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学术思想研究
1987-8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无
《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序
张秀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德述、黄开国、蔡方鹿三同志将所撰《廖平学术思想研究》示我，嘱加商榷，并请为写一篇序言。我如雷乍惊，以如此巨著，何敢弄斧班门。继而反复思量：鉴于作者敦促之忱，同时在今天我或已是廖先生所有尚在的及门之一，而我虽未僭列于学者林，但积七十年来的教学亲历，以及解放后“双百”方针的熏陶，对中国灿烂的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也还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关于如何正视廖季平先生的治学问题。借此机会，不妨试略一谈。
我须首先谈一谈在教与学中，我和廖先生的关系和我对他个人的看法。忆自１９１６年秋季到１９２０年暑假，我在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肆业，１９１７年暑假升入本科国文部，廖季平先生就是我班“群经大义”课的教师（还有宋育仁先生）。廖先生开始主要讲《春秋》经认为惟《春秋》为孔子所自作，治经必须了解夏殷周三代礼制之因革损益必须理解孔子之微言大义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盖，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正体现于《春秋》经文的一字一句中。而解此的金钥匙，正是《公羊传》与《谷梁传》。我虽童蒙即已烂熟《春秋左氏传》，但于公、谷二传未曾寓目。因此我就取《公》《左》二传的几条经文作一对比。鲁哀公十四年春，经文“西狩获麟”，《左传》解文仅仅有“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一句。而《公羊传》则是：“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获麟大之？……”两相比较，《左传》主要是记事，孔子的微言大义则在《公羊》，读了《公羊》才能理解孟子对孔子作春秋的尊崇。因此，我对《公羊》非常感兴趣，立志将来作一个经学家。在笔记本上，仿朱熹称二程子为“子程子”的例，写为“子廖子”口授。这是初入高师时，耳濡目染，思想接触，一切都囿于将来职业的小天地，在当时还是学生中见解高尚的一流。但我正是青年，自幼即窃闻邹容《革命军》，欢呼辛亥革命；中学在反对日本“二十一条”侵略和反对袁世凯窃国斗争中都作了旗手；而现在俄国已经十月革命，中国南北两大敌对势力正在打打停停，四川则川、滇、黔军阀混战，炮弹正昼夜飞过我们的教室和寝室。这一切时刻燃烧着我心中潜蓄的火焰，因而对什么“国故”，什么“微言大义”渐渐冷漠，一与传播新思潮的刊物接触，便欣然接受，感到寻得了真理，渐渐放弃了对《公羊》的钻研，“子廖子”的笔记本就不知去向，我的人生观也渐渐有了质变。但虽然如此，我对廖先生的敬仰，一直不减于曩昔。他积学如海纳百川，钩玄如淘金沙底，专攻如铁杵磨针，构思如开张天马，为求真不怕创新立异，为坚信如姜桂老而愈辣。我们青年最好新好奇，每一新说都帮助我们运用思维，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想象。他来上课，我们但觉一位白发银须、慈祥和霭、妙趣风生的老人与我们如家人骨肉娓娓闲谈，浑然忘却人际间正还是师生关系。这印象在今日偶尔浮想联翩，还忽然涌上心头。
但是我们对他的萦怀，主要仍在他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多少起过一些影响；他所专攻的经学与孔子，成就也非可抹煞。我基本同意本书作者抓住他自初变到六变所作的论述，我于此也就只可作些阐发。廖先生最受人非难的，是他治学的多变。每变一次，当时大权在握、领袖士林的张之洞，就要严警他一次“风疾马良，去道愈远”。他甚至以此遭到谪官罢职，剥夺教育权。但“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易经·系辞》：“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又“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孔子谈礼制，历述夏殷周三代因革损益，“继周者虽百世”仍须因革损益，仍不断要变。变有三义：变易、变化、变革，事物发展，都由此途。尽管汉儒说经，严守家法，闭聪塞明，深沟高垒，但素称集汉学之大成的东汉郑康成，异乎前于他的贾逵、马融，贾、马又异乎西汉末的刘歆，刘歆又异乎前此的伏生、董仲舒。大小二戴，直到清代号称“师承汉学”的乾嘉诸子，较汉儒又提高一水平。中国的文化发展，正是这样在变与不变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因革损益步步前进的。在一定时期，事物发展的矛盾，已非物理型的变易、化学型的变化所能解决，而必须来一次革命和改革，矛盾得到新的统一，事物呈现质的变化，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变革。这是中国历史长河巨流不断翻腾的特点。自然，廖先生的毕生生涯只在研究经与孔这一小范围，但他治学的指导思想却主要是“变”。他主张“坚信好疑”、“五年一小变”，凡是心有未安，意有未明，发现有新材料、新知识，用功有新收获，他都不放弃抓住苗头，穷追探讨；一有所得，即不惜废弃旧说，改变旧说，补正旧说，树立新说。今考察其六变记，及其所著书一百余种，仅如自“今古学平分”至“尊今抑古”，自周公、孔子并称至独尊孔子，自六经所包的小九州至全球，其所“变”皆未出经籍的本身，而特别集中在“政治制度”，进一步推到政治制度的改革，这在清末是有重要意义的。