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真相
2012-3
上海人民
秋石
355
无
“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是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同我最初交往时语重心长的叮嘱。 我同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有着近十年的交往。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说：从事学术研究是一门苦差事，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一定要坚持独立的观点和立场。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追踪“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早期阶段，我就直言不讳地将我正在进行的探寻进展情况及要达到的目的，告诉了贾植芳先生。我还斩钉截铁地表示：综合毛泽东四十年如一日发自内心对鲁迅先生的推崇，他不大可能说出诸如此类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以后就更不能搞清楚了。或许正是因了我的执著，或许是黄宗英女士的行文过于随意而令人难以信服，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并不那么相同，但贾植芳先生仍然满腔热情地支持我把这个问题搞出个结果来。尤其是在2006年9月，我在《作品与争鸣》杂志上发表质疑黄宗英女士文章的《“右下角一”，他不是罗稷南》的辩诬文字以后。当我告诉先生，那个“右下角一”，并非真的是罗稷南先生，而是与他同一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漆琪生教授时，他微微地点了点头。那一年金秋十月挂尾的一天，艳阳高照，已是九秩高龄的先生，一时来了精神，在家人的扶持下坐上了轮椅，领着我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路南，距其国顺路寓所七八百米远的步行街上。下了轮椅，他颤巍巍地拄着拐杖，一步一顿地，先是引导我参观了在复旦学子心中颇具盛名的那家民营折扣书店。尔后，从书店出来，又轻车熟路地拐人设在书店斜对面的那个名叫“绍酒香”的假二层小酒楼，款待我喝了一通我的家乡酒绍兴加饭酒…… 面对当前激烈动荡的世界格局，战祸遍地的中东、非洲、阿富汗，以及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双重阴影笼罩下的某些西方国家，中国却是显得格外的稳定与和谐。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如同中流砥柱般矗立在东方！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自豪值得庆幸的。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生存、生活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历时七年，自费5万余元，为搞清“毛罗对话”历史真相，不辞艰辛劳顿，不懈地进行调查考证的原动力所在。 长江东去，大浪淘沙，事物的本来面目存在于真实的历史之中。同样，本书面世后的备受各方关注与好评(据了解，一些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还结合本书，向学生讲授那段时期的历史，讲授治学之道)，正是对十一年前贾植芳先生为我这个草根学者量身定制的“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的著述原则，一次极具历史意义和现实主义的成功实践。 是为序。 附注：几经反复与斟酌，并在认真听取各方面人士特别是学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最终我作出决定：由我自己为本书撰序。这是因为，没有人比我本人更清楚自己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观及其信仰，我的为人为文原则，追踪“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动机与目的，历时七年调查考证及成书过程中遭遇的艰辛、坎坷与其他，更有本书之内涵及深远影响力所在。毋庸置疑，今后撰书，我仍将奉行自己撰序这一原则。 秋石 辛卯年岁末
《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作者秋石以翔实的材料、严谨的逻辑论证了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在《追寻》的下篇，他认真梳理了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毛泽东与鲁迅虽身未谋面但心灵相通的无数个真：实细节和感人画面。井冈山岁月，毛泽东曾对鲁迅的忘年交冯雪峰说：“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爱不释手，一套《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进中南海。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不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亲朋好友
“读点鲁迅”，而且还把鲁迅奉为“中国的第一圣人”，称自己是“圣人的学生”。
当《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以丰富生动的事例呈现出毛泽东对鲁迅著作阅读之全面，理解之深刻，运用之娴熟时，读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毛泽东在家书中的那句“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感慨确系发自肺腑。
