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此静坐
2007-1
辽宁人民出版社
汪曾祺
397
无
性情中人云水之文 汪曾祺散文的文体与中国文章学的传统 (代序) 季红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郁郁乎文哉！”卓然海内一大家，独步一世，流传四海。尽管他自谦地说：“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好像是无心插柳。紧接着的一句话是：“不过我以为写任何形式的文学，都得把散文写好。”’可见他对于散文的重视。看似轻松平易，却是苦心经营。综观他一生的创作，除去中间三十年的非常时期，首尾两端的大量作品，都体现着一些基本的美学风格，构成他文学的主要成就。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马鞍形”。在这鞍子翘起的两端，鲜明地流露着他天真潇洒的性情。尤其以散文文体的自由，行云流水一样冲淡平和自然流畅。即使悲愤为文，也是以含蓄节制的笔法点到为止，不伤基本的文脉。比较而言，早期的散文感觉更个人化，而晚年的散文更注重思想，因此也更平实。他的散文内容之博雅，遍及人文地理、草木性灵、历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风土、艺术文物，处处体现着他对世界的好奇，对民族、对人类深挚的感情和对生活的热爱，体现着他独特的忧伤，内在的欢乐、谐谑与幽默。他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小说当然是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这用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很贴切。一个性情中人，无时无刻不以真诚的态度面对读者。而所有的内容又都容纳在独特的文体形式中，看似随意的章法关联着深广的文化背景，沟通了中国文章学的多个传统。 中国是一个诗文的大国，散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而更早的源头则是《尚书》中的部分篇章。这个文体一出现就具有了双重的意味，区别于来自民间的原始神话、诗歌与歌舞，它是官方的文献而被纳入经的范畴；区别于集体的口头文学，它是文人个人创作的文字形式。这两个特点相互作用，就形成了几千年来悠久深厚的散文传统。其间又有赋、史传等多种文体的差别，有碑文、书、记、表文、哀诔等各种实用的文体。骈文与散文的分野与抗衡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现象，自魏晋开始延续到晚清，无论倾向如何，不少的文人几乎都兼营两者，激进如章太炎也曾经作具有骈体文倾向的《哀山东赋》。至于制艺的八股文，更是明清士子们必修的文体。服务于庙堂，又体现个体的风格特征，这两者相反相成，制约着散文的发展。或者以“知言养气”，“原道、征圣、宗经”，或者推崇言志，从文气的标举到性灵的倡导一脉相承。“不以辞害文，不以辞害志，以意逆之”(《孟子·公孙丑上》)，则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从对文辞、音韵到结构形式的极端重视，到对于文体自然的呼吁，也是一个长久互动的过程。文人创作逐渐远离庙堂，大量的笔记对于民间社会的关注，形成各种新的文体，笔记是典型。即使可以上溯到经的古老范畴，但内容的演变，也推动了散文文体的变革，明清之际的小品文是代表。“五四”以后，翻译了不少域外的散文，影响了中国散文的发展。所谓“人的发现与文的自觉”、“个性解放”的潮流中，诞生出一代卓越的散文家，鲁迅的浓烈沉郁和周作人的冲淡平和，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今影响着散文的发展。同时引进的还有新的文体，小品文是其中的一支。外来的潮流汇入古老的河道，已经融入中国文章学的传统。接受的过程也是选择的过程，文化传统总是首先吸纳那些具有亲和力的异质文化，就是在文化震动的时期概不能免。何况翻译本身就是语言的过滤，理解的吸收，融入血液，不理解的则流失掉。然后才是创造性的模仿，到达风格化的境界。外来的散文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接续着悠久文明的新传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创作属于这个丰富而驳杂的传统，而且是充分汲取其中的养料。他对于中国古代文章学有着较为全面的了解，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顺乎自己的性情，对于传统进行了选择，构成他文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任何传统都是多元复合的产物，中国的散文也不例外。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散文和文论著作中，他从文体入手，进行了充分个人化的评价：“《世说新语》记人事，《水经注》写风景，精彩生动，世无其匹。唐宋以文章取仕。唐宋八大家，在结构上，在语言上，试验了各种可能性。宋入笔记，简洁潇洒，读起来比典册高文亲切，《容斋随笔》可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传世，还得靠古文，归有光、张岱各有特点。“桐城派”并非都是谬种，不可忽视。龚定庵造语奇崛，影响颇大。”。这样的欣赏趣味，体现着他的性情修养，对于传统凝视中的独白，呈现着心灵的独特形式。也是由于这一性情的规定，他对于外来的散文也做了自由的评点：“‘五四’以后有不多的翻译过来的外国散文，法国的蒙田、挪威的别伦·别尔生，影响最大的大概算是泰戈尔。但我对泰戈尔和纪伯伦不喜欢。一个把人把自己扮成圣人总是叫人讨厌的。我倒喜欢弗吉尼亚·吴尔芙，喜欢那种如云如水，东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脱离人世生活的意识流的散文。生活本身是散散漫漫的。”对西班牙作家阿索林，他更是赞赏不止：“阿索林是我终身膜拜的作家。”他的“些充满人生智慧的短文，其实是诗。” 这两个传统，并不是一开始就水乳交融在他的意识中，前后有着矛盾与调整的过程。一九八八年六月，他写道：“‘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形式，如新诗、戏剧，是外来的，小说也受了外来的影响。独有散文，确实土产。那时翻译了一些外国的散文，但是影响不大，很少有人模仿他们那样去写。近十年文学，相当一部分努力接受西方影响，被称为新潮和现代派。但是，新潮派的诗、小说、戏剧，我们大体知道是什么样子，新潮派的散文是什么样子呢，想象不出。到了他们写散文的时候，就不大看得出怎么新潮了。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一九九〇年底，他写道：“最近我看了两位青年作家的散文，很凑巧，两位都是女的。她们的散文，一个是用意识流写的，一个受了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都是新潮，而且都写得不错。这真是活报应。这反映出我的文艺思想还是相当狭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这一坦诚的矫正，既和时代的氛围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和他思想解放的程度有关系。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艺术的探索者，从来不惜否定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对于中外的散文进行了平行的类比，提到了法布尔的《昆虫记》、鲁迅的《二十四孝图》和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认为都是“学者散文”，“都可作很好的散文来读”。一九九二年，他进一步辨析散文的文体来源：“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品’和‘晚明小品’，有质的不同。现在所说的‘小品文’的概念是从英国Essay移植过来的。亦称‘小论文’，是和严肃的学术著作相对而言的。小品文对某一个现象，某种问题表示一定的见解。” 在这样的文化制高点上，他由散文的文体出发，对文化的断裂痛心疾首：“真正的断裂是四十年代。