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2005-07
江苏人民出版社
郭颖颐
147
雷颐
无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转变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它认为宇宙万物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这种科学崇拜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大论战，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本书对唯科学主义的根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20年代“科学-玄学”大论战，对各派唯科学主义者的思想实质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
郭颖颐，1932年出生，耶鲁大学博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专长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知识分子史等。
第一篇 唯科学主义的根源 第一章 现代科学对中国思想的教条影响 科学的流行 唯科学主义的实质和演变 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 经验论唯科学主义 第二篇 唯物论唯科学主义 第二章 哲学的唯物主义者吴稚晖（1865—1953） 科学概念 对传统文明的批判 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 宇宙 人类及其生命 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者陈独秀（1879—1942） 科学概念 对传统文明的批判 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 第三篇 经验论唯科学主义 第四章 实用主义者胡适（1891—1962） 科学概念 对传统文明的批判 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 第五章 三位科学家 对传统的批判 人生信条 第四篇 唯科学主义的胜利 第六章 1923年“科学”与“玄学”大论战 序曲 论战 评价 第七章 论战之后： 教条的终结 关于中国社会史本质的论战 “独立的”唯物主义者 其他方面的唯科学主义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具有两个属性：质量和能量）充满整个空间，在永恒地运动，结果是在周期性地发展和消亡；无数天体都互相渗透运动；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太阳系，其中一个行星是我们的地球；在极长的时间过程中，陆续产生了简单的有机物、脊椎动物、灵长动物及人类。⑩而孔德带来的把社会领域引向唯物主义，则是科学不断流行的另一个征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自然的另一个方面也就在控制之下了。孔德企图以他的人类精神发展概念为基础来建构一个科学的社会。孔德认为这种发展分为三阶段：宗教阶段，这期间知识主要来自启示和迷信；哲学阶段，这期间知识主要是思辨的和形而上学的，它沉迷于诸如“本质”和“形式”一类术语之中；最后是实证阶段，即科学时代，这期间只有对科学规律的理解才能达到真的知识。孔德对现代文明崇拜者的最大影响是他把最高的精神地位与科学的工业时代联系起来，我们将考查此点。在赞扬他的更富情感色彩的观点——用科学工具创立科学工业社会时，他在引进对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方面的最初贡献常被忽略。最后，作为此种对未来社会的最后结局，孔德启示出一个新的崇拜物：人道主义。社会科学和固有的唯物论乌托邦主义仍包括在这种新的取向中，这就为马克思的纲领提供了一个前提，虽然马克思对此的论述更精致、更带倾向性。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用生产关系的斗争和变化来解释人类发展的所有阶段，其目的在于“直接”作用于社会。这可被认为是社会唯科学主义的基础。简言之，这时科学适当地利用了这种物质世界观而向前发展（起码在18、19世纪），但是，这种发展却被科学崇拜所掌握，并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哲学。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认为生命的所有方面都从属于自然的秩序并能通过科学方法来控制和认知，因为它们仅是简单的自然物质并按照确定的科学规律运动。这种世界观受到20世纪前半段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尽管这时现代物理学已露端倪，将在未来驱散19世纪科学的狭隘决定论。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无
科学到底是什么，科学在近代中国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巨大影响，本书作者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思想史上的唯科学主义这一现象有很大的帮助。
“科学主义”信仰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思想趋于“西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人在彻底否定原有意义世界，打破旧偶像的同时也积极地寻找着可以作为“救世良方”的新偶像，希望一揽子解决问题。然而，科学主义是否可以解决中国人面临的思想危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与“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富有创意的答案。可以作为兴趣读物与专业参考的好书
老师推荐的，我同学说很好，抽空好好拜读一下，可以看看近代对科学的态度与认识！
科学如刀戟。
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已经收集了10多册，很好，就是价格不低。
书很薄，但很有学术性
