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田汉

2011-5  

辽宁人民出版社  

田申  

272  

无  

1966年5月我从海口参加水陆坦克琼州海峡渡海演习后回到北京。在细管胡同的家里，见到了祖母和父亲，高兴地向他们讲了我们国产水陆坦克成功横渡海峡的情况。然而回部队不久，《人民日报》即发表了批判《谢瑶环》的文章，对作者的批判已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文革”开始，部队也开展对《谢瑶环》的批判，重点对象当然也就联系到我的身上。以后形同软禁。因此5月的父子相聚，也就成了父子的永别。 1966年12月，听说父亲在家里被“四人帮”抓了去，从此音信全无。我们全家人都受到“株连”，家里就只剩下九十多岁高龄的祖母和始终陪伴着她老人家的忠心不移的绍益娱（湘剧名优陈绍益的夫人）。祖母始终坚信儿子会回来，因为1935年2月父亲在上海被捕，后来又转押到南京国民党监狱，她还去探过监，送过饭，最后儿子还是放出来了，但是这一次，她日复一日地坐在院子里苦盼，却直到1971年的冬天，她老人家与世长辞，也没有盼来丁点儿的消息。 1975年5月29日，“四人帮”的专案组召集田汉的家属宣布“结论”。我们都抱一线希望去参加，不管怎样，只要父亲还活着就行，但听了以后，使我们万念俱灰，原来父亲在1968年12月10日就惨死狱中了，至于“定为叛徒”，“开除党籍”，那都是预料中的事。对于我们晚辈来说，最悲痛的莫过于没收父亲的一切遗物，所有的手稿、书信、书画、照片，一切的一切全都消失了，而且没有任何手续，以后也无法追查，甚至在1979年4月25日要开田汉的平反昭雪追悼会时，家里都找不到他一张照片，最后还是由新华社资料室提供了一张。父亲也是没有骨灰的，因为他的名字已被“四人帮”改为“李伍”。在他的骨灰盒中。只有他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关汉卿》，还有他生前的眼镜禾口钢笔。 “文革”给我们家带来的终生遗憾太多太多了，后来据说父亲在临终前，曾恳求那些“四人帮”的鹰犬，让他见他的老母一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而我这做儿子的想去见他最后一面，更是痴人说梦了。我一岁丧母，即由祖母抚养，当1971年12月，祖母孤单凄凉地独自在痛苦绝望的心情中死去时，我却远在千里外的襄樊劳改，得到噩耗，好不容易恳请回京料理。当我带着儿子青青赶回奔丧时，祖母已经长眠在床上五天了。幸好是在冬天，呼啸的北风从破碎的纸窗中刮进来。我扑上前去，抱着祖母大声痛哭。这时因为全家都受株连隔离，只有我带着她的重孙陪伴她共同度过这一永远难忘的凄清寒冷的漫漫长夜。青青睡着了，我整夜坐在祖母的床边。窗外北风呼号，吹乱了她的白发，我轻轻地拨开，露出她慈祥的面容，我思绪万千，欲哭无泪。老天爷，为什么不能让我在她的生前见最后的一面呢？为什么不能让她再听我叫她一声“娱母也”，再离去呢？ 1919年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经宗白华介绍，他在写给郭沫若的订交信上就向他介绍他一生最爱的三个人，首先就是“意坚识著；百苦不回昝的母亲易克勤夫人。当我祖父田禹卿在三十四岁病故后，分家时留给我祖母_的仅是几块木料和三个孤儿，当时我父亲九岁、三叔六岁、五叔三岁，但祖母发誓一不嫁人，二不当女佣，三不要饭，完全靠十指的辛劳养活三个孩子。祖母拼命选丝、绩麻，却也只能勉强供我父亲一人读书，可以说没有祖母的决心培养，也就没有以后的田汉。直至“文革”中，父亲被“四人帮”摧残致死的前一刻。他还要求见妈妈一面，这也是必然的心情。在我幼时跟随祖母颠沛流离改名换姓的生活中，亲身感受到祖母真是一个“无私的人”，任凭自己多么困难，但如果朋友们有什么困难，都是解囊相助，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让别人吃饱。后来父亲办“南国社”，搞剧团，当演员们没米下锅时，她也会当尽自己的东西，去支持剧团的生活，当时戏剧界都称她为“戏剧妈妈”，我想这也绝非过誉之辞。 