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性历史社会学
2008-08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匈]阿尔帕德·绍科尔采
410
凌鹏,纪莺莺,哈光甜 译,李康 校
无
如同书名显示的那样，本书的定位就在于社会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交叉点上。这项工作需要将一系列以历史为导向的社会思想巨擘联系到一起进行考察和讨论。从当代常识智慧的角度来说，社会理论与历史社会学之间的应对关系却并非不证自明。社会学通常被人们当作一门杰出的现代社会科学，它要处理当代社会所遭遇的各种疑难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社会学也许的确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经验，用来作为当代进程的历史背景，不过对理论阐述的任务来说，它并不是关键之所在。但是，有一些十分重要且影响深远的古典或当代社会理论家，例如马克思或者韦伯，福柯或者埃利亚斯，他们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都明显表现为历史社会学家。对于这些人物享有的地位，我们已经默认了，但恰恰是这一点遮盖了他们身上一种令人迷惑的特征——社会理论和历史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结。如果将人类学也考虑进来，问题就更加难解了。人们似乎认为，只要存在着某种与社会学之间的距离像历史学这般远的社会科学，那么这一定就是人类学了。鉴于迄今为止的社会学始终在对付当代社会的问题，它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联姻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从来不能被完全割裂开来。根据这种逻辑，人类学在大部分场合讨论的是非现代或者非西方社会，那么它当然应该与社会学鲜明地区分开来。但是实情再一次相反，有一系列重要的经典或者当代社会理论家的著作恰恰都是建基于人类学的，例如涂尔干、莫斯、布迪厄、戈夫曼和吉拉德。上述两种思考以及两个名单是互相佐证和支持的。合而视之，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门本该被视为与社会学距离最远的社会科学，恰恰明显与之最为接近(Calhoun1992：140)。再将两个名单合到一起来看，这就包括了经典大师和最激动人心、最富于创新的当代社会理论代表人物中的大多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可能反转迄今为止人们所遵循的思考路线，并与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智慧相对立。这将涉及理论的甚至元理论的论题(Ritzer1992)，以及与社会学学科历史及建构有关的问题。在理论层面上，社会理论和历史学之间或者其与人类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通过重估疏离与亲密之间的平衡得到解决。那些属于遥远过去或者遥远文化的事件与过程，也具有相关意义，因为可以被援引为映照当下之镜——“他者”之镜，或者过往自我之镜。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有助于以新的角度看待当前的实践，并且常常出其不意。这些实践之所以被人们忽视或者习以为常，恰恰不是因为它们已经如此久远，而是因为太过切近。这就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社会理论的任务并不只是说明事实和过程，而是要成为自我理解的操练。也正是这个原因，社会思想上的“历史转向”(historictum)(McDonald1996)与“阐释学转向”(interpretiveturn)(RabinowandSullivan1987)或者所谓“反思性转向”(reflexiveturn)(Bauman1997，Gouldner1971)之间的相似便不那么令人惊奇了。当人们认识到在所有的社会理论中都包含着自我反思的成分时，社会理论便与哲学具有相似之处。尤其是考虑到哲学操练和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时，情况就更是如此，例如皮埃尔。哈多(PierreHadot)的工作正是以这两者为特征的。福柯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也受到它们的重要影响(Szakolczai1998b)，维特根斯坦与沃格林的情况也十分类似。但是，同样必须强调的是，它们并不意味着简单意义上的哲学回归，或者对社会学与哲学之间界限的突破，尽管对于涂尔干和韦伯来说这种界限都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学式的自我理解有着自身的根本任务，这就是理解现代性：即现实这个坚实的障碍，它使得对理解人类境遇这桩哲学之古典任务的单纯追求不复可能。现代性介于寻求理解的单独个体与人类存在的核心普遍体验和情感之间。对现代性的理解依赖于一系列集体性的经验研究，因为它不可能把个体自我的反思和冥想当作起点。任何这种类型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这些尝试根植于把特定的现代“自我”(self)体验误解为某种普遍范畴或者某种人类学的假定。不过，这种历史学(也是人类学)转向的创造性意义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尽管社会理论家的名单中同时包括了经典大师与当代人物，但两者在影响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经典社会学时代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那时涂尔干、齐美尔和韦伯相继去世。