历史既不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也不是“僵死事实的汇集”。
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不管是祉会名流的回忆，还是草根大众的质疑，我们既不能拒绝科学批评的意见，也要毫不犹豫地坚持真理。历史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永远在于不断地追寻。
秋石，原名贺金祥，浙江绍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专毕业后当过工人、知青、新闻工作者，业余从事左翼文学研究三十年。坚持独立撰稿，旗帜鲜明，敢于向任何形式的“左”和伪造、否定、歪曲历史的“右”叫板；直面人生，针贬时弊，以史料为准绳，奉行一针见血式批评。
著有文学评论集《聚讼纷纭说萧军》、人物传记《萧红与萧军》、长篇评传《两个倔强的灵魂》；合著合注巴金与黄源通信录《我们都是鲁迅的学生》等。
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文摘》、《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年鉴》等媒体发表了大量左翼作家、左翼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延安文艺研究及批评。代表作连续多年被收入数十家出版社的年度版本和综合版本，还在多个国家及地区获译介评述。
自序：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
上篇 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
第一章 “亲聆者”还有多人在世
第二章 1957年7月7日晚：历史现场相与析
第三章 毛泽东和蔼可亲：黄宗英等亲历者说
第四章 1957年：赵丹先生属于左派阵营
第五章 关于“毛、罗对话”等情况的通报
第六章 与黄宗英商榷：此遗言，非彼遗言
附录1 参加1957年7月7日座谈的33位人士简介
附录2 为历史瞬间留影的徐大刚先生
下篇 毛泽东与鲁迅
第一章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第二章 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架起桥梁
第三章 诗心相通
第三章 与鲁迅书长相随
第五章 对“阿Q”的独特理解
第六章 “圣人”和他的学生们
第七章 爱屋及乌扬鲁迅
附录 毛泽东与我国遗传学家谈家桢
备忘录：本书作者对“毛罗对话”的五次质疑与批评
后记：别了，东中街42号！
黄宗英的这个说法是否“合乎情理”，暂且不论，因为“情理”不能取代事实。 当时现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宗英此说是否又是类同周海婴先生于同一个话题中的“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或“秘密对话”或“临终托付”那些个不着边际的“内容”呢？这是因为，黄宗英并没有告诉读者，她和赵丹为什么“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他们是怎么让开的？给谁让开的？让开后他们又坐到了哪一桌上(因为每个桌上都围坐了足够的人数)等等。她一个字儿也没有提及。 论述到这里，笔者深感有必要提请读者们充分关注一个问题，即黄宗英笔下那个所谓“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的说法。这个说法，分外的重要，也分外的关键。它，关乎到黄宗英女士能不能“听到”，进而，能不能“听清楚”毛泽东与罗稷南之间有关“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对话内容的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对有着四十年报告文学笔法深厚底蕴的黄宗英女士笔下这句话隐藏的玄机，或者叫做背后的潜台词也可以，来一下探索。这个玄机——潜台词十分隐蔽，一般来说，读者是不会过于注意的。这就是，当有心人一旦考证出黄宗英所坐的位置是听不到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内容时，她的这个潜台词就会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历史现场效应”来。黄宗英有关此话的原文是： ……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在引述完黄宗英笔下的这段“依稀记起”的文字，笔者深感有必要替黄宗英女士纠正一个事实，那就是文章中强调的关于“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的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确切的历史场景这一细节是：“身后”，应为“身后”那一桌！这样的提法，更能与历史真实存在的保持一致。检视已知的所有的照片，包括已经公开发表的，和历史上存在尚未公布于世的，尤其是已经为万千读者熟悉了的刊于1957年7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和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报》报眼重要位置的照片，结论是均为“身后”那一桌。只不过，《光明日报》头版由侯波老前辈拍摄的那幅，使用的是拉近了场景的镜头。无论是这幅拉近了的镜头，还是黄宗英女士不辞劳顿地从中国电影资料馆翻检出来一脸欣喜拥坐在毛泽东身边的照片，黄宗英女士和赵丹所坐的位置都是一样的：赵丹坐在黄宗英女士的右侧，纹丝不差！而当毛泽东、柯庆施莅临黄宗英女士这一桌时，黄宗英女士坐在毛泽东的右手，赵丹依然坐在你的右侧，柯庆施则挨坐在赵丹的右旁！黄宗英女士的对面，也就是正在讲着话的毛泽东的左侧，坐的是著名电影导演郑君里的妻子、电影演员黄晨，一桌坐了两对从影的夫妻。至于黄宗英女士文中指证的那个“右角背影”、“右下角一”，笔者将在稍后一些提供详细论证——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他不是罗稷南先生。 