我父亲还向郭沫若介绍他的“知己舅父”易梅园（梅臣）先生。其实这也是他自己所说的“知我最甚，爱我最深，责我最力”的岳父兼父亲。如果没有易梅园的培养，送他赴日本深造，甚至不顾夫人的反对，将爱女易漱瑜许配，也就不会有日后的田汉了，但是偏偏命运对他们太残酷了，1920年12月，易梅园就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杀害，使我父亲和母亲又成了无父的孤儿。 我父亲向郭沫若介绍的第三个人就是他的“知己爱人”易漱瑜女士，也是他的表妹，即我的母亲。由于易梅园对他的姐姐即我的祖母易克勤，从来是既尊重又亲密，而对我的父亲自幼好学上进，也是非常喜欢。当我父亲在上长沙师范时，他就找了他的夫人陈颖湘和我的祖母易克勤，谈起想将爱女易漱瑜许配给我父亲田汉的事，但对这桩婚事，他的夫人陈颖湘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主要的原因是嫌我祖母家太穷，但是我父亲田汉和母亲易漱瑜，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彼此都有好感，我父亲在外祖父易梅园的帮助下赴日留学后。两人又书信不断。 1919年，我父亲回湘探亲，母亲当时在周南女中读高中，正放暑假在乡下歌棣塘家中休息。父亲在省城即听到外祖母趁外祖父在上海，要母亲与当地一个陈姓乡绅之子订亲，为此父亲的表舅蒋寿世给他们出了一个应急的主意，先说学校有事，让母亲进城与父亲会面，再由父亲带她同赴日本。这一逃婚的决定，进行得非常神速，瞒过了我外祖母陈颖湘，但经上海时，却得到了我外祖父易梅园的同意，父亲就十分高兴地带了母亲同赴日本了。母亲当时因为匆匆离校。高中尚未毕业，到东京后先要补习自语，后来又考入高等师范，学习之辛苦可想而知；但她聪明好胜，再加上我父亲的辅导，终于克服重重难关，上了学习轨道，他们两人当时各住一处，保持着清纯的恋爱关系。但这种幸福的生活实在太短促了，1921年初，即从湖南传来我外祖父易梅园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消息，使他们突然震惊得不知所措，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易漱瑜失去了一个至爱的父亲，田汉则失去了一个至爱的舅父、岳父，他们俩一下子都成为无父的孤儿了，为了互相慰藉也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由分居生活改为同居生活。 由于经济上失去了依靠，我父母在1922年秋回到上海，因为不愿返回那豺狼盘踞的故乡，父亲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在民厚里租了房子，把母亲、岳母和弟弟都接来同住，一家人又团圆了。当然，当编辑并不能施展父亲在文学戏剧方面的抱负，他素来就有自立门户、独创一格的理想，因此，不久后他就和我母亲共同创办了《南国半月刊》，成为父亲以后“南国”戏剧事业发展的源头。他们两人开始首创这个事业，一无资金，二无人合伙，完全靠自己创作，自己编辑，自己校对，自己发行，而母亲更是在生我以后不久，就投入这辛劳的工作，三叔田洪则外出推广销售，扩大了这一刊物的社会影响。 我父亲向郭沫若所介绍的他一生最爱的三个人，无一不是对他的一生具有极大的影响的人，如果没有母亲的立誓牺牲，送他上学，如果没有舅父的爱护培养，送他赴日留学，并将爱女相许，也就不会有今日的田汉。至于我的母亲易漱瑜与他患难与共，两人共同首创了《南国半月刊》，也成为他以后发展“南国”戏剧事业的动力。可惜我因为一岁丧母，脑子里对母亲没有留下一点印象，以后仅凭着残留下来的几张照片和几篇诗文，供我回思和遐想，但由于我太想见我母亲的容颜了，使我经常在梦境中与她相见，因此这也是在本书的开头，我要先叙述他们三人的原因。 父亲死后，虽然他的骨灰无存，但至今他的精神仍为人们所敬仰。是因为他始终是一个无私的人，是一个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人。郭沫若说他可以发大财，做大官，但他都视如无物，夏衍说他一生不知“钱”为何物，这些话在我看来都不是过誉之词。