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2012-2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
孙皓晖
435
无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代序]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 一 世界各个文明民族、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独有的历史意识。 这种历史意识，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文明历史所拥有的基本共识。这些共识，至少包括四个基本方面：1.该国文明成熟定型，或达到高峰（原生文明）的历史时期；2.该国文明成熟定型时代的最主要历史坐标——代表人物、重大事件、重大思想体系等；3.该国文明历史在成熟定型之后的演变脉络，文明发展主要的历史阶段； 4.该国文明形成发展的主要历史经验、主要历史教训等基本评判。是否具有这种历史意识，以及这种历史意识是否清晰，是判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自我认识方面所达到高度的重要标准。历史意识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走向未来的历史过程中是否心中有底，是否具有清醒的历史方向感。 我们不能说，世界所有文明国家，都具有清晰明确的历史意识。但是我们可以说，世界最重要的一些文明国家，都具有这种清醒的历史意识。 在世界文明大国中，只有中国民族的历史意识是一片沼泽地，烟雾泥泞、重重交织。在表现为上述四个基本方面的历史意识中，我们没有一个方面是清楚的。不是说所有人都不清楚，而是说，我们在上述四个基本方面，缺乏最基本的社会共识。我们的问题事件、问题人物、问题时代层出不穷。譬如，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依据现代文明理念评判，是我们的原生文明高峰期，是我们的原典时代，是我们的文明圣土；可是，两千余年来的二十五史，却一直在咒骂指斥这三个时代，当今社会也对这种陈腐的咒骂指斥有着广泛的共鸣。譬如对秦始皇帝，譬如对孔夫子及其儒家，等等，我们都还陷在最基本的长期争论之中。在俄国，指斥彼得大帝的人，绝对是极少数。在美国，指斥华盛顿的人，也绝对是极少数。可是在中国，指斥秦始皇帝的人，绝对不会是极少数，甚或可以说是普遍的。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民族要走出历史意识的沼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世界现存国家中，我们这个国家太过古老。惟其古老，惟其漫长，也就必然会有许许多多“老年病”。在 1840年鸦片战争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老年病”几乎导致了我们文明的灭亡。那时候，我们成了世界列强的一块历经漫长岁月腌制的丰厚的“古老肉”，任人宰割，任人鲸吞。时间过去 170余年，我们的城市生存方式，已经在表面上跨入了当代物质生活水平的前列。可是，我们的文明发展程度，依然是农业文明的根底，种种严重问题上下头疼。我们广大的农村世界的大部分，更是“淘洗正未有穷期”的残农业文明生存状态。我们的整个社会，陷入了沉渣已经被搅起，但是却没有过滤方法的严重困境。 中国文明向前发展，方向何在？ 从国家高层到中国公民，每个人都面临着“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的严峻考问。 历史给不给我们时间，并不由我们决定。 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二 我们这个国家，陷入严重的历史意识沼泽地，有着种种深刻的历史现实原因。 就既往传统说，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 其一，我们蓬勃多元的思想体系，在西汉武帝时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 这个重大转折，是中国骤然由多元化（百家争鸣）的不同思想形态，转入了宗教式的一家“独尊”，转入了一元化形态。由于被“独尊”的儒家，是诞生于春秋时代的一个坚定的复古学派，对当时社会的种种新潮变革，持强烈的否定与反对态度，对当时社会种种偏离王道礼治的新变化，也持强烈的否定立场；因此，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在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变成了时代潮流的弃儿。 这一深刻的历史原因，导致儒家学派对遗弃自己的三大文明高峰时代怀有极深的偏见。在此后占据文化霸权的历史条件下，儒家对三大时代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与否定。这种攻击与否定，伴随着对三大时代社会求变创造精神的否定，伴随着教化人民恭顺服从皇权统治的保守内敛思想，而这些思想却被历代皇权政治奉为圭臬。于是，对三大时代的否定，与皇权制度对儒家保守思想体系的需要相结合，就渐渐演变为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评判。自此，我们的历史意识出现了第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实际继承了中国统一文明的框架，理论上却彻底否定了诞生中国统一文明的时代，形成了历史意识沼泽地的畸形生态。 其二，自“独尊”时代开始，我们的修史大权，就被儒家全面掌控了。 自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修史的评价选择权，就是儒家思想了。我们尊重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儒家学人对中国文明历史的系统整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儒家以孔子的“春秋笔法”为修史模式，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各领域专史等，都仅仅以儒家价值观衡量取舍，并进行直接评价。由于儒家的文化霸权，这种评价与取舍，迅速演化为官方标准，又迅速演化为入仕的取舍标准。及至科举制出现，这一标准又演变为国家制度与文化政策。自此，学人研究历史、陈述思想，必须以儒家标准为标准，否则只能被国家遗弃。 那么，儒家的历史价值观，是否具有现代文明可以继承的基本面呢？ 如果有，当然万幸了。可惜的是，儒家的历史价值观非但与现代文明理念格格不入，即便与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相比，也是陈腐的。简单举例说，《史记》有先秦人物传记 28篇，涉及人物数百。举凡对文明发展有重大贡献，对国家社会敢于负责、敢于牺牲的英雄伟人，《史记》都给予了种种批评。譬如对文仲、吴起、商鞅、吕不韦、蒙恬、秦始皇帝等，都是如此。与此同时，《史记》对明哲保身、身在国家却不敢临难负责的人物，却作出了高度褒扬。譬如对范蠡、赵良、蔡泽、张良等，都是如此。赵良说商鞅的说辞，蔡泽说范雎的说辞，都充满了保守萎缩的逃避主义，《史记》却大篇幅记录，全面并正面评价。此后的史书，更是充满了此种类型的儒家式评价。 客观地说，西汉之前，中国文明的价值观体系是多元化的。先秦时代，有儒家史观所认可的临难苟且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但更有重义轻生的国家大义与社会正义理念。最简单地说，商鞅对赵良的反 驳，范雎对蔡泽的反驳，就是这样的大义理念的体现。战国法家政治家为当时的变法运动作出的众多牺牲，更是这样的大义理念所支撑的。可是，儒家修史，惟以一家理念取代多元价值观，对曾经居于时代主流的众多大义行为与正义言论，都采取了否定性的评价，并且变成了官方立场，又渐渐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历史意识。 