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
2006-1
上海人民出版社
资中筠
392
340000
无
从卡耐基到洛克菲勒，从福特到凯洛格，从索罗斯到比尔与梅琳达·盖茨，美国的各大基金会的影响进入了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当中。基金会在社区服务、教育、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医药卫生以及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等多个领域，不但对美国社会有深刻影响，而且其影响遍及全世界。
本书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和珍贵的图片，在书中评述了美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历史渊源、兴起的社会背景及其特点，探讨了基金会所代表的思想理念、基金会的动机和效果。书中列举了20世纪初、中、后期约20家各种类型有代表性基金会的发展历程、思想理念和运作方式。作者还集中论述了美国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概述了近年来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状况。
随着公益事业的发展，“公益”这个极具美国精神的词，与财富、社会风气、公众观念、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自助互帮精神一起，渐渐进入了国人所关注的视野。
本书系《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3）一书的第二版。
资中筠，1951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所长。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和中华美国学会，曾任《美国研究》主编。创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翻译多部文学作品，2004被中国译协评为
再版序
序言
第一部 历史与概况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慈善公益事业源远流长
第三章 现代基金会的兴起与发展
第四章 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
第二部 各类基金会剪影
第五章 20世纪初期三大先驱
第六章 20世纪中后期的后起之秀
第七章 社区基金会
第八章 运作型基金会
第九章 国际工作
第十章 与中国的关系
第三部 思想动机与效果
第十一章 捐赠的动机与哲学理念
第十二章 客观效果评估
后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附录一 美国基金会百年大事记
附录二 曾走访与采访过的部分基金会机构与人物
参考书目
索引
2.董事会 与企业一样，基金会的决策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最初一届董事的产生多 半就是注册人，也就是捐款人和他的家人或极少数亲密朋友，通常包括一名 法律顾问和一名财务实际负责人。在章程中要先确定董事会人数和填补空位 的规则，以后再由历届董事会聘请新的董事。必要时，董事会也可以扩大人 数。董事会成员也可以兼部门或项目负责人。一般说来，初建时捐款人或其 家人在董事会中掌握实权较多，过了几代以后，大的基金会的各部门实际负 责人与董事会日益分离，其中只有个别是董事会成员。董事会每年只开一次 或两次会议听取会长报告工作，批准下年预算以及作出一些重大决定。这种 运作方式与大公司差不多。不同的是，由于董事并非财产拥有者，多数是以 名气和地位受聘，所以往往并不掌握基金会的实权，只是在法律上代表基金 会。像卡耐基、洛克菲勒、罗森瓦尔德、福特、凯特林等等都有这样一个过 程。公司基金会大多数董事会的成员来自母公司，如果该基金会的工作与其 职工福利关系较大，则也有职工代表。但是有些公司基金会为取信于公众， 避免被指责为借基金会之名变相为本公司谋福利，特别注意董事会中包括公 司以外人士，这种做法日益普遍。 社区基金会则情况有所不同。其资金来源是本社区居民集资，委托某个 银行代为经营，银行再定期以收入(有时包括部分本金)交还给社区基金会使 用。为此，基金会需要一个管理委员会决定资金的用途。该委员会多半是由 具广泛代表性的社区居民组成。以最早成立的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为例，其 章程规定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为：克利夫兰的居民，对福利工作感兴趣，了解 本社区公民、教育、物质以及精神等方面的需要；不得有两人属于同一教派 ，准备竞选公职者没有资格参加。关于产生的办法，该基金会章程规定：2 人由克利夫兰信托公司(即基金的管理机构)指定，最好就是该公司人员；1 人由克利夫兰市市长或市政办公室主任指定；1人由目前库亚霍加县(基金会 所在地)辖区的最高法官指定；1人由美国管理北俄亥俄州地区的区法院院长 或高级法官指定。 这种模式在早期成立的社区基金会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产生的办法 ，由谁指派，各有不同。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指定的办法日益不能反 映广泛的社区需要，也不足以吸引居民的关心和信任，而且容易产生谋私的 弊病。所以成功的社区基金会大多有一个扩大范围的过程。第五章所举代顿 基金会的例子就有典型意义。克利夫兰实际上也差不多。此处不再重复。 董事的人数除纯粹家庭基金会外，一般规定不少于3人，最多则不等。 任期从一年一选到终身都有，即使规定定期改选，实际大多为无限期，只有 死亡或因故自动辞职才会终止其任期。罗森瓦尔德是少数例外，从一开始就 规定，除董事长和会长外，董事的任期为3年，只能连任两届，即6年，以便 经常有新的思想进来。 关于董事会成员是应该无偿还是有偿，也有不同的做法。多数基金会的 做法是没有津贴，只有开会或为基金会执行任务的旅差补助。卡耐基国际和 平基金会有意在地区上使董事会分散化，为鼓励全国各地的董事参加会议， 规定可以带家属，由基金会报销费用。有的基金会按当年收入的一定比例付 给董事津贴。福特基金会付给董事每年固定5OOO美元。