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大讲堂(第15辑)
2008-1
辽宁人民出版社
凤凰卫视
287
278000
无
我们的实际观众群，也大大突破了原先预想的范畴，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海内外学子和那些具有一定知识积淀，而又时刻关注着国家命运的观众。其间，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每个星期六都可以免费享受一次大学教育，正在大学工作或学习的人，可以不经过图书馆的烦琐手续，轻而易举地得知其他教授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动向和观点；而已经走出大学校门的人，可以旧梦重温，不出家门，便听到久违的恩师或新锐学者对国家和改革的诤言。 由于国际一流大师经常出现在节目中，比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世纪大讲堂》显得大气满城。名校名师风采相继得到公平展示，《世纪大讲堂》也就变得内容磅礴，框架严密，百家争鸣。加上主持人游刃有余的穿插，化淤节于瞬间，使得如此严肃的节目中有了会心的笑和毫不拘谨的交流。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使《世纪大讲堂》出人意料地在一个极不起眼儿的非黄金时间，迅速蹿升为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之一。到此为止，这个得到观众厚爱的节目，已经播出将近六年时间。所以，我们继续推出这部实录书籍，以慰关心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以好的建议的广大电视观众。在这篇简短的序言的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凤凰卫视同仁，说一声“谢谢”。有了大家的关爱，才有了这个电视学术节目出奇制胜的成功。
著名讲坛，权威学者，民众话题。
让经典学术走进民众视野。
刘长乐 为意外的成功作序——写在《世纪大讲堂》结集出书之日萧延中 解读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江平 透视物权法（上）江平 透视物权法（下）李一道 医学与现代文明姚洋 近观印度民主秦晖 民主国家福利道路的探索杨帆 透视中国经济走势周叶中 中国宪法新思维（上）周叶中 中国宪法新思维（下）杨健 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现实思考徐刚 中国的江河水王绍光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杨栋梁 皇权与日本近代化朱维铮 国学今昔刘树坤 中国水危机的反思与出路周魁一 综观千年治水梅雪芹 西方工业化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郑国光 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气象防灾减灾易宪容 中国房地产市场模式探索穆光宗 中国人口红利的新思考左小蕾 从通货膨胀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宋鸿兵 魔棒家族与金融权利——货币与帝国系列之一宋鸿兵 美联储与世界货币真相——货币与帝国系列之二宋鸿兵 亚洲金融危机与世界货币战争——货币与帝国系列之三宋鸿兵 中国金融体系安全与防范——货币与帝国系列之四
萧延中： 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他坚持用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来研究曾被神化了的毛泽东，研究领域包括毛泽东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学。所著《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他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符号，将会在长时间内成为国人评价当下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一个参照系。 解读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曾子墨：中共中央新闻网最近刚刚公布了最新版的《毛泽东传》，这本书对于毛泽东临终前的心理活动也有很多介绍；书中特别提到说对于死亡，毛泽东相当地坦然，而且早有预感。在多年的戎马生涯当中，毛泽东曾经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但是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他却从来都没有避讳过。那么对于死亡，毛泽东到底有着怎样的看法？他的死亡意识在晚年孓曾经怎样影响过他的政治决策？有关这些话题，我们有请萧延中先生来与我们一起解读。 萧先生，谈到毛泽东对死亡的看法，他一直都不害怕死亡，这和他的个性有什么关系呢？ 萧延中：他对死亡的看法，实际上是他人格结构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长经历，这个经历塑造他的人格，也关联到他对于死亡的看法。 曾子墨：毛泽东对于生是怎么理解呢？我小的时候正是“文革”时期．那时大家常常会喊“毛主席万岁”，我不知道这是否和他对于生的理解或者期盼有某种关系？ 萧延中：心理学把这叫做“预期”。毛主席曾多次说过迟早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这样的话。他说：“什么毛主席万岁，那是不可能的，长生不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怎么还会这样去看问题呢？”那是1975年10月1日的时候，他静静地在那儿坐着说的。据现在的回忆看，他当时没有读任何的书；因为毛泽东是个手不释卷的人，他不读书他就受不了。那天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可能是我过的最后的一个国庆节了吧？！”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说：“主席您不要这样想，我们都盼您身体好，能够万寿无疆。”毛主席在当时就说了那样的一段话。这表明他对于个体生命的极限认识得很清楚。 曾子墨：毛泽东生前喜欢听这样的口号吗？“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 萧延中：我觉得他喜欢听。谁都愿意听好话，你可以容忍人家批评你，但是你心底是不高兴的。从正常人的心理来说，他肯定希望别人说毛主席万岁。只不过他说，你说的那些“万岁”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说我万岁？有的人，像林彪那样，把毛主席万岁说得很极端的时候，反而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认为说的有些过了。 曾子墨：好，现在有请萧延中先生演讲《解读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 萧延中：目前学术界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在晚年，或者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频频地发动政治运动；尤其是1959年大跃进失败以后，他的政治运动发动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从党外转向党内，一直持续到他逝世。解释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学术界大概有四种基本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晚年骄傲了，违背了自己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二种说法认为，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因此采取了一种不适当的调整措施。也就是说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客观效果是不好的。第三种说法，毛泽东晚年专横跋扈，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自己的对立面。第四种说法，毛泽东狂妄自大，攻于权术，他政治做法离开了政治道德的基本准则。 这四种说法，我们可以分成两类，前两种是比较正面的，后两类是比较负面的。对于这样的一种看法，我觉得研究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我们不多做评说。我们把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到“领袖意志”背后的那个潜意识的动机上去。 