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
2012-8
安徽人民出版社
佐藤铁治郎
267
245000
吴小娟
无
本书作者佐藤铁治郎为一名日本记者、报人，曾在中国、朝鲜生活居住约三十年，20世纪初在天津日租界经营时闻报馆，利用其记者身份，搜集了不少袁世凯的资料，撰写出这本(《袁世凯传》。传记展示了纨绔子弟袁世凯如何从朝鲜发迹，又如何通过小站练兵成为大清的柱石，以及他如何罗织自己的关系网，如何被罢官的诸多细节。 该书最早由时闻报于1909年5月5日印刷。可正准备装订成册时，时任农商工部参议的袁克定(袁世凯长子)向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同时面见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小幡酉吉讨说法。天津一名袁世凯提拔的蔡姓官员也向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提出严正交涉，要求销毁这本书。这时，天津租界西村警察署长只好通知佐藤铁治郎，在没有得到警方通知前，此书不准上市。为了避免影响清朝和日本关系，日本驻京公使只好责令日本天津领事馆妥善解决。最终双方协商由袁克定付钱购买该书的印刷品，佐藤铁治郎在收到钱后把印刷品送交租界警察署，然后由袁克定的代理人负责销毁。 佐藤铁治郎是奉日本政府之命来天津办报，在朝鲜、清朝、日本三国活动频繁，所以传记对袁世凯驻扎朝鲜时期的记述比较多。书中所抄录的来信、电稿、笔谈等，特别是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的条例规章、新政时期的政令措施，很多内容现在已经很难找到。而本书对于袁世凯编织关系网的描述，不单对于我们了解袁世凯其人，而且对于了解晚清历史不无裨益。不然当时的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也不会“认为书中所述内容应有可供参考之处”，更不会有保留孤本散叶样本的决定了。当然对于一个日本记者在一百年前，用中文写就的著作，各位看官也须擦亮眼睛，以免盲人摸象失之偏颇。 吴小娟 2012年5月15日于扬州大学
本书是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三十年中国、朝鲜观察的精粹，因为解密了很多晚清民国要人隐私，遭到了袁世凯长子和天津官员的封杀，以致孤本尘封于日本外务省百年之久。书中对于袁世凯朝鲜发迹情况记述颇多，而所抄录的来信、电稿、笔谈等，尤其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的条理规章，新政时期的政令措施，很多内容现在已很难找到。无怪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也认为“书中所述内容应有可参考之处”。
佐藤铁治郎，日本记者，报人，曾在中国、朝鲜居住约三十年，20世纪初在天津日租界经营时闻报馆。当时不少天津百姓经常向该报馆投递读者来信，反映天津地方的政俗民情以及百姓呼声。出于职业的敏感，佐藤铁治郎将此类资料积累编排。后来他依据这些百姓投书以及他在中国、朝鲜搜集到的相关资料，撰写了这部《袁世凯传》。
译者的话
自序
第一章 在朝鲜的日子
第一节 好男儿当兵去
第二节 袁世凯，我看行
第三节 护君使者
第四节 我大院君，又回来了
第五节 朝鲜太上皇
第六节 朝鲜出了个东学党
第二章 练兵，练兵
第一节 甲午有片飘零的云
第二节 我，袁世凯招兵了
第三节 康有为来了，快跑
第三章 天子脚下是非多
第一节 感谢北京荣将军
第二节 巡抚山东
第三节 袁世凯办事，我放心
第四节 大官难敌二哥
第五节 不改革，吾宁死
第六节 混在军机的日子
第七节 无官一身轻
第四章 晚清改革先锋
第一节 只愿不是满族人
第二节 我练兵，你立正
第三节 当义和团遇上袁世凯
第四节 警察难做
第五节 再穷不能穷教育
第六节 再苦不能苦留学生
第七节 中国司法奠基人
第八节 君主立宪 第一人
第九节 李鸿章的接班人
第十节 实业救中华
第五章 袁世凯为什么能
第一节 异类袁世凯
第二节 没有太后就没有袁世凯
第三节 都是 （ 康 ） 圣人惹的祸
第四节 性格决定命运
第五节 用钱敲开王爷门
第六节 曾经沧桑难为水
第七节 感谢北京李公公
第八节 袁世凯与他的小站人
第九节 外国公使眼中的明白人
第六章 欲与天公试比高
第一节 “我”不是曹操
第二节 伊藤博文、俾斯麦没啥了不起
第三节 曾国藩、李鸿章也不是腕
第四节 张之洞更不事儿
跋
附录 袁世凯轶事
第二节 袁世凯，我看行袁世凯真正置身军界，是从朝鲜壬午之变的时候开始的。壬午之变发生的根源在于日清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所以要了解袁世凯的事情，就必须先知道日本和清政府的交涉情况以及朝鲜变乱产生的原因。在日本的明治初年，朝鲜一味依赖清朝，坚持闭关自守的政策，不与其他国家互相往来。我日本国的君臣见东亚局势艰辛，担忧唇亡齿寒的事情发生，于是劝朝鲜变法自强，不要光有依赖的心理。清朝却把朝鲜当做自己的藩属国，对朝鲜的内政进行干涉，但凡朝鲜朝廷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和身在远方的李鸿章商量。假使清政府真的能够做到奋发图强，加强军事以抵御外敌入侵，那么清朝以上的做法还有说得过去的地方。然而清朝自己内政不修，边境缺少防备，自己国家的事都顾不过来，还夜郎自大，这就造成了日本和清朝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意见大相径庭。朝鲜一些有识之士感恩于日本的忠告，有了独立自强的志向。而那些朝鲜的顽固者受到清朝的笼络，仍然想依赖清朝，以小国侍奉大国为宗旨，两个党派的争端也因此而产生。感恩于日本的忠告而省悟的是独立派，奉行依赖清朝政策的是事大派。日本明治十五年，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美国派海军中将拉斐尔为全权大臣，驾着军舰来到朝鲜，要求和朝鲜缔结条约，开始通商。因为朝鲜的内政外交都受到清朝的干涉，拉斐尔于是先到清朝拜见了李鸿章。这正是美国人的外交手腕。李鸿章没有明白美国人的用意，误以为美国要和朝鲜缔结条约，先来通知他，这表明美国承认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于是答应了美国通商的要求，并请拉斐尔在天津议订草案。李鸿章一面嘱咐朝鲜国王派遣大臣金允植到天津，一面为两国拟订条约草案，他满以为清朝可以成为此次缔结条约的主导者，于是在条约草案的第一条就写上了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美国大臣见到这份草案后严词拒绝，李鸿章也无可奈何。等美国大臣到朝鲜时，清朝派遣水师提督丁汝昌来到朝鲜，强迫朝鲜在条约内声明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朝鲜迫于形势压迫，在条约之外另给美国大臣一个照会，声明自己是清朝的藩属国。美朝签订的这个条约对朝鲜极为不利，条约订立之后，朝鲜人心里都非常痛恨清朝，都知道清朝不足以依靠，想脱离清朝的束缚而争取国家独立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朝鲜的大王昏庸懦弱，王后闵氏专横淫乱，控制着朝政大权。朝鲜大王的父亲大院君叫李昰应，他极为不平，想清君侧，整朝纲。加上朝鲜受清朝逼迫，和美国缔结了屈辱的条约，群情激愤，大院君便在暗地里对民众进行煽动。此时恰好碰上朝鲜京城因为合并军营，造成士兵缺少粮饷，给军士发了一些无法食用的粮食。于是，七月二十三日，士兵高喊着聚集在一起，直奔长官府邸，大肆屠戮，闵氏一族被杀者尤其多，此次事件逐渐蔓延到日本的使馆。日本的花房公使差点被杀，日本商人和民众的财产也受到很大损害。幸亏公使逃到了济屋浦，被英国船只救起，才得以将此消息报告给日本政府。当时清政府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回到了老家，代替李鸿章处理事务的是张树声。张树声听到朝鲜的急报后，立即命令吴长庆带军队到朝鲜平定变乱。这是袁世凯在军界初露端倪的一个大好时机。袁世凯在吴长庆军中磨砺了许久，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可以一试身手的机会。他听说有军情，于是自告奋勇要求报名参战。吴长庆的军队由于长久驻扎，没有操练，军队战斗力非常衰弱。现在军队整装待发，可是军官借故躲避，士兵到处逃窜，营务处以及各营的武官都纷纷请假。正当吴长庆痛恨手下退缩不前的时候，袁世凯却请战，吴长庆欣喜异常，对袁世凯大加表扬，并派遣他为援朝鲜的先锋委员，率领二百名亲兵先行开赴朝鲜。袁世凯得到军权后，他的党徒也都得到了委任。袁世凯带领军队长驱直入，到达朝鲜后随即大肆杀戮。当得知变乱的起因是由大院君煽起之后，袁世凯表面上派兵保护大院君，实则暗地里将大院君囚禁起来，静等吴长庆的军队和丁汝昌的水师军舰到朝鲜后，再对大院君进行发落。此时，我日本国的花房公使也带领海陆军队进入朝鲜京城，向朝鲜兴师问罪。朝鲜答应给日本赔款五十万元，并同意我日本国派驻二中队的守备部队，保护日本使馆的安全。当日本公使和朝鲜朝廷谈判时，袁世凯经多方侦探，打听到日本和朝鲜的协议已经达成，日本还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赔款，他对此忿忿不平。当时袁世凯的权力还不能直达清廷，只能鼓动吴长庆、丁汝昌等人，立即将日本向朝鲜索要赔款的事情上报给清政府，想通过一些手段对赔款一事进行干涉。清政府于是命令驻东京的清政府公使和丁汝昌出来调停此事，而日本则坚决不同意。袁世凯于是向吴长庆建议，可先将大院君擒拿审问。于是清军在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下，交给了丁汝昌，送到天津交给李鸿章审讯。作为国君的父亲，无缘无故被逮到别的国家，已属天下奇闻，而现在又交由李鸿章进行审讯，只有暴虐荒诞的清朝，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韩王昏庸懦弱，此事岂能善罢甘休。清军驻扎在朝鲜名义上是为了肃清朝鲜的内乱，而实际上则是到处制造事端，加上袁世凯所带的亲兵，多是他家乡的一些无赖之徒，这些人穷困多年，自认为这次出征来到的是清朝的藩属国，所以肆行暴虐，无所不为，朝鲜几乎没有一寸干净的土地了。当时各种新闻报纸都纷纷登载吴长庆军队的种种暴行，就连清朝的御史张幼樵（按：张爱玲祖父，李鸿章的女婿，字幼樵）也上书弹劾吴长庆。清政府命令李鸿章责罚吴长庆治兵不严，并查办军中的闲散人员，将他们遣送回国。吴长庆本是个谨慎的人，在清朝的军界颇负盛名。这次不仅受到各家报纸的负面报道，还受到清政府的训斥，于是他将全军的武官都集中起来大力进行整顿。当时军中有个跟随吴长庆多年的参将叫黄仕林，战功卓著。他手下的人曾抢到一名相貌漂亮的民女，打算献给黄仕林，但却被袁世凯手下的人抢走了。黄仕林到袁世凯处索要，袁世凯置之不理（另一种说法是此女已被袁世凯占有），黄仕林因此嫉恨袁世凯。此时正好吴长庆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进行会商，黄仕林趁机向吴长庆汇报说：“所有这些坏事都是袁世凯带的亲兵小队干的，我看到后曾告诉过袁世凯，但他竟然置之不理。”袁世凯听说后，强忍着没有发作，等到第二天出去巡查的时候，恰好碰上黄仕林的手下闯入朝鲜民宅强奸民女，袁世凯将其就地正法示众，随后才向黄仕林禀报此事。不料想，袁世凯所杀之人正好是黄仕林最为亲信的人，黄仕林痛恨之极，拿着手枪径直来到袁世凯的住处。此时袁世凯去向吴长庆通报此事尚未回来，黄仕林愤怒之余将袁世凯的房间破坏了一番才离去。袁世凯的手下到吴长庆营中去禀报此事时，黄仕林也杀到了吴长庆营中。吴长庆见黄仕林来者不善，就令袁世凯暂且躲避一下。黄仕林到后，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有要了袁世凯的性命才能甘心，即使是在长官面前也毫不顾忌。之后不久，吴长庆把黄仕林调到别的地方，将他与袁世凯隔绝起来，才解了此围。几天后，袁世凯的马夫随着袁世凯出巡，怀里揣了一件女人的衣服，被袁世凯发觉，袁世凯盘问他衣服的由来，马夫支支吾吾，没说出个由头，袁随即将他就地处斩。庆军在袁两次重罚之后，军纪陡然严明，即使是袁世凯的亲信和爪牙也都大为恐惧，朝鲜的全境也因此稍稍有所安定，吴长庆大力表扬袁世凯能治军。明治十六年，也就是光绪九年（1883），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清朝需要筹备海防，想调吴长庆的全部军队回国。但因日本驻朝鲜公使馆有两个中队的护卫部队，为了与日本在朝鲜相持抗衡，清廷只调吴军的大半回去驻守海防，在金州大连湾等要害部位留下了1500人驻守朝鲜。这1500人需要有个统领，于是吴长庆向李鸿章推荐了袁世凯，称袁世凯的才能和智谋可以胜任。李鸿章批准了吴长庆的建议，派袁世凯担任庆军营务处，袁世凯终于有了统辖三军的权力。“袁世凯”这三个字也终于传到了李鸿章的耳朵里。
袁世凯是近代四大伟人之一，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仅次于曾国藩。——毛泽东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李鸿章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伊藤博文这本袁世凯传记，是一个日本记者的作品，堪称是一本难得一见又充满传奇色彩的著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本书被尘封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几乎一百年之久，不为世人所知。作者是当时驻天津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他长期生活在朝鲜和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该书详述袁氏之行事、政界之经历，以其过为过，以其功为功，英雄末路，坎坷陷于不遇之境，时势交逼，再至于立世之时。总之，作者欲以满腔之热诚，寄同情之心，期以破清国朝野人士迷顽之心，除此之外殆无他意。袁氏也可能赞成而喜其得知己于邻国。——日本外交界的中国通 郑永邦这部书的用处不仅有助于袁世凯研究，也有助于晚清史研究及新《清史》的编纂。佐藤铁治郎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经常活动于中国、朝鲜、日本三国，所以他对袁世凯驻朝期间之行事记述较多，同时还记述了清朝与朝鲜、日本三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牛润珍
