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回望与沉思
2012-8-15
福建人民出版社
潘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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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别对叶圣陶、黎锦熙、张志公、朱光潜等四位现代最著名的语文教育大师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开阔的时代和学科视野上，对他们毕生的语文教育探索作了精湛的概括和评述，对他们所做的贡献作全面的条分缕析的“互文”式的审视，清晰地展现了四位最著名的语文教育家的精神特质和对语文教育实践的思考进程。对他们的见解，不但有正面的肯定和褒扬，也有中肯的批评和检讨，努力探求语文教育成效不彰的原因。通过对他们的语文教育观的细致梳理和描述，较为完整地勾勒出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轮廓，覆盖了现代语文教育探索的百年历程。——在这一基础上，寻求疗救现代语文教育痼疾的良方，为今天和未来的语文教育实践提供借鉴。
潘新和，生于1952年12月，福州人。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国际汉语应用写作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写作学研究会顾问，福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专家组成员、学科指导组顾问。在中国写作、语文教育史，写作、语文教育教改研究方面成绩颇丰，在国内语文界、教育界广有影响。担任北师大版初中《语文》教材副主编。
潘新和教授从教近三十余年来，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光明日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写作》《语文建设》等报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出版《语文：表现与存在》（上、下卷）《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语文：审视与前瞻——走近名家》《语文高考：反思与重构》《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写作：指向自我实现的人生》《新课程语文教学论》《高等师范写作三能教程》等著作和教材十余部。
语文魂、世纪梦：一个平民教育家的精神苦旅
——走近叶圣陶
导言：全中国孩子、语文教师的良师益友，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我国语文教育史无法绕过的精神存在。为现代语文教育奠定了平民化方向，为此践履毕生。
实用主义教育家的大悲悯，平民教育理想：应付生活论和工具论。前者为本体论，后者为功能论、教学论。“应付生活论”“应需论”，是20世纪语文教育的元理念。
针对“重写”倾向，提出阅读是写作的“根”，是“基础”，认为阅读还是一种独立的能力与目的，确立了“阅读本位”指导思想，形成了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读”“精读”传统。
为文学教育提供鉴赏理论和方法——意义：观；态度：玩；本体：我；预备：知识、语感；途径：词句的字面和背面；凭借：生活、经验、想象、语文素养；参考：他人的评论。
精心结撰了20多套教材，周到和精致，达到了时代的极致。和夏丏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精湛的教材理念，精彩的“文话”和“文选”，令现今编写者徒叹奈何。然而，解放后的教材远不如前期。
……
语文新时代的揭幕者：语文教学新潮的弄潮儿
——走近黎锦熙
导言：现代语文教育的揭幕者，帅才兼实干家。以语言学家的身份研究语文教育，语文教育观引领时代新潮。是现代语文教育前期用力最专，著书最多，活动范围最大，影响人比较多，工作比较持续，成绩最卓越的领军人物。
划时代成就：打出“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旗号，撰就《新著国语文法》《新著国语教学法》《国语运动史纲》等，为现代国语教学立法张目。所拟“国语教学之目的”，鞭辟入里、历久弥新，比今天新课标“三维目标”更加深刻。
引领时代“新潮”，推崇“设计教学法”，注重生活化、生成性、表现性，全方位达成国语教学目的。体现了师生、生生合作，自主开发教学资源，实施校本课程，打破学科界限等先进的教育理念。
……
困窘中的坚守：学术饥荒年代的学者楷模