儒家的这种治史理念与史观，对中国文明史是不公正的。 沉积两千余年的儒家史观，已经使我们的历史意识严重沼泽化。演变的结果，使许多进步思想家与外国研究家，都对中国文明产生了严重误读。鲁迅说，中国书可以不读。柏杨说，中国文化是酱缸。20世纪 80年代的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更是秉持“黄色文明落后论”。这都是误读中国文明史的典型例证。 凡此误读，以及对中国古典文明的一揽子否定，都是基于我们的文明在西汉“独尊”之后的保守性、萎缩性、陈腐性、阴谋性、混乱性说的。因为，在西汉之后的中国文明价值观中，阳光的、积极的、健康的、创造性的、变革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已经被儒家钝刀一丝一缕地阉割了，已经被烟雾泥沼深深地遮盖了。 这种泥沼，是两千余年一层一层涂抹出来的。 三 自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中国文明史又形成了新的误读。西方理念对中国文明史不适当的清理总结，又形成了新的泥沼烟雾。 “五四”时期将西方文明概括为两个基本点，一曰科学，二曰民主。用这两个基本点衡量中国的文明传统，产生了一种最简单的评判：中国文明一无是处，没有任何值得继承的东西。这种被中国人大大简化了的西方文明体系——德先生和赛先生，既不能全面认识中国文明历史，又不能合理解释中国文明历史。于是，在对中国产生新思潮冲击的历史作用的大形势下，又形成了新的历史意识泥沼。 这个思潮群，为中国问题寻找不到妥善的解决之道而破罐子破摔。于是有了百余年经久不散，甚或愈演愈烈的“全盘西化”思潮。这一思潮的实际操作，就是要我们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完全脱离中国文明的根基，全面走向以西方民主制为轴心的社会生存方式。对于一个有五千余年历史的独创的庞大文明体系，这种构想，这种历史选择，显然是丧失理性的轻率谋划。 与德先生赛先生思潮不同的，是唯物史观对中国文明历史的另一种误读。 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之初，对中国文明历史基本上是总体否定的。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论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曾经风靡中国思想界。此所谓社会发展史学说。后来，这种认定又被严重政治化，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于是，一种新的文明史评判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发展，人类所有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是基于共同法则发展的；西方文明史是五阶段发展，中国文明史也是五阶段发展。 可是，随着当代文明史研究的日益深化，我们蓦然发现，中国文明远远不是唯物史观五阶段论阐释的那种样子。那种样子，只是西方欧洲社会的文明历史。至少，最基本的三个社会阶段，已经被证明是误读了。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基本不存在。封建社会，在中国则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基本概念，它所表述的社会状态，在中国从战国到清末都没有存在过。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更是从来没有过。 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普遍研究已经证明：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 独立发展的特殊形态，就与西方的欧洲是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上，中国文明体系曾经表现出远远高于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但是，她又不是西方文明那样的阶段发展形态。这就是说，唯物史观对中国文明形态与中国文明发展史作出的阐释与评判，实际上是将仅仅适用于欧洲的理论当做普遍原理在中国套用所发生的误读。 我们的历史意识泥沼，似乎越来越没有边沿了。 四 我们的文明史意识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一个基础的传统与基础的现实是，以中国历史学界为基本阵地的中国人文研究，长期陷入技术主义境地。所谓技术主义，就是注重事件、年代以及种种历史具体元素的考据，注重编年叙述，而忽视以文明大视野审视历史，回答历史意识的若干基本问题。虽然，这种传统与现实的形成有种种历史原因，但是，中国学界学人自身的治学精神日益萎缩，也是一个基本的原因。这种治学意识，既使我们抬不起头，也使我们直不起腰。 当代以来，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文明研究理念，也有了一些以考古呈现为主的文明史著作，但是，我们期待的具有理清中国文明史意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或者说，这种文明史清理意识，还只是闪烁在史学家著作的字里行间，还远未形成具有真知灼见并集中深刻论述的文明史大著。世界各国历史意识形成的经验告诉我们，各国历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所获得的共同结论，是一个国家历史意识形成的基础。从这一点看，我们的这个基础还远远没有形成。 中国文明史的真相，始终埋藏在扭曲的史观和琐碎的具体记载里。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大部分还都是一堆集成的碎片。 中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我们的历史意识还非常之不适应。 中国的历史机遇，并不仅仅是有可能成为经济军事强国；更根本的历史机遇，在于我们正面临一个有可能出现的新文明跨越，一个真正从根本上强大自己、发展自己的转折点。这个新文明，就是工业科学与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这个历史转折，就是中国从农耕文明形态发展到工业科学文明形态的跨越。应该说，这是我们历史机遇中最具有本质意义的一个机遇。既往，中国文明曾经有过两次历史大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由洪水时代跨入国家文明时代。第二次大转折，是由青铜文明跨入铁器文明。从政治文明的意义上说，第二次大转折就是由邦联制与联邦制文明，跨入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文明的大转折。 当代，我们面临着第三次文明大转折——由农耕文明跨入工业科学文明。要实现这种历史大转折、大跨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但是，这个机遇与希望，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显现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就要作出自己的努力。至少，我们应该为未来的文明跨越做些先期的基础工作，完成“第一棒”使命。 所谓先期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寻求我们这个民族新的强大的精神资源。 这个精神资源，就是走出中国历史意识的沼泽地，重建我们的历史意识，理清我们的文明历史根基，使我们这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价值理念体系，足以成为我们子孙前进与跨越的精神根基。本书所作之努力，尽在于此。 孙皓晖 2011年盛夏于西北大学秦文明研究院•曲江工作室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是作者的一个文集，包括少量的访谈与讲话。