《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讲述中国宿敌日本记者眼中的袁世凯。尘封日本外务省百年的孤本传记首度出版，再现一代枭雄励志发迹史，袁世凯长子、天津官员、日本领事馆都要封杀的绝版传记终获发行，重温治世能臣力主改革的心路历程。
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 ——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 该书详述袁氏之行事、政界之经历，以其过为过，以其功为功，英雄末路，坎坷陷于不遇之境，时交逼，再至于立世之时。总之，作者欲以满腔之热忱，寄同情之心，期以破清国朝野人士迷惘之心，除此之外殆无他意。袁氏也可能赞成而喜其得知己于邻国。 ——日本外交界的中国通 郑永邦
无
《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这本被封杀了百年的孤本传记首度出版，讲述袁世凯从领兵朝鲜到慈禧之死这一时期的事迹。作者佐藤铁治郎，这位在中国、朝鲜生活了三十年的日本记者，和袁世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以不同寻常的眼光和超近的距离来观察袁世凯的一举一动，使得读此传记，更具有人性化，让袁世凯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更添一份传奇色彩。 这也是一本充满传奇的书籍，因为此书成书之时，袁世凯还在世，为了不影响自己声誉，此书当年遭到袁世凯长子、天津官员、日本领事馆的全面封杀。尘封在日本外务省百年之久，直到现在，才得以出版。由此，我带着好奇的心，走进书里，领略另一番不同的异域观点。本书作者由于距离袁世凯生活时代过近，所以产生了一些不客观的论点。对此读者应该有一份能辨别的心，感受另一种观点，从中找出客观真实的资料。此书最为可贵是，收录了袁世凯各种书信、电稿、笔谈等，还收录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期和新政时期的政令措施。这些资料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所以此书的价值非常高，作为全面了解袁世凯不得不读的一本传记。 在书的前面第一章：《在朝鲜的日子》，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祖国日本开脱，一味把问题都推卸到清朝身上，并且不惜曲解一些意义，使得内容不够客观公正，甚至觉得有些可笑。如在书中第50页，关于日本侵略朝鲜时，作者居然写道：因为我日本国认为朝鲜是个主权国家，而清朝认为朝鲜是其附属国。作者强调，就是因为日本要保护朝鲜主权问题，所以出兵帮助朝鲜。对此等存在着扭曲历史真相的行为，读者可查相关历史背景资料，作出正确的判断。 这一章里，虽然描述的都是史实，但作者始终没有站到客观公正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不过，这更加显示出本书的原汁原味，也能反应出当时日本人对清朝的看法，值得品味思考。 后面的内容由于日本参与不多，所以显得比较客观，作者对袁世凯也从最开始的贬，变成了褒。在书中，你会感受到袁世凯的另一面，因为此书完成在袁世凯称帝之前，那时候慈禧刚死不久，袁世凯失去靠山，被迫辞职归隐。所以那时候的他，名声并没有以前那么坏。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投靠了慈禧，得到慈禧恩宠。后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西逃，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时候袁世凯又去讨好慈禧，嘘寒问暖，博得了慈禧的信任。慈禧回京重新掌权后，把各种权利集袁世凯于一身，袁世凯身兼多职，位高权重。 由此，书中重点列出了袁世凯在位时期的一系列新政改革，不得不承认，这些措施具有进步性，下面我列出袁世凯新政的主要措施：1. 裁减书吏和差役，解决冗官的问题。2. 增加官员俸禄，解决因为官员薪水低，而爱收礼的陋习。3. 取消地方形同虚设的防勇，换成新的警察制度。4. 教育改革，将多余的庙堂修改成学堂。并且修建了中国第一所军事学堂。5. 发行公债，解决政府财政问题。6. 大兴科学，重视科技发展。从以上措施里面可以看出，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只会投机取巧的人，前半生他的做法或许只是为了自保，但到了高位之后，他就开始施展他的理想。不过可惜的是，这些政策后面因为清朝官场腐败至极，得不到完全的实施，最后都不了了之，弄个虎头蛇尾。作者最后把责任推到袁世凯监督力不够和袁世凯身边的官僚腐败身上，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时中国大环境如此，根本原因牵涉甚广，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改变。或许作者是以日本明治维新的眼光，来审视袁世凯新政。因为身处国家不同，所以作者就以明治维新的标准来衡量袁世凯新政。书的后面，都是对袁世凯的一些评价，作者明显有些赞美过度，作者认为袁世凯绝对不会成为像曹操、刘裕一样的枭雄，不会窜夺清朝的江山，因为在日本人的眼里，皇权是不能撼动的，日本的皇室一直是一脉相承。最多是当政的大将军进行变动，就像当年日本幕府时期一样，作者认为袁世凯那怕权力再高，也不过自己建立幕府称大将军，而不会结束清朝的统治。并且作者认为不管是外国的俾斯麦、伊藤博文，还是中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不能和袁世凯相比。这些说法，当然也是作者的一面之词，不足为信。最后，我想通过书中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这样让大家更能清晰的看待此书。第一个，书中出现“两宫“一词是1900八国联军侵华时，而慈安已于1881年去世，所以此书的两宫是指光绪和慈禧。特此说明，以防读者误解。第二个，书中说当时皇帝（光绪帝）身体不适，不理朝政。其实当时光绪帝已经被囚禁，无法参与朝政，而作者是日本人，不了解情况，所以误认为是皇帝身体不好，不去管理朝政。第三个，书中讲述袁世凯从朝鲜调至回京后，说那段时期袁世凯无事可做，日子悲惨。其实真实原因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后，故意留在京城打杂，而不去地方当温道处捞银子。他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往上爬，对此书中描绘袁世凯是被动选择的，而非主动。第四个，慈禧死后，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免官职，书中分析十分表面化，或许是因为近距离的原因，所以看起来，更像当时市井小民流传的言论一样，不过，这样反而流露中真实的一面，给人感觉这些事情就发生在眼前，而不是一百年前。第五个，对康有为的重新审视，作者认为是康有人利用光绪帝想夺取更高权力，所以伪造圣旨，想逮捕慈禧。结果害得光绪被囚禁，所以作者根据当时的资料得出结论，认为康有为只是在利用光绪，而非真正想和光绪帝一起变法图强。综上所述，本书存在着太多值得人思考的地方，也是少见的“另类”书籍。袁世凯这个传奇人物，现在因为这本书显得更加传奇了。虽然此书存在大量主观因素，但是我们恰恰就需要一本这样的书籍，以另一种角度来看袁世凯。从多个主观面看事物，才会变得更客观。书中收录的珍贵资料也值得收藏，由此，这本《袁世凯传》进一步来说可丰富大脑，退一步来说可排困解乏。因为精彩，所以精彩。
袁世凯，晚清时期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他的罪状罄竹难书，背信弃义破坏康有为戊戌变法，挟制清帝退位自命总统，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等。中华书局出版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有记载人们对他的评价：“乃既无道德以为体，又无学识以为用，徒挟古帝皇之思想，以盗民国，则其才适足以济其恶人，终至身败名裂，为共和罪魁。”不过教科书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袁世凯逝世后，北洋政府对其实行“国葬”之礼，以表“崇德报功”之意，对他在晚清时期对于教育、司法以及君主立宪制度的改革尝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的确，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同的阶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立场。只有抱着对研究历史的浓厚兴趣，多搜集有关史料，才能获得相对公正客观的结论。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世凯传》的作者佐藤铁治郎是在中朝居住三十年的日本记者，他在华期间经营报馆，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从而出版了本书，也提供给中国读者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审视在日本人眼中的袁世凯。 《袁世凯传》主要记述了袁世凯从籍籍无名的小辈到风光位极人臣，再到被宣统帝免官的历史过程，对于之后宣誓就职大总统及承认“二十一条”等历史事件并没有涉及，这当然有佐藤自己的政治考量，不过书中详细的史料特别是抄录的袁世凯与李鸿章等人的书信、电稿以及笔谈等等，都非常有参考价值。读者可能更熟悉袁世凯在飞黄腾达后的所作所为，却不知道其在通往权力顶峰的路途中所经历的努力和艰辛。虽然这些努力包括欺上瞒下或是阿谀逢迎，但也包括其为了清政府的利益以及为了自己获得重视和褒奖，所做的很多工作。 从书中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袁世凯也是抱有极其复杂心态的，佐藤讲述袁世凯驻朝经历时，对其强力干涉朝鲜政事的行为深表不满，因为这严重损害了日本国在朝鲜的利益。通过书中的史料也可以看出当时袁世凯也遭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的谴责。书中，佐藤写到“因为我日本国认为朝鲜是个主权国家，而清朝认为朝鲜是其藩属国。袁世凯历年来，一直在朝鲜扶植清朝的势力，剥夺我日本国在朝鲜的权力。”由此可见，其对袁的成见，主要来源于袁驻朝期间的种种表现，严重影响了日本在朝的利益，以至于后来日本不惜出兵朝鲜以示抗议。 但另一方面，佐藤对于袁世凯在晚清推行的新政又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袁任直隶总督期间，极力推行改革，实行高薪养廉，给官员增加俸禄，将陋规废除。在天津小站练兵期间，袁执行严格的军律，整肃军纪，并开办军官学堂以培养人才，而后又在京津地区大力推广警察制度，开设警察局和警察学堂，在遭到众多反对意见时仍坚持己见，并命人潜心翻译西方警察学书籍，将先进的管理经验引入国内。从以上事例还可以看出，袁世凯每创办一件事情，必兴办一个学堂，通过学堂来研究所办事项的客观规律，并进行教育的普及。他刚刚就任直隶总督，就首选创立了外国文学大学，这种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视，在当时的清朝大臣中，算是先锋。同时袁对于留学生的关怀和鼓励也在《袁世凯传》中有所体现。佐藤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于袁在练兵、司法、教育甚至立宪制度改革上所做的尝试进行了讲述，可见其对袁能力的认可。 其实不光是日本人对袁有这正反两面复杂的认识，就在当初袁世凯刚刚离世的时候，北洋政府和革命党人执有极度相反的意见，诚如本文开篇提到的北洋政府对袁世凯歌功颂德，以“国葬”的礼遇对待，而革命党人则将袁评为“叛国违法”、“恶贯满盈”，孙中山曾在公开宣言中批驳“袁氏一人，为梗五岁，所由使人太息痛恨，而不敢稍自暇逸者也”。在彼时，对于袁的舆论导向业已成为不同派别政治势力之间斗争的战场。随着历史车轮向前转动，我们离真正客观的史实越来越远，这让我不禁想起唐诺先生在评价英国作家约瑟芬•铁伊的作品《时间的女儿》中说过的话，“从铁伊的汤尼潘帝，我们会想到，时间，其实是个麻烦的母亲，她会不孕，她会难产，当她生产时，所生的并不只有一个名叫“真相”的独生千金而已，她还生出更多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女儿来。”