——走近张志公
导言：20世纪60年代，代表了语文学者良知，填补了语文教育史研究的空白，80年代后引领语文教育的主流，在语文教育的科学化，语言学的实用化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开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之先河。对传统语文教育作出了第一手的梳理，以教材研究为本，精辟地归结出了一系列的规律、方法和问题，给当代语文教育以借鉴，也奠定了自己崇高的学术地位。
语文教育“统筹规划”——幼教：语言训练；小学：读写训练、识字、写字三条线分进合击；初中、高中：增设文学课，按照知识与实践的合理关系组织语文课。由此可见出他的继承传统的教学观。
……
永不凋萎的美：文学、写作教育理论的奠基人
——走近朱光潜
导言：我国现代最杰出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从未当过语文教师、没有写作语文教育学著作，他对语文教育理论的贡献，比起同时代语文教育家的总和还要多。他的学海无涯、曲径通幽的治学观，发人深省。他的研究方法代表着语文学研究的方向。
开创了美感和美感教育理论，美育是为了“尽性”“脱俗”与实现完美人生，是超越利害、培养“无所为而为”
的心性。为文学审美教育开辟了通道、确立了价值，也为语文、文学教育打下了基础。
文学是人格的流露。使文学教育回归到普遍的人格修养和趣味上。“趣味”是其核心概念。反对低级趣味，培养高尚纯正的趣味，主要途径是读诗，是“佳妙”的领悟。有所付与才有所得。实践上兼顾写实与想象。
……
附录 语文学科呼唤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世纪反思跋
语文魂、世纪梦：一个平民教育家的精神苦旅 --走近叶圣陶 导言：全中国孩子、语文教师的良师益友，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我国语文教育史无法绕过的精神存在。为现代语文教育奠定了平民化方向，为此践履毕生。 郑振铎称他是一个“秀美的男性”，这自然说的是当年，我觉得也是。看过他各个时期的照片，奇怪的是，我以为他晚年比年轻时更“有型”。在我的心目中，他就应该是靳二平为他画的那幅油画的样子，一个长着白发、白眉、白胡子，穿着墨绿色汉装，寿眉皑皑，目光炯炯，神情柔柔，身子如树般沉稳端坐着的长者。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他主笔的，这个人就是叶圣陶。 说他主笔现代语文教育历史，丝毫没有夸张的意味。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书写语文教育历史的人，这些人都很杰出，才华在叶圣陶之上的，也不乏其人，然而，叶圣陶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不经意地、逐渐地产生了影响力的，就像水蒸汽无声无息地蒸发，到了一定的时候，突然电闪雷鸣，漫天溢地，下起了倾盆大雨。他将毕生的才智都倾注在汉语教育上，他活得比同时代的那些同仁都长，加之他在这个领域特殊的地位与身份，使这种影响力在时空延伸中持续地扩大，以至终于一跃超越了那些曾经比他更优秀的人物。即便在他的身后，他的观念作为一种传统，作为语文教育文化的一部分，还在人们的无意识中发挥着作用。他是一棵大树，盘根错节、虬髯龙须，其他人渐次都成了附着于茎上的枝叶。要破解现代语文教育之谜，我们无法回避叶圣陶，无法绕过这棵巍然屹立的百年老树。 学者和作家（科学家也相似）不同。一个三四十岁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可能就已经走到了创作的巅峰，剩下的日子做的就是一件事：重复自己。他们是否江郎才尽不重要，他们已经把生命的光彩交付给人类，这就够了。而学者对时代和后人的影响，他所取得的学术声望，既要靠他的才华，还要靠他的地位和阅历，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大小，不但取决于才华，而且取决于谁的地位高、命长。学术成就有一个被认识、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比文学作品的被认可要漫长得多，学术声望是需要长时间地积聚的，而学者的地位可能会缩短这个的过程。一个有才华的学者，如果过早地退场，他的学术价值尚未为学术共同体所认识，那就有可能随着学者的离去，成就随之湮灭，这对于学者来说自然是大不幸。毫无疑问，在现代语文教育界，叶圣陶绝不是最顶尖的学者，但是，他的不凡的成就，加上坚韧的生命，和作为教育界领导者的地位，使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泰斗。--说句题外话，年轻的学者在展露才华的同时，也请悠着点，珍惜生命也是一种学术智慧。