在我们民族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读我们的文明历史，找准我们的文明正源，以新的价值理念寻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就变得十分重要与迫切。中国文明向前发展，方向何在？从国家高层到每个公民，每个人都面临着“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的严峻拷问。全书从我们的文明史意识、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战国之兴亡反思、战国人物论、文明散记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历时1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秦帝国》，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
上篇
第一编 我们的文明史意识
突破史障 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确立中国文明的继承原则
我们的整体困境 世界文明的沼泽期
文化霸权与文明衰落
第二编 大秦帝国：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
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正源
祭秦论：中国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
中华民族必须拥有强大的文明话语权
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
——就《大秦帝国》创作理念答十年批评群
文明开掘——《大秦帝国》的精神本位
文明视野 历史文学创作的深化
附录：散记
太行巍巍话长平
追梦大秦：溯洄游之 道阻且长
雪意把酒话秦风
万古秦风：关于秦人的时间简史
下篇
第三编 战国之兴亡反思——新六国论
亡韩论：忠直术治而亡 天下异数哉
亡赵论：烈乱族姓亡强国 不亦悲乎
亡燕论：迂阔固守王道的悲剧
亡魏论：缓贤忘士 天亡之国也
亡楚论：故楚亡楚皆分治
亡齐论：战国之世偏安忘战 奇也
第四编 战国人物论
布衣赴难 中国文明史最绚烂血花
秦孝公嬴渠梁 政治天宇的太阳
吴起 为变法死难的第一个布衣巨子
墨子墨家 被历史速冻的烈焰利剑
吕不韦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最高峰
荀子 战国最具独立品格的思想家
韩非《孤愤》 战国法家的命运预言书
赵雍 战国最为英雄浪漫的国王
赵佗 岭南文明的第一座丰碑
版权页：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突破史障.寻求中国文明正源 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史再认识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的极端化、简单化、政治化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度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 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面的具体化，是确定：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继承的良性传统，哪些是应该抛弃的腐朽传统？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究竟应该是曾经的哪个时代？我们的国学，究竟应该是单一的独尊，还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我们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有一种物理现象——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音速时巨大尖利的音波震荡障碍。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音速飞行。 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基的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所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澜。只有突破这种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 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破与跨越。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酿，但距离突破史障距离还尚远。 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历史，没有中国文明史。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方志整理与地方史记述，等等。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几乎已经达到了每一天都能说得清的地步。 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还很不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许多史学著作，虽然冠以“文明”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标（最重大事件与最重要人物）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 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更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 突破史障的第一步：确认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五千年之久。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特殊的。 说极其特殊，是说我们的古典文明形态，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大文明系统。无论相比于欧洲，还是相比于美洲、非洲，抑或是相比于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文明都是一个由庞大系统构成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对如此一个拥有漫长历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绵延相续至今且庞大无比的文明系统，世界说不清其中诸多要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同样说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干问题，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我们拥有最庞大的文明体系。 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体系。 这就是我们文明话语权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史障。 