就是翻译有点生涩。另外，译者还写过一篇书评，可以结合起来看看。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了解国外中国晚近现代史研究成果和动态比较有价值的参考书，值得好好读读。但当当本次货物配送偏慢，并且造成了部分书籍的损坏，是值得改进之处。
薄薄的一本“小书”，内容很实、很饱满。
可能由于篇幅的原因，问题似乎没有研究透彻，且批判过头，不见得适用于中国实际。
自清末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文明中的各种思想思潮持续、有力而又深刻地冲击着这个古老的帝国。在“立宪”、“民主”、“共和”、“独裁”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而又争议不休的西来语词之中，有一个词却岿然不动，始终保持着屹立的姿态，诚如胡适在20年代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发表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中国人所理解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样的科学？科学这一观念为什么能在似乎没有多少“科学”传统的东方大地以烈风扫枯叶之势传播开来，并未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一观念为何在中国近现代思想进程中扮演着角，甚至决定着中国现代思想的构建？
更有，我们看到，在近代宣传科学最力，影响最大的人当中，如严复、胡适、陈独秀等人其本身并非是科学家。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这些非科学家贡献了巨大的量。
那么这些对科学缺乏真正理解与实践的人，为何又都对科学抱有这么高的热情呢？在一些西方学者研究科学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往往认为科学是对中国传统价值世界的彻底反叛与摧毁，是对旧有思维方式的抛弃。但这样一来，又该怎么回答，一群对自然科学并没有什么研究的人却成天叫嚷着唯有遵循着自然规律才是最高的法则呢？依我看，很多时候我们低估了传统思想对那些不遗余力宣扬要打倒传统，拥护科学的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在与西方列强的争斗中吃尽苦头之后，中国知识人领悟到，中国是落后于西方的，这落后就在于物质的匮乏，不论是生活物资，还是军事
武器。另一方面，以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更为深刻地发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物质，也在于思想上。对于先进的哲学、经济学、
政治学等等学科，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当然准确地说，在这些学科前，还应加上“科学的”三个字。
从十六七世纪牛顿力学体系建立，培根喊出“知识就是力量”那一刻起，科学的内涵在西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意义。在西方语境中，科学是来源于希腊知识传统。希腊学术追求的是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的确定性知识，由此催生出了理性、批判等思维方式。而近代的自然科学，虽然实在继续希腊科学“探索内在性”的追求，但却逐渐把着眼点移向了因果性规律的探索，讲理性逐渐发展了为了一种“工具理性”，科学出现了实用性，功利性的特征。不管是还是资本主义式的工业生产方式，还是令中国知识分子嫉羡交加的坚船利炮，可以说都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家的杰作。虽然这种求力型科学并非科学的全部实质，但其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在孔德、达尔文等人的影响下，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亦被添进了数学、实证的标准，并且这一标准在以后的时间中，不断被人强化与精细。机械、线性的思维方式被不断添加到社会科学中。进而，社会科学变得更加像”科学的社会学“。
中国知识分子，一则囿于文化环境的限制，很难领悟到最原始的科学精神的深刻含义，二则因为科学本身的含义在西方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求力型科学的风靡与壮大，三则因为一种”救亡“的迫切心理，导致了他们的”唯科学主义“，即相信只有科学才能化解中华民族的危机，并把有秩序、可分析的人类社会的自然法与统治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等同起来，进而把科学视为一种终极的价值准则，把科学引入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生观。
我们说，古希腊的科学家关心的是宇宙的问题，国家，民族不是他们终极价值的寄托。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为科学而科学”，探求真理，追求自由的精神品质。而中国近代知识人，抱着一知半解的认识就迫不及待、不容置疑(或许有人会举出胡适的反例，说他并未抱定什么绝对的成见，但不要忘了，他与决定论者有相同的对科学传统的设定与预先假设)地宣传自己的思想。这两幅画面一相比较，我们就能发现差异是多么明显了。
可以说，唯科学主义的泛滥是“中西”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在西方来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发生着重大变化，线性的因果决定论同时被这两类学科接纳，这是外因；在中国来说，由于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救亡”始终是知识分子肩上歇不下的包袱，服膺于求力型科学的巨大威力，进而形成对“科学”的迷信，这是内因。而唯科学主义所产生的影响更是明显而深远的。
不可否认，唯科学主义的宣传立场，的确起到了很大的“科普作用”。举个简单例子，在以胡适为代表的不少知识分子的眼中，清代的考据学可称作是中国具有科学精神的一门典型学问，因为其治学方法是有实证色彩的。而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类学问，并不对自然之谜感兴趣。他们研究的始终是在以社会和伦理世界为基础的儒学教义之内的。而在唯科学主义洗礼过之后的中国大地，自然科学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不少知识分子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去。