转眼间，辛亥革命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回想起这场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伟大革命，再进一步追溯旧中国由晚清向民国过渡的这段跌宕起伏的近代史，被扣上“窃国大盗”帽子的袁世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并不那么光彩，学过高中历史的人都会记得近代史的教科书上对袁世凯有这么一句简明扼要的评价：“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然而，被盖棺定论了一百年的袁世凯所获得的评价真的是客观公允的吗？作为“乱世之枭雄”的袁大总统难道同时不能是一位“治世之能臣”吗？读了这部与袁世凯同时代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所作的《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我们也许会对这位后来的洪宪大帝改变一些固有的看法，也会不禁感叹原来在邻邦日本有这样一位理解他、赞赏他并能相对客观地评价他的异国知己。也许正是因为“旁观者清”吧，佐藤铁治郎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袁世凯，他不再仅仅是“窃取了革命果实的”的野心家，而是一位深谙外交之道的外交家、一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军事家、一位投身国家改革中兴的改革家和一位心系朝廷临危受命的政治家。“袁世凯，字慰廷，河南项城县人，……,上到诗人、侠客，下到屠夫，都和他非常友善”，这样的开头使得这部传记像极了《史记》的纪传体，袁世凯就以这样“性任侠”的形象出场，作者佐藤铁治郎的这种司马迁式的笔体也向读者展现出他的“实录”精神，让我们感受到其笔下袁世凯的真实性。袁世凯似乎天生就是要从军的，就像当年的楚霸王项羽，立志要学“万人敌”。在老天的眷顾下，袁世凯遇到了贵人吴长庆，在军营中获得学习和历练，并迅速成长起来。而朝鲜的壬午之变也给袁世凯以崭露头角的大好机会，他在得到军权后，成功地控制了朝鲜皇室，平定了朝鲜的叛乱。无论是入侵朝鲜王宫、大肆杀戮，还是与李鸿章的密电往来、使得清廷出军朝鲜，都显示出袁世凯“彪悍的外交手腕”，难怪会令作者两次感慨袁世凯实在是“令人可惊可畏”！李鸿章无疑是袁世凯的另一个大贵人，他通过袁世凯在朝鲜所展现出来的过人才能对他青眼相看，在递呈朝廷的书函中评价袁世凯“该员素有血性，驻韩三载，能任劳任怨，惟少年气锐，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常之处”。可以说，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既肯定了袁世凯的吃苦耐劳有血性，又指出了他有时会意气用事的缺点，这一点在袁世凯之后的人生中不断得到印证。在天子脚下办事的袁世凯是一个“治世之能臣”。袁世凯能够获得荣禄的褒扬，甚至后来虏获西太后的心，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力。袁世凯训练陆军三年，军纪严明，卓有成效，朝廷还下发了圣旨奖励他。袁世凯在清朝军事尚处萌芽之时，能够掌握军事方略之大略，写出行之有效的新兵训练要则，在作者看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认为“假若当时清朝军队能够上下一心，力求进步，那么清朝就可以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了”，甚至认为袁世凯的军事著述“是清朝军事改良进步的起点”。袁世凯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无论是在剔出积弊这样的“寻常事”方面，还是对付义和拳和外交这样的“重要事”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对于近代中国的改革和中兴，敢想敢干的袁世凯是有重要贡献的。在政治方面，袁世凯大力整顿吏治，例如他废除了清朝官场的逢年过节给大官送礼的“陋规”这种不正之风，再如北洋新政中“清朝警察制度的实行、陆军的改良、科学的输入”这些都是他的功绩；在军事方面，袁世凯在甲午战败后，接受训练陆军，一改以往军队陋习，创立军规，开办军官学堂培养人才，他练习新兵，能够“扫除积弊，赏罚分明，言无不行，令无不遵”；在教育方面，袁世凯倡议废除科举，广设学堂，设立了北洋大学堂、高等工业学堂以及各类师范学堂、中小学堂若干，他还指出“教育之道，无智无愚，必使人人有普遍之道德、知识、技能，而后国民之程度增高，国力亦与之俱进”，可谓用心良苦。总之，在佐藤铁治郎的笔下，袁世凯在内是军事的奇才、改革的先驱，在外是外交的高手、令诸国无限敬畏的兴邦达人。但是，佐藤铁治郎也多次指出袁世凯最致命的缺点——用人不当。袁世凯不像那些发现他的伯乐那些能够“慧眼识珠”，他所选拔的人才，用作者的话说是“牛鬼蛇神，无奇不有”，作者认为这也是袁世凯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他所提报的杨士骧、陈昭常、朱家宝等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不靠谱”的人，而深得袁世凯信任的唐绍仪则是最贪婪险恶的，其恶劣事迹“罄竹难书”。作者认为袁世凯最后就是毁在这些“不靠谱”的人手里的。当然，从本书来看，作者没有写道袁世凯篡权称帝的事，所以对他后面的功过就没能加以更多的评述。不得国人之心，却能深得这位日本报人之心的袁世凯，真不知道应该替他难过还是高兴，但相信袁世凯本人如果读了这部传记的话，一定会对有这样一位异邦知己而感到喜不自禁的。而对于我们当代读者来说，能够借助佐藤铁治郎的这部当年被封杀、几近绝世的书稿（这不仅是一部名人传记，更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晚清中国的“当代史”），来重新认识这位被误读百年的袁世凯，重新审视那段并不久远、还未被尘封的中国近代史，也实在是一件难得之幸事。
读中国近代史，谁都无法绕开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日本人左藤铁治郎，上世纪20年代，曾在天津日租界经营时闻报馆，利用职务之便，搜集和积累了大量有关袁世凯的相关资料。继而，写就是这部《袁世凯传》。照此看来，便是一个外籍新闻记者以独特的视角，真实的再现了历史事件中的袁世凯其人。对于我们今天评价袁世凯无疑，提供了较全面的帮助。袁世凯虽出身显赫，但自幼不喜读书，且生性放荡不羁。年轻时两次乡试未中，遂决计弃文从武，便投在父亲好友淮军统领吴长庆门下。后来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大清王朝有着宗藩关系。吴受命到朝鲜平叛变乱，袁世凯在李鸿章的奏举下，担任援朝的先锋官，率二百多亲兵先行开赴朝鲜进行镇压。此时开始置身军界。此后的三年在朝使凯在清朝军界得以立足。通过驻天津小站练兵，袁得以培植一批亲信。从而，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只待日后羽翼丰满。大名鼎鼎的徐世昌，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人，都是这时候发迹的。可以说天津小站练武是清朝新军得以发展的起点，袁世凯因此奠定了个人事业的基础。这时他意识到，在大清王朝政界要想发展，须广交朋友，罗织人脉。于是在天津开始挑选首领，招募人才。他分析了清军现状，决定从弊病着手开始整治。他先改营治，再定规则，聘请外国军事教练训练新军。又凭着过人的聪明缔结雇佣契约，可以说训练新兵是袁世凯施政初期最值得向人炫耀的事情。之后投靠满人荣禄，遂平步青云。待戊戌会试时，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受到光绪帝的首肯，几个月内清王朝百废待兴，变法图强，全世界都对大清朝刮目相看。这时袁趁机结交康，并义结金兰。倘若从戊戌变法中寻找教训，康轻信袁的狡诈之术才导致流血事件，康广仁、刘光第等菜市口身首异处。其实，戊戌变法是“温和”的变革，清政府却用“激进”的手段来扼杀。康、良被迫流亡海外，新政尽废，“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花翎。政变失败后，西太后垂帘听政。袁荣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仕途上一帆风顺。极至三年里北洋六镇各省的军权均无旁落他人。袁开始大耍两面派手腕，派人刺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同时，拉拢以梁启超等清末立宪派，帮助他们组建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对抗。借助英国人从五国银行获得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款，之后镇压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推向长城流域各省。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创办警察是清王朝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文明之举。创办之初的艰辛可想而知，袁百折不挠力求进步，经过努力最终收到了完美齐备的效果。他提倡培养裁判官，改良监狱，试办裁判所，可谓是中国司法奠基人。清王朝自庚子事变后，袁在山东绞杀义和拳运动。不久京津沦陷，两宫太后出逃山西，八国联军驻扎北京后，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未完成义和人物就病逝了，他的接班人是袁世凯。西太后对其恩赏有加，且日后言听计从。可见清政府对他的信任。于是，袁大刀阔斧的颁布训政，尤其是警察制度的时兴，陆军的改良，科学的输入等都是他的政绩。自1906年7月光绪帝颁布立宪诏书，袁迫于压力辞去所兼各职。之后一心经营地方新政，创建了审判庭和自治会，一心倡导立宪，却最终随波逐流。在外交上袁严守中立规定，苦心支撑积弱的清王朝。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坚持清帝退位和袁宣誓效忠共和作为先决条件，袁以革命党人的声势，迫使宣统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后，袁窃取革命成功果实，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位。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历史，其实要从鸦片战争开始。炮火击碎了一个东方帝国的美梦，同时也刺痛了一个沉睡民族的痛感神经。西方列强以一种野蛮方式，强行敲开了中华民族长久封闭的大门。毛泽东后来在总结中国近代史时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年代四十年代中期，共计105年的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大清王朝海禁全面放开以后，才开始全面了解世界。之前外交上不是野蛮无理，就是拱手听命。割地赔款使国库亏空，国民陷入深重的苦痛之中。袁世凯是一个很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练新军，办洋务的同时，不断地扩张个人势力。有人说袁是一个运气极佳的赌徒，直到倒台的前一刻都一直满手好牌。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倒行逆施者终究要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袁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就在国人的一片声讨中一命呜呼。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五四运动”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文明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读中国近代史 ，谁都无法绕开一个人 ，那就是袁世凯。日本人佐藤铁治郎，利用在天津日租界经营时闻报馆之便，搜集和积累大量有关袁世凯的相关资料 。继而，写就了一部《袁世凯传》 。无疑，这出自一个外籍记者的视角，而对于我们了解袁世凯其人大有帮助。
袁世凯虽出身显赫，但自幼不喜读书。从武后投在淮军统领吴长庆门下 。当吴受命到朝鲜平叛变乱时 ，袁任援朝先锋官，三年里他轻松立足清朝军界。通过天津小站练兵，又进一部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权。他改营制定规则训练新兵，之后投靠满人荣禄遂平步青云 。当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欲使大清变法图强时 。袁施展其两面派手段 ，从而导致康广仁、刘光第等菜市口身首异处。“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花翎。进而荣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无论是镇压二次革命，还是在山东绞杀义和拳运动，他都拼命维护清朝的反动统治。尤其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便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 。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共和成功，袁又暴露出他的狡诈嘴脸，。以革命党人的声势，迫使宣统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后，袁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