至于是否非要当领导，我只能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它助成你，也损耗你，学者的根本还在于你的学术贡献。有时欲速则不达，“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说的就是这个理。 叶圣陶(1894-1988)，出生在江苏苏州，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语文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他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当过《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中学生》《国文杂志》等诸多刊物的主编或编辑，还担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但是，只要你对他稍有了解，就决不会把他当作“官”，也不会把他当作这个“家”，那个“家”，就只认他是一个“语文教育家”。他的其他身份，他的一切秉性和才具，助成了他成为一个卓越的语文学者--一个始终眼睛向下的平民教育家。我以为这是对他的最恰当、尊敬的认定。 ……
能读到这样让我引起语文思考的书，又能让我坚信自己教改方向的书，真的不多。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管建刚 该书对长期致力于语文改革的研究者和辛勤躬耕于语文圣地的一线教师而言，不仅是一次精神的沐浴，同样也是一次思想的施洗。它不仅滋养和舒展了语文原野的一颗心，而且拨亮和燃烧了语文天地的一片火，而此前我们只能在大部头的著述中探寻语文教育思想的洞天。 ——张华
走近叶圣陶、黎锦熙、张志公、朱光潜四位现代语文教育大师，与大师真诚对话，洞悉思想的甘苦艰辛，倾听历史的遗韵回声。
无
很好的一本书，可以了解叶老等大师的语文教育情怀
语文老师一定要读一读潘新和。
是适合语文老师读， 大师是怎么练成，读了只会有答案！
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思索着
追忆大师，励我前行。
收获不少，了解更深。
挺喜欢，推荐给同事阅读！
作者对大师的解读是建立在对学科历史与现状的洞悉之上，并且以自己精研写作教学的专业背景和对语文教育进行的深度理性思考为参照，而非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这就使得本书具备了其他著作所缺失的，以作者独具的历史资源、学识资源与理论资源作内在支撑的厚重感和学术高度。
（黄朝猛：《面对大师：理性对话——评潘新和<语文：回望与沉思>》，载《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8年第10期）
一直以来，为了扩大学生的阅读视野，我们在课堂上进行讲读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以致占据了学生自主阅读的时间，甚至剥夺了学生自我建构知识的能力与创造，因为一讲到底与简单的形式训练一起，共同禁锢着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讲读只是扩大阅读的一个手段而已，但并非唯一方式，把所阅读到的知识与文法加以运用，并通过写作加以强化与体现，这才是阅读的根本性目的，也是语文学习中两者有机结合的最佳体现。
由于我们的写作有固定的时间、形式与要求，不管是命题作文，还是半命题或自由命题作文，都难以使学生在结合生活实际的过程中写出真实的文章来，个别学生为了应付老师的检查，竟然可以写出满纸谎言。这样的作文训练不得不让我们为之难过。然而，学生若能每天养成写读书日记的习惯，把生活与学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便能逐渐形成真实的学习状态，从而有效地提高其学习效果及培养其良好的学习品格。从实践层面上看，这是一个不难操作的方式。
“写作重于讲读，日札优于作文”之语文教学观点，是黎锦熙对现代语文教育的最大贡献。前者纠正了“阅读本位”的片面性，后者在实践操作上给我们以积极的启发。他对语文教育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语言学的研究，在推动“国文课”改为“国语课”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黎锦熙把国语的要旨分为“语文（形式）方面”和“心意（实质）方面”，前者有“五能”（即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写）和“四法”（即读法、话法、作法和写法），后者在学习主体的个人修养（即智与德）方面包容更广阔——“扩充知识与经验、启发想象与思想，涵养感情与德性”，这比起新课标中的“三维目标”还更深刻。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他更加重视学习主体的终极关怀，能让人的德性接受更加和谐的熏陶。