对于董事是否应有报 酬，反对者认为基金会本来就是志愿公益事业，董事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社会 义务，如果给报酬，容易使公众认为有人利用免税的钱给其亲友好处；另一 种说法是基金会的工作占去董事们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如果都是无偿的，那 么只能在富人中遴选董事。目前主张无偿或极有限的补助的还是占上风。 P33-34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讨论集资、生财、创造财富，资中筠的这本书却讨论"散财之道"，她发出了一个极其不同一般的声音，这声音提醒我们，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钱并不是一切，光有钱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些别的，所以我们应该看一看资中筠写的达本书。它讨论的是一个使社会更趋于完美的公益性事业。 --茅于轼 著名经济学家 本书视角独特、内容丰富，是研究当代公益基金会的一面镜子。 --黄浩明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本书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在探讨构建所谓"市民社会"、如何充分利用政府和企业外的第三方即民间组织或类似的非政府组织（NGO）填平社会鸿沟的问题，希望中国借鉴美国的经验，发展造福社会的公益事业。 --李犁 原《公益时报》副社长
无
美国的成功与强大自有其多方面的道理。其中，对财富的态度，对财富的运用和对财富的管理制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这一。“基金会”这一名称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国社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你我的生活。资先生此书至少提供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让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美国基金会的情况，使我们从这管理财富一角度观察美国、认识美国；第二也引发了快速发展中的我国，如何来吸收和借鉴美国成熟做法的思考。“富而仁”是做得到的。
刚刚看完，内容十分丰富，对美国的基金会有深入的了解，为基金会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不错是料酒诶美国基金会的一扇窗
资先生的研究十分扎实，尽管本书是修订本，但是风格稳健，不可多得！
大
公益不应该是心血来潮的零散的组织募捐，而是长效的利用基金等方式的商业化支撑，依靠以企业为主，社会零散爱心参与为辅，义工积极推动等方式并举的形式，实现公益的长期有效运作。公益完全可以抛开固守的无私理论，在崇尚奉献爱心的前提下，在不求回报的心态中，实现捐助方、捐助对象、捐助推动着、社会等多方面的共赢。真正实现社会化下的公益慈善商业化推进，在商业社会成为一种新型的的商业模式。
扩大了视野
对于中国的公益事业来说，2011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也让公益机构中的个人捐赠金额跌入谷底；河南宋庆龄基金会将公益资金用来放贷，并积极涉足房地产等商业领域，又让人对公益机构的非营利性进行质疑。当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目光愈来愈多地聚焦于基金会这种公益机构时，所暴露的问题触目惊心，所产生的根源盘根错节，而解决之路似乎遥遥无期。而要想对这些症状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我们就不得不去认识基金会这种组织，搞清楚它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机制。
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精神，通过了解基金会在其发源地美国的来龙去脉和是非优劣，以此来观照中国基金会的现状，找出基金会的变革之道，就显得极为必要了。而资中筠先生撰写的这本《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增订本）》，完全可以充当我们探寻美国基金会的指路明灯。
资中筠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是久负盛名的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她在研究中发现，中美两国无论是在高层的政治外交，还是在民间的文化交流中，总会出现美国基金会的踪影。循着这些蛛丝马迹，经过多年的阅读和走访，资先生无意中发掘出了基金会这根美国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支柱，遂将有关基金会的所见所思整理成书。算起来，2011年增订再版的《财富的归宿》已经是第三版了。此书在2003年以《散财之道》为名逋一面世，就引起了国内慈善界、企业界人士的相当关注。2005年资先生又增加了部分有关中国公益的内容，并更名为《财富的归宿》，用以表达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归于社会之意。
回到《财富的归宿》所述内容，我以为资中筠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基金会的最关键解答，即基金会是现代社会散财的最有效工具，是一项将稀缺的慈善资源效益最大化以造福社会的事业。更具而言之，资先生从社会为何要散财和如何散财两方面解释了基金会的运作机制，由此也推出其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判断。
一、何谓基金会？
相较于其他的公益组织，基金会最大的特点是围绕公益资金的募集和发放来行事。美国的基金会按其资金的来源及使用方式不用，传统上被分为四种类型，即独立基金会、社区基金会、企业基金会以及运作型基金会。除由企业出资成立的企业基金会介绍略少外，书中对其他三种类型的基金会典型都有陈述，如早期影响最大的三个私人基金会（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社区基金会的先驱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皆可使我们对基金会有一初步印象。一般而言，美国的基金会多采取对其他非营利组织的赞助来开展公益项目，仅有少数如查尔斯•凯特林基金会等运作型基金会是自己花钱来执行公益项目。基金会的规模则可大可小，大的如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总资产超过360亿美元，聘用大量的专业人员来运转；小的只是上万美金，个别人即可运作。