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历史 ，其实要从鸦片战争开始，炮火击碎了一个东方帝国的美梦。西方列强以一种野蛮方式 ，强行敲开了中华民族长久封闭的大门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史时曾经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中期，共计105年的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 ，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不难看出他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人 。不论是在练新军，还是办洋务，他都费尽心机扩张个人势力。然而，倒行逆施者终究要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袁的皇帝梦只做了83 天，就在国人的一片声讨中一命呜呼。我想只要有良知，无论是本族，还是外籍友邦，都会对袁世凯其人持有公正的言辞。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五四运动”的炮声，宣告着中华文明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应付完中学时代的考试，历史在我的脑海里几乎被驱逐殆尽，提起袁世凯，隐约记得曾经背诵过的历史教科书里说他“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单这贬义尽显的用词，就不耽误我这糊涂的脑袋正确地将袁某人划分到“坏人”的队伍中去。
看日本人佐藤铁治郎所著《袁世凯传》，一半处于好奇，一般半出于“猫眼看人”的考虑出发，副标题做“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的名人传记确实会让人好奇，凌乱琐碎的见闻札记竟能拼出一代枭雄的发迹之路，况还是与我邦往日有冤近日有仇俗称“小日本儿”的侵华后代所著，这样的关系，不论出于知己还是用于知彼，都必须值得一看。
这本书我读的艰难又缓慢，一来由于自己历史功课欠账过多，其间涉及的众多人物事件都要另问度娘，二来，通过额外做功课知晓佐藤铁治郎原意非常期望中国读者来读这部著作，因而原著全部由汉语写成，但由于他骨血里仍是日本国的臣民，在讲述历史事实时那些随意流露的民族自大心理和毫不掩饰对于近代中国民众和腐败清政府的蔑视语气，总让我读的气结难消，因而觉得异常艰难。例举其间一二：“……假使当时清政府胜利，日军失败，那么我们日本一定会全力恢复，意图东山再起，而清政府则会因战胜而骄傲自满，兵备日益松弛，清朝之后遭遇的失败，估计比家务战争更为惨重。假使当时清政府失败，日本胜利，那么只不过是将甲午战争往前移了十一年而已，酣睡的清朝也可以早一点醒来。”这样的评价，若被同胞写出我们或可接受，不会像这样面对一个日本人的冷酷评判而顿觉羞愤难当，气愤他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强盗逻辑，羞愧甲午战争这场民族的浩劫中我们当时的国家和政府是如此的无能，以至于让今天的我们依然蒙羞。但同时，这样的话从日本人口中说出，更让我们在羞愤后自觉去反思，今天，此时此刻，我们的领土和尊严又一次遭受同样敌人的挑衅时，我们的民族能否铭记那时的历史给予我们的鞭策和教训，百十年后的民族脊梁能否挺起应有的雄姿和气节！
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而再次走向严重危机的当下，读这样一本能重见卖国之徒，重回国耻之日，重温国耻之殇的书，许是让我们变得头脑清晰、意志坚定、心灵强大的最好、最理性的选择罢！
黑格尔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谓任人打扮，无非就是按照著史者的认知涂脂抹粉。这种认知可能是学术上的局限，也可能是为了某种目的曲解。无论是将她捯饬成清纯小妹，还是描画成风骚妞儿，都在史家的一支春秋妙笔。所谓誉也春秋，罪也春秋，并非著史者所能左右，后人自有公论。不过将写《袁世凯传》的佐藤铁治郎与孔夫子相比，不免跳蚤骏马并论。吾辈之所以提出孔夫子这个古典时代的人物，是因为佐藤动辄一副写《春秋》的模样，似乎他是那个时代的孔夫子。但这也暴露出，他的思想的陈旧，以及眼光的狭隘。在西方世界大倡人人平等时，还时时“我日本君臣”的唱着。说穿了，当时的日本与清王朝，不过是新马车与破牛车的对比。而佐藤还自命为飞机上的公民，令人哑然。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毁则为窃国大盗，誉则为改革先锋。其实，两种论断都不面偏颇。在相当长一个时间段内，人们对历史的论断是非黑即白的，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不能以“君子小人”的分野作为标准，而应从多个层面来评价。佐藤铁治郎所著《袁世凯传》，表面上看材料翔实，论据脉络清晰，但若以当时中日之间发生的大事件为参照，就会发现，他所书写的历史，不过是一张漂亮的历史画皮，背后藏着一张极为狰狞的面孔。 佐藤在自序中论及日俄战争时说：“于是日本仗义出兵，成千上万忠肝义胆的义兵，血肉横飞，帮清朝争回了土地……”。简直是笑话，日本出兵攻击俄军，企图明明是与沙皇俄国争夺中国的权益，却被说成是“仗义出兵”，不只是故意颠倒是非，还是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洗了脑。论史水平如此拙劣，便可知他所勾勒出来的袁世凯将背负一张怎样的皮囊。 袁世凯的发迹源于处理朝鲜问题。十九世纪末期，朝鲜仍然是中国的藩属国（两千余年的古代史中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但日本为了打破其岛屿国家的局限，制订了侵略朝鲜的方针。并勾结朝鲜国内的分离主义分子金玉均、朴永孝制造事端，企图将朝鲜分离出去。这势必遭到宗主国——清王朝的反对。在列强环伺，风雨飘摇的时候，反应迟缓的清王朝还是做出了难得的应对，派兵入驻朝鲜。在处理这起危机中，袁世凯果断而狠辣，以雷霆手段和怀柔手腕，暂时稳住了朝鲜的局势，是日本人的企图破灭。其后，朝鲜王室派太监刺杀了分离主义的魁首金玉均，并试图在东京刺杀朴永孝，但因日本政府的保护而未能成功。后来，日本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侵略中国和朝鲜。日本政府的目的在于把势力延伸到亚洲大陆，但佐藤却说甲午战争的原因是日本国民愤于对金玉均、朴永孝的刺杀。以此作为甲午战争的支持论据，简直形同笑谈。 佐藤在书中一再重申，日本出兵朝鲜是为了朝鲜的利益，是为了使朝鲜觉醒、强大。但他却在论及袁世凯打击分离主义者，扶植朝鲜王室力量时自相矛盾的说“袁世凯历年来，一直在朝鲜扶植清朝的势力，剥夺我日本国在朝鲜的权利，我日本国虽然在朝鲜的权利日益退缩，但是从来没有片刻忘记这一点。”清朝作为朝鲜的宗主国，实际及其保护国，在朝鲜拥有自己的力量并无不妥。实际上，历代中国一直帮助朝鲜维持其独立，曾在唐代时在白江口击败过日本的入侵，在明代万历时期击败过丰臣秀吉的入侵（万历三大征之一）。因此，袁世凯在朝鲜培植清朝力量亦属正常，但日本作为一个第三方国家，在朝鲜有什么利益？袁世凯剥夺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其目的正是维护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佐藤提及日本在朝鲜的利益，恰恰是落下了日本侵略朝鲜的口实。 此外，在论及袁世凯练兵，改革，乃至用人等方面都有不少谬误，甚至有不少内容属于毫无根据的传闻。比如在谈及袁世凯属下的官员及幕僚时，极尽扭曲之能事。他说唐绍仪只会简单的口头英语，为人骄奢淫逸，贪污腐败，还男女通吃，是个双性恋。实际上，唐绍仪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精通英语，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不俗的外交成就。佐藤不谈具体的成就，却专拿个人作风说事，实在是舍本逐末。还说抗日将领姜桂题在甲午战争时临阵脱逃，得了袁世凯的庇护而青云直上，却丝毫不提“田台庄战斗”，姜桂题与日军血战二十余天，使日军未占到便宜。在谈及袁世凯的北洋系人物时，只是对段芝贵、杨世骧、杨士琦等人物一笔带过，且极力丑化，并避而不谈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可圈可点的人物。 佐藤铁治郎这部所谓“三十年中国、朝鲜”的札记，表面上看极尽客观，实际上毫无“治史”精神。比之于孔夫子，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弄笔的跳蚤。但是，此书仍然有一看的价值。之所以要看，就是要知道跳蚤怎么跳，怎么叫（未知跳蚤会叫否，即便不会叫，也是蚊虫一类，讨厌如一也），怎么咬人。
袁世凯，一个能够进入历史书籍的人物，必定有其过人之处，然而，关于他的重大事迹的印象几乎模糊不清，唯一记得的却是他的卖国贼的称号。也许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惯性思维，对人的正面认识再多，都抵不上一次负面影响。读《袁世凯传》，让我再次认识了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的精彩人生。
《袁世凯传》这本书不是袁世凯本人的自传，而是一位来自日本的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三十年的中国、朝鲜生活中，记录的关于袁世凯的点点滴滴，汇总而成的札记。他记录了袁世凯的官宦人生的开始，记录了袁世凯总督朝鲜的精明手段，描述了袁世凯回到北京的小站训练新军，感慨了袁世凯在清末这个动荡的历史中如何能够官至军机大臣，得到皇帝的认可，几乎涵盖了发生在袁世凯身上的重大事记。然而，在这些记录中，最让我看重的则是，他的新政。无论历史如何客观的评价，正如作者说的，袁世凯一个通过捐纳而被保举而成的官员，在为官的过程中，却能够革故鼎新，处心积虑，尤其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说服皇帝采纳自己的建议。为了国计民生，他创建新式学校，建立出国留学机制，为中国的政治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为了富国强民，在只知道剥削民脂民膏，以图自饱的官场，他却能提倡奖励生产，经营各种有活力的实业；为了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他效仿日本维新之初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办法，培养裁判官人才，成为中国司法的奠基人；为了减轻由于失败而带给人民的赔款负担，袁世凯审时度势，在清朝兴起排满革命风潮之时，因势利导，提出只有立宪才能抵制革命的想法，也是因此，袁世凯将自己放在“我为人肉”的地步。从佐藤的札记，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性大事中，都有袁世凯的身影，而他的加入往往都具备积极的因素。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开始从官开始，经历总督朝鲜，小站练兵，军机大臣，建立学校，培养留学生，“百日”皇帝，最终在人民的声讨声中，抑郁而终，结束了他跌宕的人生。
历史的长河中，也许我们仅仅记住了袁世凯这个名字，其实已经足够，因为相对于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很渺小。然而，在《袁世凯传》中，佐藤将一个鲜活的袁世凯呈现在读者面前，他有许多人都无法企及的经历，他有许多正反两面的诸多评论，有时候他还有分裂的双重人物性格，对于我们这些读者，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了我们一个精彩纷呈的人生。
小时候，我们从历史书上看到的袁世凯，是一个窃取民国胜利果实残酷迫害革命党人的伪君子、是一个出卖民族利益向日本奴颜婢膝的卖国贼。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慢慢长大的我，明白了人性的复杂性，后代人书写历史时会因其宣传的需要和立场不同，从不同的角度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不同的阐述，袁世凯无疑就是这样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对于争议历史人物，我们要想了解他的全貌，就不得不博览各家学说，而这本由日本人书写的《袁世凯传》，虽然在部分内容上有所偏颇，在日本侵华的事实上诸多袒护甚至黑白不分，但仍不失为一本了解袁世凯其人的参考书，因为正如本书“译者的话”中所说一样，该书于1909年印刷，所描述的内容是在袁世凯称帝之前，大多讲的是袁世凯的成绩，是我们从小了解到的那个袁世凯之外的另外一个袁世凯。
通读全书，我最大的感悟是，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首先，书中提到了袁世凯的三大成就：
一是驻守朝鲜十二年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杯俎折冲，使他成为十八世纪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
二是小站练兵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军事人才和将领，加速了旧军队的淘汰，并且在军制、兵种、官兵的要求、训练与考核、奖惩、军事教育、军纪等方面，都同以往的军队不同，是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开始。