其次，我们从六变分析，明显地现出两个阶段。前三变主要对经学作纵向深入，到了第三变“小统大统”、“小同大同”，经学的宏观已到了尽头，因此有人称他为最后集经学的大成，自第四变到第六变，他已扩大经学范围，向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边沿作横向联系。第四变提出天学、人学，把《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人学；而把自然界的天地，通过《中庸》鸢飞鱼跃“上下察”来一个天地人合一，与诸子百家所涉及的天及释道基督等宗教教义联系类比，称为天学，而孔子遂由一个普通的人构成上天下地无所不能的理性的人，孔子自此也就再无以复加，六经也就更增加了义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被规定为对待中西学术内外有别的方针。这是可以视作他的“变”的总和。他从他所接触的极其有限的古今中外学术领域中，主观地把经与孔从两千年沉睡的状态中活起来，自然在观点、方法及其所得结果诸方面不免会有许多错误，但开拓之功，实是前无古人。
于此有一问题。现在正值全国“文化热”初潮，中国文化及其遗产正遭遇来自西方的所谓当代新思潮的冲击，而高谈自“五·四”以来即已不断受到批判的经学与孔子，岂非大悖历史潮流。我完全欢迎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新的历史时期，兴起了与之相适应的机关报的文化热潮。我更长期思量：我们将如何使中国文化推陈出新，与所谓世界的行进文化交流融合，进而推动世界文化的更新，使世界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完全向有益于人类，为人类造福的方向发展。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我就深深想到：愈是在“文化热”中，我们愈应科学地、严肃地认识和对待中国文化及其遗产。第一、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含着所有社会意识形态，一切制度、科学技术、习惯风俗。自有文字以来，它就被纳入记载，累积为经、史、诸子百家及一切古今典籍。这就是中国总的文化。中国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生存、生活、壮大发展于中国文化的哺育、熏陶中，不承认这种事实，将陷于文化虚无。第二，文化的素质决不是一块版，而是有差异的；文化决不能一成不变，但又不是一刀切的。自三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断因革损益即不断在变，但被淘汰废弃的仅是文化的糟粕，不变的仍是文化的精华。比如《大学》大讲“生财有大道”，《尚书·洪范》大讲人生五福是“一寿二富”，这正是中国今日所致力。一翻开《礼记·曲礼》，开头便是“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这正合乎我们反对“一切向钱看”和尊敬献身殉职的精神。《礼记·礼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正是我们高呼的必须“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王制》更明白规定，“用器不中度不粥（出卖）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庖不粥于市”。这比列宁向苏联所提学习西方的“泰罗”制以及我们现在强调的市场管理、质量控制等，措施更周密扎实（参考《人民日报》１９８６年８月３１日第一版）。还有，我们鼓励翻番创新，这正是“汤之盘铭”的要求。我们强调党纪、政纪、法纪，这正是《礼记·乐记》“礼乐刑政”并举的精神。类此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化正是变中有不变存在，新旧决不能一刀切。第三，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青年团的任务》）那么，把中国的旧文化、封建传统文化一律加以鄙弃，是违反科学的，是完全不合乎列宁的分析的。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吴虞的《打倒孔家店》何以只煊赫一时，抗战期中十教授的《全盘西化论》何以会无声息。举凡如此事例，都因为他们是经不住实践考验的。毛泽东同志于群言庞杂中，高瞻远瞩，独具慧眼。他首先肯定中国文化，剖析中国文化具有精华和糟粕，提出应吸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他的著作不避引证经史，他并且建议要为孔子作总结。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邓小平同志首倡我们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培养人的标准。邓小平同志还庄严提出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体现在中国民族几千年来，经过不断“平陂往复”，总是颠扑不破，愈苦愈强，具有无限生命力。这与中国文化正不可分，谁也不可能离开中国文化而寻到中国特色是什么。我更欢呼的是，陈云同志对文化问题，深思熟虑，宏微两观，殷忧文化遗产之或致坠佚，毅然倡导古籍整理出版。他谆挚说：“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重要工作。”要制定“为期三十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现在全国已按国务院指示，建立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经史群籍已呈现出版新潮，并开始了“今译”。这真是一项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文化大事业。印度自释迦牟尼圆寂后，数百年对释家教义经过三次大结集（大辩论），才由无著、无亲树起了大乘教义。中国学术上占统治地位的六经，一次没有经过结集。整理一百年，将使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发展到今日不能言说的高度。《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在今日出版，将是冲破井中天的一石。
