡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的组合，奠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基础；他们是一个标志，他们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为极权统治服务的一元的农业文化的终结，标志着多元的工业文化的开始。如果说，但丁是“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的标志性人物的话，鲁迅与胡适则是中国一元的传统文明的终结和多元的现代文明的开端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一座历史座标。 “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在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反对极权政治，在教育问题、家庭伦理、女子贞操问题、易卜生主义的宣传等等的问题上，有相似和近似的观点，这是为人所熟知的。 “五四”以后，“五四”先哲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彷徨，有的从思想的批判走向实际的抗争……胡适说不上高升，鲁迅也不是一味彷徨，然而，在某个历史的叉口，他们仿佛各自赶自己的路了。此后，鲁迅与胡适有种种分歧，这不必讳言。我要强调的是，尽管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智者，悲悯者，人道主义者，思想者，他们往往不可避免地有着共同的情怀，一样的人文关怀。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是不谋而合的。 朱正先生在《鲁迅研究月刊》二零零二年第二期发表了《异中有同》一文，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二人各自东西以后在思想观点上仍然有很多的共同点。我们只举一例。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孔子诞辰纪念》，其中说： 最近二十年，世变弥烈，人欲横流，功利思想如水趋壑，不特仁义之说为俗诽笑，即人禽之判亦几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鲁迅不能赞同这种意见。他在九月二十日写了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刊登在十月二十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上，文章首先指出：如果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然无存”，就并不是这篇社评所说的“最近二十年”的事，早就如此了：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之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文章做到这里，鲁迅把笔锋一转： 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这篇文章成了鲁迅的名作，被不断选进学生课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说得真好，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鲁迅全集》第十三卷第六八三页)要不是历代都有这样的“脊梁”，中国又怎么能够“支撑以至今日”呢。 胡适也不能赞同《大公报》的这篇社评。他在九月三日写了一篇《写在之后》，登在他自己编的《独立评论》九月九日出版的第一一七号上，对其加以反驳。 胡适也不同意社评中“最近二十年”这一说。他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的社会政治情形，不是中国的实情吗？是不是我们得把病情移前三十年呢？《品花宝鉴》以至《金瓶梅》描写的也不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吗？这样一来，又得挪上三五百年了。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究竟那每年‘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引者按：《大公报》这篇社评中语)，曾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胡适文集》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四零九页) 鲁迅和胡适从不同的角度反驳了这篇社评中“最近二十年”一说。在应该看到“中国的脊梁”这一点上，两人却并没有什么不同。胡适激昂地说： 我们谈到古人的人格，往往想到岳飞、文天祥和晚明那些死在廷杖下或天牢里的东林忠臣。我们何不想想这二三十年中为了各种革命慷慨杀身的无数志士！那些年年有特别纪念日追悼的人们，我们姑且不论。我们试想想那些为排满革命而死的许多志士，那些为民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那些前两年中在上海在长城一带为抗日卫国而死的无数青年，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东林诸君子慷慨抗争的是“红丸”，“移官”，“妖书”等等米米小的问题；而这无数的革命青年慷慨献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我们想到了这二十年中为一个主义而从容杀身的无数青年，我们想起了这无数个“杀身成仁”的中国青年，我们不能不低下头来向他们致最深的敬礼；我们不能不颂赞这“最近二十年”是中国史上一个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坚强的时代。