突破这一困境，突破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说清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从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鉴于缺乏文字记载的可靠性，我们可以将神话时代大体先搁置一旁，而只在思维方式的意 义上研究中国神话的特殊文明价值。但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脚步已经是清楚的，是越来越清楚的。之后，我们历经了近千年族群大联盟文明的发展，在大禹治水的后期，我们进入了国家时代。 此后，历经夏（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成熟邦联制国家）、西周（经典联邦制国家）、春秋（突破联邦制时代）、战国（大分治时代）、秦帝国（大统一时代）六个时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六大时代，分作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夏、商、西周，是我们的国家文明由邦联制向联邦制不断跨越的历史阶段；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是我们的文明以不断走向分治的历史形式，酝酿新的文明突破的历史阶段；第三阶段是秦帝国统一中国，又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 自秦帝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开始，我们的文明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没有变化。 这就是说，历经近两千年的六次历史大锤炼，我们终于实现了文明大爆发与文明大飞跃，形成了全人类古典社会最为发达、最为成熟、最为稳定的统一文明。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历经六次大翻新、大锤炼、大创造而最终成型的稳定文明，只有我们。 六大时代，是我们的原生文明。秦帝国时代，是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 我们的文明体系总根基，是六大时代。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是秦帝国时代。 我们的统一文明在流变中趋于僵化腐朽 自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开始，我们的统一文明开始了变形。基于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于偏狭的“安定”意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权，自觉地尊奉一种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利于对社会灌输服从意识。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明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文明史意义，是第二代中国统一政权背弃了中国文明的多元化传统，仅仅将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抬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而对无比丰厚的中国原生文明的思想价值大体系，采取了自觉遏制的政策。 自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的教化工具。 中国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价值体系，开始了国家遏制之下的萎缩过程。 由此，我们的文明创造精神渐渐趋于凝滞。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国的修史权力，以及国家对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力，从此交到了一个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派手里，别种理念不能染指。 中国文明史的萎缩趋势，由此开始，弥漫后世，未尝稍减。 自公元 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进入了整个社会精神严重僵化的时期。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历时近千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将原本已经是保守主义的儒家思想体系，“提纯”到了极端僵化的非人类精神的“绝学”境地。由此弥漫，出现了扼杀思想活力，扼杀自由创造的文字狱；强化了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的科举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为严密的绝对教条体系，进而衍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教徒式治学风习。 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义精神、百家争鸣精神、原典创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经书、考据注释、官方修史、整理笔记、撰写游记等方式，作为治学正统途径。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堕落为一种“只能解释，不能创造” 的庞大的神学院体系。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则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会状况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进取精神日渐委顿，国家竞争意识几乎泯灭，绥靖主义思潮大肆泛滥。但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大规模的汉奸军队，大规模的卖国条约，大规模的割地求和，大规模的镇压抵抗力量等种种恶行，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这，就是今天的我们脚下的社会历史土壤。 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能作为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吗？ 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 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归根结底，那里是可供我们坚实矗立的历史土壤，那里是我们实现历史飞跃的无比广阔、无比丰厚的文明资源宝库。 确立中国文明的继承原则 我们的文明遗产沼泽地 为什么要提出文明遗产继承原则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文明遗产沼泽地。 自 1840年以来，我们跋涉了 170余年，还没有走出这片漫漫沼泽。中国文明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仍然云里雾里一片泥潭。