三是在晚清时，袁世凯是清朝趋向改革和进步的高层官员中的第一人，他的一系列改革对中国的影响远超维新派，甚至可以说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还在李鸿章之上。
简言之，袁世凯其人，恰与三国时的曹操类似，于治世则为能臣，遇乱世则可为奸雄。而他人生的结局、选择，实则与曹操、刘裕、杨坚等人差相仿佛，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律，他的未来也将是拨乱反正、一统中华，稳居一朝太祖的牌位。
不过，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而他又是一个旧派的人物，对于衰弱已极的老大中国，他看到了重建权威的必然方向，却没有利用诸如“训政”、“专政”之名新招牌的觉悟，把自己的路走绝了。如果他没有称帝、如果他能够更具政治智慧、如果他能看清当时的局势，甚至如果他能多活十年……
很不幸，历史没有如果。正因为如此，他在同盟会诸公的描绘下成了贪婪无比的窃国大盗，在人们眼中成了签订“二十一条”谋求称帝的卖国贼，在文学作品、乃至史学著作中成了出卖谭嗣同的小丑。尽管很多人说：“这些可以有！”我们仍只能遗憾地说：“这些真没有！”
最近我读了由中华书局推出的一系列来源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人物点评。不得不说这些书作不失为很有特色的特殊角度阅读首选。尽管对于这些中国的历史人物有很多的记载，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一点便是不同角度和不同立场下对于他们的看法肯定意见无法一致。而正是如此的缘由，我们此刻也可以在现今这种各抒己见，言论自由的读书氛围中领略如此这般高谈阔论的随性发挥。很是惬意，很是畅快！
《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一书便是出自于一个日本记者关于中国政局之中老袁的文字纪实。客观而言，里面的内容，评价，介绍可能有失公允，毕竟作者的立场注定着对于中国历史政局之中的偏见性不容抹杀，然而撇开这些难免的有色眼光评论，我们今日的中国读者很是可以从中感受一个更为多方面，更详细，多方位的袁世凯这个人物。尽管讲述的是中国的老袁，然而基于老袁的政治谋略，我们同样也可以从一个朝鲜的侧面进一步认识这个比较特殊的人物。
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我们不可否认袁世凯的某些政见和主张偏离历史前行的脚步。但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可以如此地获得这样的地位，拥有这样的权势，敢于宣扬这样的主张势必有其能力的存在性。所以说，这里的日本记者同样地没有否认袁世凯还是有相当大的能耐和政治主张。尽管他不能称之为是英雄，但是他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名枭雄；尽管他并没有被世人认可，但是他却绝对地拥有着某些值得为人称道的手段和能力。那样混乱的时局，那样不堪的政坛，那样混沌的历史，袁世凯的存在和展露政局终究有其必然性和能耐力。以往我所读到的历史著作很多对于袁世凯否定的多。然而这里，我却看到了一个更为完整和形象的老袁形象。朝鲜之时的崭露头角，甲午战争之时的兵戈铁甲，颇有见地的自我升官智，晚清改革先锋的推动者，左右逢源之下的野心勃勃------
不可否认，人总是有那么某些的私心和贪念。随着自己权利的庞大，一个政客也许在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之中不断地扩张和追逐。虽然他的最终结局注定了他的枭雄地位，但是哪怕是日本记者也不得不字里行间透露着对于袁世凯的某些认可。
事实上，除了关于袁世凯的品评，我觉得本书更在某种潜意识中渗透着作者关于记录政局人物，浅谈中，日，朝三国间的相互关系。更是值得为现在关心时局的人们作为某种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参考和渊源的深入了解。
出自于日本作者的手笔，一部《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深入浅出地讲述和揭示着出自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人物。很是可以让我们从中读到某些有别于以往的人物特色和点评来。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有人在讲过去的故事。既然是人讲的故事，那就有虚构的和非虚构的之说。历史既然是人讲的，那就有被改动的嫌疑，所以真正的历史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事实证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完全全的好人，也没有一个完完全全的坏人，每个人都有着自身的功过，你应该一分为二地看他。但是，不管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做的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人总还是那个人，这些事都是他所做的，所以在一分为二之后，你还必须得合二为一，把这人当做整体来进行品评。
袁世凯不是好人，当提起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印象。当然，这是自己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造成的，袁世凯到底是不是好人，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是怎样的，我们并不清楚，也不敢确定。只是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换个角度看看，听听别的声音，未尝不是件好事。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在那些日本人的眼中，袁世凯是什么样子的。
个人觉得，这本书写得还是很客观的。虽然本书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一个日本鬼子那种盲目的自大，到处都有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罪行的偏袒，但我们还是要承认，有关袁世凯的部分，他写的真的很客观。在某些敏感的问题上，作者也不轻易下结论，而是持着保留的态度，这一点实在是应该赞扬。毕竟写史最重要的就是求实，如果任意捏造歪曲历史，那样对后人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太坏了。
在否定袁世凯之前，我们必须肯定袁世凯。袁世凯能够在清末走上高位，这与他的个人能力是分不开的。要知道，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在二十余岁的时候搞定朝鲜那边的大事。在朝鲜的事情上，袁世凯无疑是有功的。而也正是他在朝鲜的优异表现让他发迹起来，一步步走向高位。所以作者也将袁世凯称为能人。除却朝鲜发迹，袁世凯的另一项功劳自然是小站练兵。这也是他的另一个能力。除去这些，我们还应该看到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的建树。当时义和团之乱可以说是席卷京津一带，但是袁世凯却能让拳民无法在山东立足，山东在袁世凯治下保持稳定，他的能力也可见一斑。
如果说因为袁世凯破坏了戊戍变法，恢复帝制就否定他，我觉得也不是十分公平。戊变之时，袁世凯已经算是身居高位，成为两方拉拢的对象。袁世凯做出最有利的选择，未必是错。恢复帝制只是袁世凯野心的体现，蒋介石虽然不曾恢复帝制，但他为中国带来了真正的民主嘛？尤其是老蒋在台湾的时代，台湾不也是个没有帝制的帝国嘛？
虽然我很不喜欢这个日本人替日本说话的腔调，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本传记还是比较耐读的。我们从中可以详细、真实地了解到袁世凯的一些事情。毕竟袁世凯算是日本人的敌人，他们不会故意说袁世凯的好话，所以本书对袁世凯肯定的地方的确可以证明袁世凯的能力和功劳。
值得一看。
袁世凯真正置身军界，是从朝鲜壬午之变的时候开始的。壬午之变发生的根源在于日清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所以要了解袁世凯的事情，就必须先知道日本和清政府的交涉情况以及朝鲜变乱产生的原因。在日本的明治初年，朝鲜一味依赖清朝，坚持闭关自守的政策，不与其他国家互相往来。我日本国的君臣见东亚局势艰辛，担忧唇亡齿寒的事情发生，于是劝朝鲜变法自强，不要光有依赖的心理。清朝却把朝鲜当做自己的藩属国，对朝鲜的内政进行干涉，但凡朝鲜朝廷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和身在远方的李鸿章商量。假使清政府真的能够做到奋发图强，加强军事以抵御外敌入侵，那么清朝以上的做法还有说得过去的地方。然而清朝自己内政不修，边境缺少防备，自己国家的事都顾不过来，还夜郎自大，这就造成了日本和清朝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意见大相径庭。朝鲜一些有识之士感恩于日本的忠告，有了独立自强的志向。而那些朝鲜的顽固者受到清朝的笼络，仍然想依赖清朝，以小国侍奉大国为宗旨，两个党派的争端也因此而产生。感恩于日本的忠告而省悟的是独立派，奉行依赖清朝政策的是事大派。 日本明治十五年，也就是光绪五年（ 1879 ），美国派海军中将拉斐尔为全权大臣，驾着军舰来到朝鲜，要求和朝鲜缔结条约，开始通商。因为朝鲜的内政外交都受到清朝的干涉，拉斐尔于是先到清朝拜见了李鸿章。这正是美国人的外交手腕。李鸿章没有明白美国人的用意，误以为美国要和朝鲜缔结条约，先来通知他，这表明美国承认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于是答应了美国通商的要求，并请拉斐尔在天津议订草案。李鸿章一面嘱咐朝鲜国王派遣大臣金允植到天津，一面为两国拟订条约草案，他满以为清朝可以成为此次缔结条约的主导者，于是在条约草案的第一条就写上了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美国大臣见到这份草案后严词拒绝，李鸿章也无可奈何。等美国大臣到朝鲜时，清朝派遣水师提督丁汝昌来到朝鲜，强迫朝鲜在条约内声明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 朝鲜迫于形势压迫，在条约之外另给美国大臣一个照会，声明自己是清朝的藩属国。美朝签订的这个条约对朝鲜极为不利，条约订立之后，朝鲜人心里都非常痛恨清朝，都知道清朝不足以依靠，想脱离清朝的束缚而争取国家独立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朝鲜的大王昏庸懦弱，王后闵氏专横淫乱，控制着朝政大权。朝鲜大王的父亲大院君叫李昰应，他极为不平，想清君侧，整朝纲。加上朝鲜受清朝逼迫，和美国缔结了屈辱的条约，群情激愤，大院君便在暗地里对民众进行煽动。此时恰好碰上朝鲜京城因为合并军营，造成士兵缺少粮饷，给军士发了一些无法食用的粮食。于是，七月二十三日，士兵高喊着聚集在一起，直奔长官府邸，大肆屠戮，闵氏一族被杀者尤其多，此次事件逐渐蔓延到日本的使馆。日本的花房公使差点被杀，日本商人和民众的财产也受到很大损害。幸亏公使逃到了济屋浦，被英国船只救起，才得以将此消息报告给日本政府。当时清政府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回到了老家，代替李鸿章处理事务的是张树声。张树声听到朝鲜的急报后，立即命令吴长庆带军队到朝鲜平定变乱。这是袁世凯在军界初露端倪的一个大好时机。 袁世凯在吴长庆军中磨砺了许久，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可以一试身手的机会。他听说有军情，于是自告奋勇要求报名参战。吴长庆的军队由于长久驻扎，没有操练，军队战斗力非常衰弱。现在军队整装待发，可是军官借故躲避，士兵到处逃窜，营务处以及各营的武官都纷纷请假。正当吴长庆痛恨手下退缩不前的时候，袁世凯却请战，吴长庆欣喜异常，对袁世凯大加表扬，并派遣他为援朝鲜的先锋委员，率领二百名亲兵先行开赴朝鲜。袁世凯得到军权后，他的党徒也都得到了委任。袁世凯带领军队长驱直入，到达朝鲜后随即大肆杀戮。当得知变乱的起因是由大院君煽起之后，袁世凯表面上派兵保护大院君，实则暗地里将大院君囚禁起来，静等吴长庆的军队和丁汝昌的水师军舰到朝鲜后，再对大院君进行发落。此时，我日本国的花房公使也带领海陆军队进入朝鲜京城，向朝鲜兴师问罪。朝鲜答应给日本赔款五十万元，并同意我日本国派驻二中队的守备部队，保护日本使馆的安全。当日本公使和朝鲜朝廷谈判时，袁世凯经多方侦探，打听到日本和朝鲜的协议已经达成，日本还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赔款，他对此忿忿不平。当时袁世凯的权力还不能直达清廷，只能鼓动吴长庆、丁汝昌等人，立即将日本向朝鲜索要赔款的事情上报给清政府，想通过一些手段对赔款一事进行干涉。清政府于是命令驻东京的清政府公使和丁汝昌出来调停此事，而日本则坚决不同意。袁世凯于是向吴长庆建议，可先将大院君擒拿审问。于是清军在八月二十六日将大院君拿下，交给了丁汝昌，送到天津交给李鸿章审讯。作为国君的父亲，无缘无故被逮到别的国家，已属天下奇闻，而现在又交由李鸿章进行审讯，只有暴虐荒诞的清朝，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韩王昏庸懦弱，此事岂能善罢甘休。清军驻扎在朝鲜名义上是为了肃清朝鲜的内乱，而实际上则是到处制造事端，加上袁世凯所带的亲兵，多是他家乡的一些无赖之徒，这些人穷困多年，自认为这次出征来到的是清朝的藩属国，所以肆行暴虐，无所不为，朝鲜几乎没有一寸干净的土地了。当时各种新闻报纸都纷纷登载吴长庆军队的种种暴行，就连清朝的御史张幼樵（ 按：张爱玲祖父，李鸿章的女婿，字幼樵 ）也上书弹劾吴长庆。清政府命令李鸿章责罚吴长庆治兵不严，并查办军中的闲散人员，将他们遣送回国。吴长庆本是个谨慎的人，在清朝的军界颇负盛名。这次不仅受到各家报纸的负面报道，还受到清政府的训斥，于是他将全军的武官都集中起来大力进行整顿。当时军中有个跟随吴长庆多年的参将叫黄仕林，战功卓著。他手下的人曾抢到一名相貌漂亮的民女，打算献给黄仕林，但却被袁世凯手下的人抢走了。黄仕林到袁世凯处索要，袁世凯置之不理（ 另一种说法是此女已被袁世凯占有 ），黄仕林因此嫉恨袁世凯。此时正好吴长庆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进行会商，黄仕林趁机向吴长庆汇报说：“所有这些坏事都是袁世凯带的亲兵小队干的，我看到后曾告诉过袁世凯，但他竟然置之不理。”袁世凯听说后，强忍着没有发作，等到第二天出去巡查的时候，恰好碰上黄仕林的手下闯入朝鲜民宅强奸民女，袁世凯将其就地正法示众，随后才向黄仕林禀报此事。不料想，袁世凯所杀之人正好是黄仕林最为亲信的人，黄仕林痛恨之极，拿着手枪径直来到袁世凯的住处。此时袁世凯去向吴长庆通报此事尚未回来，黄仕林愤怒之余将袁世凯的房间破坏了一番才离去。袁世凯的手下到吴长庆营中去禀报此事时，黄仕林也杀到了吴长庆营中。吴长庆见黄仕林来者不善，就令袁世凯暂且躲避一下。黄仕林到后，气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有要了袁世凯的性命才能甘心，即使是在长官面前也毫不顾忌。之后不久，吴长庆把黄仕林调到别的地方，将他与袁世凯隔绝起来，才解了此围。几天后，袁世凯的马夫随着袁世凯出巡，怀里揣了一件女人的衣服，被袁世凯发觉，袁世凯盘问他衣服的由来，马夫支支吾吾，没说出个由头，袁随即将他就地处斩。庆军在袁两次重罚之后，军纪陡然严明，即使是袁世凯的亲信和爪牙也都大为恐惧，朝鲜的全境也因此稍稍有所安定，吴长庆大力表扬袁世凯能治军。