他们把他们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主义，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信心吗？(《胡适文集》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四一三页) 朱正在他文章的结尾说：“在鲁迅的晚年，在政治立场上和胡适可以说是处于对立的地位，可是人们也看见了异中有同。看人看事不宜简单化，这可以算是一例。” 鲁迅和胡适都认为应该改变中国的现状。在批判和建设方面他们实际上有很多的共识。在我看来，就是不论这些共同点，鲁迅与胡适，构成互补的东西也要比构成冲突的东西要多得多。他们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定位与政治观点层面的对立，相对而言，是浅层次的；而他们的互补，是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客观的互补，是深层次的。 我要强化的观点是，鲁迅和胡适，是中国新文化的奠基人，他们是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鲁迅告诉我们怎么批判一个吃人的旧中国，胡适告诉我们怎么建设一个现代的公民自己的国家。鲁迅主要是从国民性改造方面入手，胡适主要是从制度建设方面入手。 中国是一座破烂不堪的老城，除了破烂外，还到处流着屎和尿，苍蝇在高唱着太平歌谣，蚊子在吸血之前还煞有介事地发表道德宣言……鲁迅是一个深刻批判历史和批判现实的爱之深故言之也苛的极为热情同时也极为冷酷的对中国最为了解的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鲁迅眼里的中国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灯下漫笔》)，他鼓励青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鲁迅是在形而上意义上拆除中国这座老城的人，是极权社会的掘墓人，是在思想及观念上推翻旧中国的推土机，是唤起“铁屋子”中昏睡欲死的人们的启蒙者，他怀着美好的理想，坚信未来一定好过现在。 胡适呢，他是盗火的人，是播种者。他是一个现代社会科学和现代政治科学的科普作者，他把人类目前为止最为合理的社会制度，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语言，一定程度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给介绍到了中国来。他是现代中国的唐僧，唐僧取的是印度的经，他取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他的社会思想有一定的新意，但不能说构建了一个什么体系；他就是把西方的一套图纸给搬到中国来，虽然他不是做这一工作的第一人，却是一个做得相对成系统、相对有大影响的人——他在告诉我们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他是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设计师。 鲁迅与胡适，与其说是钟摆的左右两极，不如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虽然鲁迅也有建设的思想，比如他的“首在立人”的思想，但总体上看，鲁迅是批判的；虽然胡适也有批判的锋芒，比如他的“中国不亡，天理难容”的偏激，但顾及全人，胡适是建设的。 我一直以为，鲁胡各有长短，相辅相成，应该两边同时并进。只是照搬西方的制度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制度是靠人来实行的；然而，也不能等国民性改造好了，再推行民主政治。鲁迅也说过，没有大炮，不妨先用冲锋枪。一时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体系，一步一步地渐进，也是好的，这也是胡适的基本思想之一。事实上，他们已经形成了互补的格局。只有鲁迅这种大无畏的彻头彻尾地批判，只有捣毁了极权的旧中国，才有可能为胡适展示并提供一个可以建设的空间，建设一个把人当作人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国。 梁启超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把五十年来中国人的学问进步分为三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是其代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争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的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倘能如此，万事都有办法了。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体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终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那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适等刚刚回国的留学生。 我以为，梁启超所言极是。一是物质的硬件的引进，二是制度的思想的引进，三是人的改造，即由奴隶、奴才而更新为现代国家的公民、国民。只是，梁启超写这文章时就断言胡适是第三期的代表人物，未免时候尚早。 终观胡适一生，总体上看，他是属于温和渐进的“立宪”派的，他一生所追求的是把西方尤其美国的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国来。 梁启超所言第三期的代表人物，应该是“首在立人”，一生孜孜矻矻于国民性改造的鲁迅。 按照梁启超的划分法，鲁迅的思想发展(或曰进化)也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以医学救国为目的来改造中国，大致相当于梁启超所谓第一期思想。