由美国的历史经验可知，产生大量的基金会需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社会财富急剧增长，积累了庞大的私人财富；一是个体崇尚奉献，愿为社会排忧解难。前者意味着社会正进入“奢侈品转瞬变为生活必需品”的丰裕时代，已经出现了如何花钱的难题。据说，麦克阿瑟基金会（此麦克阿瑟非美国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而是以股票投机发家的大资本家）之所以成立，只是因其创办人不知如何处置他的财产。后者则要求社会逐渐认同慈善文化，将捐赠看作是爱心更是责任。资中筠先生认为，美国社会存在一种“捐赠文化”，不仅是富人，普通平民也将捐赠作为一种自发的习惯。这一点，可由2010年美国民间公益捐赠总额达2910亿美元，其总过半来自普通家庭可知。
但诚如卡耐基所言，花钱得当与赚钱一样需要高超的才能。据说巴菲特也私下抱怨“聚财容易、散财难”。基金会首先是为了解决富人花钱难而被适时创立出来的，它正是财富的真正归宿。
二、为何散财？
大体说来，当代美国富豪们在处理自己庞大的财富时，无外乎几种选择，留给后代或是转赠国家，再或者是捐往基金会。第一种做法正越来越多地被抛弃，富豪们担心优渥的物质条件会把子孙们惯坏，泯灭了他们的独立性和进取心；（据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以后还在经营。）第二种做法也不符合美国人一贯的“小政府、大社会”心理，他们始终对政府有种不信任之感。只有第三种做法，既可按照个人意愿支配财富，又可赢得社会声誉。根据资中筠先生的观察，美国富豪们在设立自己的私人基金会或将财富捐赠给某些基金会，可能有三种动机：
其一是经过深思熟虑、用于贯彻其社会责任。卡耐基于1889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是这种思想的最佳代言，这也是作者最为赞赏的一种态度。《财富的福音》现在俨然成了富人们从事慈善的“圣经”，那句“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警语被无数富豪奉为座右铭。这种思想认为，财富是社会委托给富人管理的，富人是穷人的经纪人，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印证《圣经》中那句“一个人，他被给予得越多，对他的期望也会越多。”为此，富人也必须充分运用自己的才能，使财富造福于社会。
其二是在追求社会平等大趋势下的顺应之举。20世纪初，美国社会要求平等的进步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反对富人和官僚的“耙粪运动”如火如荼。为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政府颁布了限定资本的法令，富豪们也拿出部分财产，用于社会贫困救济和教育医疗改善。据说，洛克菲勒的慈善动机最初也只是为了避免公司被反垄断法肢解。而现在，遗产税极大推动了富人捐赠的积极性，连现在的盖茨基金会会长之一、比尔盖茨之父威廉•盖茨都认为，“几代以来，遗产税是刺激最富有的人进行慈善捐赠的强有力的因素。” 虽然卡耐基提倡活着之时就行善，但目前看来，遗产捐赠仍是远超生前捐赠。
其三是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计算。一方面，富人们巧妙运用有关基金会的法律规则为自己谋利。大多数慈善家最初都是出于规避税收来从事慈善的，在美国，如果把钱投进基金会，税务人员就追查不了。如哈斯创办威廉•宾基金会的初衷是为了减免遗产税，以便家族企业不被他人收购。此外，让自己的子女继续掌管基金会，也是解决财产继承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捐赠实际上是维持影响社会的权势的一种手段。”如富豪们对常春藤名校进行大手笔的捐赠，往往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争取一个入学名额。
当然，现实中的富豪们总是混杂着多种动机来运作基金会:既维持了对财富的控制，又免除了高额的税金，还能享受到社会的赞誉。即便没有动机，也不妨碍个人的散财行为，1997年向联合国资助10亿美元经费的特德•特纳就曾直言道，“如果你对自己的钱如何处置没有任何想法，那么，就把它捐出去吧。”况且现在成立基金会，正如资中筠先生所认为的，往往不问动机，更讲求的是效果。
三、如何散财？
如果说早期的慈善活动主要以济贫赈灾为主，“做慈善就是开开支票”的话，那么现代公益事业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要求的则是依托一套专业管理机构来科学合理地运作。就连号称“股神”的巴菲特也谦虚地自称不擅长慈善，故而干脆把自己的财产逐步“外包”给盖茨夫妇，由盖茨基金会来使用。与传统散财方式相比，现代公益基金会有着几方面的突破：
一是散财理念的突破。现在，“授人以渔”好过“授人以鱼”已是人们从事慈善工作的共识。基金会同样提倡治本优于治标，主张从直接的、物质的帮助，向间接的、智力的支持转变，“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辅助弱势群体更多地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要诉诸仁爱和利他主义。”在开展公益行动中，基金会融入了平等、公正等现代理念，比如相信人人可教，主张通过普遍的教育来帮助底层人口摆脱贫困和支持少数族裔争取公民权益。而即使是单方面的给予，基金会也会尊重受助者的尊严，如企业基金会出资为大学建图书馆或教学楼，只能以个人的名字命名，而决不能出现类似清华“真维斯”楼的事件。此外，基金会在散财之时，还会充分考虑到某些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前沿性和不可预见性，大胆地承担社会创新的风险。