沼泽地形成的根本原因，是西汉之后在儒家文化霸权之下长期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体系，与“五四”时期新价值观体系的冲突，与近现代文明理念的冲突，与“文化大革命”理念的冲突，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冲突，与当下社会新文明思潮的冲突。同时，对以儒家体系为轴心的传统价值观体系持批评立场的所有价值理念，相互之间又有着深刻程度不同的冲突。种种冲突相互交织，相互重叠，相互渗透，就形成了关于中国文明遗产的巨大沼泽地。 这片沼泽地，使我们民族在面临新文明重建的历史关口，拔不出腿，直不起腰。 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就这样变成了理论枯涸、信仰丧失、道德沦落的国家。 中国文明遗产的灵魂何在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之林中极具特色的独特文明体系。 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中国文明发生了沉沦式的演变。演变的结局是：博大渊深的多元文明体系，被保守主义的儒家体系所取代；以诸子百家为生命形式的多元文明，就此严重萎缩；以“变革图强”为根基理念的法家体系，就此沦落为君主专制的卑微工具；中国文明中的诸多创造性思想体系，就此遭遇严重遏制，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精神的深刻衰退。 在人类所有的文明形态中，政治文明都是灵魂所在。 中国古典文明中，最有价值的政治文明体系，是诞生于春秋战国并在秦帝国时代普遍实践于全社会，因而具有最强大生命力的法家体系。法家体系，不仅是法家学说，还是以战国法家学说为轴心，以兵家、墨家、纵横家，与农家、水家、工家、医家等诸多实用学派为思想同盟的中国强势文明系统的灵魂。这种法家体系，是中国古典文明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价值观体系。其“求变图存”的改革理念，其求真务实的实践能力，其强健昂扬的生命状态，其强势生存的价值取向，其关注民生的治世主张，其代表人物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人格魅力，其力求领先时代潮流的创造精神，其震古烁今的历史业绩，等等，都远远超越了基于复辟根基而产生的儒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是中国文明体系中最为灿烂的奇葩，也是最具继承性的历史遗产。 中国民族要实现新历史时期真正的文明跨越，必须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文明遗产之根基，以继承这一时代政治文明体系的轴心——法家体系为历史条件，建立真正既符合中国历史传统，又符合今日国情的新文明体系。 我们的继承原则：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并进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全面理清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遗产，同时顾及西汉之后形成的儒家历史传统，确立能够真正反映中国古典文明基本面貌的继承原则，为我们民族在新时代的文明跨越奠定根基。 这一继承原则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多元并进。 什么是“百家共存，法儒共生”？ 首先，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为基本历史平台，中国文明多元化的历史特质已经在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坚实的根基。将诸子百家的多元体系，确立为我们的文明根基；将秦帝国时代，确立为我们的统一文明正源。这是符合历史实践的明智选择。 其次，法家体系是我们文明遗产的灵魂。同时，儒家体系又在西汉之后的两千余年形成了新的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尽管儒家在本质上主张滞后于历史的保守主义学说，但是，儒家在西汉之后的两千余年发展中，也作出了许多方面的自我修正，从一个纯正的复古复辟的政治学说派，演变为以伦理哲学为轴心的人文学说派，并就此形成了新的人文传统。我们批评儒家，实际上只是反对“独尊”，我们不主张“铲除”，更无所谓“打倒”。我们寻求的目标，只是接近于中国文明基本面貌的文明遗产继承道路。 再次，法家体系与儒家体系，是中国文明遗产中最为基本的两个价值观体系。假如说，在西汉之前，一直是法家体系占据思想主流，在引导着我们历史前进的方向，那么在西汉之后，就一直是儒家居于思想文化的霸权地位，在规范着我们的历史方向。固然，我们应该正视儒家体系在中国文明沉沦中的历史责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既定的历史影响力，看到儒家剔除复古复辟学说后的不同历史风貌，看到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一方面。 为此，中国文明大体系中的这两个基本体系应该共生。不需要刻意为它们作国家定位，也不需要顾忌它们学说内涵的冲突性。任何学说体系之间的冲突与差异，都应该以“百家争鸣”的方式去解决。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不能以国家的权力，将某一家再次抬上“独尊”的地位。譬如，我们国家在国外普遍建立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就是变相的“独尊儒术”，就是再度将中国文明遗产沼泽化的不适当政策。 “百家共存，法儒共生”，是我们的文明遗产继承原则。 “多元并进”，则既是我们文明的历史原生形态，又是我们新时期的文明发展方向。 文明的生命力与国家的生命状态 人类文明史是渐进的历史过程，各个民族的文明史也是渐进的过程。 文明的发展与跨越，需要耐心，更需要一个民族以饱满昂扬的生命状态作持久的努力奋争。以国家形式为载体的文明发展，不可能抛弃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必须在自己的文明历史中发掘出最有价值的文明遗产，结合当代历史潮流，形成最具有推进力的社会价值体系。因为，特定形态的文明生命力，既取决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命状态，又会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生命状态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 近代史以来的中国备受欺凌，其最深刻、最本质的原因，正是中国文明沼泽状态所导致的国民精神萎缩，而绝不仅仅是什么“生产力落后”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发生巨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借助新的思想体系，激活了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使中国民族真正挺起了脊梁，在血与火、贫困与灾难中接受了极其残酷的挑战，直至昂昂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于中国政治文明遗产的继承 政治文明在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中都居于核心地位。 政治文明有三个最基本的层面：其一，该国的现实政治制度；其二，该国的政治文明传统；其三，被该国民众普遍认可的政治哲学价值观。从这三个基本方面来看我们的政治文明遗产继承，会相对清楚一些。 第一方面，不是遗产，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第二方面，是文明遗产，是我们的讨论范围。