教材的生活化能够引起学生更广泛的学习兴趣，并发展探究的能力。黎锦熙的“设计教学法”尽管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但他根据生活实际逐渐引导学生将众多学科知识涵括在一个完整的教材体系中，完成了师生之间的共同编写教材之目的，这是对统编教材的有效补充，充满了自主性的创造空间。由于教学分工之细密，这种系统的教材编写已经不复存在，但他的创造却丰富了语文教育的实践内涵，更是对而今死气沉沉的教案之当头棒喝。
教法之陈旧，教材之脱离生活，这些是造成语文教学低效的根本性原因。黎锦熙为此提出了“教学上的三原则”：写作重于讲读，改错先于求美和日札优于作文。这无不强调了阅读与写作之间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指出了生活化之写作比起形式化之课堂写作训练重要的理由。
黎锦熙之重视语法教学，对语文的实践是大有帮助的，但现实中收效甚微，为何？作者细究起来，皆因现有汉语语法未能准确揭示汉语运用的规律，科学语法与自然语法混淆不清，语言共性与语言个性不分，语法规则并非固定不变。黎的语法“图解法”在一定程度上给汉语语法分析提供了严密的科学系统，但却只能在操作中偶尔为之，毕竟分析的繁琐是可见的。
每个富有创造性的学者，其理性实践具有唯一性，都能够冷静地各守一方天地。这是后学者应该谨记心头的。
伟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今语文教育正如火如荼地行驶在改革的高速路上，而越是高速前进，越是需要注意安全，协调平衡，驾驭方向。回望过去，不仅是看刚刚走过的几步路，更重要的是往远处看，往深处看。这对校准方向更有用，甚至能在历史长河里找到语文教育亘古绵延的密码。当前，学术著作的摩肩接踵，学术概念的鳞次栉比，形形色色的教育理论将要淹没我们的时候，作为每一个语文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我们更需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这就是在教育上的皈依：寻找语文教育的原点——不可割断传统，忘记过去。试问，一度踽踽独行的语文教育，其“根”何在？其“魂”安在？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潘新和先生将大师的思想与先辈的智慧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开始了历史寻根和时代前瞻的真切回答。其新著《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该书对长期致力于语文改革的研究者和辛勤躬耕于语文圣地的一线教师而言，不仅是一次精神的沐浴，同样也是一次思想的施洗。
思想是人之生命和时代精神的策源地。一种富有力量的教育思想，不仅要冲击经验的惰性、保守和凝固，更要激发人们的想象、激情和信念，鞭策思维的反省、批判和创造。毫无疑问，语文教育先驱者们的思想力度和亮度，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人们领悟语文的广度和深度，甚至会影响语文的发展进程和前行方向。叶圣陶、黎锦熙、张志公和朱光潜，我们谁也无法回避也不能拒绝的四位学界前辈。正如《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一书所言，“与大师真诚对话，洞悉思想的甘苦艰辛；走近大师的心灵，倾听历史的遗韵回声”，潘新和先生以史为经，以思为纬，以思想者的大气和冒险者的锐气顽强而执著地传达自己对前辈们的检视和省思，既注重文献史料的去粗取精，更注重学术话语的去伪存真。从追溯语文教育先辈们的履历开始，潘新和先生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厚重的笔墨，或浓墨重彩，或浅斟低唱，措辞深入浅出，行文耐人寻味，将四位先辈的思想轨迹一一给予回放和圈点，清晰地还原了语文教育思潮的真实原貌。
从该书对这些语文教育家的描述和思考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从一个统一的模型里倒出来的塑像，恰恰相反，每一个人的个性、思想和性情都在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该书中的人物，一个个都有自己的精神境界，都有自己的萍踪侠影：叶圣陶——“一个平民教育家的精神苦旅”，全中国孩子、语文教师的良师益友，中国语文教育史无法绕过的精神存在，为“为人生”的梦想竭尽全力；黎锦熙——“语文教学新潮的弄潮儿”，以语言学家身份研究语文教育，现代语文教育的揭幕者，帅才兼实干家；张志公——“学术饥荒年代的学者楷模”，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的学者良知，一个独自支撑那个时代语文教育的统帅；朱光潜——“文学、写作教育理论的奠基人”，我国现代最杰出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一个在现代语文教育中超然于语言学者之上的人文学者。捧读该书，我们可以自由地与那些最伟大的灵魂对话，每一个读者最内在、最深邃的“自我”不仅可以虔诚地“走近”大师的身边，而且可以温暖地“走进”大师的心灵。