二是散财范围的突破。在资中筠先生列举的案例中，教育始终是基金会散财的重头戏，这也是西方慈善事业一脉相承的传统。目前，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捐款流向了教育领域。但基金会仍大大拓宽了公益的领地，从教育、医疗卫生、自然科学研究等扩展到社会科学、贫困和种族、生态环保、人口计生、反对核武器等多元领域。这既是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基金会对公益问题认识的深化。即便是传统的教育领域，基金会涉足的深度远超以往，从高等教育到学前教育乃至胎教，从建立图书馆到培养教师再到编撰教材，几乎无所不包。不同的基金会在散财之时也各有侧重，如大型私人基金会偏好于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而社区基金会则关注于中小学教育和社区大学。有时，基金会也会因管理者的个人机缘或兴趣而资助一些特殊的项目，如大卫与露西•帕卡德基金会因其创始人对海洋情有独钟，而投巨资研究海洋，这正如李亚鹏和王菲因女儿之故，而专门建立嫣然天使基金资助身患唇腭裂的贫困儿童。
三是散财手段的突破。资中筠先生在书中介绍了基金会多种散财手段，最普遍也最直接的是资金资助，其他如人员培训、物质捐赠和场地提供等也是常见的散财方式。略显遗憾的是，本书并未深入探讨的美国基金会一种较为独特的散财方式，即基金会在进行保值增值时，采取所谓的“使命导向投资”或“伦理投资”，选择那些与自己价值偏好相近或履行相关社会责任的企业的股票。如此，基金会通过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亦可对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人产生引导和示范效应，进而达到社会公益目的。
四、中国之路在何方？
我以为，国人对新版《财富的归宿》更为关注的内容，应是第四部分关于中国公益事业的思考。这是作者基于对美国基金会的了解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得出的关于中国公益事业而非仅是基金会的发展问题。关于中国基金会的情形，资中筠先生有几个重要的论断：
第一，中美两国基金会发展的背景相似而起点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情形与美国的进步时代相似，而基金会都是“在经济突飞猛进、贫富差距拉大之时发展起来的”，这是两国共同的现实背景。但中美两国基金会的历史起点又不同，“美国的发展道路是私人公益在先，而后政府逐步承担社会福利的大头。我国正好相反，是从政府包办一切逐步向社会分担转化。”这也导致了两国基金会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选择。
第二，中国基金会快速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2011版的序言中，资中筠先生认为，“中国现在的情况是捐赠的意愿与资源多于捐赠的渠道。换言之，中国现在缺的主要不是捐赠的来源，而是渠道不通畅。”这也契合马修•比索普与迈克尔•格林得出的“财富创造的黄金时期，往往也是富人捐赠的黄金时期”观点。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的全民捐赠热潮，也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这种捐赠的意愿和能力。
第三，中国基金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于法律政策。资先生认为目前我国对基金会的管理观念是以防范为主，一方面限制了民众散财的渠道，另一方面又为某些基金会的腐败打开方便之门。尽管资先生先后下了两个判断，既认为“主要瓶颈还在于政府的法律法规”，不能从防范的角度去制定管理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而应把立足点放在鼓励上，又深觉“但是在目前的中国，执法问题比立法问题更重要，基金会并不是孤立于整个社会的。”但这并不妨碍资先生关于基金会管理的“宽准入而严监管”建议切中肯綮。
资先生认为，近年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如宪法修订时明确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而私有财产权是散财的首要前提；同时，社会慈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散财与行善之风渐起。资中筠之前提出的基金会减免税收无可操作的、普遍适用的法律问题，在之后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法、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等文件中，也有了明确的说法。
应当说，中国的基金会发展正呈现上升趋势。在捐赠的规模上，2007年为 300多亿，2008年和2010年的慈善捐赠总量均超过千亿元；在基金会的数量上，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我国拥有各种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2311个。而倘若再回顾2011年，我们也能发现在对基金会一片讨伐声中，基金会的某些行动仍是可圈可点，以至于有媒体将2011年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如去年4月，由媒体人邓飞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开展的“免费午餐”项目，激起了大约90万人捐款，募集资金近3000万，这一行动更引发了中央政府的关注，推动国务院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多亿元，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娱乐明星王菲和李亚鹏在继2006年设立专门救助唇腭裂儿童的嫣然天使基金后，又在京挂牌成立了嫣然天使儿童医院，使基金能够直接通过医院直接为就诊的唇腭裂儿童进行全额赞助。
就美国基金会的历史意义而言，资中筠先生把私人公益事业看成是美国渐进改良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基金会是其中最有效的形式。它体现了美国精英在对现行体制总体认同基础上的改良主义潮流，既符合保守派主张小政府的思想，也符合自由派关心弱势群体的改良主义思想。为此，资先生对基金会的总体是持肯定与支持的态度。虽然，书中也列出了各种反对基金会的观点，但并不妨碍中国向美国学习取经。当然，资先生也有言在先，“这一经验又不是随便哪个社会都可以照搬的，它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又带有美国文化的特色。”必须结合我国国情，方可能“得到有益的启发”。