为什么笔者会将这个所谓的“显赫位置”的说法，谓之以“会发挥无与伦比的‘历史现场效应’”呢？这是因为黄宗英使用了“在‘毛罗对话’后”的这一含有特定时间意义的用词。作者关于“后”的这一时间概念用字，是在告诉所有关注此文的读者们：当毛泽东与罗稷南先生进行一场不过短短一两分钟，然却引发45年后开放了的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知识界剧烈震荡，有关已经死去21年的鲁迅是否会被捕入新中国班房的惊天话题时，黄宗英和赵丹，从其原本落座的那张电影人围坐的小圆桌，挪到了几近零距离的毛泽东身边，……于是，他们不但“确实能够听到”，而且还能够“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 众所周知，一张喝咖啡的小圆桌，至多也只能坐那么四五个人，如今由于毛泽东、柯庆施等人的加入，则就挤得满满囤囤的了。那么，又何来赵丹黄宗英夫妇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的“史实”或说法呢？黄宗英唯恐读者读不懂她这么杜撰背后的故事，又特特地地给所谓的显赫位置四个字加上了独具定义的双引号。 座谈中，为着方便，也有将两张小圆桌并在一起的，但黄宗英赵丹他们却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们落座的电影人小圆桌，并没有和别的小圆桌并在一起。毛泽东莅临时也是如此。因此，他们还是听不到那个所谓的“毛罗对话”内容的。不过，我们倒是见到了那么一两幅近景照片上，坐在所谓罗稷南他们后一桌的后座上的赵丹先生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探前身子，侧歪着脑袋，满脸堆笑，且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毛泽东和几位人士之间的对话，但黄宗英依然在远处，其目光也只是张望而已。 历史的真实也告诉了我们，罗稷南先生不是“电影界”人，与他同桌坐在一起的，也没有黄宗英女士引以为傲的“电影界”人(有多张现场照片为证)。既然黄宗英女士和丈夫赵丹并非与罗稷南先生同桌围坐，又何来在毛泽东与罗稷南先生进行惊天地泣鬼神，导致“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的这个“对话”时，你们却坐在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再问，你们又是如何从自己落座的“电影界”人的专桌，挪至毛泽东与罗稷南先生正谈着话的这一桌的？如果不是，又何以会出现你笔下强调的“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一说法？ 黄宗英女士也许会这么说：呵，那文章里我还有一个“依稀记起”的词哩！…… “依稀”，可以视作为梦幻，也可以视作为老年人脑海中似是淡忘了的渐远渐去的某种记忆。 当然，黄宗英坐在“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的说法，在1957年7月7日的那个夜晚，也是客观存在的，但绝非是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不管这个“对话”内容是些什么)时，而是在毛泽东莅临她和丈夫所围坐的这一张小圆桌时！P15-17
东中街，是一条不足500米长的小街巷，在北京的交通游览图上是寻觅不到的。它，地处东城区与朝阳区的交界处，南端是东四十条豁口的工体北路，北端则是宽广平坦的东直门外大街，坐落在十七八年前盖就的保利大厦和本世纪落成的银座后面。回忆二十多年前，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叶盖就的几栋红砖住宅楼外，这儿是清一色的杂树环绕的土黄色或者青黛色的，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一座紧挨一座的四合院落，院落与院落之间，是一条条狭窄的泥土夯实的小道。只是到了90年代，随着保利大厦的拔地而起，这里才变得热闹了起来。如今，这儿，连一个四合院落也没有了，全是钢筋水泥丛林的威猛组合。那昔日特有的静谧，连同一棵棵清香四溢的枣树儿，全都消失了。 东中街，在我脑海的记忆中，是苦涩的、深刻的。这苦涩的、深刻的记忆，源自1988年夏日开始的我的南下北上持续达五年之久欲图返回江南水乡旅次的万般烦恼，时我在遥远的北大荒工作。直到1993年的夏日，在众多文学界高层领导和朋友们齐心协助下，我终于回归了魂萦梦牵的江南水乡。尽管我没有能够回到曾经生活过一十六个年头的姑苏古城，但是这里依然是江南水乡姑苏大地的一部分，一个正以崭新面貌声誉鹊起名叫昆山的外向型明星小城。在这里，正是依托着紧邻30年代左翼文学发源地大上海的独特地理优势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帮助我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成为了一名拥有多部著述的作家，一名歪打正着的鲁迅研究学者，一名有所建树的文史学家。 东中街，在我脑海中积聚多多的记忆中，更多的是一种成就感，幸福，快乐。正是在这里，引领我这个只有一张不太合格化工中专文凭却又不务正业的人，一步一步，迈向神圣的遥不可盼的学术殿堂。这，也是我今天以此为题撰写本文的一个出发点。 难忘的多事的1988年之夏！ 从这一年的7月7日起到2010年9月15日，我先后27次入住东中街42号。东中街42号院，系由两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砖家属楼和一个书库组成。在那座狭长的东西走向的红砖住宅楼底下，则是一个同等面积的地下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就设在地下室。其实，叫地下室旅馆更为贴切一些。招待所的条件十分简陋，从初始的二人、三人、五人间，到后来的一人、二人、三人间。而所谓的一人间，也就那么个四平方米左右，一架木床，一张小桌，桌上是一架21英寸雪花飘飘的早期电视机，外加从不间断过的令人头皮麻麻的蟑螂爬行。以至于在后来数年的入住中，我都得事先购买一袋樟脑丸，置放于室内四周。 东中街42号地下室，更是我的学术生涯自起步到最终成功的最好见证。 