刚收到书的时候，随手翻阅了自序，这位日本作者佐藤铁治郎开篇第一句用了两个贬义的词描述自己：低下、浅薄。敢于如此自我定位的作者确实比较另类。初以为此，很是喜欢，以为作者是以客观公正的文笔写就此书，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初时好感多已消散。 我很奇怪，译者说这是一个日本人用中文写的，那译者是译了甚？未读原文，其中偶有发现一些用词的不恰当，我无法判断到底是作者的还是译者的。谈及此处，我唯一能肯定的是章节标题是译者写的，原因是有很多现代语句。 细读，文章的内容虽然罗列了大量的真实史料，但在作者叙述的言语之间，能很直观的感觉到，建立在史料上的评判在极度客观与自傲主观中不断徘徊，以至于我很认同一些观点，却很反感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民族立场。 读这本书，可以了解很多历史细节，这些细节记载的很详细，日本人确实喜欢把事做得很细，琐碎连篇的史料文字，字字句句收录得很完正。 作者似乎很欣赏袁世凯其人，在书中多处评判时，都有明言。但我建议在阅读之时，因在从前自后的史料中，将其连惯体味，袁世凯的人物性格，是能够如泥塑一样，在心中一点点拼凑起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要停留在佐藤铁治郎的论断上，这我是不赞同的。此书最好之处，在于对清朝时政的一些清晰解读，随着书一页一页的翻过，对于清朝那段历史的认知也不断加深，作者是一个身处在那段历史的人，他的解读，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其中不免有很多关于日本国家行为定义的一些虚假，比如日本是为了让朝鲜独立才会与清朝有了甲午之争，但在今天看那不过是日本接管了清朝在朝鲜的权力，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么的高尚，但仍有大量的分析还是客观的，也是非常难得的。作为一本记载了大量细末史料的书籍，在被尘封一百多年后，重新摆在大家面前，很珍贵，但作者很深的立场站位，会影响阅读的思维联想，百年前的袁世凯之子要禁此书，我们不难理解，百年后的我们，对于那段值得我们深深牢记、警示、回味的落后史已经有太多的书籍给我们述说过。对袁世凯、清史想有更深入了解，或者你需要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这本书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比如我，以前只是从正统教科书上知道袁世凯其人就是一个复辟封建帝王制度的坏蛋，一个破坏民主革命的坏蛋，总而言之是个罪人。看了这本外国人写的《袁世凯传》，发现对我以前对袁世凯的认识还是有相当颠覆作用的。作者记录了袁世凯的出身、发迹史，如何从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小混混，变身为一个大人物，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袁世凯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对中国教育事业做了相当重要的一些事情。作者认为，清末民初的袁世凯在很多方面都是开创先河之人，北洋新军、兴办教育、修建铁路、洋务贸易等等，说袁世凯的初衷是如何如何好，但是却都毁于唯利是图的小人、奸人，袁世凯每每识人不明，被小人、奸人蒙蔽。要说某些事被蒙蔽有可能，要是所有大事都是因为被小人蒙蔽恐怕说不通，用人失察难免不被认为是一种开脱和借口，都用一个借口太单调了吧。 其实本书并没有写到袁世凯‘篡位’、称帝等年月，除了说袁世凯出身官宦实则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地痞流氓外，很多地方貌似都对袁世凯吹捧有加，比如袁世凯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如何最终获得李鸿章大人的青睐和重用，后来又被慈禧太后极为赞赏和倚重，被日本人恨之入骨。书中记载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对‘上级领导’言听计从的人，相反他常常不服从指挥，我行我素，甚至倒行逆施，尽管如此，袁世凯却能把握住事物的要害，给他的倒行逆施找到最有利、最充分的理由。比如，清朝一开始对义和拳采取纵容的对策，但是袁世凯则不听那一套，他说：真正的义和拳是刀枪不入的，只要是能被刀枪打死的都是假义和拳，所以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拳始终采取严加防范、全面镇压的政策。袁世凯善于搞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善于搞公关，每到一地，袁世凯都会打通各方关节，广交人脉，进而控制住人事，获得各种消息。书中还详细写了袁世凯驻朝鲜期间，如何对朝鲜这个清朝的附属国进行干预，袁世凯一心想把朝鲜变成清朝的行政省，由于各种阴差阳错，终归未能实现。 像袁世凯这样一个人物，他能在历史上占据位置，不可能没有一些过人之处，感觉他应该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怎么也比刘皇叔强吧。书中有不少历史照片，很多袁世凯时期的历史文献，之乎者也的文献。
1.能够认清时势，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袁世凯因不愿意读书而被吴长庆训斥时，毫不畏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不喜欢读书，只喜欢军事，并不是因为我敢于违背您的命令，而是因为如今处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之中，必须要学习可以战胜万人的计谋不可，难道仅靠读书就能建立功名吗？”袁世凯的这番话得到了吴长庆的认可，也因此得以进入军中，开始了自己的军事之旅。战乱年代，要想有番功绩必然要投笔从戎的。有时选择大于努力。 2.从小事做起，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袁世凯从一个不学无术的混混成长为清朝权倾一世的大臣，离不开李鸿章的提携。我们从《袁世凯传》中的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到袁世凯搞定上司的功力，袁世凯驻守朝鲜时，从朝鲜大臣口中探到一些秘密事情。在向李鸿章报告这些内容时，他并没有草草了事，而是对这些内容重新进行了加工，并谎称这是和韩王及执政大臣的谈话记录。这一加工，使报告的内容更加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能打听到韩王及执政大臣的谈话记录自然表明袁世凯是相当有能力的。他在李鸿章心中的地位也是通过这些细节得以巩固的。 俄国公使曾联合了美国等多个国家的公使，试图要将袁世凯赶出朝鲜，都没有成功。袁世凯却因此加官晋爵，除了袁世凯高超的外交手腕，李鸿章对他的庇护也是重要原因。这样看来，袁世凯注重细节也算得到了回报。 3.储备人脉。在江湖上混，必得多些朋友路才好走，袁世凯这样有野心之人自然懂得储备人脉，当时政界有权有名声的人，袁世凯都与之交好。当然袁的交际手腕也是相当高的，我们略举一小例就可以看出他的交际才能。阮忠枢在袁世凯的门下主管文书之事，袁得知阮忠枢因缺钱而不能与校坊的赵熙官成婚时，便利立刻给老鸨送去了数千金，将赵熙官赎身送给阮忠枢。阮忠枢自然会因为对袁世凯忠心耿耿。 4.心胸宽广，主动化解与他人的误会。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与袁世凯积怨很深。袁世凯欲与之化解矛盾，得知二哥要来天津。袁世凯便利亲自迎接，非常恭敬地接待了袁世敦，这也使得袁世敦很受感动，兄弟二人又重新和好。当时的袁世凯地位要比袁世敦高出很多，可是仍然放下架子，主动化解二人之间的矛盾，此等心胸也是值得让人佩服的。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位高权重的袁世凯尚且会主动与人修好，何况我们泛泛之辈。 读史使人明智，世界千变万变，人性永不变。历史已过去，不论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我们都已无从改写，反倒不如在读史时学习一些前人的智慧充实一下我们的大脑，就像吃零食时顺便补充一下营养一样，益心益身，《袁世凯传》就是一份有营养有口感的零食，吃货们不妨一试。
一个从日本人眼中看到的袁世凯。
袁世凯在朝鲜如何如何 这样的书以前没有 可读
记录了袁世凯的青年时代，援韩，驻韩，小站练兵，护理北洋大臣，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被免官等经历，还有他与慈禧、光绪帝、摄政王、李莲英等人的关系。比较客观，有新意。
袁家和北洋集团都不愿意看到这本书出版，有他们的道理的。这本书中提到的北洋集团贪腐的事情确实会给当时“赋闲”的袁世凯带来新冲击，让袁世凯更加被动。
对西后、光绪帝、袁世凯、康有为，有不一样的分析，特别是说到康有为。
袁世凯是时代的产物，其命运透射出时代的无奈
能读到作者对自己祖国变革图强的骄傲，对同宗文化中国不幸的惋惜。
图文并茂，包装不错，纸质也可以，内容等读了之后再评吧
我们有些时候被世俗文化熏陶的太多，而对一些人就抱以既定的态度，其实当我们真的愿意去了解他，一切都不是你之前想的那样。。。。请阅读，，。。
看得晕晕的，觉得没有购买的必要！
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比如我，以前只是从正统教科书上知道袁世凯其人就是一个复辟封建帝王制度的坏蛋，一个破坏民主革命的坏蛋，总而言之是个罪人。看了这本外国人写的《袁世凯传》，发现对我以前对袁世凯的认识还是有相当颠覆作用的。作者记录了袁世凯的出身、发迹史，如何从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小混混，变身为一个大人物，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
袁世凯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对中国教育事业做了相当重要的一些事情。作者认为，清末民初的袁世凯在很多方面都是开创先河之人，北洋新军、兴办教育、修建铁路、洋务贸易等等，说袁世凯的初衷是如何如何好，但是却都毁于唯利是图的小人、奸人，袁世凯每每识人不明，被小人、奸人蒙蔽。要说某些事被蒙蔽有可能，要是所有大事都是因为被小人蒙蔽恐怕说不通，用人失察难免不被认为是一种开脱和借口，都用一个借口太单调了吧。
其实本书并没有写到袁世凯‘篡位’、称帝等年月，除了说袁世凯出身官宦实则是一个不招人待见的地痞流氓外，很多地方貌似都对袁世凯吹捧有加，比如袁世凯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如何最终获得李鸿章大人的青睐和重用，后来又被慈禧太后极为赞赏和倚重，被日本人恨之入骨。书中记载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对‘上级领导’言听计从的人，相反他常常不服从指挥，我行我素，甚至倒行逆施，尽管如此，袁世凯却能把握住事物的要害，给他的倒行逆施找到最有利、最充分的理由。比如，清朝一开始对义和拳采取纵容的对策，但是袁世凯则不听那一套，他说：真正的义和拳是刀枪不入的，只要是能被刀枪打死的都是假义和拳，所以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拳始终采取严加防范、全面镇压的政策。袁世凯善于搞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善于搞公关，每到一地，袁世凯都会打通各方关节，广交人脉，进而控制住人事，获得各种消息。书中还详细写了袁世凯驻朝鲜期间，如何对朝鲜这个清朝的附属国进行干预，袁世凯一心想把朝鲜变成清朝的行政省，由于各种阴差阳错，终归未能实现。