在某种意义上说，语文教育陈陈相因的现状和如履薄冰的症结，既与缺乏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和底气有关，也与缺乏语文教育反思的信心和勇气有关。毕竟，肯定和褒扬语文教育前辈历来顺理成章，批评和检讨语文教育思想却极可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毫不客气地说，大凡能在语文教育领域摸爬滚打一年半载，都能“引经据典”地对教育前辈顶礼膜拜，甚至都能“理直气壮”地对语文教育指指点点。如同“言必称希腊”一样，语文教育界似乎也形成了“言必称三老”的教育情结。尤其是在西方强大的理性范式、分析哲学面前，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失语症”也逐渐凸现开来。一方面，我们忽视教育经典和精华的积蓄和继承；另一方面，我们固守和拘泥陈旧的传统思想和观念。无论如何，这都有可能导致语文教育的两大顽症劣根：一是教育根系的断裂；二是教育脉络的阻滞。老子曰：轻则失根，躁则失君。经验、技术上的问题尚且可以修修补补，思想、观念中的贫血则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倾向。
应该说，在今天“技术至上”、“改革风行”的背景下，普通的语文教师很少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锋的机会。如果说对语文教育的“回望”是为了认清道路方向，那么对语文教育的“沉思”则是认清我们自己。难能可贵和欣慰的是，能如潘新和先生这样，对语文教育思潮进行鞭辟入里的把握。更让人惊诧和敬仰的是，潘新和先生对语文教育前辈进行切中肯綮地检视则几乎是罕见的。这一次，语文教育思想史的深重和沉寂被该书打破，这不仅因为作者的学术生命让我们肃然起敬，而且因为作者的真知灼见让我们茅塞顿开。比如针对叶圣陶先生的“以应付生活为目的”、“以阅读为本位”的语文本体论，潘新和先生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基础上，也冷静客观地指出其弊端：一方面造成对言语生命的短视，对生活理解的错觉；另一方面导致语文教育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再比如作者对朱光潜先生的评述，在条分缕析其文学、写作和阅读理论的基础上，将朱光潜先生视为语文教育的奠基者，这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有道是：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如果没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没有一颗睿智的心灵，看不清前面的道路，是无法走得长远的。尽管每个人心中都可能有自己的一架天平衡量语文，但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未必都能找到合适的砝码。毕竟，缺乏对语文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作为灵魂支撑与智慧支持，教师就没有精神皈依，这容易导致教师轻而易举地遗弃语文教育的渊源，难以达到对语文教育的洞悉，而其所推行的教育或改革也容易成为肤浅的技术或技艺。因而，学习语文教育前辈的思想，品读语文教育思想的著述，这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我们借鉴前人的思考来寻找变革和解答困惑的最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语文教育思想的回望与沉思正是作者为语文的心灵花园寻找土壤所做出的一种努力。犹如长途跋涉中的一盏心灯，打开《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一书，聆听作者思想的旋律，收获的将是灵感与激情，智慧与希望。这对“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的人们而言，无疑将是一个走向语文教育圣境的指引。