原载《杭州·我们》
趁着中秋放假，快马加鞭看完了资中筠写的《财富的归宿》。将近400页的书，信息量很丰富，但学术性较强，这本书作为业内人士的入门级读物还是有必要读一读的。看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我就想，如果要用《明朝那些事儿》的笔法写一部美国基金会的历史书该多有意思啊！
此外一个观点性的问题让我有些疑惑，作者在分析基金会在美国土壤上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时说，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有着不可撼动的捍卫私有财产的法律体系做保证。我就有些纳闷了，反观国内风起云涌的基金会行业，没有这个基础那岂不是水中月镜中花，繁华落尽难免转头空？
中国有句名言——富不过三代——自古以来大富之家若非被当局限制到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就是被子女挥霍的一干二净，很少有三代以后仍继承着祖辈的财富。汉时邓通、明代沈万三皆因祸于富甲天下，而38亿美元的遗产只够希尔顿饭店集团的女继承人芭莉丝•希尔顿支付穿戴豪华服饰的巨额账单。企业家们积赚起来的财富最终的归宿应该在哪里呢？资中筠老师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给了我们一个来自美国的视角——“财富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就是造福公众，不断地帮助有需要的人！”。
洛克菲勒家族的创始人老洛克菲勒是世界上最早的石油巨子，他信奉强盗逻辑、尔虞我诈，兼并美国众多的石油公司后垄断了全美的石油产业。他极度吝啬，甚至在成为亿万富翁以后，还向邀请来他自己家做客的朋友收取10元的住宿费。但也就是这个人，创立了对中国现代发展影响巨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如北京协合医生学院等一批国内院校或系所的资助建立，以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对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或完善居功甚伟；在民国教育草创之时，中国大量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社会科学学者如费孝通等都或多或少的受过罗氏（当时在国内一般称洛克菲勒基金会为罗氏）基金会的资助；在今天新农村运动又被提起的晏阳初发起的“平民教育活动”当时也受过罗氏的资助。这让我们惊目错颚，一个为追求财富而不择手段并吝啬之极的人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如此大方。
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在韦伯看来是的新教徒的“赚钱来荣耀上帝”想法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新教徒们用满腔的热情来赚钱以证明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当现代性启动之后，虽然这时两者的联接不再，但其势己发而不可挡，追逐利润成为企业家唯一的动力，金钱成为社会评判价值的尺度。斯密认为，正是因为每个人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目的，才始料未及的实现着增进人类福种这个更大的社会目的。这也正是大部分的基金会创始人捐款来缓解贫富矛盾，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支持平等主义，恰恰相反他们多数旗帜鲜明的支持个人主义思想、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现行制度，他们认为财富的集中是文明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更是文明的体现，他们认为有人住明屋亮室、有人住陋房总比所有人都住陋房要好。
同时斯密也认为市场可以构成一个社会，并且是有效率的，但这个社会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社会，它可能是德性败坏的。而现代社会可以被批评的实在太多，从最明显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到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缺失、弱势群体保护等等。而公益基金会则是伴随着公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同时成长起来，或许美国的对慈善事业的免税制度是众多基金会慈善的一个因素，但要知道在美国基金会草创之时，免税相关的法律并未出台。正如资本主义精神得益于宗教教义的阐发，众多基金会的创立者更多的在同情心的驱使与宗教精神的指引使得他们主动填补市场的不足。和美国悠久的“志愿精神”相类似，众多基金会的慈善精神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对靠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的一种自生自发的平衡。
以卡内基等人为代表的富人精英们认为有特殊才能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获取远远高于他人的报酬，通过竞争提高效率，这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但同时富人也对社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富人是他穷苦兄弟的经纪人，以他们高超的智慧、经验和经营才能为穷人或弱势群体服务”。他们继承了新教的禁欲，生活简朴、不张场、不奢华的生活方式，他们要将多余的财富恰如其分的用在能对全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的事业中。