可是，这方面的状况很糟，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君主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可继承性。 第三方面，是我们讨论的中心，它既存在于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也存在于我们的现实政治意识。这就是我们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并至今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意识中的政治哲学。 中国政治哲学的灵魂何在？在“尚一”理念。 我们民族具有悠久的“尚一”传统，具有悠久的反多头政治传统，具有极其强大的统一国家传统。《老子》概括得最典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吕氏春秋》则有”执一不二“理念”民间则有谚语：“龙多主旱。”这些都是历史给我们的政治哲学，每个 中国人都了然于胸。中国有过分裂，有过多头分治的历史现实，但是从来没有过多头分治的政治哲学。这种强大的“尚一”传统，曾经长期牢固地凝聚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使中国统一文明在辽阔的国土上汪洋恣肆地发展壮大，使中国在最衰弱的时代，艰难维护了文明的生存延续。这种传统，曾经带给我们无尽的光荣与辉煌。 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历史形成的政治哲学，也不可能一朝改变这种政治哲学。 惟其如此，我们主张：正视中国国情，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为相应历史阶段的核心使命；政治文明的发展，则要渐进化；不追求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允许我们民族在历史的脚步中，逐渐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文明建设法则。 中国人要对世界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盲从，不能重蹈苏联被西方和平演变肢解的惨痛覆辙。当代的西方民主，既不适合中国现实，更不适合中国传统。中国政治文明体系的最终成熟，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发展过程。我们既要吸取西方政治文明中有价值的东西，更要寻找那种能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相结合的东西。这种兼容不同文明，进而作出最出色历史选择的本领，是中国文明的先天优势，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强大传统。我们要对中国文明的化解能力有最充分的自信，要有战国法家在历史实践中磨合创造出新制度的历史精神。 人本精神的最终体现，是人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实现途径，不是一条路。西方的道路，不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只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历史目标，我们就要允许历史跨越所需要的必须时间来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要建立法治社会，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法制，而要在中国法治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既具有时代进步性，又具有中国文明特色的法制体系。要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首先得承认战国法家体系的文明价值与历史作用，辛勤发掘，努力整理，翻新创造出新的中国法学理论体系。战国法家具有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法经》、《商君书》、《韩非子》、《荀子》，以及发掘出土的秦法竹简等，都是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清醒的民族。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清醒的国家。清醒的声音，是一个民族最具勇气的声音。对于一个民族，最大的勇气是什么，最大的清醒是什么？是抛弃曾经的腐朽价值体系，是发掘被历史烟雾湮没的优秀文明传统，是重塑必须重塑的新文明体系。只要我们有认真的探索精神，道路就在我们脚下。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跋]积微深掘理我文明一在战国思想家群中，荀子的“积微”说是一剂醒世良药。战国时代，是“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当其时，举凡出色的政治家、实业家、学问家，都在关注如何通过“大事”中的“大举”来建立煌煌功业，实现各自不同的国家目标与人生抱负。荀子却别有一番考量，在著名的《强国》篇中，以两百余字的专段，提出了“积微者速成”的理论，主张治国做事的要害是先扎扎实实做好每天的小事琐事，而不能厌弃小事，一味坐等大事来临。这篇短文论述透彻，语言精到，全文录之如下：积微，月不胜日，时不胜月，岁不胜时。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务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是何也？则小事之至也数，其县日也博，其为积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县日也浅，其为积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时者霸，补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时，仅存之国，危而后戚之。亡国，至亡而后知亡，至死而后知死。亡国之祸败，不可胜悔也。霸者之善箸也，可以时托也。王者之功名，不可胜日志也。财物货宝以大为重，政教功名者反是，能积微者速成。诗曰：“德如毛，民鲜克举之。”此之谓也。我按重新整理的语序，翻译一下这段话：积微以成功，岁不胜季，季不胜月，月不胜日。凡人都怠慢小事，总是在大事来临时，才专心忙活起来。这样的人，实际上常常不如那些认真处置每日小事的人啊！为什么？小事很多很多，每天都有，耗费的精力时间很多，但累积的成果也大。真正的大事，发生得很少，耗费的时间与精力也少，其积累的成果也少。（譬如国家大事如战争，如灾难，如盟约，如变法等，不会是天天都有的。）所以，善于每日认真处置小事者，可以达到“王”的功业；能够在一季之中处置积压事务者，可以达到“霸”的功业；如果仅仅是临事修补漏洞者，就很危险了；如果从来荒疏不理日常政务，一定是要灭亡的！所以，能够王天下者，看重每一日；能够霸天下者，看重一季之事；奄奄仅存之国，便只有在亡国后空自忧戚了。这些亡国者，总是在亡国危机来临时才知道危机，在死亡来临时才知道死亡。殊不知，导致亡国的祸败根源，是无法用后悔来弥补的。霸者所以彰显天下，在于尚寄希望于每季理事。王者之大功，则在于数也数不清的每一日的积累。财宝，是越大越重越好。国家政事则相反，能够每天认真处置政务，积累微小之功，实际上成功最快。《诗经》云：“大德如鸿毛之轻，可常人很少有人能举起它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荀子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专门告诫那些贪大弃小好高骛远者的。这既是一种为政精神，更是一种做事精神。就其精神实质而言，适合于任何一个领域的从业者。对于治学，荀子的“积微”说，更加具有深刻的意义。二梳理中国文明史，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但是，这一远大的目标却隐藏在扎扎实实的每一件小关节之上。