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不仅滋养和舒展了语文原野的一颗心，而且拨亮和燃烧了语文天地的一片火，而此前我们只能在大部头的著述中探寻语文教育思想的洞天。毋庸置疑，查阅繁杂的文献资料、书写漫长的岁月历史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除此之外，在《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一书中，我们领略和品读到的更有语文教育和作者生命的铮铮血性与脉脉温情。作者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而是要引导读者对语文教育思想展开步步深入的探索，以得出自己心中的答案。沿循和追溯四位先辈的思想历程，人们不仅要认真思考语文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更要对“何谓语文”和“语文为何”的本体性命题给出睿智的回答。基于此，潘新和先生才会在附录中振臂高呼：“语文学科呼唤真正的科学态度与理性精神！”也许，只有当人们真正思考了人，理解了言语及其二者关系的本质内涵和真实含义之时，我们才可能对语文教育给出一个公正合理的评判。
自白话文以来，语文教育的争论与问题此起彼伏。以古诗文为例，有一段时间，大家是很反对将他们编入教材的，认为古诗文只要有专门的人去研究就行，一般的人是不需要怎么去读的。说这一观点的还是非常权威的专家。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多么幼稚，人教版教材都已经将文言文编写小学高年级语文教材了。各地的经典诵读也开展得如火如荼，课程标准更是明确颁布了小学生必须熟背的70首古诗。大家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语文是离不开古诗文的，中国人是不能割掉前人的文化血脉的。对于这个现象，我常想入非非：我们的语文教育究竟还有多少类似于这样的弯路和错误呢？怎样去清晰地认识可能存在的语文教育的误区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对百年语文有一个不说细致、周密，至少也是全面、扼要的了解。于我，一个奔波于一线的语文教师，要能够对百年语文有这样一个“了解”，显然是有些困难的，一方面我是很清楚哪些大师的书必须要读的，另一方面我也不是很能轻易地判断哪些大师的观点可能是受那个时代的影响，需要我谨慎扬弃的。
《语文：回望与沉思》就是这个时候来到我手边的。我和潘新和先生的认识，完全是书信的缘故。我在读了潘教授的《语文：表现与存在》后，被先生书中的观点迷倒，于是想办法搞到了先生的电话，继而有了信的来往。两年前，得知先生到杭州讲学，我赶到杭州，与先生见了面。比我想象里的先生更朴素，也更合得来。那个先生就讲起他正在写的书，要将百年语文教育中最重要的十位大师梳理出来，让读者了解大师们的思想形成的过程，让读者看到大师们的观点在那个时代是怎样的相反相成，怎样的相互碰撞、补充和修正的。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我很清楚，我们一线语文教师是缺少这样一个系统的语文学术背景的，由于这一学术背景的缺少，我们的发言往往缺少大气，缺少整体，缺少回望中的前进，而只剩下黑胡同里摸着脚底的鹅卵石走路，走得对不对，自己不明确，只是跟风；走得快不快，——当然是慢的。由于篇幅关系，这本书中所录的只有四位大师：叶圣淘，黎锦熙，张志公，朱光潜。除了黎锦熙先生，其他三位的文章多多少少读过一点，这次是放在由潘教授梳理的大背景和思想行进的整体之中，读来味道更好。潘教授说：“黎锦熙是语文教育领域中最不该以往而被遗忘的学者之一。今天从事语文教改的老师们，不知道梁启超、湖适、鲁迅等人的贡献也许情有可原，……而不知道曾为现代语文教育冲锋陷阵的黎锦熙，就不能不说是一桩莫大的憾事。”我很惭愧，如果不是这之前我读了潘教授的书，我真不知道黎锦熙。读后，我或许还是觉得潘教授的言语多少激烈了一点，但是黎锦熙先生确是每一位有志于语文教育的教师都应该了解、甚至研究的。他的《新著国语教学法》所呈现的教学设计，今天读来依然是一个需要我辈努力再努力才能达到的教学境界：率性，好玩，幼稚，尽兴，生机勃勃。
而我最感兴趣的则是黎锦熙对作文教学的重视。黎先生与叶圣陶先生是同时代的。叶圣陶先生这个时候倡导的是“阅读本位论”，他说：“学习国文，事项只有两种，阅读和写作。”而在阅读与写作这两种中，他以阅读为重（——这本是极深刻、稳重的认识，这个认识的提出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这在后文再说）。叶老认为，阅读教学教得好，便不必有什么作文指导；阅读是作文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阅读教学搞好了，语文教学的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就是在这个时候，黎锦熙提出了他的“教学上的三原则”：（一）写作重于讲读；（二）改错先于求美；（三）日札优于作文。