我父亲还是一个能团结同志搞事业的人，如早期的南国社，后来的戏剧运动。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奋勇前进，正如周总理所说田汉善于团结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没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在一起，仅凭田汉也是独木难支大厦的，所以在这本书里我还写下了他的至友和几位知己的事迹，当然也无法包括全部，如历史学家翦伯赞，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都是他终身的好友。 田申 2011年4月

《我的父亲田汉》是“文化名人系列”之一。
田汉的儿子田申在《我的父亲田汉》中，以儿子对父亲深沉的缅怀为基调，通过儿子的眼睛，看田汉与一生中的至亲（母亲、舅父、妻子）和挚友（郭沫若、欧阳予倩、徐悲鸿等）的交往，让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艺术家田汉，一个感情丰富、无私无畏、讲义气、与朋友肝胆相照的平凡的田汉。

前言
引子 从开国大典说起
第一章 我的祖父及我父亲一生最爱的三个人
1 我的祖父
2 父亲田汉最爱的三个人
第二章 父亲的一生
1 田汉的诞生
2 祖父之死
3 栖凤庐与《西厢记》
4 “英雄怀汉”
5 参加学生军
6 恩师徐特立提倡“窗户报”
7 求学东瀛
8 夫妻创办《南国半月刊》及母亲之死
9 父亲的爱情和婚姻
10 “王月花”在杭州
11 “南京大演其戏”
12 长沙《抗战日报》
13 武汉“三厅”
14 《母亲的话》
15 从桂林剧运到西南剧展
16 荣誉的巅峰——五十大寿
17 初进解放区和新中国的诞生
18 “为民请命”的两篇文章
19 “为民请命”的两大杰作——《关汉卿》与《谢瑶环》
20 田汉之死
21 江青是田汉的养女？
22 田流的复活
23 真理不灭，百年永生
第三章 父亲的几位好友
1 郭沫若与《三叶集》
2 年长的终身挚友——欧阳予倩
3 首创南国社的伙伴——徐悲鸿
4 剧坛的黄金搭挡——洪深
5 战友加兄弟——阳翰笙
6 永生的聂耳
7 陶行知伯伯与晓庄
第四章 父子情深
1 一篇永远使我落泪的文章
2 父亲的遗愿与勉励
后记

2.父亲田汉最爱的三个人 我的祖母易克勤 离父亲的故乡田家圾三四里之遥，同样属于现在的长沙果园乡，离枫林港和真人庙不远，有一处叫三字墙的地方，这里居住十几户同族姓易的人家。我的祖母易克勤的家就在这里。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外祖，名叫易道生，给人家当过长工，也撑过船，织过绢，是个十分聪明能干的人。曾外祖小时念过一些书，识得不少字，善看风水，字也写得不错，老来更喜欢写日记和写诗，可称得上是个自学成才的农民秀才。祖母的母亲姓蒋，八岁上到易家来做小媳妇，十五岁与曾外祖同房，那时曾外祖才十六岁。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11月12日，祖母易克勤便_出生了。祖母是长女，下面还有二妹、二弟、三弟和满弟，但二妹和二弟都不幸夭折。三弟和满弟分别叫易象（梅臣）和易虎臣，这两位弟弟，也就是我的两位舅公，后来都与田家有着不同一般的密切关系。特别是易象，更是关系易田两家命运的关键人物，我在后边还要详细介绍他。 由于二弟的夭折，全家人对于三弟都分外地爱护，祖母对于他的三弟梅臣更是关爱备至。梅臣四岁上学，也总是由他的姐姐接送，并且还陪他读书。那时姐弟俩一窗之隔，弟弟在屋里念书，姐姐就在外面撕麻，弟弟的书念熟了，姐姐也就听熟了，有时弟弟忘记了，姐姐就隔窗提醒，以免他挨先生打骂。 祖母十六岁嫁到田家，三舅公那年六岁，自出生以来，他就没有离开过姐姐，姐姐的出嫁对于他来说，在感情上真是难以割舍。不过，祖母虽然出阁到了田家，但还时常挂念着她的三弟，听说弟弟学业上有进步，姐姐也喜在脸上，乐在心头。三舅公每次从城里回来，也总是不忘来看看他的姐姐，并把许多新的见解和消息讲给姐姐听，使姐姐也模糊地知道这个世界在变。