像袁世凯这样一个人物，他能在历史上占据位置，不可能没有一些过人之处，感觉他应该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怎么也比刘皇叔强吧。书中有不少历史照片，很多袁世凯时期的历史文献，之乎者也的文献。
转眼间，辛亥革命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回想起这场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伟大革命，再进一步追溯旧中国由晚清向民国过渡的这段跌宕起伏的近代史，被扣上“窃国大盗”帽子的袁世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并不那么光彩，学过高中历史的人都会记得近代史的教科书上对袁世凯有这么一句简明扼要的评价：“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然而，被盖棺定论了一百年的袁世凯所获得的评价真的是客观公允的吗？作为“乱世之枭雄”的袁大总统难道同时不能是一位“治世之能臣”吗？读了这部与袁世凯同时代的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所作的《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我们也许会对这位后来的洪宪大帝改变一些固有的看法，也会不禁感叹原来在邻邦日本有这样一位理解他、赞赏他并能相对客观地评价他的异国知己。也许正是因为“旁观者清”吧，佐藤铁治郎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袁世凯，他不再仅仅是“窃取了革命果实的”的野心家，而是一位深谙外交之道的外交家、一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军事家、一位投身国家改革中兴的改革家和一位心系朝廷临危受命的政治家。
“袁世凯，字慰廷，河南项城县人，……,上到诗人、侠客，下到屠夫，都和他非常友善”，这样的开头使得这部传记像极了《史记》的纪传体，袁世凯就以这样“性任侠”的形象出场，作者佐藤铁治郎的这种司马迁式的笔体也向读者展现出他的“实录”精神，让我们感受到其笔下袁世凯的真实性。
袁世凯似乎天生就是要从军的，就像当年的楚霸王项羽，立志要学“万人敌”。在老天的眷顾下，袁世凯遇到了贵人吴长庆，在军营中获得学习和历练，并迅速成长起来。而朝鲜的壬午之变也给袁世凯以崭露头角的大好机会，他在得到军权后，成功地控制了朝鲜皇室，平定了朝鲜的叛乱。无论是入侵朝鲜王宫、大肆杀戮，还是与李鸿章的密电往来、使得清廷出军朝鲜，都显示出袁世凯“彪悍的外交手腕”，难怪会令作者两次感慨袁世凯实在是“令人可惊可畏”！李鸿章无疑是袁世凯的另一个大贵人，他通过袁世凯在朝鲜所展现出来的过人才能对他青眼相看，在递呈朝廷的书函中评价袁世凯“该员素有血性，驻韩三载，能任劳任怨，惟少年气锐，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常之处”。可以说，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既肯定了袁世凯的吃苦耐劳有血性，又指出了他有时会意气用事的缺点，这一点在袁世凯之后的人生中不断得到印证。
在天子脚下办事的袁世凯是一个“治世之能臣”。袁世凯能够获得荣禄的褒扬，甚至后来虏获西太后的心，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力。袁世凯训练陆军三年，军纪严明，卓有成效，朝廷还下发了圣旨奖励他。袁世凯在清朝军事尚处萌芽之时，能够掌握军事方略之大略，写出行之有效的新兵训练要则，在作者看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认为“假若当时清朝军队能够上下一心，力求进步，那么清朝就可以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了”，甚至认为袁世凯的军事著述“是清朝军事改良进步的起点”。袁世凯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无论是在剔出积弊这样的“寻常事”方面，还是对付义和拳和外交这样的“重要事”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对于近代中国的改革和中兴，敢想敢干的袁世凯是有重要贡献的。在政治方面，袁世凯大力整顿吏治，例如他废除了清朝官场的逢年过节给大官送礼的“陋规”这种不正之风，再如北洋新政中“清朝警察制度的实行、陆军的改良、科学的输入”这些都是他的功绩；在军事方面，袁世凯在甲午战败后，接受训练陆军，一改以往军队陋习，创立军规，开办军官学堂培养人才，他练习新兵，能够“扫除积弊，赏罚分明，言无不行，令无不遵”；在教育方面，袁世凯倡议废除科举，广设学堂，设立了北洋大学堂、高等工业学堂以及各类师范学堂、中小学堂若干，他还指出“教育之道，无智无愚，必使人人有普遍之道德、知识、技能，而后国民之程度增高，国力亦与之俱进”，可谓用心良苦。总之，在佐藤铁治郎的笔下，袁世凯在内是军事的奇才、改革的先驱，在外是外交的高手、令诸国无限敬畏的兴邦达人。
但是，佐藤铁治郎也多次指出袁世凯最致命的缺点——用人不当。袁世凯不像那些发现他的伯乐那些能够“慧眼识珠”，他所选拔的人才，用作者的话说是“牛鬼蛇神，无奇不有”，作者认为这也是袁世凯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他所提报的杨士骧、陈昭常、朱家宝等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不靠谱”的人，而深得袁世凯信任的唐绍仪则是最贪婪险恶的，其恶劣事迹“罄竹难书”。作者认为袁世凯最后就是毁在这些“不靠谱”的人手里的。当然，从本书来看，作者没有写道袁世凯篡权称帝的事，所以对他后面的功过就没能加以更多的评述。
不得国人之心，却能深得这位日本报人之心的袁世凯，真不知道应该替他难过还是高兴，但相信袁世凯本人如果读了这部传记的话，一定会对有这样一位异邦知己而感到喜不自禁的。而对于我们当代读者来说，能够借助佐藤铁治郎的这部当年被封杀、几近绝世的书稿（这不仅是一部名人传记，更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晚清中国的“当代史”），来重新认识这位被误读百年的袁世凯，重新审视那段并不久远、还未被尘封的中国近代史，也实在是一件难得之幸事。
外国作者100年前写的，史料价值比较高。
《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这本被封杀了百年的孤本传记首度出版，讲述袁世凯从领兵朝鲜到慈禧之死这一时期的事迹。作者佐藤铁治郎，这位在中国、朝鲜生活了三十年的日本记者，和袁世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以不同寻常的眼光和超近的距离来观察袁世凯的一举一动，使得读此传记，更具有人性化，让袁世凯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更添一份传奇色彩。
这也是一本充满传奇的书籍，因为此书成书之时，袁世凯还在世，为了不影响自己声誉，此书当年遭到袁世凯长子、天津官员、日本领事馆的全面封杀。尘封在日本外务省百年之久，直到现在，才得以出版。
由此，我带着好奇的心，走进书里，领略另一番不同的异域观点。
本书作者由于距离袁世凯生活时代过近，所以产生了一些不客观的论点。对此读者应该有一份能辨别的心，感受另一种观点，从中找出客观真实的资料。此书最为可贵是，收录了袁世凯各种书信、电稿、笔谈等，还收录了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期和新政时期的政令措施。这些资料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所以此书的价值非常高，作为全面了解袁世凯不得不读的一本传记。
在书的前面第一章：《在朝鲜的日子》，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祖国日本开脱，一味把问题都推卸到清朝身上，并且不惜曲解一些意义，使得内容不够客观公正，甚至觉得有些可笑。如在书中第50页，关于日本侵略朝鲜时，作者居然写道：因为我日本国认为朝鲜是个主权国家，而清朝认为朝鲜是其附属国。作者强调，就是因为日本要保护朝鲜主权问题，所以出兵帮助朝鲜。对此等存在着扭曲历史真相的行为，读者可查相关历史背景资料，作出正确的判断。
这一章里，虽然描述的都是史实，但作者始终没有站到客观公正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不过，这更加显示出本书的原汁原味，也能反应出当时日本人对清朝的看法，值得品味思考。
后面的内容由于日本参与不多，所以显得比较客观，作者对袁世凯也从最开始的贬，变成了褒。在书中，你会感受到袁世凯的另一面，因为此书完成在袁世凯称帝之前，那时候慈禧刚死不久，袁世凯失去靠山，被迫辞职归隐。所以那时候的他，名声并没有以前那么坏。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投靠了慈禧，得到慈禧恩宠。后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西逃，连吃饭都成了问题，这时候袁世凯又去讨好慈禧，嘘寒问暖，博得了慈禧的信任。慈禧回京重新掌权后，把各种权利集袁世凯于一身，袁世凯身兼多职，位高权重。
由此，书中重点列出了袁世凯在位时期的一系列新政改革，不得不承认，这些措施具有进步性，下面我列出袁世凯新政的主要措施：
1. 裁减书吏和差役，解决冗官的问题。
2. 增加官员俸禄，解决因为官员薪水低，而爱收礼的陋习。
3. 取消地方形同虚设的防勇，换成新的警察制度。
4. 教育改革，将多余的庙堂修改成学堂。并且修建了中国第一所军事学堂。
5. 发行公债，解决政府财政问题。
6. 大兴科学，重视科技发展。
从以上措施里面可以看出，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只会投机取巧的人，前半生他的做法或许只是为了自保，但到了高位之后，他就开始施展他的理想。
不过可惜的是，这些政策后面因为清朝官场腐败至极，得不到完全的实施，最后都不了了之，弄个虎头蛇尾。作者最后把责任推到袁世凯监督力不够和袁世凯身边的官僚腐败身上，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时中国大环境如此，根本原因牵涉甚广，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改变。或许作者是以日本明治维新的眼光，来审视袁世凯新政。因为身处国家不同，所以作者就以明治维新的标准来衡量袁世凯新政。
书的后面，都是对袁世凯的一些评价，作者明显有些赞美过度，作者认为袁世凯绝对不会成为像曹操、刘裕一样的枭雄，不会窜夺清朝的江山，因为在日本人的眼里，皇权是不能撼动的，日本的皇室一直是一脉相承。最多是当政的大将军进行变动，就像当年日本幕府时期一样，作者认为袁世凯那怕权力再高，也不过自己建立幕府称大将军，而不会结束清朝的统治。
并且作者认为不管是外国的俾斯麦、伊藤博文，还是中国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不能和袁世凯相比。这些说法，当然也是作者的一面之词，不足为信。
最后，我想通过书中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这样让大家更能清晰的看待此书。
第一个，书中出现“两宫“一词是1900八国联军侵华时，而慈安已于1881年去世，所以此书的两宫是指光绪和慈禧。特此说明，以防读者误解。
第二个，书中说当时皇帝（光绪帝）身体不适，不理朝政。其实当时光绪帝已经被囚禁，无法参与朝政，而作者是日本人，不了解情况，所以误认为是皇帝身体不好，不去管理朝政。
第三个，书中讲述袁世凯从朝鲜调至回京后，说那段时期袁世凯无事可做，日子悲惨。其实真实原因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后，故意留在京城打杂，而不去地方当温道处捞银子。他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往上爬，对此书中描绘袁世凯是被动选择的，而非主动。
第四个，慈禧死后，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免官职，书中分析十分表面化，或许是因为近距离的原因，所以看起来，更像当时市井小民流传的言论一样，不过，这样反而流露中真实的一面，给人感觉这些事情就发生在眼前，而不是一百年前。
第五个，对康有为的重新审视，作者认为是康有人利用光绪帝想夺取更高权力，所以伪造圣旨，想逮捕慈禧。结果害得光绪被囚禁，所以作者根据当时的资料得出结论，认为康有为只是在利用光绪，而非真正想和光绪帝一起变法图强。
综上所述，本书存在着太多值得人思考的地方，也是少见的“另类”书籍。袁世凯这个传奇人物，现在因为这本书显得更加传奇了。虽然此书存在大量主观因素，但是我们恰恰就需要一本这样的书籍，以另一种角度来看袁世凯。从多个主观面看事物，才会变得更客观。书中收录的珍贵资料也值得收藏，由此，这本《袁世凯传》进一步来说可丰富大脑，退一步来说可排困解乏。因为精彩，所以精彩。
刚收到书的时候，随手翻阅了自序，这位日本作者佐藤铁治郎开篇第一句用了两个贬义的词描述自己：低下、浅薄。敢于如此自我定位的作者确实比较另类。初以为此，很是喜欢，以为作者是以客观公正的文笔写就此书，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初时好感多已消散。
我很奇怪，译者说这是一个日本人用中文写的，那译者是译了甚？未读原文，其中偶有发现一些用词的不恰当，我无法判断到底是作者的还是译者的。谈及此处，我唯一能肯定的是章节标题是译者写的，原因是有很多现代语句。