在这里，我写出了最早一篇关于左翼作家的学术论文《我所认识的萧军》(以11000字篇幅刊于1989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 在这里，我修订了近50万字的萧红萧军研究专著《两个倔强的灵魂》(漫画大师丁聪画像，书画大师黄永玉题写书名，作家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印数5 000册)。 在这里，我酝酿了质疑、批评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长篇评论文章《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原题《周海婴先生，您告诉了我们些什么？——评》，刊2002年9月17日《文艺报》，发表时为14 000字)。 还是在这里，自2003年起，我一次复一次人住，为的是破解由周海婴先生以“再说几句”为名目率先引向社会，继而由著名电影演员、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以其“亲聆者”的特定身份杜撰的那个所谓“毛罗对话”内容的真相，直至2011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8万字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 20lO年9月8日—15日，这是我最后一次入住东中街42号地下室。那一次进京，系由按照此类图书的出版规定，在无数次自费调查考证的基础上，为确保本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顺利出版，我不得不又一次自掏腰包出行，携带出版社终校书稿送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读。其时，正值上海世博会期间，京沪问，无论是动车票还是其他车票，都是一票难求。窗口及预售点根本买不上票，而昂贵的飞机票却又与我无缘。连去北京站三天，最终退得一张与二等座等价的动车D313次无座站票。连夜站立十个半小时：从北京南站一直站到苏州，次日清晨下车后换乘G7251次沪宁城际高铁(仍然是无座站票，且补了票——京沪动车与城际高铁车票不予接续)再到昆山一…对此，我没有些许后悔和怨恨，尽管是六旬有四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踩着新中国成立的礼炮成长，自有锲而不舍的目标去追求，去实现。同时，还有一种神圣、高尚的信仰凝聚成的使命感，在驱使着我不断向前。 2011年6月中旬的一天，为筹备拙著研讨会，我又一次进京，又一次来到东中街42号地下室的招待所门口，却见这里铁栅栏紧闭……经询问，方才知道，早在新年伊始，这个设在地下的招待所，在运行了20多个年头后宣告寿终正寝了。日后不久，这里将变作一个名叫“天天”的人文社附属出版社的编辑办公场所。 似乎这也是一种缘分：随着东中街42号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的关门大吉，伴之而起的却是我——一个草根学者恐怕是历史上耗费考证、撰写时间最长，意义也更为深远的一本学术著作的面世…… 于探访东中街42号地下招待所关门大吉的次日华灯初放时分，在北京首屈一指的图书大厦西单图书大厦，以及历史悠久的王府井新华书店，我被告知：他们从北京图书配送中心进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一书，仅仅上架两天，即告售罄。东中街42号招待所，对于我这个无任何经费来源的基层退休草根出身的学者来讲，无疑是失却了一个“理想”的京城住处。尽管这是一处简陋不堪的地下旅馆，但是由于文化出版机构的经营，那种特有的氛围与文化特质，是任何一处地下或地上的旅馆或招待所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的！何况它又处在四通八达分外便捷的二环路边，地铁站旁！ …… 当时的场面很有戏剧性。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说完之后全场几十万人有几秒钟竟鸦雀无声，好像是太激动了，然后“哗”地全场欢呼，高兴、啜泣的声音全出来了。我也非常激动。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毛主席不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当时的感觉确实如此，跟旧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旧社会，中国人有自卑感，总觉得低人一等，新中国一成立，就像变了个人，精神上也站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沙博理选择了在中国定居，并且一直以作一个中国人为荣，满腔热情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和新中国的巨大变化。2010年，95岁的沙博理老人荣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在今年4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沙博理发表的感言中充满着自豪。他说：“1947年，我刚来华的时候，有人说中国是东亚病夫，现在可能那些人害怕我们太健康了……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对我的教导，我什么都办不成……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要高兴的大喊：我是一个中国人！” 听了沙博理老人的这番肺腑之言，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否也应当来一个扪心自问：对自己的生身祖国，对引领我们向世界一流强国迈进的中国共产党，我的认知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还有理由相信那个不着边际毁我长城的“毛罗对话”呢？！ 最后，借本书修订本之际，我不得不说上几句并非多余的话，多多少少地为自己正一下为他人歪曲了的“名”。 自2003年1月下旬对“毛罗对话”追踪考证以来的这么多年间，许许多多的人给予了我鼓舞与支持，但也有不少人(多系文学界好友)出以好心，提醒我中止调查，以免将来“吃亏”、“惹众怒”，对此，我感激之余报之以一笑。