毛泽东和其他人的生命经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的生命历险的次数，和常人比较起来非常多，所以他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死亡的感觉。比如1935年5月26日，这一天，红军长征刚刚渡过大渡河，在行军过程中遭遇到飞机的轰炸。当时很突然。警卫员一看很紧张，一下就把毛泽东推倒了，扑在他的身上。毛泽东的卫士长胡昌宝当场牺牲。毛泽东1965年跟斯诺讲，说当时战争中很危险，我身边的警卫员、卫士长被炸死，血都溅到我的身上，但是我一点儿都没伤着。 毛泽东还有一个生命经历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在革命生涯的数十年间，毛泽东至少有六位亲属先后遇难，即他的两个同胞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结发妻子杨开慧、嫡长子毛岸英、唐妹毛泽健和侄子毛楚雄。用“家破人亡”来描述这种焦虑，把这称之为“灾难”，我想应该是能被人们接受的。毛泽东的大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年仅19岁就牺牲了。所以说，他的这种生命经历和别人也不一样。 第三，毛泽东的著作多次涉及死亡的主题。例如，政治散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深沉酣畅，激荡心扉。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文章呢？原则上，这样的文章都是为了祭祀而做。《为人民服务》是为纪念张思德而写的，《纪念白求恩》是这样，《愚公移山》也是这样。 毛泽东的这三个方面都是和死亡的问题直接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时时与死亡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我之所以用“天才”这样的字眼，就是要在修辞上强化毛泽东的经历的特殊性。 如何看待毛泽东的经历对他本人政治行为的影响呢？或者说，这种经历对毛泽东频频发动政治运动，尤其发动党内政治运动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吗？我们这样提出问题去探讨，会不会是一个荒唐的伪问题呢？我们不能仅仅凭借直觉去讨论，还要有一定的研究理论和框架。 美国著名的病理心理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利夫顿写过一本名著《虽死犹生》，他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叫做“幸存者”。其基本意思是：参与和经历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变等等非常规事态的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常规的心态，它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的恐惧。既然我的战友已经牺牲了，明天我也可能面临着死，作为“幸存者”，他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会一往无前地直面死亡。 第二，“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或者叫做“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是不免一死，谁也超越不了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的形式，使我们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种象征的形式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等。毛泽东晚年跟他的工作人员说过，“中国人说，雁过留声，虎死留皮。我毛泽东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给你们留不下什么？也就给你们留下几本书吧！”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无限的。所以，他会通过自己的宏伟大业会持续不断，这样一种方式，这样一种预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得到延续。 当然我们没必要完全赞同利夫顿教授的观点，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他的这种视角是一个可参照的有意义的视角。我想举几件很有名的政治事件为例。据我观察，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毛泽东都有死亡的焦虑在后面做支撑。 第一件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在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为继承人发表了后来著名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世时对于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僚们的一种残酷的肉体消灭。当时虽然是秘密报告，但是西方世界马上就知道了并一片哗然。这个秘密报告传到了中国以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警觉。毛泽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他引用孔子的话，叫做“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说明毛泽东对于秘密报告的反应处于矛盾的过程中。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提出了在中央设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最早涉及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当天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行选举了。如果只有个别人受损，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去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狱了，我就是要预备这一手。”他提出中央政治结构改革这样一种政治举措的动机，实际上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所作所为的一种反应。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除了1958年5月17日和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两个长篇讲话中谈到死亡的话题外；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为明确地谈到了这些问题。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到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上它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好向马克思报到。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意死的，争取活下去，一定要死的话，那就拉倒。”这个话讲的时候，正是大跃进处于高潮时期。为什么在他把亿万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的亢奋的过程中突然谈到死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这是我说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的他对死亡的思考。 第二，1959年7月，著名的庐山会议召开，虽然这个会议的前半截毛泽东也不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想立即做出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倒彭德怀那样的决定。我现在看到的材料是，他在这个会议开了一半以后觉得不满意，准备要走。他把书什么的都收拾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上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在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非常有名的即席讲话。他当时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说了很多很多在党的会议上其实不应该说的话；其中就提到一句，叫做“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时说得很激烈。