关于“写作重与阅读”，黎锦熙如此指出：“这本来是一般人都承认的，只因各级学校的国文教员，大多数因为负担太重，时间不够，学生作文的批改和指导，实在太轻忽了，所以特提出来，作为第一原则。”很感谢潘新和教授在这里作了注解：黎锦熙将此归因于“教员负担过重”，说得比较婉转，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从观念看，是“阅读独立目的论”。读到这里，我似乎看到两派争论，一是叶圣陶的“阅读本位论”，一是“写作重与阅读”论。这样的现实场景的联想和想象，让我觉得两位老人家的可爱，让我觉得语文教育在那个时代的百家争鸣。这两家的争鸣结果如何？从现状来看，是叶圣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君不见，讲读教学一统天下吗？要问的是，叶老先生赢得的胜利是不是真理性胜利呢？我不能不想到潘新和教授谈到的，一个学者获得学术地位，扩大学术影响的三个因素：（一）学术水平；（二）政治地位；（三）寿命。我们至少可以保守地认为，叶圣陶先生的政治地位（先生做过教育部的部长）和寿命，都远胜于黎锦熙。这就不能不使人作进一步的追问和思考。
感谢《语文：回望与沉思》所呈现的诸多真实材料。从中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发现，叶圣陶先生提出“阅读本位论”的由来，及其成效。白话文之前，中国教育一直是以作文教学为主的，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参加科举，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语文教育的所有目的，作文，科举，做官。在这一状况下，叶圣陶先生提出阅读自有其独立的目的，提出“阅读独立目的论”，提出阅读本身就能为生活服务、为生活所用的作用，是有着稳妥的、积极的、现实的意义的。如果不是叶圣陶先生大力倡行“阅读独立目的论”，那么我们对阅读本身的价值认识得至少要推迟多年。然而，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阅读本位论”下的语文教育，并没有出现喜人的局面。30年代，有人撰文说“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糟，是糟透了”，为此叶圣陶先生于1934年11月到1935年6月，在《中学生》杂志发起一场历史8个月的“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讨论中，他是持乐观的态度的，说他不是“不行”“不行”的悲观论者。到1942年，外界对语文的批判声依然没什么改变，于是叶圣陶先生又在《国文杂志》上进行一场关于国文程度的争论，这次他悲观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国文教学尤其成问题；国文教学却不在成绩是优良还是平常，而是成绩到底有没有。中国语文教育经历“文革”之后，吕叔湘在《人民教育》指出：“十年的时间，两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文，岂非咄咄怪事！”“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得意于课外看书。”到90年带，一场“语文误尽苍生”的大讨论，再次将语文教育批判得鲜血淋淋。从这一路梳理下来的语文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阅读本位论”下的语文教育恐怕是行而不远的。而“阅读本位论”之所以会在不同时期受到老师们的追捧，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大多数语文教师不会写作文，不会教作文。阅读教学至少有课文，有教参，能教，教得好不好，再说。而作文，是不能教、不知道怎么教的问题，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边读边想到这里，即便潘新和教授不再提“语文表现论”观点，我也会坚持黎锦熙先生的语文教育方向。或许这样的路也不一定是真理性的，但是在“阅读教学”一统天下的时刻，需要有人做这样的尝试。什么时候什么事物一统天下，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危险的时候，也是一个迫切需要新事物去冲击和碰撞的时候。能读到这样让我引起语文思考的书，又能让我坚信自己教改方向的书，真的不多。张志公先生是大家都熟知的语文教育家；美学大师朱光潜为什么受到潘新和教授的推崇，进入语文大师之列？自己种的瓜甜，自己煮的菜香，我就抛个疑问的团，等读者自行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