鲁迅与许多同时代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直接跳过了“制度救国”的第二期思想，而以“提倡文艺运动”救国进入到第三期思想。 鲁迅一生在不断地批判封建专制，把中国极权统治的历史看作是“吃人”的历史，鲁迅对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是持否定的态度。对专制的否定与批判，客观上不正是对民主的肯定吗？鲁迅一生立足于“立人”，专制的基础是臣民的愚昧。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早些年，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有“酱缸文化”一说，即，一切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被“酱”得面目全非。其实，鲁迅老早就表达了这一思想。鲁迅认为，一切国外进口的主义，在中国全都走样。他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花边文学·偶感》)他又说：“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两地书·八》)就是说，一切外来的东西，只有中国化了，才有生存的空间。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场合，中国化并不意味着进步而是相反，换言之，外国进步的东西只有被中国固有的惰性同化并呈落后状态，方可立足。此前，鲁迅还说过类似意思的话：“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随感录五十六·“来了”》)鲁迅又说“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所有的主义到了中国，就被中国人实用化、功利化了。不要说人文思想，便是自然科学，也会被改造成适合中国国情，为中国人所实用，“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花边文学·偶感》)，中国人就是这样，可以把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变成证明自己腐朽文化合理性的“科学根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这样，中国文化这样，人不变，道亦不变。鲁迅认为，先要立人，然后才谈得上立“人国”即政制。“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那么，又应当如何立人呢？他说：“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立人先于立“人国”，文艺复兴、伦理革命先于政治革命、制度改革，这是鲁迅的基本主张。 民主政治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全民参与的东西能高深到哪里去呢？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已经是绝大多数，用权力制约权力，新闻自由，军队国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集会、结社自由，选票里面出政府……药方也就是那些。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行”，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为什么行难？因为有由利益集团操控的反人民的政府；为什么反人民的极权政府能在中国存在，因为人民愚昧。如果百姓没有脱离奴隶和奴才的状态，统治奴隶和奴才的政府，无论打的什么旗号，实行的都只能、只会是专制统治。只有启蒙人民，让极权统治下的奴隶、奴才，变成国民、公民，才有可能建设现代民主国家。没有国民的崛起，什么样的好制度搬到中国，都会被中国特色的大染缸染成面目全非。这是有很多历史教训的。在鲁迅看来，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好以前，所谓的民主自由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注重制度引进和制度设计，而鲁迅一生的事业是在于批判国民劣根性，启蒙国民。鲁迅做的是更加基础的工作。鲁迅立人，这是治本之策啊！ 胡适是一个勤于劳作的搬运工，他一生致力于全盘西化，一生辛勤地把西方文明包括政治文明搬运到中国来。制度设计、制度完善，用法制推动民主等等，都是必要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胡适侧重于民主政治的推行，鲁迅孜孜于国民的启蒙和国民性的改造，很多很多的工程师和普通劳动者在为国家经济建设添砖加瓦，为中产阶级的扩大并成为社会的主导而努力…… 只是照搬西方的制度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制度是靠人来实行的；然而，也不能等国民性改造好了，再推行民主政治。鲁迅也说过，没有大炮，不妨先用冲锋枪。一时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文明的民主自由的国家体系，一步一步地渐进，也是好的，这也是胡适的基本思想之一。事实上，他们已经形成了互补的格局。 当一切综合条件成熟了时候，我们亲爱的公民自己的共和国，就会屹立在世界各民主国家之列，诚如方志敏所言，“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不会自惭形秽，因为我们民族已经“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可爱的中国》)。 十月怀胎，是的，民主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轻易否认鲁迅、胡适以及方方面面的努力，我们更不应该以胡适来否认鲁迅，或以鲁迅来否认胡适；当中国的民主还不成熟的时候，我们不能揠苗助长，不能剖开祖国母亲的肚子，那掏出来的只能是一个死胎啊！那一切又要重新来过啊！这样的事，我们不是已经见过、经历了吗？