后来三舅公补廪、进学，不但对祖母的父母是个很大的安慰，对祖母也是个启发，促使她日后有了我的父亲田汉后，立下了让他追随他的舅舅，去做个读书明事之人的决心。 1898年初春，祖母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寿昌。祖母的第一个孩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因此对于这第二个孩子，她就加倍精心地爱护。她不仅在生活方面这样精心地爱护自己的孩子，而且这位坚强的母亲的内心深处还酝酿着在当时的环境下颇为不凡的一个念头——不管自己吃多少苦，受多少累，也要让孩子上学受教育。显然，如果没有我的祖母当初的这一见解，就不会有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剧作家田汉了。 我祖父去世时，祖母才三十五岁，她眼看着丈夫死去，望着三个失去父亲的孩子，眼泪无休止地流下来。不久，由于田家的破落，她的婆婆也考虑分家。说是分家，却没有什么可分。祖母连桌子也没有分到一张，只分到一个破柜、几块木板，她的兄弟许诺她一些木料，就把那些木板拿去做猪栏了。祖母自己唯一宝贵的“财产”，便是三个儿子。 祖母想到了丈夫的话：“这样好的孩子能有几个？”她想起她亲手带大的弟弟梅臣怎么读书进学，有了大出息。她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和信心，不管有多大的艰难困苦，也不自杀、不改嫁、不做佣人，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梅臣弟弟那样有出息的人。 可是由于丈夫去世，家里又经分家这场家庭变故，祖母实在供不起父亲上学了。于是祖母要把父亲从学校领回去。祖母对老师说：“您知道我实在没有法子，自从他父亲死后，家里又分了家……”老师很舍不得父亲辍学，对祖母说：“虽然是这样，孩子是有希望的，不要让他失学。可惜我的境况也不好，不能全部帮助他。” 老师答应不要学费，但要祖母出点学米和每节课六串的油盐钱，就这一点起码的要求，对当时父亲一家来说都是很重的负担。老师终于很惆怅地让父亲随祖母回家了。同学们都舍不得他，甚至拉着他的手落泪了。 那时做母亲的最大心愿还是让孩子继续读书，可钱呢？钱从哪儿来呀？恰巧祖母的三弟梅臣回家来了，他了解到这些情况，说：“姐姐，你的难处我已知道了，但寿昌这孩子天资聪颖，不能让他就此耽误了学业。这样吧，他的学费我先替你解决一部分，剩下的以后我再陆续给你们，总之，不能让寿昌没有学上，应该替他找一个好学堂。”说罢，当即便给了祖母十二元钱。那时的十二元钱是个不小的数字，祖母拿了这钱就送父亲到新塘桥张鼎新家去读书。 张鼎新家请的教师是曾教过父亲的王绍羲老先生。王先生是位饱读诗书，学识渊博的人。他不仅在文字教育方面点拨父亲，在精神教育方面也给过父亲很大启发，他很器重父亲，同学们也非常友爱。 张家住的新塘桥是个茶业巨镇，每年新茶上市时，成百上千的乡村妇女来到这里“拣茶”，熏茶、制茶、装箱等工作也在这里日夜进行。这使父亲初次接触到城镇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规模和工人们的集体劳动生活，他感到非常有兴趣。 同时，又因为新塘桥是湘北一个重要乡镇，外国传教士也曾叫人挑着大量的“圣书”到这儿来传道。这使父亲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也首次嗅到了洋纸书籍特有的一种油墨气味。他也得到过几本《马可福音》之类的书，这使他晓得了除他所读的经书之外，世间还有另一种教条在传播。 第二年正月初四，祖母带着三个儿子回娘家。但这回去的不是三字墙易家老屋，而是歌棣塘了。那时她的三弟梅臣托人捎了六百两银子回来，曾外祖道生公买了山冲里一庄田产，便把家由三字墙易家老屋搬到冲里来了。这里田地不多，而山场很大，林木葱郁，有高大的枞树、枫树、酸枣树、崆峒子树、苦楮子树、桐子树、圆楮子树，还有茶园，屋前屋后有竹林。房子坐西朝东，正门朝东，正门中间是由鸟形组成的一个“福”字。屋子深隐在山谷中，浓阴遮覆，长垣围绕，到了附近还看不见屋子的所在。这里原来的名字叫锅底塘，因门前那口池塘有点像锅底的缘故。