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
2009-1
安徽人民出版社
瞿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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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4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时隔一年多，“文革”开始，研究生的学习生活也就中断了。当我重新开始学习、研究中国史学史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二三年的事情了。我的研究兴趣在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并把唐代史学作为学步的起点。1989年出版的《唐代史学论稿》，正是我学步的记录。在后来的一些岁月中，我仍然以中国古代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并希望在前人和师长研究的基础上，多少提出一点新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陆陆续续出版的几本论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我的这一心迹。20世纪中国史学，不是我研究的重点。但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尤其是作为历史学学科的一门专史，自应努力做到上下贯通。对于我来说，尽管难以达到通识的境界，还是应当把古今贯通作为努力的目标。我涉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始于1982年。那年，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在白寿彝先生指导下，起草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一文。此文经白寿彝先生改定，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我在起草此文时，主要依据白寿.彝先生的两篇文章，即《回顾与前瞻》和《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9页作者附记）。因此，此文的主要观点和基本思路都出自白寿彝先生，我只是做了一些充实资料和文字整理的工作。此文是较早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概括性评价的专文，在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此文收入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作为此书的第九章 。此后，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当代史学的短评和文章，如马克思和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色、怎样评介西方史学、新中国时期的史学理论成就等等。
这本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论集，是作者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所撰写的论文和评论的汇辑。全书的內容，涉及作者对20世纪中国史学整体面貌的认识，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理论成就的分析，对一些史学家治史道路和史学风格的探讨，对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期待等。凡此，可以用彰往察来，一家之言八个字加以概括，虽署为“散论”，仍包含有自身的内在联系，可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以及史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瞿林东，男，汉族，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简明史学史》、《中国史学通论》、六卷本《中国史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中国历史文化散论》以及《史学导论》（合著）等书，主编《历史•现实•人生系列》（七种）、《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年刊）。撰有《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統和当前发展趋势》、《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等论文、评论200余篇。
自序第一编 史学总相 20世纪的中国史学 百年史学断想 反思与进取——近20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初步分析 20世纪中国史学及史学名著 《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题记第二编 理论探索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新中国史学50年的理论建设 关于坚持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第三编 史家研究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 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李大钊与《史学要论》 郭沫若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为纪念郭沫若诞生100周年而作 继承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遗产，推进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择善而固执上下而求索——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和学术成就 重考证之功贵自得之学——为祝贺赵光贤教授90华诞而撰 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第四编 彰往察来 我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 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 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 关于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 前提和路径——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附录一〕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附录二〕理性地对待过去坚定地面向未来——瞿林东先生谈20世纪中国史学后记
所谓“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铺叙”是指记述，“别裁”是指见识，铺叙多于别裁，即记述胜过见识，使人苦读史书而难得增长见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不是绝对的。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别裁”，从孔子重“义”到司马迁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从刘知幾所论“独断”之学和“才、学、识”三长到章学诚推重“史意”和“别识心裁”，反映了重“别裁”的传统。历史典籍的积淀，本是好事，但若处置不当，也会为其所累。梁启超所论，提醒了人们应当重视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至于“创作”，梁启超肯定了六位史家，即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黄宗羲，这是肯定了他们在纪传体、典制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学案体方面的创造性发挥（其中郑樵，是推崇其《通志.略》，似可看作是界于纪传体与典制体之间的人物），对于其他众多史家，梁启超则一概否定他们的“创作”。其实，这里是大有思考余地的。第一，中国古代史家能有如此多样的创造，为世界史学上所罕见，实为难得。这本是一大优胜之处，应充分肯定。第二，中国古代的其他史家，如刘知幾、章学诚、王夫之、顾祖禹、崔适等，近代史家如魏源、王韬、黄遵宪、姚莹、张穆、何秋涛等，在各自的领域内也多有创造；即使像班固、李涛、马端临等，在原有的体裁基础上，也不是没有任何创造。第三，“因袭”也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历史编撰的连续性，这种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历史编撰的发展，对于反映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似不能认为“中国之旧史”是“不能创作”的“因袭”。如此看来，《新史学》对“中国之旧史”的批评（包括对正统、书法、纪年的批评），是不是不能成立呢？不。它的批评在整体上和方向上，是能够成立的。今天来看待这些批评，自然应采取分析的和辨证的观点和方法，对于批评中的片面性应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而不必苛求于作者当时的认识。
我在本书自序中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那篇文章，因论点与思路都出自先师白寿彝先生，故没有收入本书，但它确是我心中永不忘却的纪念。五年前，我写了一篇题为《白寿彝先生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文章，发表在《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从爱国者走向马克思主义者，这是20世纪一大批史学工作者所走过的共同道路。要成为一位博洽、专精而又满怀卓识的史学家，这是只有那些勤奋、多思、富于创造精神的史学工作者才可能达到的境地。作为一个时期的史学建设的杰出的代表人物，这只有为数不多的史学家才能做到。白寿彝先生以自己毕生的勤奋和追求、理论和实践，确定了自己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位置。”2009年2月19日是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我愿以这一段话以及这一本小书，作为对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本书所收录的文稿，除订正文字讹误外，内容和文句均一仍其旧，以存其真。此外，在体例上有两点说明；一是有些文稿发表时原为尾注。现均改为脚注；二是为了明确有的文稿撰写的背景或具体缘由，故于这些文章的末尾增写了“作者附记”。本书是一本专题性质的论集，但因有些文章撰写的时间相隔较远，或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或约稿者的要求有所不同，这些主客观的原因，难免使有的文章在论述上可能存在不完全一致的地方，甚至也存在个别重复之处，对此，敬请读者予以谅解。至于本书可能存在的某些疏漏和缺点乃至错误，我诚恳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