但另一方面，唯科学主义的流弊也是深远的。其蕴含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不仅没有剔除中国科学传统中的经验主义成分，反而还有加重的趋势。更严重的影响还在于，唯科学主义把爪子伸向了所有了方面。许多思想，一披上科学的外衣，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尤其是一种自称是“唯物史观”的思想，他们借用最广泛的结论，发展了他们最绝对的语言，预言了他们自己世界观的最后胜利。就在这样一种循环论证中，他们执迷不悟地把中国推向一个又一个灾难。唯科学主义的胜利，有力帮助了一种超级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它在把旧偶像摧毁之时，又亲手打造出了一个新的神袛。
在今天，我们依然值得回味五四时期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但同时，我们还更应该多一分反思。几十年前，在神州大地上风起云涌的科学浪潮，究竟几分真实几分幻影？
恐怕对科学精神的学习与继承之路，远远还没结束，说不定才还正等待着我们去开启。
首先，把“科学”与“人生观”放在一起成为辩论双方的标签，就是很奇怪的。科学屡屡自我标榜为“价值中立”，那么它何以侵入“人生观”的领域并挑战该领域中既有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最恰当的答案是，西方科学、包括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本身就并不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仅仅追求“事实”，而与“价值”无涉。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伴随着近代西方科学的始末。在柏拉图那里，善被等同于知晓真理，事实（真）的领域与价值（善）的领域是连通的，并没有什么二分。中世纪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哲学家，为了解释人之罪恶的起源，强调在理智之外还有意志（will），意志自由的代价即是，即便一个人知道何为善，他也不一定会去行善。然而中世纪的自然哲学（科学的前身）仍然强调上帝的意志的重要作用；文艺复兴只不过把上帝换成了人，意志的、价值的因素仍旧在神秘主义的自然哲学中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在笛卡尔那里表现为物质与心灵的二元论，自然（物质世界）被彻底地“祛魅”（disenchant）了，事实世界成为一个自足的世界。自此，科学似乎能够自由地在事实领域探索，而不用涉及价值方面的问题。这一二分的主题在密尔、韦伯等人的著作中回响，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就表现于，我们通常认为科学家是“超越政治”的。
然而细细看来，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仅仅是近代科学所采取的一种精明的自我辩护；其野心远不止于事实领域——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会满足于对“世界实际如何”作出断言，而总是要“自然”地延伸到“世界应当如何”。价值领域实际上并不是被放在事实领域之外，而是被暗中包含在了事实领域之中。对于近代科学的“吹鼓手”洛克而言，牛顿力学的成就使得他强调希腊原子论者提出（但久久未被主流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认可）的对于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区分，从而设立了将道德的、情感的因素还原为原子可以测量和计算的排列与组合的研究纲领。这一纲领很快在启蒙运动中激起了回响，拉普拉斯梦想通过计算来预料一切。这是一种决定论——既然将要发生的事情早已确定，便根本不会有什么“我们该如何做”的问题；所谓“价值”不过是事实的一部分而已。直至今天，在科学哲学的实在论思想中，事实对价值的吞并仍旧在发生。
这一历史回顾引导我们追问事实对价值之吞并背后的主导观念，这一观念可以称为近代科学背后的技术化思路。近代科学的隐含命题就是，它可以并乐于提供“人生观”的替代品。之所以说它是“替代品”，是因为它并不能直面人在价值问题面前的无所依托的虚无状态，反而加重了虚无的问题，只不过在表面上给人一种能够以技术化手段解决价值问题的假象，类似精神鸦片。
与此相比，中国传统思想中，非但没有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而且价值甚至是更为重要、更不容忽视的东西——一个人无才可以原谅，但无德绝不能原谅。所谓“人生观”，便是传统思想提供的一整套价值系统。在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它所提供的人生观替代品自然与本土的人生观碰撞，造就了这一场著名的论战。而打着科学旗号的马克思主义的加入，实则把水搅得更浑：西方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如K. Popper），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套价值体系；关键在于，这种价值采取了近代科学以事实吞并价值的表现形式，即通过预言世界“将会”如何，来导出我们“应当”如何（当然是应当朝着世界将会变成的样子前进）。中国的传统价值在这场洪流面前当然是招架不住的，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亦在所难免。
至于唯科学主义胜利的影响，第一点是毁灭了传统的精英文化，实际上却又不能够提供新的价值指针，致使群氓文化抬头，从前被饱读经书的士大夫占据的官位转而被目不识丁、小农意识的人占据，造就了“无才者治人，有才者治于人”的吊诡局面。第二点则更为深远，那就是社会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被转换成技术和工程问题，政治成为“社会工程学”，缺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的技术专家们掌握着核心权力，从而在政策中造成了极大的应力和内耗——例如，政策文件中“加强”“加大”比比皆是，如果一件事做得过火，则不是减弱做它的力度，而是“加强对它的遏制”。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看似一群学者之口角，实则影响深远，莫此为甚。
喜欢你对科学的唯物史观的解释，深得我心。