细读，文章的内容虽然罗列了大量的真实史料，但在作者叙述的言语之间，能很直观的感觉到，建立在史料上的评判在极度客观与自傲主观中不断徘徊，以至于我很认同一些观点，却很反感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民族立场。
读这本书，可以了解很多历史细节，这些细节记载的很详细，日本人确实喜欢把事做得很细，琐碎连篇的史料文字，字字句句收录得很完正。
作者似乎很欣赏袁世凯其人，在书中多处评判时，都有明言。但我建议在阅读之时，因在从前自后的史料中，将其连惯体味，袁世凯的人物性格，是能够如泥塑一样，在心中一点点拼凑起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要停留在佐藤铁治郎的论断上，这我是不赞同的。
此书最好之处，在于对清朝时政的一些清晰解读，随着书一页一页的翻过，对于清朝那段历史的认知也不断加深，作者是一个身处在那段历史的人，他的解读，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其中不免有很多关于日本国家行为定义的一些虚假，比如日本是为了让朝鲜独立才会与清朝有了甲午之争，但在今天看那不过是日本接管了清朝在朝鲜的权力，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么的高尚，但仍有大量的分析还是客观的，也是非常难得的。
作为一本记载了大量细末史料的书籍，在被尘封一百多年后，重新摆在大家面前，很珍贵，但作者很深的立场站位，会影响阅读的思维联想，百年前的袁世凯之子要禁此书，我们不难理解，百年后的我们，对于那段值得我们深深牢记、警示、回味的落后史已经有太多的书籍给我们述说过。对袁世凯、清史想有更深入了解，或者你需要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这本书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
本书是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三十年中国、朝鲜观察的精粹，因为解密了很多晚清民国要人隐私，遭到了袁世凯长子和天津官员的封杀，以致孤本尘封于日本外务省百年之久。书中对于袁世凯朝鲜发迹情况记述颇多，而所抄录的来信、电稿、笔谈等，尤其是天津小站练兵时期的条理规章，新政时期的政令措施，很多内容现在已很难找到。无怪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也认为“书中所述内容应有可参考之处”。
北方之汤元原不叫汤元，而是唤作元宵。但在项城袁公世凯先生主政之时，因为元宵谐音“袁消”，大不吉利，袁乃将此名称全面禁止，异以汤元之称。然而袁虽算尽这谐音的机关，却始终不能逃过现实的仲裁。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复民国之称。又于5月因愧怨忧愤之情郁结不散，终于气恼得一病而亡。繁华事散，草木无情。元宵仍在寻常百姓的食案上，袁却真的消了。 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之《袁世凯传》，所述袁生平之事，其实只至1908年。时光绪帝及慈禧先后离世。宣统帝于继位不足两月之际便下诏云袁患足疾，难胜职任，使其回藉养疴、以示体恤。至于袁此后政坛经历之种种，譬如如何任了临时大总统，如何恢复的君主制，又如何取消帝制等精彩之事均未涉及。然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其损益一脉相通。不认前朝，自不明袁公何以至如斯地步。 对袁之评价，无外乎一方面云其破坏维新、开历史之倒车；另一方面云其乃改革良将，康有为维新之志业有许多皆在袁的手下得以完成。这些观念多出自国人，系站在自己民族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此书对袁的价值评定则以国别为界，一应言语皆基于日本利益。因为职业关系，作者先有敏感的政治嗅觉，次因为有着种种便利性而能够接触到许多旁人所不能见闻的资料。因此史料方面尚算详实。然而详则详，却不免多有对日本利益维护的偏向袒护。作为一名记录史实者，首先就失于偏狭。但对袁世凯个人性格、能力的评定上，尚算保持了公允。不论如何，这些皆是第一手极其宝贵的历史意见，能使百年后人们吹散官史教书的浮云而真正看到当年苍山怪石的样貌。 书之第二大特色，是因出版而大费的周折。此书正备装册时，被袁之长子克定等人制止并销毁，幸有孤本散叶尚存于世，方有重见天日之机。书的初版是1909年5月，斯时袁世凯正韬光养晦、著写他的“散发天涯从此去“。而作者竟敢于在此时将搜集到的袁之资料整理而出版、为生人立传。其本意虽或许有着政治上的考量、要使它充当舆论的向导来左右或改变、影响时局，但也不得不说，这无异于关公面前舞刀的行为，每一刀都是对自己知人事之识、分析概括能力的考验。 清末乱世，袁不论是在朝鲜与各国势力明争暗斗以全大清宗主国之地位，还是小站练兵、任职山东、或是在具体事务性的如创设警察机构、建立学堂、开展实业、开创中国司法先河上都比同期之人更为积极努力。看待一位政治人物，首先是事功，其次是德行。于这点上，袁在其职而谋其政，确乎一定程度稳定了政局，成为中坚力量。此书当中，对袁之武官集团并未多述，而着意于文官集团，多揭露袁之任人不当的事实。袁所处之时，具备科学知识的人才极其缺乏，因此袁每有所得必用之，而甚少对其道德进行甄别，以及做进一步的任职考察，手下人因此而有威福之举并不新鲜。至于这“任人不当”一词，尤其是袁晚年时受众愚弄而轻信自己复辟为万人之望并气恼身亡的最终原因。袁生前若多能察之而时时自警，或许落不得如斯地步。 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曾有言：“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右者”。今人异时而居袁公之职，未必比袁做得更好。唯当事人才清楚一波才动万波随之滋味，立足下手皆处处牵掣肘，一令一言或就是拿身家性命做赌注。 所谓磨洗认前朝，借此书之袁世凯前多半历程，而查知其后少半历程，可谓一认；而以它山之石而攻我国之史又为一认；再以袁之生平背景来比拟我之生平背景，更为一认。集此三认，此书亦算善莫大焉。
袁世凯在过去百年间，见诸于所谓主流历史书籍的标签是利益熏心的野心家和有心有胆无能力的帝制梦者！在旧朝廷，以及以革命者呈现的新朝廷的统治者眼里，都是个叛逆！！如果以大而化之的观点与好恶来臧否袁世凯，似乎上述说法多少都不无道理！但是对一个人，特别是身居高位，又权倾一时的掌权者/统治者进行评价，此方法显然是失之偏颇，大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之况！读这本据说“被尘封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几乎一百年之久，不为世人所知”的与袁氏当代的日本人做撰写的，被“国家清史馆编委会”赞誉为“堪称是一本难得一见又充满传奇色彩的著作”，到不是能够揭开袁世凯的内心与外能，更不是对其盖棺论定，只是可以从一个异乡人，当然未必是完全没有自己喜好的人的笔下，了解更多的甚至是更客观的袁氏的一些情形，对全面了解乃至理解袁氏提供更进一步的注脚！！——而此书的确可以提供如此的注脚！！
其实不喜欢日本人，也不喜欢书中的很多观点，不过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袁氏当国，最近很喜欢看传记，尤其是民国的人物传记。
跟以前读的历史差不了多少，没什么特点。
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观察的角度不一样，让人从新的视角了解袁世凯。因为是记者，所以文笔还是很明显的花边消息的感觉。另外，作为一个日本人，对很多历史问题的角度，是一贯地站在日本的角度，这个在阅读的时候需注意。
除了印刷可以之外，内容比较失望
这个真心好坑啊
史家袁伟时有这样一句话: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而袁世凯无论是孤身一人在朝鲜与日本交涉，还是在晚清宪政改革中敢为天下先；无不说明一点：这个人从行为上看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并且这本书的封面很区别于市面的书，很期待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
日本记者写的袁世凯的绝版传记，很期待。看了目录，很不错。
时代书局的这套传记系列总共出了三本，分别是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我读了后两本，先读李鸿章的时候我真是宛转蛾眉欲死书前，那个英国记者写的既拖沓又混乱，简直让我疑心是不是四十年的中国生活使得他水土不服而神经错乱，读了三分之一后就撂下来了。因此我对《袁世凯传》充满了畏惧感，即使并不是同一个作者。读第一章《在朝鲜的日子》的时候我心中暗笑，泥轰人写文章一本正经的德行与我天朝历史教材编纂官们有的一拼，比如说我们历史教材里面写袁世凯如何利用职权为己谋利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佐藤铁治郎也毫不犹豫的列出各条表明我天朝真是讨厌死了，一再的教唆袁世凯破坏大日本帝国苦心孤诣呕心沥血想要指导朝鲜棒子改革开放发家致富奔小康的伟大计划。佐藤兄真是本国民众的称职代言人。虽说第一章可能让你有种“奶奶个腿，被自己教科书洗脑还要被你们反洗的”的怒气，但也同时多出了两点你继续读下去的理由，佐藤写的非常有趣，尽管风流逸事与宫廷秘辛并非本书刻意为之，另一点就是，虽说我很反感被洗脑这个事，但佐藤不遗余力的挥舞着小短腿小短胳膊唾沫星子横飞的喊：喂，事实不是你们听说的那个样子，其实应该是这样的……使得这本书充满了意外的喜感。其实还有于我个人来说不能忽略的第三点，就是：你看，袁世凯虽说不学无术，但是你看丫的文章（当然是文言的）斐然可观啊，佐藤为了证明自己的材料真实可信，引用了大量的臣工奏章个人书信等等，我不由暗咬手指头感叹：...乖乖，写的太好了，必须要学唐朝那个谁活埋了这帮老小子吧这些好文据为己有（你醒醒你咋了）佐藤先生在这本书中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堆袁世凯中年青年时期整个清朝的政局与军事方面各种动荡，还借清朝说世界，我比较遗憾的是，佐藤不知道后来被调回国了还是怎么了，袁世凯晚年，按照本国教科书表述是“独断专权，窃国称帝，阻挠民主前进blabla”的那段历史在这位东洋记者看来是怎样的，尤其是越往后读就越发懊恼为啥只写了这段时期。后世关于老袁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纠结于戊戌告密、二十一条与洪宪帝制三件上，照我看来，称帝这事纯属老袁作死，根据一千八百年前的史实，老袁家和我们老王一样是不能当皇帝的，龙椅坐得早则辫子翘的早。戊戌告密的事虽说历史说上这样讲，但也没啥直接证据，所以头脑靠谱好青年基本上都觉得要存疑，佐藤在书中印证了当时民间流言啊，报纸专栏啊告知我们100年前还没发明味精的时候大伙是怎么看这档子事的，读来大为过瘾，结果读完后气得跳脚，后头两件事都发生在老袁的晚年，恨的我简直想把佐藤铁治郎给掐死，您就是不发表个人看法把资料整理一下也成吧……唉总的来说，佐藤铁治郎的文风挺简洁，绝不东拉西扯，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吴小娟的翻译水平，基于读了百八十本几乎囊括了目前有名没名包括已挂的译者的各路日本文学的功底，我觉得译者的水准非常靠谱，这绝不是吹捧，我也犯不着对吧。佐藤兄对于老袁的评价看似充满对立，但其实统一于一点，不论他写早年袁世凯在朝鲜如何只手遮天干事不地道，还是后来成为股肱之臣若不是被下面坏鸟蒙蔽，再多几个袁世凯这样的人必能带领中国走向新时代。他的表扬与批评都是基于是否于日本有利而发的，是以朝鲜时期的袁世凯独断专行，回国后主持军政的袁世凯乱世英雄，这些评判都因着同一个祖国，同一个出发，看官们莫要差了，因前后评价不对板就以为佐藤也水土不服成了精神病。另外，除了对袁世凯个人的评述，涉及到的自上而下都是很值得一读的。最后我要说两个问题，一是错别字，错别字这东西讨厌死了，比如266页里面袁世敦和袁世惇，明明是同一个人好不？我们中国人明明是头尾做的好看中间糊弄的，校对编辑一定不是中国人，否则咋中间没错字最后两页错呢？二是封面，这个书从内容和引用资料来说都是有收藏价值的，你们不好搞这么一个大力水手似的封面的嘛 阅读更多 ›
看了一遍，对袁公描述一般，其实叫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更贴切，怎么能叫袁世凯转呢，勉强3星
充满了日本人的优越感的一本书。现代中国人估计接受不了。
如同所有的私家笔记一样，佐藤铁治郎版的《袁世凯传》也有着源于视角不同、个人见解迥异和历史局限性等种种方面所引起的偏颇；然而，又不同于很多着力还原史实的材料，这本出自袁世凯生平对手----日本人的袁氏传记又是一本精心雕琢而成的伪史，作者佐藤身为记者，利用职务之便，历时三十余年，用尽各种手段搜集整理袁氏生平活动及手稿、书信等集合成册，又在真实的事件中妄自篡改其背景... 阅读更多
年仅26岁的袁世凯就被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时常出入朝鲜宫廷，并且让朝鲜高宗按照藩国礼仪迎接上国钦差，明确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他还防止朝鲜向外国借款、阻挠朝鲜向西方国家派驻公使，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了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十余年间，他既要和远在... 阅读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