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五四时期，风云际会，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的时期。 春秋战国的思想活跃，因了秦帝国的建立而销声匿迹，开始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极权统治。这两千多年，是超稳定的一元化的农业社会。从一八四零年开始的渐变，到了“五四”时期，我们迎来了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多元的现代的工业文明时代。如果春秋战国是以先秦诸子的崛起为标志的话，此文的开首我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座标意义的人物，那就是鲁迅和胡适。鲁迅是在不遗余力地批判一个旧中国，胡适是殚精竭虑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如果说多元的新文化有一个体系的话，鲁胡的两面组合，就是这个新文化的基石。我坚信，少了一面，都无法支撑起中国多元的新文化的大厦。如果我们要书写中国新文化运动史的话，那么，它的序言，就只能是鲁迅与胡适，而鲁、胡所代表的两面，也必将贯穿全书。 关于鲁迅与胡适批判和建设相辅相成的思考，关于首在“立人”、“立人”与“立宪”并举的思考，关于鲁胡合二为一从而成为中国新文化基石的思考，是我要写这样一本书的动力所在，激情所在。 我愿意把这些思考摆在本书的最前面，算是自序吧。
鲁迅与胡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的组合，奠定了中国新文化的基础；他们是一个标志，他们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为极权统治服务的一元的农业文化的终结，标志着多元的工业文化的开始。如果说，但丁是“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的标志性人物的话，鲁迅与胡适则是中国一元的传统文明的终结和多元的现代文明的开端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一个历史坐标。 “五四”时期，鲁迅与胡适在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反对极权政治，在教育问题、家庭伦理、女子贞操问题、易卜生主义的宣传等等的问题上，有相似和近似的观点，这是为人所熟知的。 “五四”以后，“五四”先哲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彷徨，有的从思想的批判走向实际的抗争……胡适说不上高升，鲁迅也不是一味彷徨，然而，在某个历史的岔口，他们仿佛各自赶自己的路了。此后，鲁迅与胡适有种种分歧，这不必讳言。我要强调的是，尽管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智者，悲悯者，人道主义者，思想者，他们往往不可避免地有着共同的情怀，一样的人文关怀。他们在很多问题上是不谋而合的。
婚姻爱情编第一章 鲁母与胡母 一、鲁迅与母亲 二、胡适与母亲 三、无爱的婚姻第二章 鲁爱与胡爱 一、鲁迅或可接受的琴姑 二、关于许羡苏的猜测 三、师生恋：鲁迅与许广平 四、胡适与韦莲司：友谊与爱之间？ 五、胡适与陈衡哲：爱与友谊之间？ 六、胡适与曹佩声：无奈之爱第三章 鲁迅与娼 一、“从叫局到吃花酒” 二、把视察窑子当做补课 三、鲁迅的“邀一妓” 四、一样的关怀第四章 “无后主义”的破产 一、鲁迅：实的“无后主义” 二、胡适：虚的“无后主义” 三、父母无恩于孩子 四、胡思杜之死及其他第五章 “做最上等的人”与“寻点小事情过活” 一、“做最上等的人” 二、鲁迅遗言 三、终于当不成“最上等的人” 四、鲁迅的孙子卖爆米花 文化政治编第一章 鲁胡“五四”前后的交往 一、同一个战壕的战友 二、居中调停的“和事佬” 三、“双簧信” 四、《新青年》的编辑方针问题 五、“整理国故”的不同见解 六、见“皇上”与见蒋第二章 “主将”还是“巨人”——以韩石山的胡鲁比较论为例 一、鲁迅仿佛是胡适的下级 二、胡适不提倡，鲁迅便不写白话文？ 三、没有《新青年》，鲁迅便不写文章？ 四、“三巨人”或“四巨人”第三章 胡鲁“营救”陈独秀问题——以李敖的胡鲁比较论为例 一、鲁迅过河拆桥？ 二、焦大是谁？ 三、“营救”问题 四、胡适等营救陈独秀的儿子？ 五、互相欣赏的老朋友第四章 “全盘西化”与“不读中国书” 一、胡适不是“始作俑者” 二、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 三、是“折衷派”吗？ 四、“充分世界化” 五、鲁迅是胡适的前提：“不读中国书” 六、“满天的黑暗”与“大墓场” 七、对社会的主张与个人喜好 八、方法论第五章 胡适终究是书生——以鲁迅为参照的胡适行状 一、“光明所到”与“文明监狱” 二、“汉奸”与鲁胡 三、胡适的“竞选总统”与鲁迅的“骂”蒋介石 四、胡适的“怕老婆论” 五、包办婚姻、婚礼与丧礼 为人处世编一、以京剧为镜，照照鲁迅和胡适的脸二、“鲁有林风，胡乃钗副”三、张爱玲眼里的胡适四、胡适与《鲁迅全集》五、鲁迅去世后，胡适对鲁迅的评价六、“主将”与“楷模”后记
胡适真是忠厚人，像他这样的婚姻，在平常人的世界里，十有八九大致如此吧！老百姓，日子也就这么过了，像一株小草，生了，灭了，了结了一个过程。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在普通人那里不足道哉的过程，在新文化名人那里，就成了大了不起的事了！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婚姻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罢了，说胡适违心也罢，软弱也罢，在“孝顺”的冠冕下，胡适后来毕竟意外地博得了“好名声”。 胡适是比较随和的人，表面上随遇而安，其实，他心中也有隐痛。他在给他最最要好的朋友近仁的信中谈及他的婚事：“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即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我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这一点，胡适是和鲁迅一样地用心。