公益基金会着眼于公益事业，此中的关键的是他们使用资金的方式，卡内基等人既然认为竞争是人类文明的基础，那么他们决不会简单的将钱布施给穷人，因为这将创造出更多的懒人，公益的结果将适得其反、使接受者堕落。这就是“授人以渔”与“直接给鱼”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众多基金会把目光投在教育、医疗、图书馆、环保等公共品建设的原因。通过教育、医疗来补偿弱者的生存能力、身体健康以及学习的技能，激励和帮助最优秀和有上进心的那部分穷人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这才是公益基金会的目的，即人必先自助而后人助。
在《财富的归宿》一书，资中筠老师不仅仅给了我们一个美国基金会的总览，从基金会的兴起讲到它的发展。此后她具体而微的介绍了全美各知名基金会的资助对象、运作方式等等。公益基金会在教育、贫穷、医疗关注弱势群体、社区服务等多个公共福利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领域往往是现代福利国家应该担负担又无力负担的责任，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48年以前起着现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作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卡内基理工学院等多个知名高校的建立，全美许多图书馆的建立等等。在这里，公益基金会以其工作的性质是政府功能有益的延伸，但又是现代公司制的管理，具有政府所达不到的效率，更为可贵的是，公益基金会在整合社会剩余财富和志愿者方面比传统的政府更具有优势。
在中国，却是另外一分光景，“富人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令中国大部分富豪和大型企业蒙羞，比如“与巨额财富不对称的捐赠”、“血汗工厂”、“煤老板的挥霍无度”等等消息充斥在公众的耳边。然而简单的道德指责是容易的，但事情往往并不如表面那么简单，资中筠老师的这本书在最后给了我们一些来自中国公益基金会的声音。她在简述了中国和美国基金会存在的国情差别后，介绍了茅于轼的小额贷款项目和富平职业技能学校等、田惠平的“星星雨”教育、民营企业家的“光彩事业等运作有效的个人、企业和宗教等公益基金会，并指出了中国民间公益事业发展进程的若干阻力。对比美国公益基金会的生存环境和运作方式，我们应该中国富人们的“社会责任缺失”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并不仅仅是道德指引，制度也是相当重要的。因此一方面指责富人的道德低下，另一方面对公益事业的发展设限设卡，这让公益基金会带着脚镣跳舞，使极具有潜力为公共福利添彩的事来步履维艰。
“像公益基金会这样的事物在美国的兴旺发达是有基深刻的社会和思想根源的，凡有益的经验当然应该借鉴，但是只见其形式和结果，是无法‘拿来’的。”而促进对公益事业有兴趣者从根源上进行深入思考则是资中筠老师的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以此指引财富走向它应该的归宿。
原文参见：http://blog.sina.com.cn/u/49275b42010003l0
《财富的归宿》书评
李华芳/文《财经》杂志/总159期
2006.05.15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警告说，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社会。观察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者，必须要对不同的均衡状态做出判断，那些更加美好、每一位成员的德性更加高尚的社会，才是值得我们追求的。
在人类社会中，富人的德性往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如果市场竞争是规范且有效的，那么，得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富人，往往会是那些在创造和管理财富上具有优势的人。但是，在对贫穷状况“浓墨重彩”的描述中，到处可见嗷嗷待哺的孤儿，濒临死地的绝症患者，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些形象的巨大冲击让贫富之间的关系截然两分，富人被推入了穷人眼中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财富的归宿》以翔实的公益基金会案例表明，那种将贫富截然对立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在经济学的古典时代，分工与合作是在同一个视野内考虑的。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分工带来专业化及竞争，决出的胜负通常被认为是比较公平的。而除了决胜负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的合作可以创造出更好的结果。公益基金会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如斯密思想背后的宗教情怀一样，公益基金会也得益于宗教思想在世俗世界的回响。凯洛格（凯洛格基金会创始人）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希望天赐给我以大笔财富能够用于帮助别人，而我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忠实的管家。”富人认为自己的财富来自于上帝的恩赐，同时上帝也告诫他们，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帮助不幸的“兄弟”，为改善社会做出贡献。
除了宗教情怀，富人成立公益基金会的动力主要来自高昂的税收——基金会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不过，对政府而言，虽然总税收可能由此减少，但为提供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花费也会减少，并且降低了资金误用的可能性，提高了公益事业的效率。
效率原则不仅适用于积累财富，也适用于使用财富。比起赚钱，花钱甚至更需要智慧。《财富的归宿》显示，美国的现代公益基金会在教育、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帮助弱势群体、缓解种族矛盾等方面多管齐下，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很多时候，基金会甚至会先于政府采取切实行动，形成基金会一马当先，其他配套措施随后跟进的局面。这的确比单纯捐助更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极大改善了公益项目的效率，在客观上增进了社会的福利。