我们说的这种“小关节”，不是对于历史事件的排列叙述，不是对于无数细节的细致考订，等等。尽管，这些技术性梳理，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需要的。但是，毕竟我们民族对于具体历史进程的整理与记录，已经达到了世界最为详尽的地步；尽善尽美固然好，但已经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面临的历史需要，是尽可能地理清中国文明史，以科学时代的文明理念重新解读我们的历史，从而尽可能明晰地确立我们文明史的若干重大坐标，明确我们的文明传统中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为我们民族面临的新文明跨越创造新的语言谱系，实现我们民族的文明话语权。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小关节”积微，不是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无休止考订，而是对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每一重大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重新评估，重新定位，而是重新发掘我们文明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分析其究竟表现在什么样的历史形式之中，从而为我们民族提供实现新文明跨越的精神资源。从总体上说，我们的人文历史领域，已经沉湎于记录工作、考订工作两千余年，迄今为止，仍然沿着这一巨大的历史惯性在滑行。作为承担中国文明反思重任的基本阵地，中国的人文学界，应该到了走出对历史进行技术性梳理的时候，应该到了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史进行大规模理论整理的新时期。如果不能树立这一方面的基本共识，不能跨出文明反思的新步伐，中国当代的人文历史学界将被历史判定为失去感悟能力的平庸一代。我们的文明在自己本土绵延相续五千余年，成为世界惟一，其中最主要的文明生存发展的历史经验是什么？我们的文明传统所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究竟是什么，仅仅是儒家价值观么？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我们民族的思想多元化传统扭曲归结为“独尊”的宗教式一元化法则，应该如何评价这一文明史上的大转折？我们对于中国文明传统的扬弃继承，究竟是仅仅以儒家体系为基础，还是应该以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多元化思想体系为基础？我们的政治文明传统中，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值得我们继承的良性遗产究竟是哪些方面？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宗法制、科举制等最基本的古典社会制度，在我们的文明发展中有没有历史坐标的意义，有没有值得继承的方面？凡此等等基本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无数文明史问题，都构成了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当代世界，中国的重新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世界需要清楚中国，中国也需要清楚中国。在人类各个文明体系正在努力寻觅减少文明冲突与国家冲突的时代，重新崛起的中国能否向全世界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生存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个最重大问题，也是中国维护自己核心利益的最基本问题。能否克服我们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国文明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失语状态，是我们民族在新的世界生存状态下的一个历史瓶颈。英国政治家撒切尔夫人，曾经这样评判当下中国的文明价值观失语状态：“中国的崛起并不可怕。因为，中国是一个不输出价值观的国家。在历史上，凡是不输出价值观的国家，都不会构成威胁。 “请注意，所谓”不输出价值观“，在西方语言方式中有三层实际内涵：一则，这个国家不发动对外革命式的改造行动；二则，这个国家的文明价值观不明确，无法对世界清楚表述；三则，这个国家在重大生存利益问题上，没有基于历史传统而产生并能清晰表述、严格坚持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无可输出，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悲矣哉！拥有五千余年文明史的中国，竟落得如此含混的一个世界形象。不管我们如何坚持宣传某些自认为很清楚的价值理念，譬如礼仪之邦、德服四邻、德治仁义、和谐太平、孔孟之道等，世界大多数国家就是不理解，加上不相信。为什么？基本原因只有一个，这些自我唠叨都不是我们历史上曾经反复表现的坚实的国家行动，不是我们的文明根基。中国文明根基（核心价值观体系）究竟是什么？中国人说不清，世界自然也说不清。但是，外部世界对中国至少有一个最基本判断：中国自己宣传的那些东西，与中国的国家历史行为不符合，所以决不是他们的历史根基。那么，我们的文明根基究竟是什么？我们说不清吗？不。许多人（譬如以儒家为根基的传统学人）认为，我们与我们的国家，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只不过世界不理解而已。我们说得清吗？不。许多人认为，中国文明问题、中国文明传统所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体系问题，还远远没有说清；笼罩秦后历史与弥漫当下社会的儒家理念，只是我们文明史中的一家，远远不是全部，更不是主流根基。我们不怕问题。问题总能解决。可怕的是，我们回避问题，自以为没有问题。所以，从提出问题开始，我们民族的文明梳理工程就倍加艰难。我们只能一点一滴地努力，一点一滴地澄清，是为积微。三在重读中国文明史的大目标中，重新解读秦文明是一个核心问题。秦帝国所建立的统一文明体系，构成了我们民族成熟的统一文明的开端。但是，在此后的两千余年历史中，秦帝国与秦文明却被无限度地抹黑了，被无限度地妖魔化了。这种对轴心时代的扭曲悲剧，构成了重读秦文明之所以成为重读中国文明史之核心的最基础原因。阁下所翻开的这本书，正是我将近二十年来重读秦文明史的一些基本思索。就其本源说，这是我在各个时期关于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部分文章的汇集。我原本并没有想到这么快将它们结集出版，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世纪文景公司的总经理施宏俊先生等，在我的博客上读了这些文章，提出了出版动议，并进行了高质量的重新编排与编辑，使此书得以问世。其中，责任编辑李文青女士、世纪文景副总王蕾女士、审读室主任何晓涛博士、营销编辑邓宇小姐等，都付出了辛苦的劳作。我感谢这些朋友，祝他们在出版领域取得更大的业绩。积薪者众，大火始能燃烧。积微者多，大功始能告成。我们的道路很遥远，我们的工作很艰难。但是，我们有信念，不气馁，日每积微，终能积跬步以成远足。孙皓晖2011年冬于海口积微坊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编辑推荐：中国文明的灵魂何在？《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突破史障，拨开历史烟雾，重审五千年中国文明根基；搁置历史细节争议，寻求中国文明共识；纠正儒家独尊偏弊，再树文明正源雄风。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破解中国困境，重寻未来方向。从政府高层到普通民众都无法漠视的30篇论述。《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拨开历史烟雾，重审五千年中国文明根基，搁置历史细节争议，寻求中国文明共识，纠正儒家独尊偏弊，再树文明正源雄风，大争之世，多事之时；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六大时代，是我们的原生文明大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