梅臣嫌“锅底塘”这个名字不雅，便改名“歌棣塘”了。还请一位前清翰林写了一副对联刻在东向的大门两边，上联为“万山深谷”，下联为“片石清泉”，内容非常切合实际。 这里离三字墙易家老屋和田家煅茅坪都有十多里。但这里与圾里风光大不相同。每当春天到来时，火红火红的桐子花、白色的山茶花、红艳艳的杜鹃花、雪白雪白的栀子花、紫莹莹的紫荆花，与田野黄灿灿的油菜花竞相开放，铺天盖地，盖满了山坡和大片的良田，把周围的群山装点得分外妖娆。林阴里，翠竹下，一群群鸟儿引颈高歌，有喜鹊的欢唱，有乌鸦与麻雀的齐鸣，啄木鸟用长嘴把空木敲得山响，到了夜晚还有猫头鹰那古怪疹人的哀鸣，此外，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密林里自由自在地跳跃呜叫，给空旷的山谷增添了许多怡人的幽静。 祖母带着孩子们在这里过得很愉快，一直住了个把月，才带着我的两个叔叔回茅坪老屋，当时梅臣给姐姐寄来了四十两银子，祖母就请公公代买了锅、瓮之类，还垒了一个灶，母子三人在老屋住了两三个月。我的父亲则在他的外公家住下，自己温习功课。 尽管时常会有来自弟弟的帮助，但毕竟孤儿寡母生活艰难。为着孩子们读书的事，祖母经常急得夜不能寐。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新思想也传播到了乡下，乡下也开始提倡办新学，改庙宇为学校。不久，枫林港的清源庵办起了一所洋学堂——初等小学。我的曾外祖极力主张父亲进那所小学，父亲于是从这时起开始接受新式的教育。 祖母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毅然决定做点小生意。祖母当掉了一件毛蓝布衫和一床印花被罩，换回三块钱，又借了十块钱，就拿这十三元钱做本金开店。她租了一间门脸房，买了些家具及茶店需要的东西和一点糖果，父亲从学校回来，写了一个招牌，立在门口，这间小小的茶店就算开张了。因为房子临街，地理位置好，再加上粤汉路局正修新河铁桥，工地离那里很近，因此，每天到茶店来坐的人不少，每天卖茶叶的收人多的时候也有两三元，最少也有几角。那时米价只六十个铜板就可以换一升，盐也是一毛一斤，十几个铜板就可以称四两肉，煤是几文钱一担，小菜可向每天路过这里的卖菜的担子上买，有时碰到亲戚杜十公卖菜也送一些。他们只要二百几十文钱就可以度过一天。生活虽清苦些，但还能过得下去。后来茶店因缺人手停业后，祖母又开始采茶卖钱维持生计。日子虽辛苦，但祖母由于有着要把儿子培养成有出息的人这样的信念，再苦也就都挺过来了。 P9-13

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年，1975年的5月29日，“中央专案组”召集田汉的家属，宣布田汉的“结论”：“定为叛徒，永远开除党籍”。“定为叛徒”，是意料中事，但同时也宣布了田汉在1968年12月10日的死讯，这就使我们久怀着的对他还能活着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在所谓的“四条汉子”中，平时父亲的身体是比另外的“三条汉子”要好一些的，但为什么偏偏父亲却早在1968年就被整死了呢？这是由于“四人帮”对他的迫害特别狠毒，也和父亲的倔强死不认“罪”有关。在父亲平反昭雪后，301医院的一位护士揭发道：“……专案组对李伍（即田汉）特别狠，把他整得很傻，有一次他大便拉在地上，他们逼他自己搞干净。有一次听他讲：‘我还有个老妈妈，我想我的妈，求你们让我回去见她一次吧。’……”“在田汉死前的病历上写道：‘……病人有冠心病，心绞痛，心力衰竭，及高血压，病情恶化。’但专案组仍抓紧时间审讯。……”这样的残酷折磨，父亲怎能不死？ 不过在听了父亲的“结论”后，也使我看到“四人帮”罗织罪名，破绽百出，“结论”中定父亲为“叛徒”的“罪名”有二：一是出卖了“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二是出卖了“影联”党团书记周伯勋，这就是“专案组”长期内查外调的结果。而据我所知，赵铭彝是早在父亲被捕之_前就入狱的，周伯勋则根本不是党员，而左联当时更没有“影联”这一组织，只有夏衍领导的“电影小组”，这样的无中生有，编造“罪名”，真是咄咄怪事。