鲁迅的尽孝，也到了“无违”的程度。上文说了，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鲁迅接受了母亲的“礼物”——他和朱安的婚姻。鲁迅曾做过解释，他为什么承受了这种荒唐的婚姻呢？一是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了个人的幸福；一是不忍让朱安作牺牲。鲁迅在《我要骗人》一文中写道：“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祥林嫂问死后可有灵魂事，“我”支支吾吾，也是这么回答的)为什么呢？他说：“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鲁迅克己奉母，不愿拂逆母亲，不愿看到母亲失望的样子，可谓至孝。然而，代价是付出了一生的幸福。鲁迅在婚后的绝望中对挚友倾诉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母亲包办了鲁迅的婚姻，给他带来了长久的痛苦，他也没有责怪母亲的意思。周建人说：鲁迅“对婚姻虽然失望，但他丝毫也没有责备母亲，对她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既亲切又尊重，有什么事情总愿意和母亲说说”(《鲁迅故家的败落》)。和胡适一样，“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若非为此，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婚姻呢？ 唐德刚在《胡适杂记》中谈到“家庭革命”时说：“胡适师是很软弱纯良的。先革后碰，我相信他做不到。因为要革，他首先就要‘革’掉两个可怜底女人的‘命’。第一个牺牲便是他底寡母。胡氏母子情深，他对他母亲的遭遇太同情了；革母亲的命，他做不到！第二个牺牲的便是那个可怜的江冬秀。冬秀何辜，受之毫无反抗之力的平白牺牲，胡适之先生是个软心肠的人，他也无此狠心！”在这一点上，胡适先生确是位“软弱纯良”的人。鲁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两个五四巨人，一样裹脚女人，全是为了母亲，委曲求全，殊为可叹！ 时年二十七岁的胡适已经是一位一表人才、风度翩翩的洋博士和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了，大喜之日，胡适亲写婚联。一为：“旧约十三年，环球七万里”，二为“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胡适的婚礼是阳历十二月三十日，其实新娘江冬秀更比胡适大一年零九天。胡适在《新婚杂诗》中这样提到：“记得那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这十多年来，换了几个帝王，看了多少兴亡。锈了你嫁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更老了你我人儿一双——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胡母特别高兴，悬了十多年的心，终于踏实了。但常言说得好，“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胡母因长期劳累、营养不良，病人膏肓，不幸于1918年11月23日撒手人寰，享年四十六岁。胡适接到噩耗，悲恸欲绝，疾如星火般地回家奔丧。 胡母辛劳一生，看到了儿子的成材，也可瞑目了。但胡适心中的悲痛却是难以言表，在《先母行述》中，他写下这样三十六个字：“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后胡适又发表诗作《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纪念母亲：“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烟消云散！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寻她那一声‘好呀！来了！’” 对母亲的怀念，伴随了胡适整整一生…… 胡适回国一年多一点，结婚不到一年，冯顺弟就病逝了。这让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安多纳德。安多纳德父母早逝，她带着弟弟艰难度日，当弟弟考上大学时，她觉得自己完成了一生的使命，整个人松弛下来，顿感无比的疲累，很快就死了。冯顺弟看到胡适成婚，也是完成了一大使命吧，她也松弛了，原先被使命抑制在身体深处的病魔纷纷出笼，一下夺去了她赢弱的生命——说句题外话，虽然胡适有想接母亲到北京同住，但还是太迟了！他和江冬秀北上时，就应该带上常年独居盼子归来的寡母，这是我要责怪他的第一点；第二，受过西洋教育的他，回到母亲身边，母亲一脸倦容，一脸病容，胡适应该能看得出来啊，如果接她到北京，或是到上海，用西医疗治，应还可挽回寡母性命。1927年2月5日胡适致江冬秀的信中谈起他女儿的死：“我想我很对不住她。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罪过。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们的事，所以有这样的事。”这里，胡适有负罪感。其实，胡适对他母亲也应该有负罪感。胡适大意了，以致受尽困苦的母亲走得如此匆匆，死时才四十六岁！ 虽然短寿，见独子成家立业，冯顺弟匆匆去追随她一生中仅见的完人胡铁花，或也是一种宿命。胡母死可瞑目。可是，她安排给胡适的礼物江冬秀让胡适幸福了吗？夏志清先生云：“在表面看来，胡适夫妇恩爱白首，非常幸福，但我总觉得江冬秀女士不能算是我们一代宗师最理想的太太，二人的知识水准相差太远了。”(《唐德刚(胡适杂忆)序》)是的，夫妻知识层次相差太远，性格迥异如胡适、江冬秀者，永远无爱情可言。如果一定要言情，那也不过是老了老了，看着儿女长大，天然滋生出了亲情。 P30-33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若干鲁迅与文化名人的图书，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建议他们做一些拓展的工作，形成系列，这对文化建设应该有所助益。