无
这部合集收录的文章不少是在作者博客或者《大秦帝国》里发表过的。但文章本身质量仍然很高。此书编排很巧，将作者原先零散的言论理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框架。虽是老文，但结合起来读仍能品出新意。
强者创造历史，弱者抗争命运，总之，战国人凭借饱满昂扬的生命状态书写了烈烈大争史，将文明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整肃敬事之气、自由奔放之风、刚强不屈之魂，构成了强势生存精神的三个力量源泉。秦国模式激发了国家的最佳生命状态，使得华夏文明获得了极为坚实的根基与脊梁。齐国模式激发了社会的最佳生命状态，为华夏文明提供了最丰厚最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资源。楚赵魏燕等抗秦者激发了个体的最佳生命状态，给华夏文明留下了摆脱灭顶之灾的坚韧意志。正如作者写道：“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
书刚送到，大体翻了一下，还没有细读。凭感觉，超喜欢！
评价一本好书的基本标准：1、内容选材好；2、作者实力派；3、作者比较认真的作品；4、好出版社，认真对待的作品；5、校对认真、印刷质量好。
恰好本书都有了。
自2001年《大秦帝国》初版，便一直是我平时最基本的读物。一本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有精彩的故事，有精彩的文字，更要发人深醒、启迪人的思考力。
大秦帝国都有了。
当代所谓的一些名家，作品一部接一部的出，故事讲来讲去，就成了药渣。而能积16年之功写一部作品者，仅孙老师一人也。
一生只为写一个时代，一生只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正源而奋斗，一个不是小说家的小说家，一个学者型的小说家。一个写小说不只是为了讲故事，而是为我们的文明正源为使命的作品，当代仅此一人。
不要错过！错过会让人遗憾！
不可错过！错过会让人可惜！
好书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一直支持，中国原生文明的著作！
读读蛮好的，了解下除儒家以外的文明。
喜欢作家孙皓晖的书，能让人脱离社会环境思想束缚看到另一个真实的历史上的中国
这是自《大秦帝国》后，所购买的第二套孙皓辉先生的大作，其笔法和思想，令人钦佩。
好书，与《大秦帝国》一样值得读
拿到书翻了下，围绕大秦帝国的书写较多，辩解的也较多
与大秦帝国互为补充
很喜欢大秦帝国，觉得很长知识，看的又很过瘾。看到孙老师出新书了，立刻买了，是非常值得仔细品读的好书。
酣畅淋漓，大气少有！！这样的作品，已经久违了，印象中读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等作品时有过类似的体会！孙教授笔力深厚，能集十于年倾心于一项研究，这样的执著和精神值得钦佩！这样精耕细作、精心打磨而成的作品不可不读！！
新书入手，刚开始看，就是这刚一搭眼儿，就欲罢不能了！孙皓晖的文字还是很有魔力的，他治学的理念也是很欣赏的。个人很喜欢！推荐！
内容深刻，是一部有灵魂的著作，值得一读！历史纵深刨析的很好
孙皓晖老师的思想极为深刻透彻，我辈深深敬仰。
春秋、战国、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到汉武帝开始，走向了反动。
被阉割过的儒文化，使我们这个民族走向了深渊；五四后，我们开始重新找寻自己，才有点起色，我们又忘乎所以了。
从超越传统的视角看历史 原来我们始终在以儒家文化看周围的世界
正版很赞 包装不错 印刷很正 内容不错 性价比很高
绝对支持孙老！！！！！
中国文化的真正起源
非常不错，很耐人寻味的历史。
醍醐灌顶，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我们需要孙老师这样的学者
非常好的一套书，喜欢作者的系列作品，推荐一个。
好书，希望作者再有佳作！
这是一本了解中华民族起源的好书
非常精彩的精品力作！！！
期待孙老师
几个月前，就知道这本书，今天拿到手里，很有‘质’感，等看看...
仰慕已久，今天拜读不错。
还没看呢，冲着孙的书买的
有理有据，为先秦正名
喜欢的书，买值得
很喜欢孙先生的书
写得很透
送朋友的，她非常喜欢，我看完手边的书也打算入一套。
孙浩辉老师的书有深度
是有原因的，看看能否在本书中，找到那颗长寿的基因，我相信会的。
孙先生的书总是很好！！
孙老的书 不解释
快递公司送货速度太慢了。年前订的年后才到
了解源头才能认识自己从那里来。
如果读过孙皓辉的《大秦帝国》，再读此书会比较有同感。孙的主要精力和精彩都已融会到那套11卷本的历史小说里。此书相比之下，更多是一种感慨与呼吁，若以学术文字观之，稍显浅薄。不过，我还是比较认同他对于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正源的主张的。当今中国，总在说泱泱五千年文化文明，可细问每个人，你知道这五千年文明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十分需要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文化源头论。无论正确与否，总比没有的强。建议大家读读。
文明冲突佳作
帮同事买的，小孩喜欢
现在很多搞文学的人，甚至记者取写看上去学术性很强的历史专著，感觉味道不一样，但我都是当文学来看的，历史随笔一类的吧。
文化对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影响可以用“润物细无声”来形容。虽然不轰轰烈烈，但却深入骨髓。通过对中国文明追根溯源、梳理推敲，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看待中国文明的新视角，而且是更能反映中华文明真实面貌的视角。 看了《大秦帝国》后买了这本书。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值得每一个关心自己的未来、关心国家未来的国人细细品读。 在此，也对作者孙皓晖先生表示敬意。
是一部好书，让我在浮华纷乱的世界中看到了还有一群人在思考和探索，只有看清历史的人，才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向
物流挺快，印刷挺好，书也挺好，是正品
孙皓晖的书真是不错，都是人人真人的看的！
很好的书，此书是我的一篇论文的重要资料，作者文风雄健，难得！
书的质量好。文字是我喜欢的。
孙教授的《大秦帝国》电视剧 小说 都是一口气看完的 感觉非常震撼 看到这本书 先试读了下感觉非常好 毫不犹豫的就下单了 拿到书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都在看 感觉非常棒 后面的三本准备找个时间订了
很好的，很有趣又有意义呢~~
受大秦帝国的影响买了这套，内容有点生涩，主要是一开始说的远古时期的事情对我来说太遥远啦。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就慢慢看出味道来了。
很好的书，向孙老师致敬；大秦帝国看了三遍，仰视、向往那个朴质又高贵的年代
“大秦帝国"怎一个"好"字了得！
大秦帝国这本书的延续 我更喜欢里面孙先生写的新过秦论
中国文明正源新论 值得一看
这是复兴吗
民族精神
寻找中国文明的正源
好书感觉很好
孙老师的书都爱看
孙皓晖的作品
帮老公买滴！
不错的书，送货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