粉碎“四人帮”后，我专门到上海去访问赵铭彝和周伯勋，对证此事，他们都已被“四人帮”整得死去活来，但他们都为我父亲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我父亲的清白。我以后分别交给胡耀邦同志和中央复查小组。，成为给父亲平反的重要材料。周扬、夏衍、阳翰笙都闯过了十年浩劫这一关，幸存下来，而父亲却早早冤死狱中。他所朝思暮想，渴望重见一面而不可得的老妈妈，也在他死后的三年中，在日夜盼望儿子的归来中，终于灯干油尽含恨而逝，这恐怕是“在劫难逃”悲剧的结尾吧。 我一岁丧母，自幼由祖母抚养，由于父亲在白区工作，受国民党通缉，经常转移，我没有和他在一起生活，但他却经常带着我参加戏剧活动。而在他所创作的剧本中，常常增加一个小孩子的角色，因此我在五岁时就参加《火之跳舞》的演出，记得是俞珊演我的妈妈，1934年又和聂耳一起演出《扬子江暴风雨》，我扮演聂耳的孙子，1936年在南京演出《洪水》，我扮演魏鹤龄的儿子。父亲的培养和熏陶使我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增强了我对父亲的感情。1938年在长沙办《抗战日报》，虽然我仅十五岁，但因为父亲是主编，廖沫沙是副主编，编辑部都在一间房子里，我担任记者，《抗战儿童》周刊的编辑，又当了儿童剧团的团长，创作了三幕剧《中华儿童血》，这可算是我一生中最大地发挥我艺术才能的机会，而且因方和父亲和沫沙叔朝夕相处，不懂就问，写的文章，经他们修改，也是我文学才能进步得最快的时候。由于我发起长沙儿童团体联合义演，将所得捐款，送武汉宋庆龄妇女儿童福利会，得到了郭沫若厅长的表扬。我和黄仁宇还一起参加了范长江的青年记者协会。我想我的一生定会从事文学艺术事业的，但是由于日寇轰炸长沙，《抗战日报》迁往沅陵，明德中学也迁往外县，武汉也面临疏散的形势，我已无家可归，国破家亡，除了拿起枪来和日本鬼子斗争，别无生路。因此在父亲和阳翰笙伯伯的同意下，我和黄仁宇就报考军校投笔从戎了。 1940年我从军校毕业后，到滇越前线的部队报到前，有一段假期，我和黄仁宇都回乡探亲。长沙大火后，我父亲伴祖母住在南岳山下的菩提园，借住了好友唐三先生的两间房子。在白云缭绕的南岳山下，听不到抗战的炮火声，在一个多月中，我和祖母、父亲，度过了一生中最恬静幸福的日子。父亲是酷爱爬山的，白天常带我攀登南岳，上到祝融顶峰，遍访著名庙宇山门，探讨佛教禅宗历史，使我了解佛教的由来，增长了不少知识和兴趣。晚上在煤油灯下，祖母一面绩麻，一边娓娓叙述父亲的童年往事，父亲在灯下用毛笔和毛边纸一页一页地记下来。祖母的记性是那么好，说起来头头是道，而且讲湖南农村的风俗习惯，全部有滋有味，连一些亲戚的诨号，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如她说“田四罗锅（即驼背），田八夏（即吝啬刻薄）”，把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我在旁都听得入神了。父亲的毛边纸记了一沓又一沓，堆起来有一尺多厚了，这就是他以后发表的《母亲的话》。而对我来说，祖母的诉说家史，使我印象极其深刻，使我了解了父亲如何从一个贫农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作家。 回部队的限期快到了，黄仁宇也从上杉市探亲回来与我会合。一天早上，父亲送我们到南岳汽车站，年届七旬的祖母也执意要策杖送我。在行进中，父亲口吟一绝赠我南行： 风云天地合，送汝越南行。 莫负平生志，田家父子兵。 这首诗和祖母、父亲殷殷洒泪送别的情景，如同刻画在我心头的版画，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抗战时期的后方交通非常困难，从湖南到云南昆明很不容易，再从昆明经法国人修的窄轨铁路到芷村（弥拉地）就到头了，因为防备日寇攻滇，故到此而止。而从芷村到14师师部的平坝还得走三天的马帮小道。想不到到前方去打仗，竟也要经历如此的“行路难”。我沿途写了日记，以后改写成散文《滇南苦旅》。当我1942年从滇越前线回桂林探祖母病时，连同我的以侦察越南日军敌情为题材写的三幕话剧《边塞风云》交给父亲审阅，请他代为发表。