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则借助媒体、网络，与一些公开场合，制造流言蜚语，诬指我“借批名人出自己名”，更甚的，则别有用心地将我打成“凡是习惯势力”(见2002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C23版头条牧惠先生《读“毛罗对话”》一文，我被其公开点名批判)，等等，不一而足。 谁都明白，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全部。 第一，自1989年至今，我先后为十多位左翼文学文化人于遭受攻讦与曲解时，挺身而出，共撰写、发表了近20万字的报刊文章(不含专著)，既为弘扬，也为辩诬。 第二，自东北到南方，直至退休以来的几十年问，我先后十多次在社会上见义勇为，而且，这十多次见义勇为，一次也没有我的个人利益、利害关系在内。至今，我仍保存着公安机关(盖章)下达的我只身擒获三名盗窃犯之通报(1996年)，以及在公交车、列车上两次见义勇为的报章报道(2007年)。 第三，自1981年至今，我先后三次实名举报党员干部腐败。 第四，当众怒斥狂妄叫嚣“推翻你们共产党”的台湾所谓“投资商”(1999年5月)。 我秋石就是这么一个“不识时务”“不知好歹”的倔汉子，你说我“功利”不“功利”？！ 鲁迅先生在1902年时说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时提倡：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我将以两位伟人的教导实践终生，不至于临终时抱憾半分。其他，别无他求。 北京东中街42号地下招待所，随着它的2011年的角色转换，对于我来说，业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尽管如此，它依然是那样强烈地牵动着我的情怀。我无法想象，没有东中街42号地下室的那些个日日夜夜，我秋石的今天将会是一个什么样？ 别了，东中街42号！ 秋石 2011年9—12月 于江苏昆山香樟园
秋石有过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从而将一己的“小我”与世界风云胶结在一起，当他研究鲁迅及现代文学时，就不是书斋里的寻章摘句，而是风雨中的漫舞高歌，这样的姿态弥足珍贵。 ——贺绍俊
《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是关于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人物传记，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长篇纪实《毛泽东与鲁迅》，作者秋石通过长达数年的研究，从茫茫史海中寻觅了大量材料，传神纪实地钩沉了毛泽东与鲁迅彼此神交的心路历程和基本情况，由此印证毛泽东的“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一历史结论。第二部分是长篇史实考证《追踪“毛罗对话”的历史真相》，作者曾四十余次赴各地自费调查考证，访问了尚未谢世的许多当事人，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文献档案，基本上廓清了一些传言。
无
一段时间以来，五十多年前毛泽东与罗稷南关于“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的对话“打动现实的兴趣”，引发了不小的“波澜”，或以后辈视角叙述“前人事迹”，或以亲聆身份回忆“亲历过往”，或以学术思路追寻“历史真相”。2011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以下简称《追寻》），似可看成是这场风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对比此前轰动一时的说法:“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著者秋石先生（原名贺金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通过多方考证，基本认定毛泽东当时的说法应该是:“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相信读者不难从中解读出前后迥异的情感基调和语义内涵。
只是，同一场“毛罗对话”，内容并不复杂，亲历者仍有健在，结果却为何会如此大相径庭呢？
相异的观点主张常常来自不同的认知态度和言说方式。关于历史的认知和书写向来既有史家所主张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也有文人所提倡的“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诗性风格。《追寻》中，秋石正是从质疑亲历者对“一段重要史实”的认知和言说开始，继而发现其关于“亲聆”的描述破绽百出的。
让秋石不解的是:“亲历者”既然意识到“这场短暂而又撼人心魄的对话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一段重要史实”，为何要随性地运用“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文学笔法？为何要草率地把它视为“孤证”不作校核？为何要轻易地将它全权授予他人“放手删改、调整”？
“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底（的）思索，打动现实底（的）兴趣，和现实底（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只有在我们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上世纪40年代，朱光潜对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作出的阐释，对于今天如何看待和寻找“历史真相”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不管是亲历者的回忆还是质疑者的辨析，五十多年前的“毛罗对话”都是在当下现时的思想活动中复苏并获得它的历史性的。然而，当亲历者跨越超过半个世纪的风烟重回那个短暂的瞬间时，经历了多年世道沧桑和人情冷暖的冲刷与改塑，此“亲历者”已非彼“亲聆者”，更何况追忆时又如此感性，书写时竟那般修辞。因此，“亲历者”的回忆遭遇“追寻者”的质疑应在情理之中。
