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公司治理
2007-12
上海人民
杨勇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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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以1872年作为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研究的时间起点，按时间顺序总结评价了晚清时期（1872-1911）、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1928-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以及抗战胜利后（1945-1949）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过程，归纳了各时期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的特色，揭示了不同时期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制度之间的继承、创新与发展的逻辑关系。
杨勇，男，1974年2月生于山东东平，1993-1997年间就读于山东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2-2005年间就读于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教师。 近年来，杨勇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史学月刊》、《世界经济文汇》等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十数篇，其著作《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及论文《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曾分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著作“一等奖”、论文“二等奖”。
序言中文摘要ABSTRACT 导论第一节 选题背景第二节 理论研究框架一、公司治理的概念及实质二、公司治理中的资本力量三、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本书框架第四节 文献检索第五节 本书创新一、研究领域上的创新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三、观点上的创新四、内容上的创新第一章 晚清时期（1872～1911）的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第一节 《公司律》颁行以前的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机制一、晚清社会会对“公司”制度的初步认识二、晚清社会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初步认识三、1904年前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的特点第二节 《公司律》：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法制规范的起步一、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的新阶段二、《公司律》环境下政府与经理人博弈关系的再考察第三节 《公司律》框架下的经理人选择机制一、近代中国公司治理的新起点二、经理人遴选过程中的法律虚化三、个人利益对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冲撞第二章 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的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第一节 公司法人地位的确立一、公司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的区分二、法人治理机制的初步形成第二节 家族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机制一、近代中国家族公司的出现及壮大二、经理人遴选的家族本位化三、经营决策权的家族内部化四、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机制中的家族纬度第三节 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企业家素质一、企业家活动和近代中国公司的“黄金时期”二、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企业家素质第四节 公司治理机制中的“推”“导”结构一、“推”：公司治理机制对政府力量的抵制二、“导”：公司治理机制中对政府力量的利用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1928～1937）的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南京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统制二、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统制经济形成的思想和实现渊源三、南京国民政府当权者对“节制资本”思想的歪曲和利用第二节 公司治理准则主义的发展一、近代中国公司“营利”目标的确立二、公司准则主义的发展第三节 公司治理机制中政府角色选择与定位一、政府角色的选择二、公司治理思想中对政府的角色定位第四章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的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第一节 经济统制体制下的近代中国公司一、统制经济体制的形成二、经济统制下的近代中国公司第二节 公司治理机制中行政力量的重新强化一、公司治理思想中的国家资本定位二、公司治理机制中的行政超强控制第三节 对国营公司治理的分析和批评一、国营事业的定位二、公司治理机制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三、对公司治理机制弊端的认识和分析第四节 公司治理机制中的商界自主性力量一、“参股”：政府对民营公司治理机制的控制二、公司治理机制中商界力量的能动性第五章 抗战以后（1945～1949）的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第一节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未如理想的经济恢复与重建二、国家资本的膨胀第二节 战后近代中国公司的发展一、民营公司发展的艰难困境二、国营大公司的兴起三、国家资本向官僚资本的变异第三节 国营大公司治理机制的官僚化一、1946年《公司法》中的官僚利益倾向二、公司治理机制的内在官僚化第四节 民营公司治理机制中产权的弱化一、民营公司生存空间的缩小二、民营公司产权的弱化结束语：艰难的博弈与弱化的资本权利一、行政力量与资本力量的博弈二、行政支配下弱化的资本权利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章 晚清时期（1872～1911）的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 从1842年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介绍西方“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以来［2］，创立和发展公司制度就成为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内容之一，公司也在中国开始了其曲折的发展历程，公司治理也渐渐地被纳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成为国人研究公司制度的重要的方面。 第一节 《公司律》颁行以前的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机制 晚清时期，随着西方公司对中国影响的加深［2］以及19世纪70年代近中国“仿西公司之例”进行公司制度实践的开始，近代中国社会对公司制度的认识逐渐加深，由最初对公司制度粗浅的整体功能的认识逐渐过渡到对公司治理机制及其与外部社会、法律环境关系的认识。而在实践中，“公司”作为企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在近代中国社会逐渐走上发展的轨道，并成为近代中国经济中的重要的经济主体。 一、晚清社会对“公司”制度的初步认识 魏源在近代中国首次提到了“公司”一词［3］，1867年容闳率先在上海筹划设立轮船公司。此后，一些具有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背景并接触西学的开明人士、如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或涉猎国外书籍，或曾游历、工作留学于海外，或有着亲身公司实践的经历，他们相继著书立说，介绍倡导公司制度。 ……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之起点，创立和发展公司制度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也反映着中国近代化发展历程的特殊性。今天，公司制度改革仍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虽然在时间上二者已相距甚远，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却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我国公司制度变迁的推动性力量而言，过去和现在均带有政府主导和推动的痕迹，政府行为对公司制度演变有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演变的历史无疑对当今国有企业改革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尤其是作为中国工业化阶段早期主导性形式的“官督商办” 公司制度模式，既是中国官本位传统在社会转型时期延伸的产物，也是在社会化生产方面迈进过程中摹仿西方现代公司制度产生的新型经济主体。 借助于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得失，并为当今企业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减少改革的成本，达到少走弯路、提高改革效率的目的。 出于上述目的，本书以时间先后为顺序总结评价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与制度变迁过程，即以1872年作为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研究的时间起点，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演变和制度变迁过程分为以下五个时期：晚清时期（1872～1911）、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1928～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以及抗战胜利后（1945～1949），归纳了各时期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的特色，揭示了不同时期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制度之间的继承、创新与发展的逻辑关系。 本书的另一重要线索是近代中国公司法的演变过程，作为界定、规范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的制度性规范，本书先后考察了1904年《公司律》、 1914年《公司条例》、1929年《公司法》以及1946年《公司法》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要公司治理思想及治理制度的演变过程。就论述的着力点而言，本书重点考察了各时期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中的官商关系，指出了各阶段官商关系的特点，显示了近代中国在市场、法制规范不健全情况下公司治理机制中官商之间的博弈过程，并阐明了近代中国公司治理思想和治理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失误、成就以及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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