以后我又到重庆与黄仁宇一起随郑洞国军长赴印缅参加远征军，直至打通滇缅路，我奉命率重炮连赴湖南芷江支援新六军，参加对’日寇的芷江之战，在畹町会师后回到昆明，见到三年不见的父亲，他给了我一本1943年在桂林出版的《文学创刊》，其中有他写的《孩子的行路难》一文。我当时因任务紧急，未及细看，带在身边就率军出发了。在行军途中宿营时，我拿出来细读，边读边流泪，直至眼泪湿透了衣襟。“人间自有真情在”，我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在这篇文章里描写得淋漓尽致，父亲是看了我留下的《滇南苦旅》的纪实后，才写这篇文章的。他在文中写道：“我看了孩子的记录曾经流泪。看到他在泥泞的峭壁上一步一步地将膝盖与胸脯抵在尖石上面爬着，尖石头刺着他那已经伤痛的脚板，饥饿使他的肚子几乎瘪得合拢来，眼睛发着晕眩，躺在地上一步也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他在叫‘父亲’叫‘祖母’的声音……我真是那样的难过，我恨不得那时候在他身旁抱他起来，设法给他一杯开水喝。这也是天下做父母的心，况且他又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从此这本杂志成为我的随身之物，伴我度过了漫长艰难、风云变幻、坎坷备尝的大半生，直至祖母在不知道子孙为何一个人都不来看望她，她独守庭院朝夕盼望，灯干油尽，痛心长逝。父亲在“四人帮”莫须有的罪状下，受尽折磨，含愤惨死，最终骨灰无存！但这又有什么关系？他的精神永在，绝对割不断我们血浓于水的父子之情！ 我父亲的冤案在1979年4月25日平反昭雪以后，不少同志写了对他的纪念、回忆的文章和评传。南京大学的董健先生多年从事对田汉的研究，倾注对田汉的感情，费数年之力，写了一本《田汉传》。他作为一个与父亲不同时代，又未直接接触过父亲的晚辈，写出这样一本巨著，实属不易，但他在后记中却说：“我写到的事件，均史有所据……”这恐怕是说得有点过头了，随便举个例子，在867页他写道：“……田汉给母亲写了一张回条：‘妈妈，我很好，粮票收到，请放心，妈妈万岁！’” 据我所知，父亲在1966年112月的一个夜晚，被“四人帮”抓去以后，“一四人帮”派人来过一次，向家里要粮票，祖母除送了钱和粮票外，还托来人带去一双布鞋和两个苹果，以后那人带回父亲的一张便条，上面写道：“妈妈，看到两个红苹果就像看到您老人家一样舍不得吃。”祖母又再三请来人再带去几个苹果，来人勉强接受了，但从此便再也没有人到家来过，更是从来没有收到过“妈妈万岁！”的回条。我们知道在“文革”时代，，是只能叫“毛主席万岁”的。父亲在关押中因为不小心将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剪报垫在床板上，就被一个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女将用军用皮带的铜头，打得头破血流，他怎能写出“妈妈万岁”的条子？而且又有哪个人敢将这条子带出来送给我的祖母呢？作者虽然主观上出于赞扬父亲的“孝心”，但是此事与实际的事实不符，大大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这是不可取的。 其实被关押中的父亲，尽管在心冲无限想念和热爱在苦难中抚育他长成的慈母，但他又怎能有叫“妈妈万岁”的奢望呢？在他于1966年12月的一个寒夜里被抓走时，经过妈妈的床头，曾对妈妈告别说：“妈妈，您放心，我会回来的。”仅仅留下的这句话让年逾九旬的老母独自在庭院中苦盼了三年之久。而父亲在被“四人帮”整得奄奄一息时，仍然提出最后一个要求：“我家还有一个老妈妈，让我回去见她一面吧！”不久，被改名为“李伍”的父亲的骨灰即不知被抛撒到何处了。 父亲在《关汉卿》剧中的“蝶双飞”曲中曾写道：“……提什么黄泉无店宿忠魂，争说道青山有幸埋芳洁……”父亲与他的母亲一生患难与共，相依相伴，却无缘见最后的一面。他们母子的忠魂，不在黄泉和青山之下，而是在九天之上的苍穹之中永远携手翱翔了。 纵观田汉的一生，如果没有母亲易克勤，在父亲田禹卿早逝，分家仅分得几块木板的情况下，发誓守寡，“意坚识著，百苦不回”，教子成人；如果没有舅父易梅园“知之最甚，爱之最深，责之最切”，将他送赴日本深造，并将爱女相许。