我们既从大的方面推论了廖先生治学的卓越成绩，我们更必须脚踏实地地考究他治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足之点，因为经验教训都是有益于后起者的。我们不宜轻视他的六变，但他在当时，和一般学者一样，受到历史的客观的局限，而他突出的是他强烈的主观和僵硬的独断。他的思想有一总根，为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的尊经尊孔。有此一信念，他就无限地提高对孔子的尊崇，由先圣、素王直至俨如天神。汉承秦后，文化崛兴，搜书献书，盛极一时，而他因尊今抑古，竟排斥我国第一部设官分职、规模宏整的政治巨著《周礼》及记录二百四十余年《春秋》大事的《左传》为刘歆伪书。东汉马融、郑康成打破儒家墨守痼疾，笺注六经，融会各家之言，这是治学学风的大发展，而他因坚持非古，也一概予以非难。至于文字多体，早有渊源，列国纷争，各有文字，而他为了丰富孔氏门墙，文字竟成为孔子首创。乃若《诗》通达政事，《易》推阐哲理，皆属人事，何干天学。凡此皆使人不敢苟同。虽只属一家之言，他也几经改易，但毕竟瑜不掩瑕。韩昌黎谓“苟与扬大醇而隐小疵”。我虽未敢尚论古人，但总感到吾人治学，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可忽视，在文化讨论中，对此也不可以忘掉。
当前文化热似还只是初潮，一池春水已现涟漪，到处正在兴浪。我们亟盼望有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到来，许多理论家、社会科学家、专家、学者都投入战斗，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理直气壮地、扎扎实实地、反复周详地、联系实际地把当前我们所急盼的文化问题深深讨论，得一正确解决，这实是一件大事。现在似还在空空洞洞的泛论中，未接触到文化本身，有的人似乎还避免文化本身。比如有的人谈社会歪风邪气，笼统归罪于封建文化的影响，似乎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都是糟粕，都是坏的，这与我们大家所公认的“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相反的，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的讲话中说“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光明日报》１９８６年９月７日逄先知文）这样，我们怎能说一切坏的都是封建文化的影响呢？说封建文化都是坏东西呢？实际上，由于在过去极左思潮的压抑下，人们被迫把整个封建文化都认为坏东西，于是“仁义道德”、“礼义廉耻”……等等指导人生走向光明的教义嘉名，都不敢言，不敢提倡，不敢以之进行教育。精华消沉，正气不伸，于是糟粕上升，邪气泛滥，这就是社会不正之风所以到处横溢的原因。若完全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封建文化，这样讨论文化问题是不科学的。现在真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精神，对封建文化来一次重新认识，使人人知道：在社会主义时期一样应讲求社会主义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为自己保人格，为国家增国格，这是非常重要的，又还有人谓封建文化几千年来，已在人体凝成一种“遗传基因”，罪恶对于人是与生俱来。照这样说，封建文化的流毒是不能消灭的了。这真是妄言。更还有创新立异的，剽窃西方的种种文化论，有的如文字游戏。我们很盼望学风来一次振作，讨论积极地向健康方面发展。
文化是世界交流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化斗争，看来似若无事，实际更剧烈于经济斗争。帝国主义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就有文化侵略。鸦片战争和抗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掳掠我们的若干万册图书，就是文化侵略的一部份。现在形形色色的文化冲击，更令人应该时时刻刻须要警惕。因此，一个国家进行战略研究，必须包括文化战略研究。今日讨论战略研究，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关联，这也涉及到文化战略。一切从全局着眼，从战略着眼，我衷诚祝愿文化佳音的来临。
我已行年９１岁，６０年党龄，脑出血后，右肢失灵，行动不便，写字困难。但我对文化事业，关心仍如少壮。我谨愿作一个文化啦啦队的白头小兵，向大军欢呼助战。
公元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０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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