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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在宿州

池子华
出版时间:

2008-7  

作者:

池子华  

内容概要

《旷世名相曾国藩》主要内容:曾国藩和他的时代曾国藩,生于1811年(嘉庆十六年),死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人口爆炸,民变迭起;大清帝国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国势式微;外患频兴,国耻交至。中国处在十字路口上。清朝自立国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统治,政局稳定,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加上“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鼓励生育政策,人口随之大幅度增长。清初,中国人口仅0.9亿左右,而到乾隆初年,即1740年前后已剧增到2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道光初年,即19世纪20年代再翻一番,达到4亿多。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人的生产要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过与不及都会造成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人均耕地4亩方可维持生计。随着人口爆炸性增长,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1685年人均耕地为5.9亩,1724年5.6亩,1753年4亩,1784年2.6亩,1812年2.3亩,1822年2亩,1851年1.7亩。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断加剧,大量劳动者被强制脱离物质生产资料成为“剩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的大量存在,“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过剩人口的严重堆积,往往成为社会动乱的催化剂。1836—1845年,民变次数为246次,1846—1855年达933次,1856—1865年更达2332次。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而官吏照样酣嬉优游,招权纳贿,卖官鬻爵,贪得无厌,吏治因而大坏。嘉庆年间,大贪官和伏诛,家产充公,私蓄竟达白银8亿两之巨,相当于清政府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难怪民间有“和跌倒,嘉庆吃饱”之谚。贪污贿赂恶风遂成不可遏制之势,弥漫朝野。吏治日非,为官者但知逢迎谄谀,恋权固位,至于民间疾苦,可以不闻不问。道光朝宰相曹振镛虽琐鄙无能,但深得道光皇帝的倚重,“恩遇益降,声名俱泰”。门生请问为官“秘诀”,曹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无名氏赋《一剪梅》,总结他们的作官经: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圆滑弥缝,吏治柔靡,相袭成风,国事不堪闻问!士子文人,原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但自从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以来,士林风气一蹶不振。鲁迅先生指出:“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鲁迅书简》上册,第434页)这样的学问就是清代占据压倒地位的考据学。考据学又名“汉学”、“朴学”,初兴于清初,到乾隆、嘉庆时期达于极盛,故又称“乾嘉学派”。文人士子以此为好尚,抛开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皓首穷经,流风所被,一般人也齐声附和,以致“家家许(许慎)、郑(郑玄),人人贾(贾逵)、马(马融)”,训诂、考证、辨伪、校勘、辑佚等,风靡全国。虽然对整理古文献不无贡献,但由此却形成了强劲的脱离现实的学风。这股灰暗沉闷的学术空气,直到嘉、道年间,文网稍弛,言路稍开,才稍有转变,经世实学在夹缝中取得了一席之地。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在裂变之中。1840年以前,中国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这是封建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自然经济的基本经济结构表现为“耕”(农业)与“织”(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男耕女织”就是这样一幅自然经济图景。耕与织结合的生产经营方式作为农民生存的必要条件,限制了社会分工和生产的扩大,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阻滞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耕织结合,自给自足,市场发育没有肥沃的土壤、重农抑商以及闭关锁国等,所有这些,要使鸦片战争前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突破自然经济体系缓慢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是相当困难的。而改变这种状况的,竟是西洋的大炮。自17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取得长足发展,大有席卷全球之势。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寻找原料、倾销商品,把目光盯住东方大国的中国,屡叩国门。但清朝统治者以天朝老大自居,闭关锁国,固守藩篱,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大势,对曾经是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早已被历史抛在了后面的残酷现实,闭目塞听,茫然无知。假若不是闭关自守,而是主动开放,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迎接汹涌而至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中国社会也许会异彩重放。但时机一经失去,中国只有被动挨打。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清朝的八旗绿营兵腐朽无能,不堪一击,中国战败。1842年8月订立《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向世界开放,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至,强加给中国人民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由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救亡图存”由此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军事侵略说到底是为经济侵略鸣锣开道的。西方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确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关系,在华设立租界,倾销商品,掠夺中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自然经济的解体。耕织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而自然经济是与商品经济根本对立的。西方列强要达到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侵略目的,势必要剪断耕织结合的纽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过程,实际上就是洋布洋纱代替土布的过程。洋布价廉物美,又有条约关系的保护,因而逐步占领中国市场。土布没有销路,“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第2卷)这些众多的失业者和没有用武之地的剩余劳动力,为了谋生,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入城市。自然经济的解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而剩余劳动力的城市集中,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资源,因此,外力的冲击,客观上刺激、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但是,传统中国要走向近代,关键在于中国社会内部自我调节机制,实现自身的转型。而要实现自身的转型,就必须充分发展近代工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又是一个时代课题。清政府为支付鸦片战争赔款,弥补财政亏空,加重旧税,开征新税,农民不堪重负,无以为生,又引发了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内战”——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之舟将把中国载往何处?总而言之,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内外交困的时代,是需要变革的时代:“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这个时代,更是呼唤风云人物出现的时代:“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己亥杂诗》)时势造英雄。在时代的呼唤下,一代风云人物曾国藩走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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