但是，这些极富历史学或者人类学思想的社会理论家的著作，却晚至1980年代才在社会学界产生显著影响。中间这段时期，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极权主义盛行和冷战——政治史和学术史上再现于当代的“黑暗年代”，是一个“最好的失去了信念，而最坏的充满了激情”的年代(Yeats1990：100)。在社会学上，则是结构功能主义盛行时期，它以帕森斯对经典的综合和批判理论中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Freudo-Marxism)为基础，并在1940-50年代和1960-70年代的两次转移中取得平衡。在这个语境下，韦伯和涂尔干那些至为重要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洞见，以及齐美尔的相关著作，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视了。而那些遵循他们方向的思想家们，例如埃利亚斯和戈夫曼，也都长久地被边缘化了。因此，本书既是纲领性的也是分析性的。说它是纲领性的，因为它和主要目的是重建社会学思想史并且为当代社会理论重新定向。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一项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它是保守的甚至传统主义的，同时也是锐意创新的。说它是传统主义的，是因为它植根于韦伯和涂尔干的著作，并且承认帕森斯将两位开创性的思想家整合到一起的划时代意义。它与那些修正主义者的努力相反，后者质疑涂尔干和韦伯的地位、经典社会理论在当下的适切性，以及帕森斯主要的形式理论观点(Arjomand1999，Cornell1997)。但是，它与帕森斯社会学的主旨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整个社会理论都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研究以韦伯和涂尔干晚期的大量著作为起点，即他们的宗教社会学，但是与帕森斯式合成不同，后者所做的是将早期涂尔干的精神与晚期韦伯的形式综合到一起。此项研究继而尝试将一些思想家放到一起讨论，这些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隔离的，但都继承了涂尔干与韦伯的晚期事业并多有创新。本书的中心论点是，涂尔干与韦伯的晚期著作界定出两条分支社会学脉络：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与反思性人类社会学。反思性历史社会学生发于韦伯的历史社会学，它集合了某些思想家的研究，这些思想家超越了结构功能主义和批判理论之间的范式分界，从韦伯的著作中汲取灵感，又或者无视于学术时髦而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最终得以创造出自己的生命一治学历程，并被今天的人们当作极有价值乃至难以估价的参照点加以利用。本书中讨论的思想家们，埃利亚斯、博克瑙、沃格林、芒福德和福柯，都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更进一步说，莱因哈特·柯施莱克(ReinhanKoselleck)、艾伯特·赫希曼(AlbertHirschman)、菲利普·阿里埃(PhilippeAries)或者诺曼·柯亨(NormanCohn)都可以添到这个名单里来。与此类似，反思性人类社会学生发于晚期涂尔干。它的主要人物包括人类学导向的社会理论家或者富有社会学兴趣的人类学家，例如莫斯、贝特森、戈夫曼、吉拉德、特纳、布迪厄和吉尔茨。这组人中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除了借鉴涂尔干，也吸收了涂尔干主要对手的研究，例如塔德(Tarde)和范·戈纳普(vanGennep)。上述两种表达像任何类似标签一样，都是不完美的，并且常常招致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我们可以根据下列理由来替这个标签表达辩护。我们已经列出的所有思想家，无论他主要属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他们的研究工作都具有社会学视角，因为他们都对理解现代性的特征这个问题充满兴趣；都具有反思的视角，因为它们都利用了历史学或者人类学证据作为映照以求更好地把握问题。这一对并列的表达还有助于清楚说明，涂尔干与韦伯正是这两个分支的主要源头。这就突出了本书主张中尊重传统的内涵，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社会学，正愈发受到它最初形成时自身一个特征的威胁，这就是努力摆脱此前所有思想形式，并试图寻找到一个新起点，或者说另一个白板心灵(tabularasa)。这种宣言将人们对经典的兴趣贬为无谓的注经，它非常流行，但是危险且充满误导。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门类都植根于一个基本的问题框架，它们过去没有超越它，将来也不会。哲学从来不曾超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政治学永远都不能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扔进垃圾箱；与此类似，既然还存在着现代性，无论它是否被加上“晚期”或“后”(lateorpost)这样的前缀，那就始终会有社会学，对于韦伯和涂尔干的兴趣也始终存在着。