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我曾经写过五十万字的《鲁迅与他的论敌》，其中的胡适和梁实秋，算是书中的所谓“重头文章”，各有两万字左右，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对我来说，我所做的也是拓展性的工作，在原来一篇文章的基础上，拓展成了一本书。 先写这本《鲁迅与胡适》，完全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关于二位先哲的文章叫《“主将”与“楷模”》，此文被多个选本和多家网站转载，凭此，我头脑发热，仿佛自己已经具备做这一选题的学养了。不过，老实说，主要还是现实刺激着我。那一阵子，我不时读到一些文章，多是捧胡贬鲁的，有的文章甚至把鲁迅和胡适看做是对立面，是不相容的；有的则是彻底地否认鲁迅。捧胡无可非议，胡适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产生了文化巨人的话，我以为，鲁迅、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是现代文化史上的四巨人。其实，我也是一个“捧胡派”。可是，捧胡为什么一定要贬鲁呢？这让我不开心，乃至有时很生气。 当然，往开了想，这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在大陆，由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捧鲁迅若神明，贬胡适如狗屎。矫枉过正，乃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就像钟摆，摆到极左，必然回到极右，人类就是在如此非理性中打发着时光。摇摆是不正确的，可是岁月就是在摇摆中向前，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一律正人君子一般，永远公正地停在中间，公正固然公正了，一切也就停滞了——时间停滞了，历史停滞了。 本来，我与“河北人民”谈选题构想的时候，是想先做一本《鲁迅与梁实秋》，正是由于一些捧胡贬鲁文章的刺激，我临时变卦，请求他们让我先做《鲁迅与胡适》。我觉得，写这样一本书，肯定比写《鲁迅与梁实秋》要更有激情。感谢“河北人民”的宽容，他们也接受了我的提议。于是，我就开始了在那篇《“主将”与“楷模”》基础上的拓展工作。 在鲁迅世界摸爬滚打十多年，虽然与专业的鲁迅研究专家对比我还属于一知半解，但我对鲁迅的了解大大超过对胡适的了解。可是，一进入胡适世界，还不是陌生所能言，我简直有被吸入黑洞之感。别的先不说，他的文字量就是那么大，黑压压的摆在那里，一排又一排，仅《胡适日记全编》就比八块砖头还厚。我手上用的是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胡适精品集》，说是“精品”了，也有十六本之巨！我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这样一本书，实在有千难万难啊！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其说我在拼命写书，不如说我是在拼命地读胡适。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与其说是一本完整的书稿，不如说是我关于鲁迅与胡适的读书笔记和心得。这绝对不是虚伪的客气话，我为自己没有能力做好这本书而深感愧疚！我想，鲁迅与胡适，这是一份需要我做一辈子却未必做得好的工作。 写完这本书，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我在鲁迅世界之外看到了胡适世界。此前，虽然到过胡适世界旅游，那也是到此一游的性质，这回重游，真有发现了新大陆的惊喜，在研读的过程中，我充分感受到了阅读胡适的愉悦，我为自己的心灵在鲁迅之外有了相映衬、相比照的胡适而欣慰。这刚刚是开始，我以为，做完这本书，我领到了一张通往胡适世界的门票，只有鲁迅而没有胡适的精神世界是不完整的。如果从个人才情来说，鲁迅是天上的鬼的精灵，胡适是人间的建筑师；鲁迅是天上永远灿烂的星星，胡适则是造物主恩赐的人间的锦绣山水。“天上人间”，我想，我的精神世界有鲁迅与胡适相伴，此生足矣！ 现在先交差了，这是一份我自己也不满意的考卷。此后，我将不断地研读胡适，希望若干年以后此书有修订并再版的机会，到那时，我一定要“重新装修”一遍，一定努力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相对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交稿时间一推再推，我为自己的言而无信而深感愧疚，影响了出版社的出书计划，在此深表歉意。 在一般图书很难销售的今天，“河北人民”居然能接受我自己都不相信会被接受的建议，让我切实感受到了他们对文化事业的执著——我一直以为，出版的本质是文化积累——我因此对“河北人民”怀有敬意。2008年12月初，王苏凤同志专程到福州与我商讨这一书系的拓展事宜，并再三宽容我的言而无信，在此，我对“河北人民”，对王苏凤同志和责编王轶同志表示我真诚的感谢。 作者 2010年5月31日于钓雪斋
《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是鲁迅研究专家、知名学者房向东的新作。正如书名“‘立人’与‘立宪’”所表达的，作者在书中要强化的观点是，鲁迅和胡适，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奠基人，是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鲁迅告诉我们怎么批判一个吃人的旧中国，胡适告诉我们怎么建设一个现代的公民自己的国家；鲁迅主要是从国民性改造方面入手，胡适主要是从制度建设方面入手。作者认为，少了任何一面，都无法支撑起中国多元的新文化的大厦，他们分别代表的两面，贯穿中国新文化运动史。
无
天下文章一大抄，经典的地方是批驳李敖和韩石山的文字，比较到位。其他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