文学以虚构想象取胜，史家凭客观事实说话。假若是文学者，以自身经历“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本无可厚非。然而，“这场短暂而又撼人心魄的‘对话’”偏又涉及“一段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史实”，关乎两个对社会历史进程和民族精神指向举足轻重的伟大人物，因而，即便是“亲历”或“亲聆”都应该以史家实录精神“析理居正”，“文疑则阙”。因为有时即便是亲历者回忆亲历事也总免不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有意或无意地“虚其美，隐其恶”。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罗尔纲在《关于胡适的点滴》一文中，记述了1930年11月28日与胡适一起自上海迁北京在火车站时的场景。根据他的回忆，“广交游”的胡适在离别上海时孤寂凄凉，几乎没有一个朋友来送行。作为胡适得意弟子的罗尔纲纳闷不已:“为什么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却一个人都不来送行呢？”
但是，学者余英时却在胡适当天的日记中读到:“今早七点起床，八点全家出发，九点开车。到车站来送别者，有梦旦、拔可、小芳、孟邹、原放、乃刚、新六夫妇、孟录、洪开等几十人。”于是，余英时在确认了并非罗尔纲记忆不好之后，感慨道:“我不愿去猜测他的动机，但是我敢断言，这是他想以浓墨刻画出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所以才虚构出这样一篇绘声绘影的绝妙文字来。我不能不佩服他想象力之丰富，但是如果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罗先生的虚构便将被后人当成实录了。”
史学大家尚且如此，可见，个人回忆录的史料价值的确值得审慎。
有着“资深媒体人”和“草根学术研究者”双重身份的秋石先生，正是怀着新闻工作者的“求真”和学术研究者的“严谨”投入这场关于“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探寻。
首先，作者努力寻找到仍然健在的“亲聆者”。自2003年1月至2009年2月，秋石耗时六年多，自费数万元，逐个寻找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参加毛泽东同志接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的健在者。在对当年36位“亲聆者”50次的“寻踪问迹”后，秋石查实:2002年还有8人在世，2009年仍有3人健在。
其次，作者认真阅读了当年“亲聆者”的回忆材料和相关历史文献。在认真查阅座谈会不久《解放日报》刊载的《毛主席接见本市文教工商界人士》报道，以及《文汇报》刊载的黄宗英、应云卫、谈家桢、李锐夫、漆琪生、笪移今、束世澂、苏德隆等13位“亲聆者”的感受发言后，秋石发现:毛主席当时接见的是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而非仅仅是文艺界人士;座谈会的现场“一派随意祥和气氛”，而非“天地幽纷，忽明忽暗”;所有出席者在与毛泽东同志亲切随和的谈话中无一不是心情激动，深受鼓舞，而非“疾电炸雷，交错撼震”。
尤其是在查阅了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秋石找寻出毛泽东当年关于“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的明确回答:“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在此基础上，秋石经过多方调查、考证，认为毛泽东的回答应该是:“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
第三，作者以翔实的材料、严谨的逻辑论证了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在《追寻》的下篇，他认真梳理了自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毛泽东与鲁迅虽身未谋面但心灵相通的无数个真实细节和感人画面。井冈山岁月，毛泽东曾对鲁迅的忘年交冯雪峰说:“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爱不释手，一套《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进中南海。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不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亲朋好友“读点鲁迅”，而且还把鲁迅奉为“中国的第一圣人”，称自己是“圣人的学生”。
当《追寻》以丰富生动的事例呈现出毛泽东对鲁迅著作阅读之全面，理解之深刻，运用之娴熟时，读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毛泽东在家书中的那句“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感慨确系发自肺腑。
历史既不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也不是“僵死事实的汇集”。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不管是社会名流的回忆，还是草根大众的质疑，我们既不能拒绝科学批评的意见，也要毫不犹豫地坚持真理。历史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永远在于不断地追寻。
（ 转自 光明日报 ，作者：李洪华 。标题为转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