作者不仅关注了美国公益基金会事业，更为可贵的是，还借重版之机加入了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描写。尽管美国基金会在中国也有不少项目，但是，像茅于轼的小额贷款项目、田惠平的“星星雨”教育、廖晓义的“北京地球村”等等，这些着眼于“授人以渔”的本土资源更加难能可贵，他们开启了未来的方向。
财富只有一种永恒的状态，那就是不停流向边际“产出”更高的地方。但是对产出如何定义，却是由人类的心灵来做出权衡。财富的责任就是作为基石，铺成通往良好社会的坚实道路。
文章也可以参阅：http://caijing.hexun.com/text.aspx?sl=2299&id=1642960
这是梁捷的一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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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流动的财富和永恒的价值
中国的公益传统断绝几十年，当年《武训传》被批判即是明证，这说明有着什么样的赚钱方式也就有着什么样的花钱方式。故而我阅读这本《财富的归宿》，名义上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读来句句触及自己的伤心处。
无论中外，现代公益基金会都是由富人支持的，总得有钱才能花钱。即使直接操作基金的人本身没什么钱，他也要像武训那样四处募集资金，先聚财后散财。募集来的资金，多半有些原罪吧，所以很多人觉得公益基金或者各类非政府组织（NGO）都不那么干净。
据说中国的富人是弱势群体，因为大家都“仇富”。所以很少有人能像洛克非勒或者比尔.盖茨一样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财富，并捐赠大型基金，投资于公益事业。私有财产一日没得到保护，富人就一日不敢露富地捐赠公益事业。纵使他们有关怀社会的理想，尽管他们也可能相信“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但也许终究不敢拿出这些钱来。
可这个社会真的需要公益基金。最显著的一个领域就是教育。现在中国大学里已多半有奖学金了。老师们总会安慰学生说，不要担心学费太高，总有办法减免或者贷款，还有那么多奖学金助学金呢，一进一出，学费就显得没那么高了。这是一种调节收入分配的方法。可国家一般只提供部分奖学金，不能面面俱到。现在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奖学金多半是由个人或者机构提供的。这些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的资金对中国教育起了极大的支撑作用。若是放在美国，作用就更清楚了。美国的大学不仅为自己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还为全世界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无数中国学生就是拿了美国人捐赠的奖学金才有机会赴美求学，这对全世界的教育体制都有深刻影响。
除了教育，医疗卫生、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也多半是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但它们对我们长久的福利至关重要。医疗与教育，一个靠近生命终端，一个是生命初始，都是体弱无能、无所依靠。恐怕也是中国人一辈子最担心的两件事情。近年来，中国的医疗和养老保险
改革都已濒于失败。农村人口本就得不到什么保障，城里的人能依赖的医疗保障也越来越少。茨和老洛克非勒都坚信“病先于贫”。在美国，若是身体健康，就有可能通过工作逐渐提高自己生活水平，摆脱贫穷。我国解放前最著名的协和医院是拿洛克非勒基金会钱的，后来所受的冲击也人所共知。现在医疗体制陷于困境，医药费高得惊人，政府又无法拿出一个全面保障居民健康的医疗方案，那么居民的健康还能由谁来保障？
多数知识份子和纯粹艺术家的清贫，多数人都很清楚，我们已经听过太多让人黯然的故事。搞理论研究除了贴进自己的心血，还需要钱，买资料买设备做实验都需要钱。国家提供了一部分基金资助，搞的每年大学和研究所里都为申请这些基金而打破头。可这些基金真是杯水车薪，又由于跟国有企业缺乏内在激励机制一样的原因，没有人会深究这些科研基金投下去的真正产出，导致这些基金的实际投入产出效率极为低下。这些资助的资金不是从个人口袋里掏出来的，所以也没人在乎它花到哪里去，又换得了什么东西。就这样，很多掌权的学者靠着课题经费一夜暴富，落后的基础理论研究仍然落后。
这些事情都是可以由公益基金来运作的。公益基金是政府之友，是公民之友，是政府力量不及之处的重要补充。钢铁大王卡耐基在百多年前写过一篇“财富的福音”，被广为流传。他的观点很直接，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财富的集中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是文明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第二，富人对社会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剩余财富在生前就捐赠给公益事业，这是比死后捐赠或者传给家族子孙更好的选择。
很多人会不同意第一点。但有趣的是，恰恰是那些文明还不怎么进步的地方，贫富差距比发达国家还要大。法律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很多寻租和一夜暴富的机会。这些人并非靠着自己的努力积累巨额财产，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这几十年来，人们已经习惯把一切献给国家，再向国家索取一切，有问题找组织，个人的社会意识已被抹得干干净净了。
甚至国家和政府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来面对国内近年来突然兴起的公益基金和NGO。没有相关法律，没有相关政策，大家仿佛面对一个怪物，从而这些基金在中国的发展也是举步为艰。