；如果没有表妹兼爱妻易漱瑜对他坚贞的爱情，甚至决心逃婚随他同赴东瀛求学，回国后和他共同首创《南国半月刊》，便不会有以后的田汉。 父亲从创建和发展南国社的戏剧事业直至组织和推广革命的戏剧运动，都是始终团结和依靠文学戏剧的同志和广大的话剧和戏曲艺人，和他们成为生死之交。他为了呼吁改善艺人的生活，冒着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写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的文章。由于他出身赤贫的农民之家，又受到舅父易梅园“爱国爱乡”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入党后又忠实贯彻党的方针路线，加上他无私无畏、刚直不阿的性格，像一团火的精神，使许多革命青年都团结在他的周围。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田汉同志在社会上是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无不交往，他关心老艺人，善于团结老艺人，使他们接近党，为党工作，这是他的一个长处。”对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只要他们是抗战的，父亲就鼓励和表扬，由此也得到他们的敬仰。我对此也深有体会，我认为他这样做，也是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精神的。 父亲的老友夏衍同志，对父亲有这样的评价：“田汉一生不知‘钱’为何物。如果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那么田汉就是一块九成以上的金子。我认为田汉是当代的关汉卿，是中国的戏剧魂。” 1919年在日本时即已是父亲的老友的郭沫若同志曾赞扬父亲：“……肝胆照人，风声树世，威武不屈，贫贱难移……”认为父亲“是中国人民值得夸耀的一个存在……” 这些出自与父亲相交数十年老友之口的评价，我想是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的。 转眼间我父亲被“四人帮”迫害而死已经三十五年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他，无时无刻不为他无私无畏献身党和人民的革命精神所鼓舞，所鞭策。我宿舍的对面是一所小学，每天都看到升国旗的场面、听到唱国歌的声音，而当我在写完后记时，又恰逢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时隔十七年之后勇夺世界杯的冠军，我在电视上看到她们在升起五星红旗时，高声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兴奋的热泪饱含在她们的眼眶里，我也禁不住流下了热泪。在神舟五号载人航天圆满成功后。又迎来了中国女排的胜利夺冠。我坚信祖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日也为期不远了！ 对于我的父亲，想写的实在太多了。这本书也就是仅凭个人的感触，追忆一些往事。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幸甚幸甚。 田 申 2003年11月16日北京

田汉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 《我的父亲田汉》由田汉先生的儿子田申编著，是“文化名人系列”之一，是我国著名剧作家田汉的生平事迹，记述了其日本留学生涯、创建和发展“南社”的戏剧事业直至组织和推广革命的戏剧运动等一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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