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和反思性人类社会学家从来没有宣称过要与经典决裂，而只是声明要将注意力转向他们的实质研究中最为重要和成熟的那部分。但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个人原因，由于一系列政治经验——诸如大萧条及其政治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也由于学术界政治等等原因，那些最时髦的社会理论都不曾深入继承韦伯和涂尔干的思路，虽然它们本有可能这样。因此有必要对那一系列思想家的研究做个集合，他们通常被认为是边缘化的人物或者彼此间毫不相干。这种重新定向的努力可能会遭到多方面的反对，既来自于地位稳固的主流社会理论，也来自于多个另类的理论团体。事实上，一本提倡在社会学中推进反思性研究路径的著作，将反思这个工具反诸学科自身，似乎并无不妥；一本尝试使韦伯思想获得新生的著作，也只有在韦伯式概念——例如教会与教派的概念对子——的帮助之下才能恰切地达到目标。世俗教会这个概念完美地适用于主流社会理论，例如涂尔干与帕森斯都曾非常刻意地致力于建设经典文脉(canonicaltext)和扮演大主教的角色，并蒙受这样一项事业必然招致的所有功绩与困境。与此相对立的则是，过去那些马克思主义或者弗洛伊德主义的教派，和各种各样当代类教派(sect-like)团体，它们的组织结构或严密或松散，但都以某个特定的克里斯玛式社会理论家为核心。试图在这些教派之间架起桥梁，或者重建它们与经典源头之间的联系，这种努力注定遭到反对。但是，关联的重建和桥梁的架设，恰恰就是本书要达成的目的。由于本书所追求的这种整体方案，因此它必须是严格分析的。它的目的是重构，而非建构新理论或者评论既存理论。它同样也避免一味挖掘隐义或者过于深入地推进论证，以免僭越重构不同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著作之间实际联系的任务。唯一的例外是第二编的结论，这部分引入了“永久的阈限性”(permanentliminality)这个概念，从而为一些重要发现提供了一个解释性框架，并挖掘出现代性境遇背后的隐含意义。本书既是独立的专论，也是一个系列中的一部分。笔者更早的一本书曾讨论了韦伯和福柯的生命一治学历程(Szakolczai1998a)，本书是它的后续著作。这两本书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新整体。第一编并不是简单地介绍(除韦伯和福柯外附加的)另四位思想家，也重构了这四位同一代代表人物的生命一治学历程。埃利亚斯、博克瑙、沃格林和芒福德可以被视为紧密相连的同一代。他们都出生于1895年末到1901年初这段时间，彼此相隔都很短，同时在社会学意义上讲他们也属于同一代人(Mannheim1953)。相近的出生日期从数学上精确地把他们界定为同一代人，他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开始仪式(initiationrite)(至少对于受教育阶层来说是这样的)——从青年时代迈向成年时代的通路，在18岁的时候经历了毕业考试，告别高中时代，进人大学。与此相似，第二编也有自身的内在一致性和独立性。它聚焦于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例如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埃利亚斯的《宫廷社会》和《文明的进程》，或者芒福德的《历史上的城市》。其中每一章都致力于重构这些划时代思想家对现代境遇的核心思想，或者用一个本书第二编导言中详细论述的概念来说——“现代性的眼光”(visionsofmodernity)。各章之间也是互为基础的。它们详细地层示了这些著作和眼光是如何互相关联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这些著作都把韦伯和尼采当成了灵感的源泉，它们同样从其他一些作为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主要背景的人物那里汲取了灵感，例如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和弗洛伊德。最后，这本书既包含形式分析也含有内容分析。本书第一编延续了之前著作的形式分析，聚力于重构所选思想家终生生命轨迹。之所以说这种分析是形式性的，是因为集中于轨迹自身的特征，它的源头和驱动力，充满启发性的体验，以及反思和重新定向的关键时刻——它们为整体生命加上了标点，部分地改变了它的形状，但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使生命轨迹变得更为精确和清晰。第一编的导言将会详细阐释此种分析路径。在形式分析的部分，内容方面只有在与整个轨迹的形状相关时才会被讨论到。但是，形式分析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对各个著作进行细致的联合重构的序曲。无论是对于分别认清每部著作的重点，还是对于确立将它们联系起来的共同基础——直接影响、共同源头或者思想家们与各自著作之间自我反思关系的类型，形式分析都是十分必要的。在第二编，本书转向了内容方面，重构了那些蕴涵于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最富影响力著作内部的“现代性的眼光”，这些思想几乎都诞生于他们生涯的早期或者中期。尽管本书力图对六位社会思想巨擘的生命一治学历程和部分主要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将其进行比照，并预设了纲领性的目标，但它还是具有一些明显的重要缺陷。第一编各章将注意力局限于生命一治学动力体系的形式特征之上，而缺乏对内容主旨方面的深入。另一方面，第二编只是从内部重构了各位思想家的主要观点：本书略微涉及了一些对比，但是没能细致地将这些思想整合到一起，更没有做出评判。这些限制部分是由于方法论上的考虑，部分也是为了将本书篇幅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作者非常清楚自己没能注意到六位思想家许多其他的生活和思想细节。不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整体，也都具有自身的重要性和冲击力。进一步的研究有益无害。基于这种原因，作者非常乐意继续进行精细的澄清和改进。