好在很多人还有信念，如同当年武训乞讨兴学一样的信念，这在中外都是一样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指导山西龙水头村成立了“龙水头村民扶贫基金会”，靠这“违法”的自助基金帮助很多村民脱贫致富；田惠平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艰难地维持“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主要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服务和援助；廖晓义创办“北京地球村”，从事环保宣传和服务。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正逐渐在中国兴起。
基金会是政府的补充和延伸，也是每个公民实践自己社会关怀的重要方式。亚里士多德就论证过，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公民，必须要有社会感，每个人都应对社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公益基金会关注贫穷，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人类更长久的利益，但并非直接进行收入再分配。而是通过对教育、医疗、科学、艺术等领域的资助，扶持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的项目来全面改造社会。
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不断制造出新的财富，而现有的财富也不断在每个人之间流动。让财富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让社会变得更好，这是财富最好的归宿，也是多数人的愿望吧。
《财富的归宿》，资中筠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1 月，36 元。
另外一个关于这本书的评论
王志毅：中国公益事业亟待破局
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公益事业实在只能说是小得可怜。从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包括“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在内的公益基金会算起，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整个国家的全国性公益基金会数量仍然不过百家，每年提供的资助数目只有几十亿元，还不如美国盖茨基金会一家的金额。正如中国慈善总会会长范宝骏所指出的，当前中国的慈善事业“是十分落后而不是一般的落后”，而且慈善机构的资源动员能力也很差。
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又实在需要大量的非政府公益组织参与诸如医疗、青少年教育、学术研究、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政府作为最大的公益组织，在前述几方面当然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但政府机构庞大、科层分明，在效率上总是欠了一些。而且政府的指向也极易受到利益团体的影响，未必能把工作重心放到真正需要的地方上去。非政府的公益机构可大可小，大者如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运筹资金能力动辄以千万美元计，涉及从图书馆建设到国际和平的各类事务；小者如各类专业性公益组织，虽金额有限，但方向明确，成效也很可观。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公益基金，如资中筠女士在新近再版的《财富的归宿》一书中所分析指出的，因其高效的经营、严格的管理、针对性极强的运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为政府之所不能为，或者在某些方面成为政府重要的补充”。
中国公益事业的困局，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可归结于许多原因，诸如相关法律的滞后、注册困难、税收优惠政策难以落实等。从长远的眼光看，技术性的问题倒好解决，难处理的是对慈善作为一项事业的定位。或者说，如何将公益视为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
作为一项事业，公益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施舍金钱、救人于急难，而是授人以渔，帮助人们摆脱匮乏。这当中固然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更多的是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一文中指出，“财富的捐赠决不能使接受者堕落、进一步陷入贫困，而是要激励最优秀和有上进心的那部分穷人进一步努力改善自己的境遇。”基于这样的原则，卡耐基认为财富应该投向的最佳领域包括建大学、建免费大学图书馆、建立或扩大医院及其他与减轻人的病痛相关的机构、建立公园美化环境、建公共游泳池、捐赠教会等。这也正是各大公益组织努力的目标所在。如资中筠所说，传播知识、促进文明和造福人民才是美国各大基金会的基本方向。
由是而论，发展中国公益事业更需要的似乎是理念的转变。如果我们仍将其看作小打小闹的济贫，那么公益事业的格局必然有限，它也很难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所有的非政府组织”转变成真正能够独立经营、自主发展的公益组织。完全归附于政府主管部门，必然会让中国的公益组织产生依赖性，无法培养起市场运作的能力。长此以往，我们又靠什么来发扬人们内心天然所有的公益性呢？
公益的基础在于人的利他性，在于人的社会责任感，在于“分享”本身能使人愉悦。所以公益事业的根本要点就是放大人性中非等价交换的一面，让贡献者感到“捐有所值”，使个人捐赠成为一项可以持续的生意。一个社会的延续和发达在于取得发展与平等二者之间的平衡，而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方式急剧变化的社会当中，公益事业正能对此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