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几乎没有‘美文’，只有政论。偶有散文，大都剑拔弩张，盛气凌人，或过度抒情，顾影自怜。这和中国散文的平静中和的传统是不相合的。”他对于这个文体情有独钟，一开始就赋予它文化复兴的伟大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有了真正的兴旺。散文如同布帛麦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他在理论上呼吁，实践中躬行，对于中国散文的振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他充分地认识到散文这个文体的社会生态作用，看到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状态与散文繁荣的内在联系：“这大概有很深刻、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生活的不安定是一个原因。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的那样需要‘滋润’。人常会碰到不如意的事。他需要找人说说，聊聊。阅读，是读者和作者的交谈。也许这说明读者对人、对生活、对风景、对习俗节令、对饮食乃至对草木虫鱼的兴趣提高了，对语言，对文体的兴趣提高了，总之是文化素质提高了。” 这样的学术背景，使他的散文观以文体为纽带，连接起延绵不绝的文化气脉，并且自觉地追求独创的风格：“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无事此静坐》收录了汪先生几十年创作之精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出版意义。当现代生活给人们施加了种种强大压力的时候，快餐似的大众娱乐文化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的主要途径，而能带来心灵安宁和享受的文化艺术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大家散文”系列丛书，包括汪曾祺的《无事此静坐》、钟敬文的《为了民谣的旅行》、宗璞的《那青草覆盖的地方》、林斤澜的《杂花生树》，意在张扬大家风范，呈现老作家的人生轨迹，找回那种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温柔敦厚、朴素挚真的文化传统。 《无事此静坐》收录了汪先生几十年创作之精华，时间跨度之大，在以往选本中实为少见。且选家在选择时对内容也作了大致分类归纳，也算妥帖。此选本是阅读和研究汪先生散文风貌与特色的得力之本，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出版意义。文前已请著名评论家季红真作序，对阅读与研究汪先生散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43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46年起在杂志上发表小说。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曾获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等。
性情中人云水之文（代序）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老舍先生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赵树理同志二三事金岳霖先生蔡德惠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多年父子成兄弟西南联大中文系昆明的雨翠湖心影跑警报泡茶馆新校舍觅我游踪五十年我的家乡我的家故乡的元宵国子监午门忆旧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果园杂记葡萄月令人间草木淡淡秋光紫薇草木春秋昆虫备忘录湘行二记初识楠溪江香港的乌林肯的鼻子悬空的人美国短筒美国女生——阿美利加明信片萝卜五味豆腐千丝手把肉寻常茶话烟赋故乡的野菜四方食事马铃薯口蘑韭菜花果蔬秋浓释迦牟尼建文帝的下落杨慎在保山严子陵钓台贾似道之死鳜鱼葵·薤宋朝人的吃喝词曲的方言与官话王磐的《野菜谱》步障：实物和常理“小山重叠金明灭”呼雷豹城隍·土地·灶王爷文章杂事小说的散文化“揉面”——谈语言“无事此静坐”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老舍先生 北京东城她兹府丰盛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现在大概已经很大了)，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的。按季更换，都长得很精神，很滋润，叶子很绿，花开得很旺。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絮青亲自莳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问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酽。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罩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可是他沏了茶，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 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候，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时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踌躇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作家，画家，戏曲、曲艺演员，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谈得很投机。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卡，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一次用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作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的)-·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着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 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时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作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个牌子叫“鹦哥调”，句尾的和声用喉舌作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作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不是工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解放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集拢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音乐界的同志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老舍先生为此也感到很兴奋。 《当皮箱》和“燕乐”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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