会议的当事人之一黄克诚大将在他的自述中讲道，有一次，主席对彭老总开玩笑似的说：“老总啊，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不造反行不行？”可见毛泽东对彭德怀顾忌之深，但是彭德怀对于这样的谈话没有丝毫的感觉，仍然我行我素。 由此可见，在复杂纷繁的政治事件背后，毛泽东对自己身后之事的重重顾虑，是影响政治结构以及政治进程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言谈之中涉及死亡词汇的频率逐渐地增加，某种担忧似乎深深地压抑在他的心头。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毛泽东在与其交谈中第一次止回地谈到了自己的死亡问题。他说：“元帅是特殊人物，相信能活到一日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活到73岁去见上帝。中国有句老话，叫做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蒙哥马利说：“你别这么说，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事需要你，你不能离开这条船不管。”毛泽东说：“现在还不离开，但将来我要学黑格尔的办法，随时准备死亡。”紧接着毛泽东谈了预测自己死亡的五种死法：第一被敌人开枪打死，第二坐飞机摔死，第三坐火车翻车被压死，第四游泳时被淹死，第五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好了。紧跟着就是1962年初中央开了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大会，号称“七千人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观点上产生了不同。 据长期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先生回忆，“七千人大会”闭幕以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的时候情绪非常地激动。他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了那么大的损失，我这是第一次总结。总结一次不行，以后年年要总结，回过头来要总结，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要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能接受实践的检验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了。他提到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这个话说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想象，说者无意，我们不能排除听者有心。 敏锐的学者注意到，1962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结束，2月8日毛泽东就离工北到杭州，显然对这个会议是有所不满的。事后多年，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鲁库时谈话，回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提到：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以上的县委书记的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有一篇讲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非常危险的词汇，“推翻我们”这样的的字眼，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因为他明确地知道，刘少奇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推翻他的领导。当然这样的一种预期，只限制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一旦毛泽东本人去见马克思了，那么事情就很难办了。所以他的这样一种忧虑，不是忧虑于他活着的时候会怎么样，他真正担心的是他死了以后政治会怎么样。 下一个运动，我们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四清”时间是1962年到1966年。1964年，关键的一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在对于运动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和用什么方法去做产生了严重的分止支。1964年的5、6月份，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他说各省要顶住。6月14日他又说：“我的这些话，要传下去，要传到县里，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县里要顶住！”当时大家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惊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1964年的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了中央工作会。大家注意这个地址，很偶然，是十三陵，在这个会议上他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1964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修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的时候，在上边增添了一大段非常引人注目的内容。他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能不能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连续用了四个“就是”这种强调的语调，这突出地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他对革命事业的持续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了焦虑的顶点。 而正是在毛泽东做了这个批示的三个月后，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正式下台。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一直在争论，激烈地辩论。赫鲁晓夫下台，苏联认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认为也是一个转机。这个时候，周恩来为代表团团长，贺龙为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上，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的酒会上．苏联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公然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成功地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效法我们，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听到了这种消息以后会有什么感觉。 1965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嘉·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非常凄苍的情绪。斯诺写道：“毛泽东的声音低沉下去，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是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的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列宁、恩格斯在内，大概显得都会相当地可笑吧！”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叫疑虑重重。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传 下去。 ……
无
《世纪大讲堂》全套15册，之前人家送给我看过一本，觉得内容甚好，就在此买了剩下的14册。等到快递公司送过来后拆开包装，发现书皮特别旧，有些外面的封皮没有了，看上去像旧书，感觉很不好。说句实话，本人爱书，读了几年的书也比你们送过来的这些新书新。
很好,觉得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