《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在社会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交叉点上开辟了一块新的理论领域。作者认为，将埃利亚斯、沃格林、博克瑙和芒福德这些思想家的研究汇聚起来，再联系到韦伯与福柯的研究，就可以构筑起一块被称为“反思性历史社会学”的内在一致的领域。该领域在理解现代境遇方面具有独特的潜力。《反思性历史社会学》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重构了埃利亚斯、沃格林、博克瑙和芒福德四人一生工作的主题与推动力；第二部分探索了上述四人以及福柯、韦伯在他们最负盛名的著作中包含的对现代性的“洞见”。作者认为，这些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洞见和阐释可以归纳到同一个概念——“永久阈限性”，这也是《反思性历史社会学》作者对现代境遇作出的一个新诊断。
阿尔帕德•绍科尔采(ArpadSzakolczai)，先后求学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他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所教授了八年社会理论，现为爱尔兰科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主要书名缩写导言第一篇 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导言第一章 诺贝特•埃利亚斯第二章 弗朗兹•博克瑙第三章 埃里克•沃格林第四章 刘易斯•芒福德第一篇 总结 同与异第二篇 现代怀的眼光导言第五章 新教精神(韦伯)第六章 宫廷社会(埃利亚斯)第七章 机械的世界观(博克瑙)第八章 诺斯替反潮(沃格林)第九章 新型巨权机器(芒福德)第十章 规训社会(福柯)第二篇总结 作为永久阈限性的现代性结论参考文献人名索引主题索引译后记
如果说埃利亚斯的童年也存在任何威胁的话，那么唯一的威胁便是定期侵扰他的疾病，而这又仅仅进一步增加了他得到的母爱。他的孱弱产生了重要的后果——父母因此认为他不适合正规的学校学习，转而为他聘用了私人教师。正是自此而开始的自修，使得埃利亚斯在年纪很小时就独自阅读和浏览了大量的书籍。毋庸置疑，也正是通过这些阅读，他不久便意识到他所居住的城镇以及家庭世界竟如此令人窒息，如此低于他的知识水平，开始期望尽快地逃离出去。机会终于来了，而且来得如此剧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象征着他的整个世界的大规模崩塌，“由家庭提供的彻底的安全感转向军队提供的彻底的不安感”。这一震动竟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他的生平访谈中，埃利亚斯不断地返回到这件事上，并一再声称他仍旧不能理解，自己在当时究竟是如何有能力应对这一问题的。据他所言，他关于这些经历的绝大部分记忆似乎都被遗忘或阻隔了，而他对于历史变迁的情有独钟则势必源于这些经历。这是埃利亚斯难以唤起昔日记忆的第一个场景，但却远远不是最后一个。
经过一年多的合作，本书终于翻译完成了。要感谢的人有很多，但又恐挂一漏万，因此我们只能就能力所及向各位恩师和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李康老师在本书的翻译和校对过程中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若无李康老师的帮助，本书的翻译根本不可能完成。因此，在此要特别感谢李康老师。本书是理论纵论式的学术著作，且多是层层深入、逐渐挖掘，不同于一般的平铺直叙式的理论介绍。因此，对于我们而言，难度可想而知。虽然译者都尽心尽力·但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严重的错误，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我们三人是以章节和人物来进行分工合作的。凌鹏负责沃格林两章以及福柯一章的翻译工作。纪莺莺负责韦伯一章和芒福德两章，以及各部分的引述和结论。哈光甜负责埃利亚斯两章和博克瑙两章。最后统稿的工作由凌鹏完成。李康老师花了大量心力和时间校对了全部书稿，仔细修改了每一个细小之处。我们常常感叹于李老师的认真，改过的稿子满篇红色的批注，竟不放过一个逗号或句号的斟酌。书稿终于翻译完成了，我们也长长舒了一口气，而我们三人也即将结束我们的本科学习而循着各自的路向继续前行。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恩师和朋友，和我们这段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光。
《反思性历史社会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
本书对历史社会学的一些大家进行了文献分析，其中有些分析对象，一般并不被视为历史社会学家，例如思想史家沃格林和哲学家福柯。但是，将这些学术大家视为历史社会学家亦无不可，而且也别有洞天。
历史社会学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研究史上，都处于一门冷落的分支。这其中也与历史学在人文社科中所处的地位相关联。历史社会学的出路或许只有将历史作为一门积累的知识，从知识的当在实践中才能寻找到未来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